基本信息
0外文書名:MyLifeinFrance
平裝:301頁
正文語種:簡體中文
開本:32
ISBN:722902918X,9787229029180
條形碼:9787229029180
商品尺寸:21x14.6x2cm
商品重量:358g
品牌:中資海派
ASIN:B0047XZXAS
內容簡介
《我的法蘭西歲月:美國廚神茱莉亞•查爾德的美味人生》簡介：一口香煎鰨魚的絕美滋味，改變了她的人生……她如何一步步成為絕代神廚茱莉亞？浪漫的法蘭西給了她怎樣的靈感和啟示？先生保羅如何在她身畔相知相攜，譜寫半個世紀的完美愛情？在《我的法蘭西歲月:美國廚神茱莉亞•查爾德的美味人生》中，你可以得到全部答案。她用快活的筆觸描摹出四十年代末的巴黎風貌、誘人的佳肴美饌，還有形形色色的可愛法國人。但人生並不總是玫瑰色的。在茱莉亞坦誠的自傳中，我們得以窺見光環背後的諸多秘辛：藍帶學校的首次畢業考竟然沒有通過，一炮而紅的成名巨作經歷了幾番坎坷才終獲出版，與“法國姊妹”西姆卡的合作亦非順暢無間，而外交生涯帶來新鮮好奇，也帶來了漂泊不定的無奈。
茱莉亞的一生精彩紛呈。但比美食美景更為吸引人的，是她那鮮活生動的個性。她的認真和堅定讓人無法不心生崇敬，而那爽朗熱誠的天性一似多年老友般親切可人。茱莉亞可謂是近五十年來最可愛的美國人之一，而本書極其精彩地描摹出了她的動人神韻。
編輯推薦
《我的法蘭西歲月:美國廚神茱莉亞•查爾德的美味人生》：如果你不想錯過巴黎暖人的陽光閒適的午後，請看一下《我的法蘭西歲月:美國廚神茱莉亞•查爾德的美味人生》；如果你不想錯過一場異國風味的饕餮盛宴，也請看一下《我的法蘭西歲月:美國廚神茱莉亞•查爾德的美味人生》；如果你不想與一位有著鮮活個性的女主角失之交臂，那更要看一下《我的法蘭西歲月:美國廚神茱莉亞•查爾德的美味人生》。《我的法蘭西歲月:美國廚神茱莉亞•查爾德的美味人生》：相關電影《美味關係---朱莉與茱莉亞》的曝光率極高，梅麗爾憑藉此片喜獲金球獎和奧斯卡（提名最佳女主角）。作為《美味關係》的系列讀物，強力推出。《我的法蘭西歲月:美國廚神茱莉亞•查爾德的美味人生》本身小資情調和勵志意味很濃。不但講述了茱莉亞作為一個不會講法語的美國人在巴黎這座小資城市的美味人生，更透過美食帶領讀者找到生活之樂。《我的法蘭西歲月:美國廚神茱莉亞•查爾德的美味人生》中含有愛情元素。茱莉亞有個外交官老公，全力支持她的烹飪事業，他們的感情也很值得一讀。
媒體推薦
從《我的法蘭西歲月》這本書中，你能看到查爾德的歡悅、激情、努力和信念。別忘了，這可不是一本能空著肚子閱讀的美味之書啊。Bonappétit!——《出版商周刊》
茱莉亞•查爾德在法國的每一天都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探索過程……茱莉亞可能是自班傑明•富蘭克林以來美國“出口”到法國的最棒的人才了！
——《紐約時報》
《我的法蘭西歲月》的文字讀起來像是來自祖母的生活箴言，帶給我們蘊含在餐桌上的生活哲學與人生遐想。
——《書籤雜誌》
就像查爾德本人，《我的法蘭西歲月》這本自傳絕非冗長無趣的陳詞濫調，而是處處透著真誠。她對社會不公的諷刺視角、她的幽默感以及她對景象、聲音、氣味、口味和顏色的敏感，使她的自傳讀來簡單明了、生動有趣。
——《書目》
在現今急功近利的社會裡，晚婚的茱莉亞，她的自信，淡定，從容，執著到最後的成功，都將給予每個女孩一種健康向上的力量。佳肴美味只是點綴，其核心是對生活的持續熱愛，對“婚姻不是墳墓而是新的開始”的樂觀態度值得學習。
——搜狐讀書李小米
“眼前的現實可能是殘酷的，但未來的現實卻可以如此美麗！真誠是一種生活力量，相信茱莉亞“對生活的熱情與真誠不僅感染了許多人，還能給朝著幸福奔跑的我們許多啟發！”
——價值中國網媒介公關經理徐暢
如果你不想錯過巴黎暖人的陽光閒適的午後，請看一下這本書；如果你不想錯過一場異國風味的饕餮盛宴，也請看一下這本書；如果你不想與一位有著鮮活個性的女主角失之交臂，那更要看一下這本書。
——讀書網站頻道編輯劉悅
作者簡介
作者:(美國)茱莉亞•查爾德(JuliaChild)亞歷克斯•普魯多姆(AlexPrud'homme)譯者:蘇西茱莉亞•查爾德(JuliaChild)，1912年出生在美國加州的帕薩迪納。她畢業於史密斯女子學院，二戰期間在美國戰略服務處任職，並遇到了後來的先生保羅•查爾德。1948年，她隨夫君移居法國，為法國精緻的美食徹底折服，因此進入著名的藍帶烹飪學校學習廚藝。名廚就此誕生。37歲才開始學習烹飪的茱莉亞踏入了法國美食這個精妙的天地，也踏入了她精彩紛呈的下半生。1961年，劃時代的《掌握法國菜的烹飪藝術》在美國出版，頓時在全美掀起法式料理的熱潮。這本厚達734頁的洋洋巨著，以前所未見的、詳盡而精確的寫作風格迅速征服了讀者，至今仍在不斷再版。1963年，茱莉亞開始主持名為“法國大廚”的電視烹飪節目，熱情歡快的爽朗天性和獨一無二的顫抖嗓音讓她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廚。1966年，她的頭像登上《時代》雜誌的封面。四十年間，茱莉亞主持了數十檔公共電視節目，撰寫了大量烹飪著作。由於成就非凡，她在坎布里奇家裡的整間廚房被美國史密森尼博物館收藏。2004年，茱莉亞在九十二歲生日的兩天前於加州過世。
亞歷克斯•普魯多姆(AlexPrud'homme)，茱莉亞的先生保羅的侄孫，他是位自由作家，作品常見諸《紐約時報》、《紐約客》、《名利場》、《時代》和《人物》等報章雜誌。他出版過《細胞遊戲》一書，並與麥可•切爾卡斯基合著有《預警》。他與家人現居紐約布魯克林。
目錄
“美味推薦”自序
前言
第1部
第一章美麗的法蘭西
清晨5點45分，美洲號郵輪上，保羅和我從溫暖的鋪位上醒來。前一夜我倆睡得都不踏實，部分是由於天氣，部分是由於難抑的激動心情。我們揉揉眼睛，朝艙壁上的小舷窗往外望去……
第2章藍帶烹飪學校
1949年10月4日，星期二，上午9點，我走進了藍帶烹飪學校的大門。由於感冒，我正雙膝酸軟，還不停流鼻涕……
第3章三個純真的食客
1951年4月的一個星期五，我邀請8位圓鐲美食俱樂部的成員來大學路家裡吃午餐。這個俱樂部的成員全是女性，成立時間可以追溯到1929年……
第4章馬賽魚湯
我們滿懷期望，帶著開放的心態和味蕾，準備品嘗全新的滋味。1953年3月2日，下午5點剛過，滿載著沉重行李的“黑鬱金香”車子停在了小旅館門前……
第2部
第5章美國廚房裡的法國菜
1954年10月初，天空灰暗，空氣寒冷。我們抵達了德國邊境。一想到要在這個怪物般的國家生活，我就難過。可我們還是過了境，我顫抖得像片葉子……
第6章掌握法國菜的烹調藝術
1948年5月，一位年方24歲的女人踏上了為期3周的歐洲之旅，她名叫朱迪絲•貝利。她和一位從貝寧頓來的朋友坐上輪船統艙……
第7章續集誕生
我們的烹飪課程傳授的是布爾喬亞美食的基本技法，而《掌握法國菜的烹調藝術》是它的自然延伸，是對法式料理的廣泛介紹……
第8章《法國大廚》在法國
1970年，我們著手拍攝迄今為止最為野心勃勃的《法國大廚》系列。手裡握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的預算……
第9章茱莉亞•查爾德的廚中秘籍
1971年6月，《真相》雜誌派了一組記者和攝影師來到小窩採訪我。我還記著上兩回《時尚》和《麥考爾》的採訪惹得西姆卡不開心……
尾聲
序言
前言
2004年8月，在加利福尼亞的蒙特西圖，茱莉亞•查爾德和我坐在她家草木蓊鬱的小花園裡，聊著她的人生故事。她身形瘦削，有一點點佝僂，但精神比幾周來健旺得多。我倆合寫的這本書已經進程過半。當我問她對20世紀50年代的巴黎有何追憶的時候，她想起諸多往事：她在藍帶學校學會了烹煮所有食材，從蝸牛到野豬；在巴黎的菜市場，她懂得了“人際關係”的價值。她慨嘆道，在她那個年代，美國的家庭主婦們必須左右騰挪，一邊做湯，一邊煮尿布消毒。她加上一句：“要是把這兩樣混在一塊兒，想想吧，該有多來勁！”早在1969年，寫作這本《我的法蘭西歲月》的想法就誕生了。那時，她的先生保羅正在翻閱數百封家書。那是他們夫婦倆在1948—1954年寫給保羅的雙胞胎兄弟查爾斯•查爾德（我的祖父）的。那段時光對他倆的性格和生活有著莫大的影響，也是他倆最為珍愛的一段日子。保羅建議，應該基於這些信件寫一本書出來。但出於這樣那樣的原因，這本書終未能寫成。保羅在1994年過世，享年九十二歲。但茱莉亞從未放棄這個想法，時常提起她想寫這本“講法國的書”。從某種意義上說，她把這本書視作送給先生保羅的禮物，正是他，讓她一下子愛上了巴黎。
我是個職業作家，長久以來，我一直想跟茱莉亞合作。但她是個喜歡單幹的人，多年來一直婉拒我的提議。2003年12月，她再度提起這本“講法國的書”，語氣中充滿悵惘和渴望。我再次提出幫她寫作的建議。她已經九十一歲了，健康狀況時有波動。這一回她說：“行啊，孩子，或許咱倆應該一起寫。”
我的工作很簡單，就是幫助茱莉亞講述她的故事，可這並不總是很容易。儘管她是個天生的好演員，可她更是一個不願意暴露內心私密想法的普通人。我們慢慢地進入了合作狀態，最終磨合出了一個高產的工作節奏。每個月總有幾天，我坐在她家的客廳中提問題，閱讀家信，聽她講述。起先我把談話錄下來，可當她用修長的手指戳戳錄音機的時候，我知道這東西分散了她的注意力，於是改記筆記。關於那“可愛的老法蘭西”，我們談論的時間越長，她回憶起的往事就越多。她的述說總是充滿生動活潑的調子：“噢，那油滋滋的法國烤雞啊，噴噴香，雞肉味兒十足！”
不少最精彩的談話發生在餐桌前、汽車上或是前往農家市場的途中。某些東西觸動了回憶，於是她會突然間給我講起，當年怎么在巴黎學做法棍麵包，在馬賽做濃味魚湯，或是如何在法國人的晚宴上過得從容自在：“只要像法國人一樣，嗓門大，語速快，堅定不移地聲明自己的立場，你就能過得開開心心的啦！”
書中幾乎所有的語言都是茱莉亞或保羅的原話。可這畢竟不是一本學術著作，偶爾我也會把他倆的話糅合在一起。茱莉亞鼓勵我這樣做，她說，她和保羅經常在家信末尾署名“PJ”或“保莉亞”，就像他倆是一個人似的。我撰寫了一些說明性和過渡性的文字，寫的時候，我盡力仿效茱莉亞那個性十足的遣詞方式——“噗通！”、“呸！”、“喲！”和“萬歲！”。一旦收集到了足夠的材料，我就會寫出一小段文稿來。她會熱切地閱讀，糾正我的法語，想起什麼的時候，就用一筆向右傾斜的小字，添上幾句。她很喜歡這個過程，也是個嚴格的編輯。“這本書讓我渾身是勁兒！”她這樣說道。
茱莉亞和我有著同樣的幽默感和好胃口，而且她覺得我長得像保羅，這大概對我們的合作有好處。至於我，我很感激有機會再度接近她，可以親身參與這樣一個有趣的項目。有些作者會發覺，跟合作者相處的時間越長，就越是不喜歡對方。可我的感覺正好相反：我越是了解茱莉亞•查爾德，就越是尊敬她。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工作起來的那種認真的勁頭；是她既能一心撲在法蘭西美食的“規則”中，同時又能保持開放和不斷創新的心態；還有她遇到挫折時的堅定和堅持。茱莉亞從未失去過好奇心。她曾經給予人們莫大的靈感和激勵，如今仍然是這樣。
另一個偉大的靈感之源是我們的編輯朱迪絲•瓊斯，她已經與茱莉亞合作了四十多個年頭。她憑著耐心和對本書主題的深刻理解，在這部書稿的雕琢過程中，貢獻出不可或缺的力量。此外，朱迪絲的助手肯•施奈德也貢獻良多。
2004年8月13日，也正是她九十二歲生日的兩天前，我們在花園裡進行了最後一次談話，之後茱莉亞由於腎衰竭在熟睡中溘然長逝。次年，我完成了這本《我的法蘭西歲月》，可每一天我都希望能打電話給她，請她再仔細講述某段故事，跟她分享幾條新聞，哪怕只是閒聊上幾句。我想念她。但是，就在這本書的字裡行間，茱莉亞的聲音像往常一樣生動、睿智、鼓舞人心。就像她愛說的那樣：“我們合作得真愉快！”
亞歷克斯•普魯多姆
2005年8月
自序
這本書里要說的，是我這輩子裡至為珍愛的人和事：我的先生保羅•查爾德；美麗的法蘭西；還有種種烹飪和美食的樂趣。寫這本書，對我來說也是個新鮮事兒——我沒有在裡頭羅列食譜，而是講了一系列相互關聯的人生故事。這些事情大部分發生在1948年到1954年間，也就是我們住在巴黎和馬賽的時候，還有一些後期住在普羅旺斯的經歷。早年在法國的那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美妙的時光。它們標誌著一個至關重要的轉變時期，在那些日子裡，我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也經歷了感官的覺醒，而且有那么多賞心樂事啊，讓人目不暇給。我完全沒有料想到在法國將會遇見什麼，在搬到法國之前，我過的完全是另一種人生。我在美國加州的帕薩迪納（Pasadena）長大，那兒陽光充沛，人文氣氛淡薄。我家是箇中上階層的白人家庭，家境不錯；我父親名叫約翰•麥克威廉斯（JohnMcWilliams），是個作風保守的商人，經營家族的地產生意；母親名叫卡羅琳（我們都叫她卡羅），性格熱情，喜歡社交。但是，跟她的大多數女友一樣，她不會在廚房裡花太多時間。偶爾，她會快手快腳地用發酵粉烤個餅乾，用芝士做點吃的，或是弄點熏鱈魚。可這不算做飯吧。所以，我也沒什麼廚事經驗。
小時候，我對鍋碗瓢盆這些事兒一點興趣也沒有。我的胃口一向不錯，尤其愛吃加州的美味肉食和新鮮蔬果。可從沒人鼓勵我下廚，對廚藝我完全不得要領。我們家請了好幾位廚子，他們愛做典型的美式菜餚，把盤子裡堆得滿滿的——肥肥的烤雞，配上黃油土豆泥和奶油菠菜；帶有漂亮油花的大塊T骨牛排；或是烤成灰白色的羊腿（不像法國人，會把羊腿烤成嫩嫩的粉色），搭配棕色的肉汁和綠色薄荷醬。味道噴香，可算不得是精緻美食。
而我先生保羅是在波士頓長大的，他母親是個頗有波西米亞味道的女子，曾在巴黎生活過，做得一手好菜。保羅比我大十歲，極有學養；二戰期間我們認識的時候，他已經週遊過世界了。他衣著考究，說得一口漂亮法語，而且熱愛醇酒美食。諸如白酒貽貝、勃艮第紅酒燉牛肉、香橙鴨這樣的菜餚，他如數家珍，可在我這種門外漢眼裡，這儘是些既難念又聽不懂的外國詞兒，真是絕望啊。嫁給保羅是我的幸運。他是絕妙的靈感之源，他對紅酒和精饌佳肴的熱愛讓我懂得了什麼是品位，而他的鼓勵幫我度過一個個令人氣餒的難關。要是沒有保羅•查爾德，我永不會擁有如今的事業。
二戰期間，我們在錫蘭（Ceylon）（斯里蘭卡）初識，1946年9月結婚。那時候，政府部門的薪資微薄，又要跟新婚丈夫開始生活，我覺得最好還是學著自己下廚。婚禮舉行之前，我在洛杉磯上了一門為準新娘開設的烹飪課，跟著兩位英國婦人學做班戟（即pancake，薄薄的蛋奶薄煎餅。——譯者注）之類的東西。但我給保羅做的第一頓飯更有“野心”：紅酒燉牛腦！除了菜名聽起來頗具異國風情，能給新婚丈夫留下深刻印象之外，我想不出自己為何要做這道菜。我粗粗看了看菜譜，覺得並不難做。可做出來的成品呢，嘖嘖，賣相慘不忍睹，味道也不怎么樣。實際上，那頓飯簡直一塌糊塗。保羅一點沒放在心上，當晚我們搜尋了點別的東西填了填肚子。可在內心深處，我很生自己的氣，而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想學做飯了。
新婚第一年，我們住在華盛頓喬治城（Georgetown）橄欖大道上的一座白色小板房裡。保羅為國務院做布展工作，我做檔案管理員。晚上，我帶著滿腔熱忱衝到爐子跟前，胳膊底下夾著《烹飪的樂趣》（JoyofCooking）或是《美食》（Gourmet）雜誌，心裡卻沒多少廚房常識。我做的菜味道還行，可既費時又費力。總是等到晚上十點，我才能把菜端上桌，吃不了幾口就癱倒在床了。保羅的耐心真是無窮無盡啊，可數年後，他在一次訪談中承認：“起先茱莉亞的手藝不算成功……但我很勇敢，因為我想娶她。我相信我掩飾得挺好，沒露餡兒。”（他的確沒露餡兒。）
1948年冬天，保羅得著一份工作邀約：到巴黎去管理美國新聞處（UnitedStatesInformationService,USIS）的展覽部，我隨他同去了。之前我從未去過歐洲，可我們一在巴黎安頓下來，我就知道，自己何其有幸，來到了一個充滿魔力的都市。直到今天，巴黎仍然是世上我最鍾愛的地方。慢慢地（而且熱情越來越高），我全心全意地開始學習這個新家裡的語言和文化。
在巴黎，以及遲些時候的馬賽，我身邊儘是世上最為精緻講究的佳肴美饌，又有個熱愛美食、懂吃又會吃的先生，所以，我學做“布爾喬亞美食”，也就是精緻的法蘭西傳統家常菜，簡直就是順理成章。這是心靈的覺醒。我一下子愛上了那些光鮮誘人的菜式和身懷絕技的大廚們。我們在法國待得越久，我的愛就越深沉。
在合作撰寫這本書的過程中，亞歷克斯•普魯多姆和我真是幸運，我們在一起花了很多很多時間，講述往事、追憶、喃喃自語。記憶是有選擇性的，我們並不打算把舊事事無巨細地一一再現，而是想把重點放在某些大大小小的片段上——五十多年了，這些記憶一直跟著我，從未忘懷。
亞歷克斯生在1961年，那年正逢我們的第一本書《掌握法國菜的烹調藝術》問世（我和西蒙娜•貝克[SimoneBeck]、露伊瑟•貝賀多[LouisetteBertholle]合著）。如今，由他跟我合寫這本書，追憶當年書籍的誕生過程，真是再合適不過。
一沓厚厚的收藏給我們的研究幫了大忙——從那時起就存留下來的家信、記事簿、還有保羅拍的照片、畫的素描、寫的小詩，做的情人節卡片。保羅有個雙胞胎弟弟查理•查爾德，當年住在賓夕法尼亞州的巴克斯縣（BucksCounty），他倆每周都要通信。在寫家信這回事兒上，保羅認真極了：他會專門留出寫信的時間，力求把我們的日常生活詳盡如實地記錄下來。他喜歡手握一支特別的鋼筆，用漂亮又流暢的字跡每周寫滿三到六頁紙。通常，他會把我們去過的地方畫成小小的素描圖，或拍下照片（此書中我們選用了一部分），或是用票根或新聞紙做成小幅的拼貼畫。我一般會寫上一兩頁，用打字機打出來，常常拼錯詞兒，語法也別彆扭扭的，而且滿是感嘆號。我喜歡寫寫當時在煮些什麼菜，或是記下周圍人們的趣事。這么些年了，這幾百封寫在淡藍或白色航空信箋上的信全部好好地保存了下來。
如今，當我重讀它們，當年舊事一下子鮮活地在眼前再現：保羅注意到幽暗塞納河上閃爍著粼粼的秋日波光、他和華盛頓那幫官僚們進行著無休無止的“奮戰”、黃昏時蒙馬特區的氣息、還有一天晚上，我們瞧見頂著爆炸頭的科萊特（即法國國寶級女作家西多妮•加布里埃爾•科萊特，SidonieGaBrielleColette。——譯者注）在美輪美奐的“唯福餐廳”（LeGrandVéfour）用餐。在我的信里，我熱忱地記述下第一口法式明火烤鴨的香濃滋味，或是在勃艮第路（RuedeBourgogne）市場的賣菜婦人那兒聽來的小道八卦，還有我們的貓兒米奈特最近搞了什麼惡作劇，或是這些年來出烹飪書的成成敗敗。我們家人簡直有預見能力似的，把這些信好好保存了起來，好像他們早就知道，有一天亞歷克斯和我會坐下來一起寫這本書似的，真不可思議。
我們要向許多對此書有幫助的人和機構致以誠摯敬意。特別要感謝的是我的摯友、我這輩子的“專用”編輯、克瑙夫出版社（Knopf）的朱迪絲•瓊斯（JudithJones），感謝她犀利的眼光和不露痕跡的編輯。我也要感謝兩位親愛的法國“姊妹”，即跟我合作寫書的西蒙娜•貝克和露伊瑟•貝賀多；還有我的妹妹多蘿西、熱心腸的侄女費拉•卡曾斯（PhilaCousins）、侄子薩姆（Sam）；我的得力助手史蒂芬妮•赫什（StephanieHersh），律師比爾•特拉斯洛（BillTruslow）。我們要感謝哈佛大學拉德克利夫學院（RadcliffeInstitute）的施萊辛格圖書館（SchlesingerLibrary），承蒙他們收藏我的大堆手稿和保羅的攝影作品；感謝史密森尼博物館（SmithsonianInstitution，也稱史密森尼學會，是美國一系列博物館和研究機構的集合組織，同時也是世界最大的博物館系統和研究聯合體。——譯者注）的美國歷史館，展出我職業生涯里的各種物件，其中包括我們在麻省坎布里奇家裡的整間廚房；感謝WGBH，波士頓公共電視台；感謝我的母校史密斯女子學院（SmithCollege）；同時亦要感謝眾多家人和朋友們，在我們撰寫此書期間，為我們提供舊日軼事、照片、溫情的陪伴和香噴噴的美餐。
當年我曾和保羅在巴黎同住，如今又能和亞歷克斯在字裡行間重溫那段時光，多么開心，多么幸運！我希望你讀這本書的時候，也能像我們倆寫它的時候一樣，樂在其中。祝你好胃口！
茱莉亞•查爾德
加利福尼亞，蒙特西圖
2004年8月
文摘
第1章美麗的法蘭西遠渡重洋
清晨五點四十五分，美國號郵輪上，保羅和我從溫暖的鋪位上醒來，朝艙壁上的小舷窗外望去。前一夜我倆睡得都不踏實，部分是由於天氣，部分是由於難抑的激動心情。我們揉揉眼睛，向玻璃外張望。外頭霧蒙蒙的，在浮動的迷濛和深藍色的黎明微光中，依稀看得見岸邊閃爍的燈光。1948年11月3日，星期三，我們終於抵達法國的勒阿弗爾（LeHavre）。
我從沒來過歐洲，心中對未來一片茫然。船已在海上行駛了一個星期（感覺上可要長得多），我早就迫不及待地想踏上陸地了。自打親人們在滿城秋色的紐約把我們送上船，這艘美國號郵輪就直挺挺地駛進了北大西洋的狂風中。龐大的船體在樓房高的巨浪中顛簸著，海浪的拍打聲、搖撼聲、顫抖聲、嗚咽聲……在耳邊不停迴響。過道里懸掛著救生索。抬高……抬高……抬高……巨大的船身不斷上揚著，攀到了波峰，猶豫搖擺一會兒，然後跌落……跌落……跌落……船頭不斷下滑，一頭扎進波谷，濺起大片大片的水沫。我們筋骨酸痛、精神萎頓，地上滿是摔得粉碎的碗碟。絕大多數乘客和部分船員都難受得面無人色。保羅和我幸運得很，我倆有當水手的潛質，胃口猶如鐵打般堅定：有天早上，只有五個乘客勉力去吃了早餐，我倆就在其中。
我在海上的旅行經驗很少，只是在二戰期間往返過亞洲，卻從沒經歷過這么厲害的風暴。可保羅見多識廣，凡是能想像出的各種天氣他都經歷過。二十年代初，他付不起大學學費，搭上一艘運油船從美國去了巴拿馬；他曾搭乘過小渡船，從馬賽港前往非洲；他從義大利的里雅斯特（Trieste）出發，穿越地中海和大西洋，到達紐約；他也曾在一艘雙桅帆船上當過船員，從新斯科舍（NovaScotia）駛向南美；二戰期間他還在中國海上的一艘指揮艦上工作過一陣子。他見識過海上的龍捲風、大雷雨，以及諸多“大自然的原始暴力”——他用的就是這個詞兒。保羅有時候極有大丈夫氣概，有時候又安靜而執拗，書卷氣十足。他特別恐高，卻會強迫自己在狂風巨浪中站上纜索裝置的頂端。在這艘顛簸搖晃的美國號上，為我倆的安全問題操心的主要是他，這也蠻符合他的性格。
那年，保羅得到了一個在巴黎美國大使館的工作機會，負責美國新聞處展覽部門的工作，職責是通過視覺藝術的手段，增強法美兩國的聯繫。這算是文化和宣傳方面的事務，而他正是不二人選。二十年代初，保羅在巴黎工作生活過，能說一口流利法語，並且極為欣賞法國的醇酒和美食。在這世上，巴黎是保羅最心愛的城市了。因此，美國政府給他這個機會的時候，他立即答應下來。我呢，就算作他額外的一件行李，一道跟過去啦。
我倆一致認為，旅行有如情感關係的試金石：這一路上，我們無可避免地會碰見亂子，也會驚喜連連，如果我們能對付得了這個，那後半輩子必定能和諧相處。到目前為止，我們做得還不賴。
1944年夏天，我倆被戰略服務處（OfficeofStrategicService,OSS）（即美國中情局的前身）派往錫蘭，在那兒我們相識了。保羅是個藝術家，政府雇他是為了建立軍情室，方便蒙巴頓將軍（GeneralMountbatten）研究情報人員發回的情報。我是登記處的頭兒，負責處理情報人員發回的實地報告和其他最高機密文檔。戰爭後期，保羅和我被派往中國昆明，在那裡我們為魏德邁將軍（GeneralWedemeyer）工作，一邊繼續談戀愛，一邊大啖鮮香美味的中國菜。
儘管我們是在異國他鄉認識的，可我們從沒覺得在亞洲的那段日子像是“出國”：我們每周工作七天，睡在軍營里，時不時地要聽從軍隊派遣。
可現在戰爭結束了。我倆在1946年結了婚，在華盛頓住了兩年，如今又要搬往巴黎。自打1946年9月1日的婚禮以來，我們兩人都一直忙個不停，連個像樣的蜜月都沒享受過。或許在巴黎待上幾年會彌補這個缺憾，找回蜜月的感覺。唔，這計畫聽上去挺不錯。
當我透過舷窗，望著勒阿弗爾的閃爍燈火時，我發現自己對眼前的景象一無所知。對我來說，法蘭西是個模模糊糊的抽象概念，是個一直存在於想像中，卻從未真正觸碰過的國度。我迫不及待地想上岸去，可同時心裡充滿了疑惑。
在美國加州的帕薩迪納，我長大的地方，法國的聲譽可不怎么樣。儘管我那位身量高挑、不苟言笑的爸爸（“大個子約翰”•麥克威廉斯）從沒去過歐洲，一個法國人也不認識，可他喜歡說歐洲人——尤其是法國人——全都“性格陰沉”，“舉止卑鄙”。我倒是認識幾個法國人，可她們幾個都是老師，全是怪裡怪氣的老處女。死記硬背地“學”了幾年法語之後，我一個法語詞兒也不會說，也聽不懂。更有甚者，拜《時尚》（Vogue）雜誌和好萊塢大片所賜，我懷疑法國人儘是些甜膩膩嗲兮兮吹毛求疵的主兒——女人們過分講究，梳著精巧的髮型，都是招人討厭的嬌滴滴小東西，男人們全是阿道夫•門吉歐（AdolpheMenjou，1890.2-1963.10，美國男演員。——譯者注）那種類型的，喜歡捻著小鬍子，調戲女孩子，整天思謀著怎么欺負美國鄉下人。
而我是個加州人，身高六英尺兩英寸，“芳齡”三十六，大嗓門兒，嘻嘻哈哈，大大咧咧。從眼前舷窗看到的法國，就像個巨大的問號橫亘在我面前。
美國號慢慢地駛進了勒阿弗爾港。戰後的殘跡隨處可見：巨大的起重機、成堆成堆的磚頭、炸毀的斷壁殘垣，還有銹跡斑斑、半沉沒的廢棄船隻。拖船把我們推向碼頭，我倚著欄桿，朝船塢上聚集的人群里看去。一個魁梧粗魯的男人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有張飽經風霜的面孔，嘴角斜叼著一支燃著的紙菸。他正在沖某人大叫大嚷，一雙大巴掌在腦袋頂上揮舞著。這個搬運工像頭快活的大熊，大笑著往周圍拋著行李，完全沒注意到我在看他。他凸凸的肚皮和寬厚的肩膀包裹在深藍色的工作服中，多有魅力的色澤啊；他身上有種率真質樸的氣質，看了真教人開心，我的焦慮慢慢緩釋開來。
原來這才是真正的法國人，我對自己說。他可不像阿道夫•門吉歐。感謝老天爺，這個國家裡也有有血有肉的人！
清晨七點，保羅和我上了岸，我們的行李也過了海關。接下來的兩個小時，我們乾坐在一邊，抽菸打哈欠，把衣領豎起來，抵禦毛毛雨的微寒。終於，一架起重機把我們天藍色的大別克旅行車（我們親昵地叫它“藍光”）提出了船。別克車掛在吊索上，在高空中晃悠了幾下，然後被放落在碼頭上，觸地的時候車身跳了兩跳。一群技師立刻圍了上來——他們頭戴黑色的貝雷帽，身穿白色的屠夫式圍裙，腳踏著巨大的橡膠靴。他們給“藍光”加上機油、汽油和水，掛上外交牌照，然後把我們的十四件行李和半打箱子毯子胡亂堆在車上。保羅給了他們小費，然後去重新擺行李，免得擋住後車窗。他對行李擺放要求高著呢，而且特別擅長幹這個，跟個拼圖高手似的。
待保羅收拾完，雨漸漸停了，大塊大塊的藍天從灰色雲層中露出臉來。我們擠進車子前座，把寬寬的、隆隆作響的車頭對準東南方，朝向巴黎。
香煎鰨魚
說不上為什麼，諾曼第鄉間那純粹的法國風情深深打動了我。比起電影裡的場面，或是雜誌里對“法蘭西”的描述，這裡真實的景色、聲音、氣息要獨特有趣得多。儘管有些地方（比如伊沃托[Yvetot]）仍然留有戰爭的傷痕，地上還有炸彈留下的坑洞和成團的鐵絲網，但每一個小鎮子都有獨特的風味。路上幾乎沒有汽車，但腳踏車卻成百上千，還有趕著馬車的老人、穿著黑衣的婦女，和腳踩木鞋的小男孩。電話亭的大小和形狀跟美國的不一樣；田野里的作物密密麻麻；路旁沒有廣告牌；偶爾可以見到粉白相間的灰泥外牆小別墅，坐落在一本正經的林蔭道盡頭，那模樣笨笨的，可又很漂亮。沒想到的是，鄉間那混合著泥土芳香和炊煙味道的氣息，山野間起伏的線條，還有種滿捲心菜的碧綠菜地，讓我倆想起了中國。
喔，美麗的法蘭西！我還未曾了解你，卻已經愛上了你！
中午十二點半，我們飛馳到了魯昂（Rouen）。車子經過古老美麗的鐘樓，然後是著名的大教堂。教堂身上還留有戰爭的瘢痕，可彩色玻璃的花窗依然宏偉莊嚴。我們在“老市場廣場”（laPlaceduVieuxMarche）上逗留了一會兒，當年聖女貞德就是在這裡遭受火刑的。《米其林指南》（GuideMichelin）建議我們去王冠餐廳（RestaurantLaCouronne），它修建於1345年，是座中世紀的木結構房子。保羅滿懷期待地大踏步往那兒走去，可我心裡猶豫得很，一會兒擔心自己穿得不夠時髦，一會兒又怕自己不會說法語。那些服務生八成會聳聳他們的法國尖鼻子，瞧不起我們這些美國觀光客吧。
餐館裡很暖和，裝飾著棕白相間的色調，一副舒適的老派風格，既不謙卑也不奢華。屋子那頭有個大大的壁爐，裡頭有個鏇轉的烤肉叉，上頭正在烤著什麼，散發出的香氣讓人如同置身天堂。餐廳領班上前來招呼我們，這是個瘦瘦的中年男子，一頭黑髮，一副溫文又認真的作派。保羅和他說了句什麼，領班微笑著，熟稔地答著話，好像他倆是多年老友似的。隨後，他把我們領到一張舒服的桌子前頭，離壁爐不遠。其他食客們都是法國人，我發覺他們得到的是同樣殷勤的招待。沒人對我們翻白眼，或是顯出一副傲慢的神色。實際上，服務生們看上去很歡迎我們。
落座的時候，我聽見鄰桌兩個穿著灰西裝的男人正在向侍者詢問著什麼，那位年長些的侍者顯得十分高貴，正拿著選單比劃著名，詳盡地解答他們的問題。
“他們說什麼呢？”我悄聲問保羅。
“那服務員正給他們解釋剛點的雞肉，”他悄聲回答我。“那雞是怎么養的，怎么個煮法，該點什麼配菜，還有配哪種葡萄酒最合適。”
“葡萄酒？”我說。“大中午的就喝酒啊？”除了售價1.19美金的加州紅酒，我沒喝過其它葡萄酒；當然，更不會在中午的時候喝。
保羅解釋道，在法國，美食被視作國粹，也是高尚的藝術，人們在午餐和晚餐時都會喝葡萄酒。“秘笈在於適可而止，”他說。
忽然間，餐館裡充滿誘人的複雜香氣，那味道很熟悉，可又叫不上來。第一陣氣味很像洋蔥——“紅蔥頭”，保羅“鑑定”道，“在新鮮黃油里爆香的。”（“紅蔥頭是什麼東西？”我怯怯地問。“待會兒你就知道了，”他說。）這時候，廚房裡傳來一陣溫暖又帶有酒香的氣息，像是廚子正在爐子上收濃美味湯汁。接著又是一陣清酸：大陶碗裡正在拌沙拉，檸檬汁，紅酒醋，橄欖油，再灑一點兒鹽和胡椒。
我的肚子咕咕叫了起來。
我沒法不注意到，侍者們個個都懷著含蓄的喜悅之情，好似他們畢生的使命就是為了把客人照顧得舒適自在。其中一個翩然而至，在我肘畔站住。保羅看著選單，連珠炮似的用法語問他問題。這位侍者看上去很享受著來來回回的討論過程。噢，我是多么心癢難耐啊，多想跟他們一塊討論啊！可相反，我只能微笑著，稀里糊塗地點著頭——儘管我已經在拚命吸收周圍發生的一切了。
我們的午餐以六隻牡蠣拉開了序幕，貝殼已經撬開，蚝肉擺在單片的殼上。我早已習慣了華盛頓到麻省一帶淡而無味的牡蠣，從沒覺得這東西有多好吃。可這一盤子牡蠣有著濃厚的海水味道，口感之柔滑是我從不曾體會過的，真讓人又驚又喜。配牡蠣吃的是幾片paindeseigle，也就是裸麥麵包，上頭塗著無鹽黃油。保羅向我解釋道，像紅酒一樣，法國的黃油也是有“產區”的，不同的產區出產不同風味的黃油。夏朗德黃油（BuerredeCharentes）味道濃郁，一般是做酥皮麵團的時候用，或用來做菜；伊西尼黃油（beurred’Isigny）則是更為精緻、清淡的餐桌用黃油。抹在這幾片裸麥麵包上的正是這種“伊西尼”。
魯昂的鴨肉料理遠近聞名，但是諮詢過侍者後，保羅決定點香煎鰨魚。菜來了：一整條又大又平的多佛（Dover）鰨魚，煎成完美的金黃色，浸在黃油醬汁里，魚身上星星點點地撒著歐芹碎。侍者小心地把平盤放在我倆面前，後退一步，然後說了句：“Bonappétit!”（法語，意為“祝您好胃口！”——譯者注）
我閉上眼睛，深深呼吸著氤氳升騰的香氣。然後，我叉了一塊魚肉送到嘴邊，咬了一口，慢慢地咽下去。鰨魚肉鮮甜清淡，帶著一絲輕微卻一清二楚的海鮮味，而且和黑黃油醬汁的味道出奇地融合。我細細地咀嚼著，慢慢地吞咽著。完美的滋味啊。
在帕薩迪納，我們一般會在星期五晚上吃烤鯖魚，七月四號國慶的時候吃雞蛋醬汁鱈魚丸和水煮鮭魚，去山裡露營時，偶爾吃吃平鍋煎的鱒魚。可這回在王冠餐廳，我嘗到了真正的魚的滋味，真切地體驗到了美食的感覺——這是我之前從未體會過的。
享受美餐的同時，我們開開心心地喝光了一整瓶普伊芙莫乾白（Pouilly-Fumé），這款酒產自羅亞爾河谷（LoireValley），有種清新明快的味道。又是一次覺醒！
然後上來的是綠蔬沙拉（saladeverte），用微酸的油醋汁調味。我還嘗到了人生第一口真正的法棍麵包——金黃鬆脆的外皮，鬆軟卻很有咬勁的淡黃色內瓤，帶著一絲淡淡的麥香和酵母香。太好吃了！
飯後，我們愜意地吃了些法國白芝士當甜點，並以濃醇的滴濾咖啡結束了這頓午餐。侍者把一套裝置擺在我們面前：一個杯子，上頭架著一個金屬的過濾器，裡面盛著咖啡粉和滾開的水。在我們兩個心急饕客的催促下，熱水終於滲流到下頭的杯子裡。這過程真有意思，而且有滋味獨特的黑咖啡喝。
保羅付了賬，跟領班聊了幾句，十八年來第一次重回巴黎，他是多么心急啊！餐廳領班一邊微笑，一邊在一張卡片背後草草地寫著什麼。“喏，”他把卡片遞給我。在保羅的翻譯下我搞明白了。原來，王冠餐廳的擁有者多杭家族（Dorin）在巴黎也有生意，那家館子名叫“鱒魚”（LaTruite），領班剛在在卡片背後為我們寫了幾句推薦詞兒。
“鞋鞋您，閒剩，”我突來一陣勇氣，操起法語對他說道，可那蹩腳發音連我自己聽了都難受。侍者毫不介意地點點頭，轉身去迎候新來的客人了。
保羅和我飄飄然地走出餐館，步入燦爛的陽光和清涼的空氣中。我們在法國共進的第一餐絕對完美。這是我這一生中享受過的最激動人心的美餐。
回到“藍光”里，我們繼續朝著巴黎開去。這條高速公路是美國陸軍工程兵團（U.S.ArmyCorpsofEngineers）修建的，雙向雙車道，路中央以草坪隔離帶分開，還有設計過硬的天橋和地下通道，這副情景讓我們想起紐約城外的哈琴森河公園大道（HutchinsonRiverParkway）。不過，隨著暮色降臨，這感覺消失了，遠處漸漸出現了一個不可能錯認的剪影——艾菲爾鐵塔。紅色的燈光一閃一閃地勾勒出它的輪廓。
巴黎！
晚上，我們由聖克魯門（PortedeSaint-Cloud）進入巴黎。在這座城市裡開車感覺真奇怪，而且很危險。街燈被調暗了，出於某些原因（戰時的習慣嗎？），巴黎人開車的時候只打開停車燈。幾乎看不見行人或路標，而且交通擁堵，車子走得慢極了。和中國或印度不一樣的是（那兒的人們開車也只打停車燈），巴黎人覺得路前方有東西的時候，會不停地閃動大燈。
穿過皇家大橋（PontRoyal），沿著巴克路（RueduBac）上行，快到聖日耳曼大道（BoulevardSaint-Germain）的時候，我們停在了蒙塔龍貝路（RueMontalembert）7號，皇家大橋酒店（HôtelPontRoyal）的門口。我倆都筋疲力盡，可心情激動極了。
保羅把行李從車子上卸下來，然後駕車駛入了霧蒙蒙的暗夜。他要去找個停車場，據說離得不遠，只有五分鐘路程。聽人說，晚上把車停在街邊不安全。我們的別克車——法國汽修工管它叫“美國大傢伙”——比當地的雪鐵龍或標緻車子都大得多，保羅急切地要給它找個安全的地方。我帶著行李進了房間，卻發現腳下的酒店像美國號郵輪一樣，左右搖晃。我還沒找回腳踏陸地的感覺吶。
一小時過去了，保羅依舊不見蹤影。我餓了，而且越來越心焦。終於，他氣急敗壞地回來了，說道：“真見鬼，我開錯了方向——本該沿著拉斯佩爾大道（BoulevardRaspail）往回開的，結果我往前走了，然後又沿著聖日耳曼大道兜了回來，還以為那就是拉斯佩爾，結果開進了一條單行道。所以我把車子停下，走路去找。等到我終於找到了車庫，又找不到車子了！我以為我把車停在了拉斯佩爾，可實際上停在了聖日耳曼！誰都不知道那車庫在哪兒，也不知道酒店的方向。最後總算把車子開到了車庫……咱們去吃飯吧！”
我們去了聖日耳曼大道上的一家小館子，儘管沒有一樣菜比得上王冠餐廳（它成了我的味覺標桿，每吃一頓飯我都會跟王冠的那一頓比較一番），可味道也不錯，只是館子裡擠滿了觀光客，讓人失望。我才剛到巴黎幾小時，卻已自認為是本地人了。
保羅在美國新聞處的工作職責是“通過平面藝術的手段，把美國政府認為重要的美國生活方式展現給法國人民。”它的用意是在兩國間建立友好關係，讓法國相信美國是個強大又靠得住的同盟軍，馬歇爾計畫（即TheMarshallPlan，官方名稱為歐洲復興計畫，是二戰後美國對被戰爭破壞的西歐各國進行經濟援助、協助重建的計畫，對歐洲國家的發展和世界政治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譯者注）的目的是為了幫助法國進行重建（同時不會對法國政府指手劃腳，干涉法國人處理國家事務），並且暗示貪婪的俄羅斯可不值得信任。這任務聽上去十分清楚明白。
第一天上班，保羅就發現，美國新聞處的展覽部門已經數月來無人領導，一片混亂。他要管理八個人，而且都是法國人：五個攝影師、兩個設計師、一個秘書。這些人士氣低落，工作量超過了負荷，可薪水過低，心裡頭還頗有些妒忌。辦公室里缺乏最基本的用品，幾乎沒有膠捲、相紙、顯影劑、閃光燈；甚至連必備的辦公用品都沒有，比如剪刀、墨水、椅子——還有預算。他辦公室里的燈一天要壞三四次。由於沒有資料夾或檔案架，部門裡的五萬張照片和底片大多數都塞在破爛的牛皮紙信封或舊包裝盒裡，堆在地板上。
與此同時，美國的經濟合作署（EconomicCooperationAdministration），也就是負責管理馬歇爾計畫的組織，卻不斷發來輕率的、海量的工作指令：為里昂（Lyon）的商品交易會準備幾百件參展材料！結識當地所有的政治人物和記者！把海報發到馬賽、波爾多（Bordeaux）和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在大使為三百名貴客舉辦的香檳酒會上保持翩翩風度！為一家美國婦女俱樂部舉辦一場藝術展！等等等等。戰爭期間保羅經歷過更糟的境況，可他生氣地說，這種工作條件簡直是“荒謬透頂、天真幼稚、蠢得沒法說！”
我在巴黎城裡隨意閒逛，迷路、找路；跟修車師傅開展長篇大論、半懂不懂的談話，探討修理火花塞的問題，免得發動機“砰砰”抖動；我去逛了一家大商場，買了雙拖鞋，又去了服飾精品店，買了一頂漂亮入時的帽子，上頭裝飾著綠色羽毛。我這日子過得“assezbien”——還不賴嘛。
在美國大使館，我領到了物資配給簿、工資條、供給券、旅行優惠券、請假單、身份證件，還有名片。卡弗里大使夫人認為如今使館內的禮儀有日漸鬆懈之勢，於是堅持我們這種人——外交圖騰柱底層的小人物——應當給每一位同級或更高級別的人遞交名片：這意味著我要為保羅交出200張名片，為自己交出100張來，呸！
11月5日，《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的頭版頭條刊登出一條訊息：哈里•S•杜魯門（HarryS.Truman）在最後一刻擊敗托馬斯•杜威（ThomasDewey），當選美國總統。保羅和我投了民主黨的票，自然歡欣雀躍。而我爸爸“大個子約翰”•麥克威廉斯是個忠實的保守派共和黨，他對此大為驚駭。
從很多方面來說，家父都是個好男人，可我們迥異的世界觀讓家庭氣氛十分緊張，回家探親對我來說很不自在，更是讓保羅如坐針氈。我媽媽卡羅已經因為高血壓過世，繼母費拉德爾菲亞•麥克威廉斯（PhiladelphiaMcWilliams），也就是費拉，並不關心政治，可她出於家庭和睦的考慮，都順著我爸爸。我弟弟約翰是個溫和派的共和黨，妹妹多蘿西則站在我這邊。對女兒們的自由傾向，父親生氣得很。他本打算讓我嫁個共和黨的銀行家，把家安在帕薩迪納，安安穩穩地過傳統生活。可要是我真這么幹了，八成會變成個酗酒婆娘——我很多朋友都是這樣。相反，我嫁給了保羅•查爾德，一個畫家、攝影師、詩人、中層外交官，還把我帶到了髒兮兮陰沉沉的法國，真是再開心也沒有啦！
看到杜魯門競選勝出的訊息，我能想像得出帕薩迪納陰鬱的氣氛：大個子約翰肯定覺得世界末日就要來了。就像我們巴黎人常說的那樣，Ehbien,tantpis！（意為“哎，算你倒霉！”——譯者注）
巴黎滿城都是煙霧的味道，好似著了火。打噴嚏的時候，手絹上會留下泥巴一樣的髒東西。部分原因是歷史上最為濃重的霧靄。報紙上說，霧氣實在太濃重了，飛機無法起飛，橫渡大西洋的汽船無法離港。每個人都有“霧事”可講。有的人實在太擔心迷路，以至於整晚待在汽車裡；有的人就差一厘米沒看清楚，結果掉進了塞納河；不少人朝著錯誤的方向開了好幾個小時的車，結果開到了郊區的捷運站；他們把車子留在那兒，搭火車回家，可從車站裡出來走路回去的時候，又摸不著方向了。霧氣瀰漫得到處都是，甚至飄進了屋。看見家裡雲霧密布，真讓人驚惶失措，覺得快要被悶死了似的。
可是，到了我們在巴黎的第一個星期六，我倆在燦爛的陽光中醒來。那一片晴空讓人心旌搖盪，好似簾幕被一把扯開，大堆大堆的珠寶顯露了出來。保羅迫不及待地要帶我去看看他的巴黎了。
我們從雙偶咖啡館（DeuxMagotscafé）開始，點了份歐式早餐（cafécomplet，相對於豐盛的英式早餐，這種早餐較為簡單，一般只有麵包、咖啡、茶或其它飲料。——譯者注）。保羅很開心地看到，自從他上次造訪（1928年）以來，店裡的場景沒有絲毫變化。屋裡的座椅依舊蒙著橙色的長毛絨，黃銅燈具依然未經拋光，還有侍者——八成還有牆角里的塵土球球——都跟以前一模一樣。我們坐在屋外的柳條椅子上，嚼著牛角麵包（即croissant，也稱羊角麵包、可頌麵包，是法國人的傳統早餐。——譯者注），看著清晨的早陽慢慢照亮煙囪的管帽。突然間，大隊人馬涌進了咖啡館：攝像師、音響師、道具小工、演員，其中有伯吉斯•“巴茲”•梅雷迪思（Burgess[Buzz]Meredith）和弗朗肖•托恩（FranchotTone）。他倆臉上化著油彩妝，扮演潦倒的“左岸藝術家”。保羅曾在好萊塢做過雜工和布景師，上前跟梅雷迪思聊了聊他的電影，還跟他談起，無論是在巴黎、倫敦還是洛杉磯，電影行業的人都是多么和藹可親啊。
我們沿著街道漫步。保羅——中等個頭、謝頂、留著小鬍子、戴著眼鏡、身穿風衣、頭戴貝雷帽、腳踏厚底鞋——大步流星地在前頭走著，眼光敏銳，留意著周邊的一切，忠誠可靠的格拉菲（Graflex）相機跨在肩頭。我跟在他身後，雙眼大睜，緊閉嘴巴，心裡激動得怦怦直跳。
聖敘爾皮斯廣場（PlaceSaint-Sulpice）上，身穿黑色套裝的婚禮賓客正在噴泉旁邊互吻雙頰，保羅的母親在二十年前住過的大樓依舊如昔。他往陽台上張望了一下，發現當年母親做的花箱還掛在那兒，裡頭種滿了金盞花。但是，在街角處，一幢他最愛的老樓蕩然無存了。不遠處就是保羅的雙胞胎弟弟查理和太太弗蕾德里卡（Fredericka），也就是弗蕾迪（Freddie）曾住過的地方，如今已是一片狼藉（炸彈造的孽嗎？）。在奧德翁廣場（Placedel’Odéon）的劇院旁，我們發現一塊小小的大理石牌匾，上面寫著：“謹以此紀念讓•巴賀（JeanBares），1944年6月10日，他在此處為國捐軀。”這座城裡，像這樣肅穆的紀念物隨處可見。
我們橫穿過塞納河，在綠草茵茵的杜伊勒里公園（Tuileries）徜徉，走過陰濕的背街，那兒充斥著各式各樣的怪味：腐爛的食物、燒著的木頭、污水、陳年灰泥，還有人的汗味兒。隨後我們登上蒙馬特高地（Montmartre），參觀聖心堂（Sacré-Coeur），俯瞰城市全貌；下來之後，沿著塞納河走回，經過波拿巴路（RueBonaparte），在一家很不錯的名叫米紹（Michaud）的老館子吃了午飯。
巴黎的餐館和美國的相當不一樣。走進小小的館子，你會發現椅上臥著貓咪，貴賓狗從桌子下面或是女客的包里探出頭來，角落裡還有小鳥在吱吱喳喳，太有意思了。我喜歡餐館門口展示海鮮的架子，並且開始大膽地點菜。白酒貽貝是個全新的體驗，貝殼上的鬚鬚被摘掉了，貝肉鮮美得超乎想像。還有別的驚喜，比如巴黎當地的梨子，又大又多汁，軟甜得可以用湯匙挖著吃。還有葡萄！美國的葡萄真討人嫌，可巴黎的葡萄精緻可愛，散發著甜蜜、幽微、倏忽不定的果香，真教人難以抗拒。
探尋這座城市的同時，我們盡力嘗試各種各樣的美食，從時髦小館到簡陋小店，我們都要去嘗嘗。總體來說，餐廳越是昂貴，對我們就越不熱心，大概是感覺到我們在計算花費吧。紅皮的《米其林指南》成了我們的美食聖經，我們喜歡那些兩星級的餐館，品質和花費都屬中等。兩個人在這種餐廳吃頓飯大概要五美元，包括一瓶平價葡萄酒。
米紹一度成了我們最愛的地方。保羅是從大使館的朋友那裡知道它的，它就坐落在巴克路的拐角處，也就是大學路（Ruedel’Universite）和雅各路（RueJacob）交匯的地方。這是個親切舒適的兩星級餐廳。餐廳老闆是個女的，大家就叫她“老闆娘”。這是個四英尺三英寸高的嬌小女人，整潔玲瓏，長著一頭紅髮，有種法國人“一點也不能浪費”的節儉脾氣。她常待在吧檯，侍者把客人點的單子帶過去，她瞄上一眼，探進小冰櫃裡把你點的食材拿出來——肉、魚、蛋，不多不少地擺在盤子裡，然後送進後廚去。她把酒換瓶。她在收銀台找零錢。如果糖沒了，她就快步跑到樓上公寓裡，從一個棕色的厚紙板盒子裡把糖拿出來，舀出剛剛好的量倒到罐子裡，一粒糖渣也不會浪費。
儘管她脾性節儉，可老闆娘有種親切而微妙的魅力。一般來說，一晚上你有三次跟她握手的機會：剛進門的時候、飯吃到一半的時候（她會到你桌前逗留一會兒）、出門的時候。她很樂意端杯咖啡坐下來跟你聊會兒，但也只是片刻功夫。遇上客人有好事慶祝，她會過來一起喝杯香檳，但不會久留。米紹的侍者都在六十歲上下，待客的態度和老闆娘一樣，親切中帶著幾分矜持。客人們大多是拉丁區的巴黎人，也有少數幾個誤打誤撞找上門來、卻沒對他人聲張的外國人。
那天下午，保羅點的是煎腰子，配水田芥和炸薯條。我挑花了眼，但最後還是點了香煎鰨魚。我沒法抗拒它的美味，那種煎得焦焦脆脆的口感啊！我們還點了酒和香軟得完美的布里芝士（Brie），整頓飯加在一起是970法郎，約合3.15美元。
飯錢是多少，全看你用什麼匯率算。我們這些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只能以官方匯率換法郎，大約是1美元兌313法郎。可在黑市上，1美元能換來450法郎，幾乎高出三分之一。儘管我們可以多換點，可這是違法的，而且我們不敢為了省幾個錢，賠上名譽和工作。
下午我們又逛了很久，吃了頓平庸的晚餐，可李普酒館（brasserieLipp）的美妙甜點堪稱高潮，為當晚畫上精彩的句號。我興高采烈，保羅也是。我們聊起了人常說的“粗魯的法國人”：保羅說，二十年代的時候，百分之八十的法國人很難搞，百分之二十的人很有魅力，如今這個比例倒過來了——百分之八十的法國人魅力十足，粗魯的只有百分之二十。他覺得這大概是戰爭的影響。但也有可能是他的人生觀變了。“我不像以前那么刻薄了，”他承認，“這都是你的功勞，茱莉。”我們相互剖析評價了一番，得出個結論：婚姻和日漸成熟的年紀對我們很有好處。最重要的是，巴黎讓我倆美得暈乎乎的。
“肚臍上的唇印，空氣里的音樂——這就是巴黎啊，老弟，”保羅在給弟弟查理的信中這樣寫道，“多么可愛的城市！普羅旺斯田雞腿那么鮮美，教皇新堡（即Chateauneuf-du-Pape，法國著名的紅酒產區。——譯者注）紅酒那樣香醇！還有乾乾淨淨的白色貴賓狗、乾乾淨淨的白煙囪。多么風度翩翩的侍者和領班，多么魅惑冶艷的美女，多么漂亮的花園、街道和小橋！咖啡桌前來來去去的人群是那樣迷人，有著水井和雕像的小庭院是那樣古雅僻靜！帶著蒜味的飽嗝！包裹在絲襪里的秀腿！塗著睫毛膏的濃睫！永遠不管用的電器開關和馬桶拉繩！好哇!瞧啊!馬賽魚湯！再見！”
大學路81號
“點啤酒的時候人家沒錯聽成牡蠣——就因為這個，你就覺得自己會說法語了，”保羅這樣說。可看過一場電影之後（說的是一個笑中帶淚的小丑，或是淚中帶笑，我們沒搞清楚），就連保羅也灰心喪氣起來。“看來我的法語水平也是吹牛，”他嘆息道。
可起碼他能跟人溝通啊。我在巴黎待得時間越長，法語好像越差。我已經過了最初的錯愕期——以為人人都能聽懂我說什麼。我開始厭惡自己那笨拙的口音和貧乏的辭彙，除了最基本的意思，我沒法跟別人溝通，真氣人。我的法語發音里，“u”比“o”念的更糟。
這種鬱悶心情在感恩節達到了高潮。我們前去參加保羅和哈德莉•莫勒（HadleyMowrer）夫婦倆在家裡舉辦的雞尾酒會。保羅•莫勒是紐約郵報（NewYorkPost）的專欄作家，也在“美國之音”做廣播節目。哈德莉曾是海明威的太太，二十年代的時候在巴黎初遇保羅•莫勒。哈德莉為人熱情又感性，她兒子傑克•海明威在戰時也在戰略服務處工作，大家都叫他邦比（Bumby）。莫勒家的感恩節聚會上，一多半的客人都是法國人，可我根本就沒法跟人家閒聊。我可是嘴巴閒不住的人，這溝通問題讓我沮喪透頂。當晚回到飯店後，我就宣稱：“我要學法語！就算赴湯蹈火也要學會！”
沒過幾天，我就去貝立茲語言學校（即Berlitz，一個非常老牌的語言學校，由MaximilianBerlitz於1878年在美國創辦。——譯者注）報了名：私人授課，每周三次，每次兩小時，外加作業。酷愛文字遊戲的保羅給我編了繞口令，讓我翻來覆去地念，幫我練習法語裡的r和u的發音：LeserruriersurlaRuedeRivoli（意思是瑞富麗路上的鎖匠）。
與此同時，我找到了一個可以租的公寓房子，位置在市中心，面積不小，可格局有點怪異。它在大學路（ruedel'Université）81號的一幢四層大宅里（hôtelparticulier，類似中文裡的“別墅”，但前有花園，中有穿堂。——譯者注）里，房間在二層和三層。這幢宅子是巴黎的經典樣式，正面是灰色的水泥牆，有一扇八英尺高的宏偉大門，裡頭有個小小的內部庭院，電梯是敞頂籠式的。大樓的位置很理想，在左岸，第七區，離塞納河只有一個街區，就在波旁宮（ChambredesDéputés，又名國民議會，是法國政治活動的中心和法律的象徵。——譯者注）和國防部中間。保羅在美國大使館的辦公室就在河對岸。無論白天還是晚上，都能聽見附近聖克羅蒂德教堂（ChurchofSainte-Clothilde）報時的鐘聲，那聲音十分甜美，我很愛聽。
12月4日，我們從皇家大橋酒店搬進了大學路81號。住在一層的是房東太太，高雅貴氣的皮埃爾夫人。她七十八歲了，身材清瘦，一頭灰發，一張生動的法國面孔。她穿一身黑，脖子上圍著黑圍脖。她的女兒女婿和兩個外孫跟她同住，女兒名叫庫埃迪夫人（MadameduCouédic），女婿名叫艾維•庫埃迪（HervéduCouédic）。地下一層的小公寓裡住著門房，是個陰鬱的乾癟老太婆。
皮埃爾夫人很有教養，業餘從事圖書裝訂和攝影。她的將軍丈夫在一戰中喪生，又在三個月內連續失去了一雙兒女。可她簡直像個手工擦亮的舊黃銅防火罩般熠熠生輝。她飽經世事，成熟優美，同時又生氣勃勃，看到這樣的人真叫人開心。我希望，等我年至耄耋的時候也能像她一樣。她的女兒庫埃迪夫人看上去是個典型的法國貴族女子，體態瘦削，一頭深色秀髮，言談態度裡帶著幾分端莊持重。她先生也是個不錯的人，客氣有禮，但稍嫌冷淡，經營著一樁很成功的畫廊生意。心照不宣地，我們彼此慢慢地熟悉起來，最終成了很好的朋友。
保羅和我租到了二層和三層。搭電梯上到二樓，迎面就是個又大又暗的客廳。皮埃爾夫人的品味停留在上個世紀，客廳的裝潢頗為荒謬，整個兒是路易十六的風格：天花板高高的，灰色的牆上鑲著四重鍍金嵌線和嵌板，掛著難看的掛毯，釘著用電的假燭台；窗戶旁邊懸著厚厚的窗簾，電門開關不好使，屋裡的光線也很微弱。有時候，我不過插了個電熨斗，保險絲就會燒斷，氣得我喃喃直罵。但房間面積很寬敞，挪走了大部分桌椅之後，屋子看起來好多了。
我倆把隔壁房間用作臥室。這間房子的牆上貼著綠色的壁布，掛著滿滿當當的裝飾盤子、牌匾、雕刻、多寶格之類的東西，把房間弄得活像個剛切開的葡萄乾蛋糕。我們把絕大多數掛飾摘掉，也挪走了不少桌椅、坐墊、邊桌，把這些統統收到樓上的一間空房裡——我們管它叫密室。為了照顧皮埃爾太太的感受，保羅畫了一幅圖，把每件東西原來的位置都描了下來。等到我們搬走的時候，可以對著圖紙把房間復原。
廚房在三層，有個傳菜的小升降機和客廳相連，不過這東西經常不管用。廚房面積很大，通風良好，一面牆上開著大扇大扇的窗戶。屋裡有個巨型的爐子，看上去有十英尺長，半年就能耗掉五噸煤。這個大怪物上頭擱著一個新鮮玩意兒，是個兩灶頭的小煤氣灶，帶個一英尺見方的小烤爐，只夠熱盤子和烤土司的。廚房裡還有個四英尺見方的皂石淺水槽，沒有熱水管線。（我們發現這水槽冬天沒法用，因為在牆外的那段水管會凍上。）
這幢樓沒有中央取暖設施，濕冷得像拉撒路（聖經人物，被耶穌從墳墓中喚醒復活。——譯者注）的墓穴。人待在屋裡，都能呼出大團大團的白霧。所以，我們像地道巴黎人那樣，在客廳里裝了個難看的圓肚小暖爐，把門窗關得緊緊的。我倆整天給這小破爐子加煤添料，而它還給我們一絲微弱的暖意和濃重的煤氣味。我倆擠在小爐子跟前，還真像一對兒：保羅裹著中式棉襖，坐在爐子和四十五瓦的電燈之間看書；我呢，“風情萬種”地套著厚厚的棉大衣，裡頭穿了數層長內衣，腳上蹬著碩大又難看的紅皮鞋，坐在鍍金桌子前頭，用凍僵的手指勉力打字寫信。噢，多么魅惑的巴黎！
跟查理和弗蕾迪•查爾德兩口子住在緬因森林中親手搭建的小屋裡，過過條件原始的日子，這我一點也不介意，不過，既然身處“世界文化之都”，再過更為原始的生活，就沒任何意義了。所以，我弄了個臨時的熱水系統（在煤氣鍋爐上架桶水），開闢出一塊洗碗的地方，又弄了個帶蓋的垃圾桶。我還在廚房的牆上釘了一溜鉤子，把廚具掛在上頭，包括我的“戴西”牌開罐刀和磁鐵刀架，這讓我有了家的感覺。
總說“大學路81號”太拗口，我們很快就把新家地址簡稱為“大學路”，或是只說“81號”。
大學路的租金中包括女傭費用，她叫弗麗達。她二十二歲左右，是個艱難求生活的農村姑娘，有個可愛的九歲私生女，寄養在鄉下。弗麗達住在四樓，條件清苦得嚇人。她那兒沒有浴室和熱水，所以我把三層的浴室隔出一角給她用。
讓女傭幫我幹家務活，我還很不習慣；和弗麗達相處需要我們雙方的磨合。她的湯做得很好喝，可算不上是好廚娘，而且她有個很不好的習慣，總是愛把銀餐具重重地亂堆在桌子上。有天晚上吃飯前，我叫她坐下來，給她指點指點該怎么幹活。我操著結結巴巴的法語，試圖跟她講明白該怎么布置餐桌，怎么從左邊上菜，怎么花點心思把活兒乾好。可我還沒說幾句，她就開始抽抽搭搭地哭起來，咕噥著一串法語，衝到樓上去了。我跟她上樓去，試圖再跟她解說明白。我用上在貝里斯語言學校學來的虛擬語氣，跟她說，我希望她過得開心，好好乾活但別太辛苦等等的。結果這導致了更多的抽噎，眼淚，和茫然的對視。終於，經過一番磕磕絆絆後，我們終於摸清了對方的脾氣。
在法國，僱主應當給員工付社保費用，大概是每三個月6至9美元；我們也給弗麗達付健康保險。這個是公平合理的制度，我們也很樂意幫助她。但對於幫傭這回事兒，我依然心情複雜。部分原因是，我發現自己真的挺喜歡採買東西、打理家務的。
懷著布置新窩的心情，我去逛市政廳市場（LeBazardel’HôteldeVille），也就是大家常說的“leB.H.V.”。這個龐大的市場裡滿是便宜的貨品。光是走上一圈兒就要兩個小時。我買了水桶、洗碗盆、掃帚、肥皂擱架、漏斗、插座、電線、燈泡、垃圾桶。我把戰利品塞進“藍光”車子，開回81號的家裡，然後再返身回去採買更多的東西。我甚至花了九十美元買了個全新的爐子哩。有一次，我買了個煎鍋、三個燉鍋，還有一盆花。
巴黎還處在戰後的恢復期，配給的咖啡很快就喝完了，化妝品很昂貴，質量好的橄欖油簡直像寶石一樣珍稀。家裡沒有冰櫃，我們就像絕大多數巴黎人一樣，把牛奶瓶子擱在窗戶外頭。幸運的是，我們從美國帶來了碟子、銀餐具、亞麻布、毯子，菸灰缸，而且可以在大使館的福利社裡買到美國商品。
我建了個賬本兒，可很快就灰心了。保羅的薪水是每周95美元。把固定支出分派到信封里之後——4美元買香菸、9美元付汽油和車子檢修費、10美元付保險、雜誌、慈善用途等等——就只剩下15美元買衣服、旅行和休閒娛樂了。手頭不寬裕啊。我們試圖拿政府薪水過上小康生活，可這根本就不可能。幸運的是，我還有一小筆家裡給的錢，能為我們帶來一點兒微薄收入——儘管我們曾下定決心，要把它存起來。
保羅在美國新聞處做的第一個展覽亮相了，那是一組關於“柏林空運”（即Berlinairlift，1948年6月，蘇聯切斷了通向柏林西部的地面交通，西方國家只能使用空運的方式向柏林運送物資。——譯者注）的照片、地圖和文字說明。展覽布置在香榭麗舍大街上，美國環球航空公司的辦公室櫥窗里，吸引了眾多路人的目光。與此同時，他慢慢地從大使館的官僚體系里摸索出了應對之道，避免招惹了誰。
他手下的法國員工人數增加到了十個，人人都喜歡這位“希爾德先生”（這是由於法語和英語的發音不同，法國人會把查爾德念成希爾德。——譯者注）。可他的美國同事們對他有點摸不著頭腦。保羅是個非常優秀的展覽設計師，會為精彩的工作成果而自豪，也懂得建立可靠人脈的重要性（“人脈，人脈”，他會這樣喃喃低語）。可他完全沒有向上爬的野心。對於那些渴望升遷的人來說，和“正確的人”共進午餐或是搞好關係是至關重要的事情，可保羅經常背著相機，到塞納河畔去獨自吃個三明治，或是回家來跟我吃剩飯——雞湯、香腸、鯡魚、熱麵包——然後歇個小午覺。這種習慣對他的職業發展可能沒什麼好處，可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在巴黎一起享受生活呢。
保羅對自己的畫作和攝影作品的確是“野心勃勃”的，他會在晚上或周末幹這些事兒，可就算這種野心，也更側重藝術性，而不是商業化。他喜歡體育運動，是個柔道黑帶，喜歡動手打複雜的繩結，或是做木刻。自然，他希望被別人視作重要的藝術家，可他作畫和拍照並不是為了追求名利，創作本身給他的樂趣就足夠了。
由於辦公室人手不夠，膠捲短缺，而且國務院的很多承諾都沒有履行，保羅只得取消了一次初冬休假，給大使館裡的其他人代班。與此同時，我自告奮勇去給美國新聞處那五萬張散亂的照片編號歸檔。二戰期間我做過類似的活兒，可這回真是棘手。要給全部底片編出相互參照的條目來，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兒，況且，我希望編出個傻瓜式的系統給其他人（法國人）用。為了找出個編目的標準方法來，我去了五家大型的圖片圖書館，結果卻發現壓根就沒有標準方法。法國的圖片歸檔都仰賴那些工作了三十年的女職員們——人家嗅嗅底片的氣味，或憑藉別的什麼線索，就能辨認出是哪一張來。
小貓米奈特的到來，讓我們這個家變得完整了。這是個狡黠、活潑的小傢伙，一身泥巴色和奶油色混合的皮毛。我們猜，它大概是個雜種貓，沒準是個馴化了的小街貓。以前，儘管我們在帕薩迪納養過小狗，可我不算是愛養動物的人。但是保羅和查理很喜歡貓，而且極其鍾愛伯瑞犬——一種毛乎乎、愛流口水的法國牧羊犬，他們稱之為“最高貴的品種”。（在華盛頓的時候我們養過一隻，名叫公爵，可很小就夭折了。慘得很，它是被襪子噎死的。）
小米奈特很快成了我們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它喜歡趁吃飯的時候蹲坐在保羅的大腿上，認為保羅沒盯著盤子的時候，就用爪子劃拉點吃的過來。拿一顆抱子甘藍拴線上上，它就能玩上好長時間；或是臥在暖爐底下，搖著尾巴往外瞅。有時，它會自豪地叼個老鼠給我們看。它是我的第一隻貓，我覺得這小傢伙真是妙極了。很快，我開始留意各處的貓兒，它們有的在街巷裡悄悄潛行，有的臥在牆頭上曬太陽，或是蹲在窗台上俯視著你。這些小東西真是有趣，而且很有主見。漸漸地，我把它們跟巴黎畫上了等號。
阿里-巴布
保羅和我一心想結交些法國朋友，可這並沒想像中那么容易。原因之一在於，巴黎滿是美國人，絕大多數都很年輕，而且喜歡聚在一塊兒。這類人我們認識一些，而且也蠻喜歡他們的，可隨著時間慢慢過去，我發現他們對我的興趣減淡了——毫無疑問，我對他們也是一樣。例如，有兩位洛杉磯來的女士，住在左岸，離我家不遠，有一度我覺得她倆“相當不錯”，可沒過一兩個月，這二位就完全從我生活中淡出了。這並不是有意識的疏遠，只是自然而然的結果。
離開美國的時候，朋友們給我們寫了大把介紹信函，推薦我們去結識一些“務必要見見”的“朋友的朋友”。可我們太忙又太興奮了，要過很長時間才能順著名單一個個去見。況且，我們沒有電話。
生活中的一些簡單物品，只有等到你沒得用的時候，才會明白它們有多重要。電話就是個例子。搬進81號之後，我們就提交了一個裝電話的申請，然後乾等著。先是有個男的過來造訪，看我們是不是真的住在這地方。然後又有兩個男的過來，“研究研究”我們的情況。最後又有個男的出現了，要看看我們是不是真的想裝個電話。整個過程太“法國”了，真讓人發噱，想想在美國裝個電話該有多快，就更覺得這情景好笑。等待期間，我得去郵局（也就是PTT，Postes,TélégraphesetTéléphones）打電話。那兒只有兩部付費電話，而且一次只能買一個代用幣。打三分鐘電話要等上好幾個小時，可我覺得挺開心，因為可以跟前台值班的兩個法國女郎練法語。她們很好奇，想知道在美國是怎么辦事的，而且告訴我各種各樣的小道訊息和八卦新聞，比如二戰的時候誰都幹了些啥呀，lagrippe（流感）是如何像野火一樣蔓延啦，還有附近哪兒買東西最便宜。
當我們終於開始給“朋友的朋友”打電話聯絡時，最先認識的一對兒就是伊蓮和尤吉斯•保楚塞提斯（HélèneandJurgisBaltrusaitis）夫婦。立陶宛人尤吉斯是個沉默內向的藝術史專家，剛剛從耶魯和紐約大學回來過休假年（即sabbaticalyear，美國大學教授每七年有一次帶薪休假年。——譯者注）。伊蓮是個性格外向的熱心腸，是著名藝術史學家亨利•弗西林（HenriFoçillon）的繼女，而亨利曾是尤吉斯的導師。這對夫婦有個十四歲的兒子，名叫小讓，喜歡狂嚼美國泡泡糖，把父母氣得夠嗆。我們兩家相當投緣，一見如故，尤其是和伊蓮。伊蓮是那種喜歡盡情享受人生的人，遇到星期天，尤吉斯會一頭扎進書本，而伊蓮會迫不及待地跟保羅和我一道去郊外遠足。
十二月的一個星期天，我們三人開車去了楓丹白露森林。灰暗的天放晴了，露出大片的湛藍晴空，空氣清冷，陽光燦爛。我們步行了一小時左右，然後從滿滿的食籃里掏出吃的來：香腸、水煮蛋、法棍麵包、甜點，還有一瓶摩澤爾（moselle）產的白葡萄酒。灰色的岩石上覆滿了祖母綠色的青苔，我們靠在上頭，享用著野餐。除了山毛櫸樹上呱呱叫著的烏鴉，這個神奇的地方只有我們三人。回家路上，我們在小鎮埃堂普（Etampes）里逗留了一會兒。十二世紀的教堂旁有個小咖啡館，一群當地人喝酒喝得臉膛紅紅的，沙啞地顫著嗓子高唱著小曲，正在慶祝著什麼。這場面真叫人開心。
我在法國待得越久，就越是為它心醉神迷，對它的感情也越加深厚。當然了，我思念在美國的家人，還有其他一些東西，比如化妝品和好咖啡之類的，可美國好像變成愈來愈遠的夢境了。
保楚塞提斯夫婦——簡化一點，叫保楚吧——介紹我們加入了弗西林小組，這個團體裡有十五至二十位藝術史專家，很多都是伊蓮繼父的門生。他們每周一次在保楚家裡碰頭，啜飲紅酒，品嘗小食，滿懷激情地爭論某些話題。比如說，某個教堂的假耳堂（falsetransept）（耳堂，也叫袖廳，是羅馬和哥德式教堂中的十字形翼部，和主廳成垂直交叉。——譯者注），究竟是1133年之前還是之後修造的。聚會的常客有個極為固執的波蘭人，名叫路易斯•格羅德茨基（LouisGrodecki），還有機智老練的法國人維迪爾（Verdier），這二位經常就中世紀的秘事相互攻擊；讓•艾旭（JeanAsche），一個魁梧的戰爭英雄，曾被納粹關進布痕瓦爾德集中營，他的太太特蕾絲（Thérèse）成了我的摯友；還有大學講師邦尼（bony）。這是個活躍的知識分子圈子，而且非常法國化，正是保羅和我想尋找的類型。可單憑我們自己，是無論如何不會結識這些人的。
在這些有所建樹的藝術史學家中，保羅是唯一一個實幹型的藝術家。他在二十年代學過彩色玻璃鑄造——那時候他在巴黎製作美國教堂的窗戶。儘管他有嚴重的恐高症，可還是強逼著自己爬到高高的房檐上，去安裝最難弄的幾扇窗。因為這個，他還得著了個“教堂人猿”的外號哩。為了表達對弗西林小組的敬意，保羅設計了一個彩色玻璃的大徽章，大約有十英寸大，上頭用簡筆畫勾勒出每個成員的典型姿態。有了這塊獨一無二的敲門磚，這個非同尋常的小組迅速地接納了我們。
身邊儘是佳肴美饌和精緻餐館，家裡又有個廚房，還有個懂吃的先生，我下廚的次數越來越多了。下午晚些時分，我會沿著碼頭，從波旁宮逛到聖母院，一路尋訪店鋪，問東問西的。我會買些牡蠣和幾瓶蒙路易-圖賴訥葡萄酒（Montlouis-PerledelaTouraine），然後鑽進三樓的廚房，在爐子跟前吹著口哨，野心勃勃地嘗試某些菜式，比如淋上特製醬汁的小牛肉配大頭菜。
可我除了廚藝，還有太多東西要學，比如如何採買食材、品嘗菜餚，也要去了解所有聞所未聞的美食。我渴望學習更多。
最初的階段，伊蓮成了我的“地陪”兼法語老師。她是個相當淵博的導師，沒用多久，我的用詞里就帶上了她愛用的法國俚語，並且用她的方式看待巴黎了。儘管伊蓮對下廚做飯不太感興趣，可她愛吃，對餐館相當了解。有天她借給我一本很棒的老式烹飪書，是名廚阿里-巴布（這位名廚原名HenriBabinski，是個工程師，以阿里-巴布，即Ali-Bab的筆名出版了這本食譜。——譯者注）寫的。這真是個大部頭：個頭有如大辭典，紙張厚實，恨不得有八磅重。這本用老式法語寫成的書已經絕版，裡頭滿是我從沒見過的、讓人垂涎的好菜式，而且寫得風趣詼諧，附有如何在異國他鄉做菜的短小“旁白”，附錄里解釋著為何美食家都很胖之類的話題。即使在大晴天，我也愛窩在床上看這本阿里-巴布。“那勁頭，就像個十四歲的男孩子看偵探小說似的，”保羅這話一點不錯。
我勤奮地學著法語，如今我能多看懂一些東西，日常會話也更順溜一些了。起先去市場的時候，我只能指指點點，說些最簡單的詞兒：“好！這個！好！”。現在我去“橄欖小鋪”（瑞富麗路上的一家賣橄欖和橄欖油的小店，裡頭滿是成罐成罐的橄欖和橄欖油）的時候，可以跟樂呵呵的老闆聊上相當長時間了。
我的口味也開始大膽起來，比如嘗試蝸牛。以前我可從沒敢想過吃蝸牛，可現在呢，看著柔嫩的蝸牛在大蒜黃油里煎得噗噗跳，太開心了！還有裝在罐頭裡的松露，味道那么鮮美，帶著麝香和泥土的氣息，很快就成了我的心頭好。
勃艮第路上的市場是我常去的地方，從81號拐個彎就到。我最喜歡裡頭的一個賣菜婦人，人都叫她“當季瑪麗”，因為她的推車上永遠堆滿了當季最新鮮的菜蔬。瑪麗是個胖胖的可愛老婦人，渾身上下充滿活力，滿是皺褶的臉上長著一雙亮閃閃的眼睛，裡頭滿是故事。她無所不知，無所不曉，而且很快就發現了我這個送上門來的學生。每周我都要去她那兒買好幾次菜：蘑菇、大頭菜、西葫蘆；她給我講解紅蔥頭的一切常識，告訴我如何挑選優質土豆。她樂滋滋地教我哪些蔬菜最好吃、應該在什麼時令吃、該用什麼方法做著吃。與此同時，她還會給我講某某人在戰時的經歷，或是上哪兒去修手錶帶，明天天氣怎么樣。這些閒聊對我的法語水平大有裨益，同時也讓我感到自己是社區的一份子。
我還在勃艮第路上找到了一家超級好的乳品店。店面非常小，窄窄的，五六個客人一排隊就擠滿了。這家店的生意好到不行，經常排隊都排到了街上。老闆娘是個健碩的婦人，玫瑰色的雙頰，濃密的金髮高高盤到頭頂，快活又麻利地在櫃檯後頭招呼客人。她身後有個寬大的木頭架子，上頭摞著大塊淡黃色的新鮮黃油，散發著甜香，等待著切成塊賣給顧客。黃油旁邊放著一個大罐子，裝著新鮮牛奶。一旁的櫃檯上擱著芝士——成盒的卡芒貝爾（Camembert）、大塊大塊的康塔爾（Cantal），還有圓餅狀的布里，各種熟成程度的都有——有的剛做出來沒多久，還是硬的，有的已經軟熟得快要融化了。
在這家店裡買東西，你需要耐心地排隊等候，輪到你的時候，清楚簡明地把你要的東西說出來。在判斷芝士熟成度方面，老闆娘是個奇才。如果你要買卡芒貝爾軟芝士，她會眉毛一挑，問你準備什麼時候吃：是今天中午就吃掉呢，還是今天晚上？或是想留幾天再吃？一旦你給出回答，她就會打開好幾盒，用拇指分別按按軟硬，再嗅嗅味道——對啦！就是這個！——然後遞給你最合適的那一塊。她簡直神了，對芝士的熟成程度能精確到小時。有時候，即便家裡不需要芝士，我也會去買上幾塊，只為看看她這手絕活。她一回也沒錯過。
左鄰右舍都在這個小店買東西，我慢慢地認識了所有的常客。裡頭有一個小女傭，經常牽著主人那條活潑又傲氣的黑色貴賓狗出來買東西。我總是碰見她，她也總是穿著一身看不出形狀的灰色或棕色的衣服。可有一天，我發現她沒帶著狗來，而且穿了一件簇新的、整整齊齊的黑衣服。看得出來，每個人都在上下打量她。老闆娘一看見她這樣子，立即把這女傭招呼到隊伍最前頭，殷勤地接待她。當她唇邊帶著一絲蒙娜麗莎式的笑意，從我身邊走過出門的時候，我問旁邊排隊的客人，為何這位小女傭得到了如此特殊的對待。
“她有新東家嘍，”婦人帶著會意的神色。“她去伯爵夫人家幹活啦。看見她今天穿的沒有？這派頭，她自己就像個伯爵夫人！”
我樂了，走到老闆娘跟前買東西的時候，我心想：“這法國大革命算是白忙活啦。”
十二月中旬，小雪為街上的鵝卵石灑上了一層糖霜，而街上淡薄的假日氣氛讓保羅和我大為驚異。偶爾，你能看見個男人拖著棵冷杉橫穿過協和廣場（PlacedelaConcorde），或是哪家門前懸著一枝冬青，孩子們在商場門口排隊觀看人偶。可跟華盛頓或洛杉磯那鋪天蓋地的聖誕氣氛比起來，巴黎別有一番冷靜的韻味。
我們和莫勒一家一起過了聖誕節。他們夫婦倆的年歲比我大了不少，閱歷經驗也比我多，我把他們當父母般看待。他們帶來個大訊息：邦比•海明威要和一個名叫拜拉•帕克•惠特洛克（Byra“Puck”Whitlock）的愛達荷姑娘結婚了。
巴黎太適合漫步了。街面上沒幾輛汽車，行人只需花上半個小時，就可以輕鬆地從協和廣場走到蒙馬特高地。我們喜歡揣一本口袋大小、棕色封面的《巴黎行政區劃》地圖冊，並且有意地不走尋常路線。保羅這個攝影狂，總是肩上斜挎著老相機，兜里裝著小速寫本。我發覺，當你循著藝術家的眼光看世界，你會在尋常景致里發現出乎意料的珍寶。保羅喜歡拍攝建築的細部、咖啡館的風景、掛起晾曬的衣物、市場裡的婦人、塞納河畔的藝術家。我的任務是，當他仔細構圖按動快門時，用我的高個子和長胳膊替他擋住鏡頭前的陽光。
閒逛的時候，我們發現了“鱒魚餐館”（LaTruite），這個餐館的老闆正是魯昂王冠餐廳老闆多杭的堂兄。鱒魚餐館十分舒適，位置在聖奧諾雷區旁，美國大使館的後面。大廚名叫馬賽爾•多杭（MarcelDorin），是個氣質出眾的老派人物，他兒子也在餐館裡給他幫忙。這家店裡的烤雞做的妙極了：雞串在烤叉上，在通紅的電烤架前鏇轉著；每過幾分鐘，一個服務生就把它轉一轉，然後把滴落到下方烤盤裡的肉汁刷回到雞身上，而接汁的烤盤裡盛滿了烤著的土豆和蘑菇。喔，這種布雷斯雞（法國布雷斯地區出產的著名品種，被譽為法國的“國雞”。——譯者注）太好吃了！那油滋滋香噴噴的味道啊，讓我意識到，這么久以來，我已經忘了真正的雞是什麼味兒了。可鱒魚餐館的鎮店之寶是諾曼第鰨魚：把醃過的鰨魚排煮熟，旁邊擺上牡蠣和貽貝，澆上用紅酒、奶油和黃油做出來的絕妙醬汁，再配上蘑菇。可謂是“香得勾魂兒”。我從沒想過，魚可以做得這么鄭重其事，而且會有如此美妙如天堂的滋味。
元旦前的一個寒冷下午，保羅和我逛到了梭蒙丘公園（Buttes-Chaumontpark）。在山丘頂上，小小的希臘寺廟旁邊，我們向蒙馬特高地望去。落日薄暮中，氤氳起層層霧氣，聖心堂的剪影若隱若現。我們進了家小酒館，喝咖啡取暖，隔著髒乎乎的玻璃凝視著這個城市。保羅腦袋後頭，有隻白色的肥貓臥在賬本堆上呼呼大睡。一隻混血種的大狗待在我旁邊，大聲地“汪”了一聲，然後懶懶打起盹來。兩隻小猴子在摺疊椅後大嚼花生，不要命地追打著，尖叫著，弄得周圍鬧哄哄的。鄰桌上，三個男孩子在玩骰子。一個老頭正在寫信。吧檯旁，有個邋遢的金髮女郎在和一個戴著貝雷帽、架著玳瑁眼鏡的男子閒聊。有隻白色的胖狗兒穿了件綠色小衣裳慢慢溜達過去，女郎咕噥道：“唷，那小捲心菜真可愛。”
普羅旺斯
“我覺得，帶你去看看法國的其它地方，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有天保羅說。於是乎，1949年2月底，我們倆和伊蓮一道，開車離開陰冷的巴黎，向溫暖明亮的坎城駛去。
在離巴黎四小時車程的普伊（Pouilly），一頓豐盛的午餐給這次旅行定下了基調。保羅提前給名廚皮耶哈先生（Pierrat）寫了信，請他為我們安排一頓“大餐”。皮耶哈先生果然照辦了。我們用了三個小時大快朵頤：陶盤派（即terrine，把魚、肉、蔬菜等事先調味好，放入模型內填實定型，然後做熟。吃的時候切片就行了。以前用的都是光滑的陶土模子，故有此名。——譯者注）、碎肉批、紅腸、熏火腿、美式醬汁魚、雞血、沙拉、芝士、酒焰可麗餅，搭配一瓶1942年的普伊芙莫乾白。甜點是甜醇柔滑的蜜李乾。樂呵呵的大廚過來加入了我們，這道甜品為大餐畫上了句號，我們也被徹底征服。真是美妙絕倫的一頓飯，溫暖明亮的幸福感籠罩著我們。
當晚我們在維埃納（Vienne）過夜，皮耶哈大廚的那頓豐盛午餐還沒消化完呢，所以我們簡單地吃了點東西。我們幾個渾身上下都洋溢著滿足，就連“藍光”車也在舒服地直哼哼。
“不可思議！太美了！”第二天，一個個美景掠過眼前，我們幾個齊聲感嘆道。每塊田地都開滿了艷麗的花：九重葛、金雀花、金合歡、雛菊，空氣中溢滿芬芳。地中海那帶著鹽味的和煦微風拂面而過。海岸邊矗立著料峭的石崖，頂著白雪的阿爾卑斯山隱約可見。天氣晴明，空氣涼絲絲的。到處都這么美，這么香，我的眼睛鼻子都快不夠用了。
伊蓮快活得像個小雀兒，而且有一肚子講不完的藝術史趣事。保羅身上掛著一大一小兩個相機，還背著個單筒望遠鏡，興高采烈地東拍西拍，活脫一副美國觀光客的模樣。眼前的美景目不暇給：小山頂上矗立著優美的城堡，山腳下的桃園裡飄起薄霧，一束束陽光投射其間；還有十四世紀修建的完美石橋，深澗里的小溪如同水銀瀉地般噴涌直下。我們大嚼牛軋糖，深深呼吸鼠尾草的清香。車子在阿維尼翁（Avignon）駛過橋下時，我們高唱起“在阿維尼翁的橋上”。我們坐在艾克斯（Aix）郊外的小山坡上，痛飲普伊乾白。在米拉馬爾（Miramar），我們和莫勒夫婦會合，採擷大捧大捧的金合歡。入夜時分，我們看著黑暗水面那頭坎城的閃爍燈火。
這是我頭一回來到著名的“蔚藍海岸”，而它早已是保羅心中的珍藏。我被這個地方深深吸引了，部分是因為它讓我想起南加利福尼亞，部分是因為它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回巴黎的路上，我們穿山過嶺，眼前的景致戲劇性地變幻著。滿是鮮花、溫室般的格拉斯（即Gresse，法國南部海岸的小城，被譽為世界香水之都。——譯者注）讓位給了寸草不生、如太妃硬糖般的巨大石灰岩和飛流直下的河溪，那河水是融化的冰川雪水，呈現出澄澈透明的水藍色。山坡上的小鎮子裡，每幢房屋都是用當地上百年歷史的石頭修造的。我們在卡斯特蘭（Castellane）喝了咖啡和開胃酒，從深深的山谷里往上爬去，空氣清冷，陽光煦暖。穿過阿爾卑斯山口，我們駛入了一個常綠植物和冰雪的世界，小鎮子如同長春花般星星點點散落在山間。在格勒諾布爾（Grenoble）我們遇上了一陣突來的冰霧，後來在來薩布雷（LesAbrets）找了家乾淨的小旅館過了夜。
次日早上橫穿勃艮第的時候，莫勒夫婦嫌我們這種閒逛速度太慢，於是加速開回了巴黎。我們樂得悠哉游哉地慢慢逛。我們經過了一連串小鎮子，名字念起來猶如叮噹作響的鐘琴：蒙哈謝（Montrachet），珀瑪（Pommard），沃格（Vougeot），沃內（Volnay），莫索（Meursault），努聖喬治（Nuits-Saint-Georges），柏恩（Beaune）。修女、紅酒、可愛的庭院——有太多賞心悅目的美景值得欣賞了。一天下來，心裡頭裝的滿滿的。晚上八點半，我們回到了大學路，抱著大捧大捧的金合歡回了家。
春光籠罩了巴黎。西岱島（ÎledelaCite）上的公園裡，嫩綠的小草冒出頭來，婆婆奶奶們帶著鍾愛的新生嬰兒和咋咋呼呼的保姆露面了。河畔，駁船一個挨一個地拴在一起，纜索上晾滿了白床單和短襪。婦人們把粉色的內衣拿出來晾曬縫補。漁夫們閒坐著，把腳浸在河水裡，拿貽貝當零食。貓兒米奈特開始叫春了。它從窗戶跳到屋頂上，嗷嗷亂叫，在樓梯上上竄下跳的，躍到我膝蓋上然後又蹦下去，再臥在毯子上繼續嚎叫。獸醫告訴我，米奈特哪裡是什麼雜種貓，它是個稀有的西班牙品種，叫做特里克萊（letricolaire），我高興極了。它狼吞虎咽地大嚼我們摘回來的金合歡的時候，我們給它起了個名兒，叫做米奈特•合歡•麥克威廉斯•查爾德。
四月初，我妹妹多蘿西到了巴黎。她有六英尺三英寸高（我是六英尺二英寸），在家的小名是多特。她是多特-沃特，或者沃特夏；而我的則是茱莉亞-噗莉婭，嘴下不留情的時候，我就變成了朱克-噗克。（不知為何，我弟弟約翰沒有小名。）多特剛剛從本寧頓學院（Bennington）畢業，名花無主，也不知道這輩子自己該幹嘛。所以我叫她到巴黎來跟我們同住一陣子，用不著付房錢。不管哪個精力充沛的美國丫頭聽見這個邀請，心裡都會樂開花的，於是她跳上第一班船就來了巴黎。
多特來81號的第一天，就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才不管自己法語有多爛，抓起電話就給商店打電話：“膩豪！”她大聲說道。“請溫，膩們幾點館門？……鞋鞋！”
多特比我小五歲，比保羅小十五歲。說實話，她和我並不算太親近，剛到巴黎那幾天，我覺得我對伊蓮的了解恐怕比親妹妹還多。但多特待得日子越久，我們就越加親密起來。
巴黎人對這個“高個子美國姑娘”很有好感，喜歡她那不顧一切想要跟人交流的勁頭兒。有時候，她的法語會鬧笑話。比如，有天她跑到理髮店去，想去洗洗頭，然後修剪一下頭髮。於是甜甜地問道：“Monsieur,voulez-vouscoupermeschevauxavantouaprèslechampignon?”髮型師一臉不解地看著她，坐在那兒吹頭髮的姑娘們忍不住大笑起來。原來，多特一本正經想問的是：“先生，是先剪頭髮再洗呢，還是洗好了再剪？”結果變成了：“先生，是先剪馬匹再蘑菇呢，還是蘑菇好了再剪馬匹？”
她花了一千一百美元買了輛小巧玲瓏的雪特龍車子。車是黑色的，四個座位，裝著小小的發動機。她愛極了它，可買回來第二天就出了毛病。那天下午六點鐘，車子的電路短路了，當時正趕上尖峰時段，而且就壞在協和廣場的正中央，在城市的中心位置引起了一場交通阻塞。晚上終於把車子弄回家之後，可憐的多特氣得直哭。我們溫言安慰她，跟她保證一切都會沒事的。常給我們修車的師傅把這小車檢查了一遍，很快多蘿西就又開著它到處閒逛，去找找工作，和那幫旅法的年輕人出去玩到深夜。
6月25日，邦比•海明威迎娶了帕克•惠特洛克。
邦比時年25歲，身量不高，滿是肌肉，一頭硬扎扎的金髮，一張輪廓鮮明的面孔，渾身有種戶外的氣質。二戰期間，他在戰略服務處工作，跳傘降落到敵後，去組織情報人員團隊。德國人抓到他好幾次，可他每回都成功逃脫了。如今他在柏林，為美國軍方的情報機關效力。婚禮之所以選在巴黎舉行，是因為他沒時間回國去結婚，而且他的母親和繼父在巴黎。而且，這兒是巴黎啊。
帕克是個堅強又漂亮的愛達荷姑娘，皮膚黑黑的，身材高挑纖細。她曾經在聯合航空工作。她的前夫惠特洛克中校是個飛行員，在對德戰爭中犧牲了。1946年，她和邦比在愛達荷的太陽穀（SunValley）相遇，從那時起邦比就開始追求她。他倆在巴黎沒有熟人，所以我當了伴娘，保羅和多特負責迎接賓客。
婚禮在貝里路（RuedeBerri）上的美國教堂舉行，就是在這兒保羅贏得了“教堂猿人”的外號。主持婚禮的牧師是約瑟夫•威爾遜•科克倫（JosephWilsonCochran）。1926年4月查理和弗蕾迪在同間教堂結婚的時候，也正是他主持的婚禮。這次完美的慶典辦得自然質樸，恰如莫勒夫婦的為人。賓客接待處頗有些擁擠，來賓里有作家艾麗斯•B•托克拉斯（AliceB.Toklas，旅居巴黎的著名美國作家格特魯德•斯泰因的同性愛人兼助手，她自己也是作家。——譯者注），這是個身材嬌小的怪異婦人，穿著平紋布衣裙，帶著一頂軟塌塌的帽子；還有西爾維婭•比奇（SylviaBeach），著名的莎士比亞書店的店主。（海明威老爹沒有出席。）天公作美，幾縷薄雲飄在澄澈的藍天上，杜伊勒里花園裡玫瑰盛開，滿眼都是碧綠和明黃。下午末了，我已經沉浸在醺醺然的氣氛中：草莓、櫻桃、香檳、白蘭地、蒙巴齊亞克白葡萄酒（Monbazillac）、蒙特拉謝白葡萄酒（Montrachet）、卡爾瓦多斯蘋果酒（calvados），身上也沾染上了星星點點的青草汁。
唯福餐廳
我們那位感情豐富的女傭弗麗達在另一幢大樓里找了個門房的工作，所以“當季瑪麗”幫我們又找了個女傭。新來的姑娘名叫庫凱特（Coquette），每天早上八點到十一點來我家兼差幹活兒，打掃灰塵，擦亮鍍金用品。而她真正的東家是住在街角的親王和王妃夫婦。
庫凱特是個挺可人的姑娘，可有點傻乎乎的，私底下我們叫她“庫庫”。像弗麗達一樣，她也出身寒微。自然地，她相當尊崇顯赫的親王夫婦。王妃可不是平常的王妃呀，庫庫上氣不接下氣地跟我說，人家是“雙料”的王妃呢，而且是英國人！親王名叫菲利普•畢（PhilippedeB）——這名字的正確念法應該是“波依”。他家裡有個城堡，而且是個著名科學家的兒子。庫庫還說，人家家裡養了四隻京巴狗，模樣兒真招人愛，而且很通人性。“夫人哪！”庫庫嘆息道：親王夫婦是那么矜貴，那么時髦優雅，那么符合至高無上的巴黎氛圍。可家裡的狗沒人遛，在公寓裡到處撒尿。所以，房子聞上去就像個垃圾桶。那王妃碰見這事怎么辦？王妃嘛，手邊有什麼她就抓什麼——親王的襯衫、餐巾紙、睡衣、甚至是她自己的真絲裙子——去擦狗尿。
八月，王妃帶著狗兒們去諾曼第度假了，把親王一個人留在了巴黎。這可不是什麼好事，因為他很難伺候。庫庫會給他做可口的午餐，可不到下午三點親王不會露面，因為整個上午他都和一幫狐朋狗友泡在咖啡館裡喝開胃酒。他抱怨土豆的價錢。他欠人家縫外套的老太太400法郎，卻不肯付。等到他終於前往城堡去度假的時候，他忘了付庫庫的社保費，以及兩千法郎的工資。庫庫氣死了。可人家是親王，能拿他怎么辦？
沒過多久，左鄰右舍都風聞了庫庫這進退兩難的遭遇。一個可怕的事實浮出水面：親王兩口子欠整條勃艮第大街的錢！唉，一聽見這夫婦倆的名字，上至賣菜婦人，下至賣下水的小販，都厭惡地擺擺手，一點辦法也沒有。
親王夫婦從度假勝地回來之後，情況並沒有改善。親王四處搜尋小錢，然後拿去賭馬，或是買酒喝。王妃會到著名精品時裝店“買”上一件裙子，穿上去重要場合露個面，然後再退給店裡。真不要臉！
終於，庫庫受夠了，發作起來。她告訴親王，要是沒錢買土豆和給她發工資，乾脆把親王的頭銜給賣了（或許還有城堡），補貼家用。他沒理她。等到王妃更加苛刻地對待她時，庫庫宣布說要撂挑子不幹了。可她沒走。畢竟，自己的東家是親王，這話說出來還是很有力度的——儘管他倆是一對遊手好閒的吝嗇鬼。而且他們欠她不少薪水，她盼著起碼能要回來一部分吧。我覺得這一切真是太有意思了。
有一天，保羅和我正在皇宮花園（PalaisRoyalpark）里閒逛，發現在園子那頭、拱形柱廊的轉角處，有家古典風格的漂亮餐館。我們隔著玻璃窗往裡瞧。餐室裡面光華燦爛，滿是鍍金裝飾，天花板上描著彩繪，壁上裝飾著玻璃和鏡子，地上鋪著華美的地毯。店名叫做唯福餐廳（LeGrandVéfour）。我們無意中闖入了一家最著名的巴黎老餐館——大約在1750年前後，這家店就開張了。領班發現了我們，招招手請我們進來。此時已快中午時分，儘管我們對這般優雅的風格很不習慣，可我們對視了一下，心想“有何不可？”
店裡的客人還不多，我們被安排到牆邊一處華美的半圓形長沙發上坐下。領班遞來了選單，隨後侍酒師到了。這是一位五十來歲的紅酒專家，儀表堂堂，卻很親切。他點頭自我介紹一下：“敝姓伊努克（Hénocq）。”漸漸地，餐館裡坐滿了人；接下來的兩個小時，我們享用了一頓從容又完美的午餐。頭道菜是盛在小貝殼裡的蘑菇釀扇貝肉，澆著經典又美味的紅酒奶油醬汁。然後是一道極妙的鴨肉，還有芝士和香濃的甜品，最後是咖啡。出門的時候，我們渾身上下籠罩在愉悅里，跟人家握手握了個遍，幾乎眼含淚光地跟店家保證，下次一定還來。
漫步回去的時候，我心裡最鮮活的感受就是：我們受到的款待如此殷勤周到，而且，坐在那么優美的環境裡，我心裡感到深深的快樂。顯然，我們倆只不過是一對境況平常的年輕食客，卻得到了最為真摯周到的對待，好像我們是貴賓一樣。他們的服務嫻熟而適度，菜品堪稱絕妙。價格挺貴，可就像保羅說的：“周圍的一切讓你恍若夢中，以至於付賬單的時候，你還覺得感激不盡哩。”
自那以後，我們差不多每個月都要去一次唯福，一旦找到竅門之後——如何獲得有錢又懂吃的朋友們的邀請——就更是如此。因為我個子高，又性格外向，保羅在醇酒美食方面又是如此淵博，伊努克先生和店裡的侍者們總是給我們最高禮遇。就是在這裡，我們第一次瞧見了“國寶級”的科萊特。這位著名的小說家住在皇宮區的公寓裡，唯福餐廳在店堂最裡頭的靠牆位置給她留了一個專座。她是個矮小的女人，長著一張引人注目的、兇巴巴的臉，頂著一頭糾結的灰色亂髮。像個女王般穿過廳堂的時候，她避開了我們的目光，卻把每人盤子裡的菜打量了一番，然後撇了撇嘴。
淡季
報紙上說，1949年的夏天是自1909年以來最為乾旱的一季。河床上滿是石頭，田野變成了烤土司般的金黃色，草地踩上去沙沙作響。枝頭的葉子都幹了，蔬菜毀了，葡萄枯死在藤蔓上。幾乎沒水可供水力發電，人們開始擔憂冬天的食品價格。那個時候，空調這東西還沒有問世。
到了周末，每個人都出城去，找個心愛的秘密野餐地點去乘涼。愛侶們騎上雙人腳踏車，男的在前，女的在後。他們打扮得都很相配，比如穿著藍短褲和紅襯衫，戴著白帽子。他們沿著高速公路拚命蹬，有時候車前的籃筐里躺著個嬰兒，有時候後車座上臥著個顛來顛去的小狗兒。
7月4日，美國大使館舉辦了上千人的聚會活動，好像全巴黎的美國人都來了，一同聊天閒談。我們驚訝地認出了五個熟人，之前我壓根不知道他們也在巴黎。其中包括我們的老友艾麗斯和迪克。他們的舉止很奇怪，尤其是艾麗斯，她的態度相當冷落。我不明白為什麼。或許她過的不開心吧。可隨後，她突然數落起來，說她是多么憎恨巴黎人，巴黎人都是討厭鬼，卑鄙、貪婪、狡詐、一點兒也不友善。她一天也不想多待啦，她說道，而且再也不會回來。
次日早上，艾麗斯的話還在我耳邊迴響。與此同時我去了市場，我的車子爆了胎，我打破了牛奶瓶子，還忘了拿剛買的一籃草莓。可我碰見的每個人都和善又熱心腸，親切的賣魚老太還送了個魚頭給米奈特吃哩。
我對艾麗斯失望又不解。我一度認為她是個善良又有同理心的朋友，可現在我卻沒法理解她。跟她正相反，每當我朝窗外看去，都能感到純然的快樂。我已經得出了結論，我必定天生就是個法國人吧，只是沒人告訴我這個事實罷了。我熱愛這裡的人，這裡的美食、景致、文化氛圍，還有這悠閒的人生步調。
人們都說，巴黎的八月是“淡季”，是個死寂的季節。但凡度得起假的人，都忙不迭地出城去了。滿城的人們傾巢而出，如遊牧部落一般，朝著海邊山上挪去，引發了交通擁堵和各種各樣的事故。我們喜歡的餐館、乳品店和洗衣房都空了，賣肉的、賣花的、賣報紙的全都不見了，三個星期之後才會回來。有天下午我去“尼古拉斯”紅酒鋪買酒，結果發現除了送貨師傅之外，其餘的人都走了個精光。他留下來看店，同時練練嗓子，希望在一出歌劇里謀個角色。他身旁坐著的門房老太太，二十五年前曾在一個著名的服裝設計師（在旺多姆廣場上開店的）手下當過裁縫。她和送貨師傅回憶起往昔的輝煌歲月來：拉辛（即Racine，1639～1699，法國劇作家、詩人。——譯者注）、莫里哀（Molière，1622～1673，法國喜劇作家、演員、戲劇活動家。——譯者注），還有喜劇歌劇（OpéraComique，盛行於法國十九世紀早期，早期具有喜劇性內容，以說白與歌唱並用為特徵。——譯者注）。看見這幅情景，真叫人高興。看起來，在巴黎你可以和任何人——從撿垃圾的直到市長——討論古典文學，或是建築和偉大的音樂。
8月15日，我滿了37歲。保羅送了一本《拉魯斯美食大百科》（LarousseGastronomique）給我。這本妙書有1087頁，講的全是烹調和美食，書裡頭有上千幅黑白插圖和十六頁彩圖，滿是各種各樣的定義、食譜、信息、故事，還有美食烹飪的小竅門。我如饑似渴地讀著它，甚至比讀阿里-巴布還要快，還要投入。
到這會兒，我已經明白，法國美食正是我的心頭大愛。我沒法抗拒那純粹的美妙滋味。可朋友們（法國人美國人都有）覺得我不正常：烹飪遠非中產階級的嗜好。他們就是想不明白，我怎么會喜歡幹這些事兒呢，竟然願意親自採買、烹煮、上菜。可我就是喜歡！保羅鼓勵我，讓我不必理會別人的意見，只管追求自己的激情。
在大學路，我一直在熱情滿滿地做菜，可我總覺得少了點什麼。在我看來，對著《拉魯斯美食大百科》垂涎三尺，或是跟“當季瑪麗”閒聊，研讀美味館子的選單，這些已經不夠了。我想要挽起袖子，進入法國美食的世界。可我該怎么做呢？
出於好奇，我去藍帶烹飪學校看了看，這是巴黎最出名的廚藝學校。在那兒，有專業的大廚教授傳統法國菜式，認真的學生們來自世界各地。參加了一下午的演示課程之後，我動了心。
下一期課程將在十月份開始。註冊了一門為期六周的密集課程之後，我咂咂嘴巴，期待著那一天的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