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裡的春天》

《冬天裡的春天》

《冬天裡的春天》,是一部長篇小說,作者李國文。《冬天裡的春天》以革命幹部於而尤重返故鄉石湖的三天兩夜經歷,回溯、對照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建國後17年到“文革”和粉碎“四人幫”長達40年的鬥爭生活,表現了“春天在人民心裡”的主題。《冬天裡的春天》時序顛倒,歷史和現實穿插,情節撲朔迷離,增加了它的藝術魅力。《冬天裡的春天》1981年出版,1982年獲第一屆茅盾文學獎。 

基本信息

內容簡介

(圖)《冬天裡的春天》茅盾文學獎作品《冬天裡的春天》

《冬天裡的春天》:主人公於而龍抗日時期是石湖游擊隊的隊長,解放後是某大型軍工動力廠廠長兼黨委書記,他重返故鄉是要為他的亡妻、游擊隊指導員蘆花40年前不明的死因揭謎,找出打黑槍的兇手。於而龍和蘆花當年都是石湖貧苦的漁民,為了還高門樓王家的債,於而龍喝了藥酒到冰湖中捉鯉魚險些喪命。

他們在黨的指引下毅然舉起了革命的火把,與高門樓王家斗,與日寇、湖匪斗,像膠龍和鏇風出生入死戰鬥不息。於而龍後來又作為騎兵團長,馳騁在解放戰爭的戰場;又作為第一批創業者,在沼澤地里建起了大工廠。可是他的結髮妻子早在40年前就不幸犧牲。蘆花有著異常堅定和敏感的階級感情,她與高門樓王家有著不共戴天的階級仇恨。她像一尊威嚴的戰神,把王家老大的頭顱擲在老二王緯宇的面前。

王緯宇則是混進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份子,幾十年來一直隱藏在於而龍身邊搗亂,表面上卻假裝“革命”,刨掉自己父親的墳墓,用血寫入黨申請書,開口閉口是“階級鬥爭”,又利用游擊隊的求勝心理作出錯誤決定,險些使全隊覆滅。在工廠又搞什麼“紅角”,凡事左三分,最後他劊子手的面目終於被揭露了。

作品看點

(圖)《冬天裡的春天》《冬天裡的春天》96版

李國文的長篇小說《冬天裡的春天》出版了,這個作品是李國文公開發表的第一部長篇,初版於20世紀80代初,面世後很受讀者歡迎,同行們亦評價頗高。那是新時期文學的早期階段,與社會生活中清除左禍長期肆虐所造成的諸多弊端和惡果的過程相呼應,並配合當時蓬勃發展的思想解放運動的需要。

反思文學的出現稍晚於傷痕文學的潮頭,是其深化的產物。它有更強的思考的和追索的特色,其追索的時限,不止“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常常要前推十數年,乃至數十年。《冬天裡的春天》屬於比較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反思文學作品,創作於國文二十餘年右派放逐生涯結束之後,問世雖晚於短篇《月食》,卻寫作在前。《月食》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在前,《冬天裡的春天》獲首屆茅盾長篇小說獎在後。兩篇小說,立意相近。可以說相互銜接,相互發明,因而參照著讀是很有意思的。它們使國文右派冤案改正後的歸來,顯得輝煌而壯觀。在個人的生命歷程和創作歷程中,這就續上了當年由《改選》而造成的那個短暫的輝煌。——[作者]何西來

小說賞析

(圖)《冬天裡的春天》《冬天裡的春天》上

《冬天裡的春天》因為比較全面地、集中地反映了他的人生追求、審美追求和個人的才情氣質,而成為藉以立論,藉以作出判斷的主要依據,《冬天裡的春天》所代表的那個“反思文學”的潮流,雖然早已消歇,而它所描寫的那個歷史時代也永遠成了過去。但因為國文在寫作的當時,鑄進了自己真誠的思索和真實的生命體驗,是他躍動著的心靈對象化的產物,再加上寫作態度比較嚴謹認真,藝術上也相當考究。

《冬天裡的春天》著重描寫了1937至1947年的游擊隊生活和十年動亂時期的鬥爭情景。作者借用了西方意識流的表現手法,以人物的心理活動來展開複雜的故事情節,小說時序顛倒,歷史和現實穿插,情節撲朔迷離,跌宕起伏,萬象紛呈而又主線分明。作品塑造的了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如於而龍、蘆花、老林嫂、王維宇等,都性格鮮明,豐滿生動,具有一定文學價值。

讀這本書的時候就想起了另一本也獲得茅 盾文學獎的作品《穆 斯 林的葬禮》,後者也採用了前後合圍的寫法,不過條理明顯比這個清晰,容易讀些,《冬天裡的春天》線索龐雜,人物眾多,而且場景廣闊,我想這也是它要比《穆斯林的葬禮》難讀一些的原因,然而更多的是因為作者,或者寫的時候處於非常興奮的狀態,在很多章節,我都可以感受到他的這種熱情和洶湧的情緒,也可以理解他為什麼這裡抹一筆那裡塗一下的作法,他有太多的話要說,有太多的故事要展開,雖然我讀得很辛苦,然而花開幾朵,卻都表白得清楚,而且歸結到了一起,當合上最後一頁的時候,雨也嘩嘩的下著,打在玻璃窗上,仿佛配合這本書給我帶來的心理感受,有一種痛快的,即將見到陽光的感覺,雖然心情還是被烏雲暫時壓著。

人物形象

(圖)《冬天裡的春天》《冬天裡的春天》下

● 蘆花式的英雄

書中第一女主角雖然總是借著於而龍或者其他人物的嘴複述出來,然而,她是最鮮明的一個角色,也可以說是作者傾注了最大熱情要嘔歌的人物——一個勇敢的游擊隊女英雄,但是,我想說她並不是作者塑造最成功的人物,雖然她的愛恨是那么強烈分明,而且勇敢,但是她太高太全了,作為八一年的作品,寫著四七年至文革結束時候的事,可以理解作者對蘆花那種發自肺腑的熱愛與讚美之心,但是,作為今天的我們來讀這樣一部作品,仍然會感覺到那么些許的遺憾。不是因為有這樣的人物而遺憾,也同作者一樣希望現實生活中有這樣一些英雄,畢竟我們離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英雄人物有些遙遠,象雷鋒董存瑞黃繼光這樣的英雄,今天讀來,是理想化的人物,而能在那個年代存在,這並不奇怪,今天肯定沒有這樣的英雄,我們正處在缺失英雄的年代,如果今天這些英雄還在,那么也將無法成為英雄,因為失去時代背景的英雄,或許就賦予了另外的一種意義,而不能成就英雄,創業時期的英雄遠比守業時期的英雄來得容易得多,而守業時期的英雄更多的是隱姓埋名的疆守在中國的某個不知名的地方,而且肯定不是蘆花這樣高大全的人物,今天只能成就無名英雄,象感動中國的某些人,而這些能被推到前台的人,有幸被追光燈打到,他們的事跡可以被人傳誦,而象他們一樣的人,甚至更能感動中國或者世界的人,或許終將埋名一生,不過,是真英雄,就不會感到遺憾,就象蘆花等不到新中 國就倒在叛徒的槍口下一樣,她能笑得出來,她是無遺憾的,我想這樣的結局對於她來說,遠比讓她受十年磨難要幸福得多,有時,幸福並不是能活得更長,而是活得無怨無悔,蘆花,她做到了,所以她是幸福的。

● 瘳思源和鄭老夫子

書中兩個知識分子的代表,鄭老夫子有著他的先祖板橋先生一樣的骨頭和硬氣,也傳襲了他先祖的才氣,甚至還有於世俗格格不入的迂腐氣,然而他最終還是和當年的游擊隊員走到了一起,如果不是蘆花打在他腿上那一槍,恐怕他也沒有機會再見到什麼是真正的革命者,也不會相信世上畢竟還有些正氣和正義,而會繼續用他古式的迂腐清高來對待高門樓和麻皮阿六,最後如同戊戌六君子一般為那個社會殘存的一點正氣灑下熱血,除了增加人們心中的痛苦,對現實毫無改變,或許這是他作為老一代知識份子所能具備的認知,他遠沒有蘆花、於而龍、趙亮這些人的覺醒來得直接,痛快,有的只是他的先祖一樣的貧則獨善其身的清高。當他最後仍然死在王經宇的屠刀下時,他已經結識了蘆花、結識了於而龍,知道趙亮和石湖游擊隊的存在,也知道世界終於可以在平民百姓的憤怒下得到改變,於是他欣慰的走了,帶著儒者的風度和氣質,從容的去了,在那一刻,他的平生所學,他的儒家思想,才真正達到了顛峰,徹底的達到了無牽掛,從容不迫的境界。作者說這是中國式的知識份子。

瘳思源的出場很有些戲劇性,於而龍帶著騎兵團的一幫大兵,用幾匹戰馬拉著小車去接他,他的西裝,以及他夫人的雅致,都留著洋派知識分子的痕跡,如果是一幅照片,大概我們還會看見熟悉的領結或者領帶,頭髮也應該是那種當時流行的三七分或者中分式,這位喝了一肚子洋墨水的中國人,主動回國來建設五十年代的中國,這裡同濃縮了中 國當時一大批回國的科學家的縮影,他們有著豐富的知識,有著對故士無比的熱愛,放棄國外的優厚條件,義無反顧的回到國內,在一窮二白的土地上創造奇蹟,然後在十年動亂的時候受到鞭笞,被人游斗,掛上恥辱的牌子公告天下,有些被折磨而死——如廖思源的夫人,有些落下終生殘廢——如廖思源的三個高足,還有一些如廖思源——心如死灰,當春天來臨的時候選擇永遠的離開這片愛恨難明的故土。雖然作者最後仍然讓他留了下來,但是一代科學家、知識份子那份淒涼境遇,在廖思源身上得到了一一體現。

至於作者,對這兩個代表形象都打了高分,也有很多精彩的評論和思索,或許也有來自作者自己本身的感慨,李國文生於1930,此書成於1981年,我想在這兩代知識份子的身上,也有作者自己的影子,他在訴說他們的不幸和痛苦的時候大概也是在數著自己的傷疤。

● 於而龍

這個石湖游擊隊長,是書中的第一硬漢,畢竟從那血於火的戰場中倖存下來的人,沒有幾根軟骨頭,和大多數同一背景時代下的英雄人物有著共同的性格和脾氣,不過他仍然要算是有親和力的,就象作者說的一般,一大堆人被他吸引到他的身邊,他天生就有團結的能力,也同樣,但是他並沒有給我更多的震憾,因為作者是通過他的眼睛和嘴在講故事,於是讀者代入時,自然而然就容易首先代入了於而龍,在他的世界裡穿行,為自己感動就很難了。不過於而龍還是很成功的被作者塑造出來了,不是作為英雄,而是作為一個人,經歷過戰火的洗禮和十年磨難得以倖存的人,他也自然要比其他人更讓我感到親切和值得信任。

● 王緯宇

書中塑造最成功的人物首推這位王緯宇,借用作者自己的話:“他恐怕不能單純的稱之為好人,但是壞人大概也羞於與他為伍。”意思就是如此,也就是說他做壞人,做書中的反面角色已經做到了藝術的地步,這就有了些和紳的味道,至少從古代到現代,這樣的“壞蛋”還是很受時代青睞的,他們不是簡單的壞人,是受過高等教育,有頭腦,甚至是斯文的壞人,用到“壞人”“壞蛋”這類詞,大概會被人笑做幼稚,是的,用好人和壞人來評判一個人,的確有些幼稚,然而,歷史也會做這樣的評判,秦檜一類的人,恐怕還是得不到後世“好人”的讚美,然而在他的年代,如果他不是一些人眼中的好人,那么他也不可能做得成那些壞事——比如說殺岳飛這樣的壞事,而王瑋宇這樣的人,大概是可以和他們比美的,他可以記住將軍的每一次生日,可以在任何他的政敵面前把一些細微的事情考慮得無微不至,關懷備至,體貼備至,就象作者說的一樣:“當他要送你上斷頭台的時候,可能還捧著你的腦瓜子狂親。”這樣的一個人,那是可以讓你在挨了一刀之後仍然對他心存感激,除了蘆花——那個勇敢的游擊隊女英雄,於是她得到了他親手從背後射出的一顆美式左輪手槍的子彈,除非到萬不得已,王瑋宇這樣的人是不會輕易親自動手殺人的,尤其是老百姓心中的英雄人物,如同秦檜也需要皇帝和劊子手來達到殺岳飛的目的,最後惱羞成怒才不得不親自督陣,他們何嘗不聰明,何嘗不曾想到身後的萬世罵名,但是,如果問他們一句,大概他們也會向你哭訴:“我也是迫不得已啊!”。歷史總在昨天和今天上演著同樣的戲劇,即使到了明天,我想也仍然會有這樣的人存在,甚至做得更高明,隱藏得更好,即使史學家和小說家也無法發掘出來,畢竟,他們前面有多少教科書可以用啊。

作品鑑賞

(圖)《冬天裡的春天》《冬天裡的春天》

這部長篇小說展示給讀者的首先是宏大的規模和一系列生動鮮明的人物形象。它以近60萬字的篇幅描繪了20年代末至70年代末半個多世紀中國社會生活的重要側面:30年代石湖地區貧困漁民的生活狀況與婚喪嫁娶風俗,抗日戰爭中於而龍領導的石湖支隊和大久保指揮的日本軍隊艱苦卓絕的鬥爭,解放戰爭時期石湖支隊的艱難處境,建國初期社會主義建設者的勞動熱情,“文革”中的種種顛倒與荒謬,等等。在展示豐富多采、波瀾壯闊的歷史生活畫面的同時,小說塑造了一系列不同時代、不同階級的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同是革命者,勇猛善戰、剛毅、耿直的於而龍和穩重、機智而又風趣的老紅軍趙亮不同,善良、克盡職守的老林哥與沉默而又固執的大龍不同,那個美麗、堅強、對敵人無比殘酷、對二龍和貧苦百姓無比愛戴的石湖支隊女指導員蘆花給人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同樣是知識分子,深受中國傳統文化薰陶、剛正不阿的鄭老夫子和從西方留學歸來的廖思源,各自展示了不同的精神風貌。那個風度翩翩、能說會道、左右逢源、陰險卑鄙的王緯宇,乃至手持屠刀卻講文明禮貌的日本軍官大久保,都具有鮮明的個性。小說作者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把描繪社會生活、塑造人物形象與對生活本質的揭示統一起來,從而使小說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成為歷史教科書。王緯宇的命運是耐人尋味的。他自私、陰險、沒有道德,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參加革命,卻長期春風得意,30年後才被揭穿;高歌愚昧而又瘋狂,卻平步青雲,大權在握。這類形象的塑造包含著作家對共產黨命運的思考。

這種思考在小說中有時表現得很明顯,例如這樣一段描寫:“文革”中一位老騎兵對於而龍哭訴:“說句不客氣的話,今天的這個共產黨和我昨天認識的那個共產黨不一樣,要不,就是有一個好人的共產黨,還有一個壞人的共產黨”。但這並不是說作家對黨失去了信心,作家痛心的是黨的被腐蝕、被扭曲。作品塑造趙亮、蘆花、於而龍、將軍等一系列共產黨員形象,就是在召喚“老布爾什維克”的歸來,表達對真正的共產黨的堅定信心。小說還寫到:當年冒著生命危險支援革命的老林嫂現在對縣委副書記非常冷漠,甚至發出“現在鬼子再來老百姓就不會掩護村幹部了”的嘆息;曾經冒死救了於而龍性命的老船夫和許多在戰爭年代把親人獻給革命的鄉親,仍然生活在貧困之中;1952年滿腔熱情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廖思源,在屢受打擊之後又起了出國的念頭。這類描寫包含著作家對某種不幸的歷史循環的悲衰:當年的革命者變成了統治者,忘記了養育自己的人民。

從藝術上看,這部長篇小說的獨創性主要體現在那種時空交錯的結構方式。它敘述的故事在時間跨度上超過半個世紀,在空間上是以相距遙遠的南方的石湖和北京的實驗場為主。但作家並不是按照時間的順序來敘述。小說在對蘆花的死作了“序幕”式的描寫之後,筆鋒一轉,寫30年後的初春於而龍來到石湖的第一個早晨,划著船去找蘆花的墓和那位知道秘密的搖船老人。從這裡開始,隨著於而龍飄忽不定的思緒和變化著的行蹤,一幕幕往事被穿插進來。兩天之後於而龍對王緯宇發出一聲怒吼,小說就結束了。這種結構方式主要是受電影蒙太奇手法和西方意識流小說的影響。把這種手法運用到規模宏大的長篇小說創作上,是一種大膽的嘗試,而這種嘗試獲得了很大成功。這種結構方式既深化了作品的思想性,又賦予作品以特殊的魅力。它把歷史與現實交織起來,使二者發生聯繫,形成對比。許多富於啟示意義的見解正是通過這種聯繫和對比體現出來的。例如小說第五章寫到廖思源在“文革”結束,重獲自由的時候忍痛離開祖國到美國尋找自己的女兒,接著寫下去的是1947年石湖支隊陷入困境時鄭老夫子死也不肯離開石湖,堅決與石湖支隊同生死共患難。不同時代的兩位愛國家愛民族的知識分子,面對同一個政黨為什麼作出了截然相反的選擇?假如按時間順序來敘述,這兩件相隔30年的事情就不可能產生如此強烈的對比效果。從讀者這方面來說,這種結構方式在小說中造成了許多懸念,增強了小說的情節性和吸引力。比如小說開頭寫蘆花被一個黑影開槍打死,便嘎然而止,然後轉入30年後於而龍的查訪。這是小說的總懸念,這個懸念直到小說結束才解開。而這個大懸念中,又有許多小懸念存在著。如第二章寫到於而龍等18名隊員在蟒河邊陷入大久保軍隊的包圍就止筆,轉而去寫“文革”中造反派對於而龍的攻擊。這樣,於而龍等如何衝出大久保的重圍又作為懸念抓住讀者。小說因此增添了許多魅力。由於小說是以於而龍的行蹤、回憶和聯想為線索組織情節的,所以雖然時間和空間的界限被打破,但仍顯得條理井然。

作者簡介

(圖)李國文李國文

李國文,1930年出生於上海。念過戲劇學校當過文工團員,去過朝鮮戰場,做過文藝編輯;1957年因寫小說《改選》,還曾被划過“右派”。1979年又寫小說《月食》,重新回到文壇,此後出版過長篇小說《冬天裡的春天》、《花園街五號》、《危樓記事》和中短篇小說集《第一杯苦酒》、《沒意思的故事》、《電梯謀殺案》、《涅盤》、《潔白的世界》,作品多次獲獎。並著有《罵人的藝術》、《尋找快樂》,《說三道四》、《淡之美》、《十字路口》、《紅樓非夢》以及《重新評點:三國演義》、《莎士比亞傳》等書。曾任《小說選刊》主編,現為中國作家協會專業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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