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2月13日

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後,給亞東圖書館帶來了新的氣象。 遵照陳獨秀的意見,汪原放又回到亞東圖書館,當起編譯。 陳獨秀雖在病中,但和汪原放談論的話題,仍然不離亞東圖書館的事。

亞東圖書館停業

1953年2月13日,上海市軍管會決定,亞東圖書館停業。到這時,創業於1913年的亞東圖書館,走過了整整40年的風雨歷程。

亞東圖書館和晨光出版公司是舊中國的兩個小型私營出版社,但在中國現代史和現代文學史上,起過無可取代的作用,至今(也許永遠)為人們所難以忘懷。二者被稱為中國出版史上的兩大奇蹟。

陳獨秀與亞東圖書館

辛亥革命成功後,安徽成立都督府,柏文蔚為都督,陳獨秀為秘書長。當年曾幫助陳獨秀等辦《安徽俗話報》的汪孟鄒,在一些人的慫恿下來到安慶找陳獨秀,要求謀一份差使。沒想到陳獨秀沉著臉說:“做什麼官!這裡是長局嗎?馬上會變的。我讓柏文蔚幫忙,你到上海開一個書店,就叫亞東圖書館吧。”

汪孟鄒接受陳獨秀的建議,將哥哥汪希顏的兒子汪原放從蕪湖召來上海,在福州路(原四馬路)惠福里辦起了亞東圖書館,後來又遷到江西路口的福華里。時局果如陳獨秀所料,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的爪牙、安徽都督倪嗣沖將陳獨秀列為第一“要犯”通緝追捕。陳獨秀逃到上海,正好幫助汪孟鄒經辦亞東圖書館,他起草了《亞東圖書館開幕宣言》,並編寫《英文教科書》和《字義類例》,給亞東圖書館出版發行。陳獨秀對亞東圖書館縮在弄堂里極為反感,多次對汪孟鄒說:“你要死,只管縮在弄堂里;你要活,一定要上馬路。”1919年初,亞東圖書館遷至五馬路(今廣東路)棋盤街西首。

陳獨秀曾對汪孟鄒說起:“我早就想辦一本雜誌,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全國的思想都要改觀。”汪孟鄒對陳獨秀創辦雜誌的主張極表贊同,可是亞東生意十分清淡,心有餘而力不足。於是他找到同行老友,群益書社的陳子壽、陳子沛兄弟幫忙。1916年9月間,亞東圖書館和群益書社曾有合併成立書局的構想。陳獨秀知道後特別高興。他給胡適寫信邀約胡適為書局翻譯。可是由於種種原因,合併之事終成泡影。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後,給亞東圖書館帶來了新的氣象。北大委託亞東圖書館為其在上海的總經銷,專門銷售北大出版的新書。當時國內的一些知名學者,如楊敏曾、錢玄同、程演生、楊昌濟、梁漱溟等的著作,都由亞東經銷,亞東圖書館也因此而揚名。《新青年》辦起來後,也一直由亞東銷售,陳獨秀到北大後又把所創辦的《每周評論》以及《新潮》等都交由亞東銷售,亞東圖書館成了新文化運動的傳播陣地。1920年8月,由汪原放標點、分段的《水滸傳》在亞東圖書館正式發行,陳獨秀和胡適分別為之作《水滸新敘》和《水滸傳考證》。

五四運動後,陳獨秀在北大受到排擠,重又回到上海,便居住在亞東圖書館。他在這裡多次會見北京學聯代表羅家倫、許德珩、張國燾等人,告訴他們,中國的希望在於走俄國革命的路,徹底打倒封建軍閥。各地進步青年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紛紛建立文化書社,這些文化書社經陳獨秀介紹,都與亞東圖書館建立了業務聯繫。如惲代英創辦的武昌利群書社,毛澤東創辦的長沙文化書社等。陳獨秀為他們向亞東作了三百元營業額往來的擔保。毛澤東就曾拿著這張保單,來亞東聯繫過書刊業務。1920年8月,陳獨秀和蘇俄代表維經斯基等談話後,積極投入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工作,他的許多活動都是在亞東進行的。汪孟鄒出於對老友的信賴和理解,為陳獨秀的活動提供方便。1922年9月,中共中央機關報《嚮導》在上海創刊,陳獨秀找到汪孟鄒,讓亞東籌措最好的紙張,以作《嚮導》印刷之用。《嚮導》印好後,亞東還承擔了它的發行工作。與此同時,亞東圖書館正抓緊趕排《獨秀文存》。

陳獨秀的第二個兒子陳喬年,常來亞東圖書館,和汪原放成為密友。陳喬年成為中共領導人後,介紹汪原放入黨。1927年5月,汪原放曾奉指示來到漢口,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長,管理長江書店、長江印刷廠和宏源紙行,負責《嚮導》的印刷出版和發行。陳獨秀辭去總書記的職務後,汪原放於同年九月陪陳獨秀來到上海。遵照陳獨秀的意見,汪原放又回到亞東圖書館,當起編譯。1932年10月,陳獨秀又一次被捕入獄。他由南京第一模範監獄寄來明信片,說他生病了。汪原放來到南京探視。陳獨秀雖在病中,但和汪原放談論的話題,仍然不離亞東圖書館的事。

1933年5月,汪原放又一次來南京探視。陳獨秀說:“我欠亞東的錢實在不少,想想心裡不踏實。你回去後,讓亞東重印《獨秀文存》,這樣我可以拿版費把亞東的賬結清了。”汪原放重印《獨秀文存》,在不長的時間銷售了4000部。他與亞東的經濟賬總算結清,尚存的錢,委託亞東按月支付給在上海讀書的小兒子陳和年。陳獨秀在獄中,通過與汪氏叔侄的來信,獲知了亞東經濟上已不堪重負的詳情。1937年10月11日,他建議亞東印行《今古奇觀》和章士釗的《訴狀》。後來又建議印行章士釗《論衡》及李季譯《馬可波羅》,因為這些書“都要行銷些”。他還告訴汪原放,亞東圖書館現在“加文具部,很要緊。文具生意的利潤也不錯,和書籍同做,財政可以活潑的多”。

東亞圖書館為擺脫困境,四處借款,借款不成,提出成立股份公司的構想。陳獨秀知道後來信勸阻,提出集資合辦的方法,並讓汪孟鄒邀請章士釗、黃仲等,請他們集資五萬元,出任董事。1936年,亞東圖書館遵照陳獨秀的建議,擬訂了一個新的出版計畫,其中便有編輯《民族革命家叢書》一項。汪孟鄒請陳獨秀幫助物色人選,他推薦王文元擔任編輯。王文元沒有編輯這套叢書,卻化名譯編了《蘇聯黨獄之真相》和《蘇聯黨獄之國際輿論》,交由亞東出版發行。這期間,亞東還出版印刷了

法國作家紀德所著《從蘇聯歸來》和與此相關的《答客難》。之後又印了托洛茨基的幾本書,還印了陳獨秀和彭述之的幾本小冊子。

陳獨秀晚年在四川江津時,疾病的疼痛已折磨得他不能握筆寫作。儘管如此,他依然割捨不了亞東情結,在家徒四壁之際,仍寄語汪孟鄒,說自己身在巴蜀,卻還神往蕪湖科學圖書社的歲月,真想東下蕪湖,重開科學圖書社。

源自:http://www.southcn.com/nfsq/ywhc/ls/2004122103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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