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鏡頭－空間中國—擁擠
電視前方一個蹲著的男孩正用手好奇地指著螢幕，旁邊吸菸的村民看得竟也忘記了撣菸灰和吸菸，一台電視，在遙遠閉塞的山鄉，魅力如此迷人的確令人感慨。 | ||
說到武漢的熱，盡人皆知。武漢是全國著名的三大“火爐”城之一，在七八九月大熱期間，武漢一直像是被浸在熱水中，酷熱的夏夜會把武漢市民從家中“趕”出來，於是夏夜趕到長江邊戲水消暑，便成了武漢市民多年來的生活習慣。為了解決市民的親水要求，漢口江灘在一期和二期修建了兩個容納量分別為700人和800人的游泳池，但仍難以滿足市民戲水的需求。 | ||
2001年5月27日，在一所因升學率較高而聞名的國小的招生現場，儘管校方事先已公布僅錄取70名新生，但為了孩子??也要把自家的孩子送進這所國小，為千方百計地送這些6歲的孩子來“趕考”，不少孩子和家長在擁擠中受傷。照片的左下方，一名學生家長正抱著他的孩子，旁邊孩子的母親手落在半空，擔心地看著父子倆。孩子們的教育未來與望子成龍的期盼成為這張照片的聚焦點。 在目前的中國，教育正由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變，從這張擁擠的名校招生照片上，我們也可以看見“分數”、“優等生”、“重點班（校）”這些應試教育的模式在現實層面里對素質教育的小小諷刺。 2001年5月27日，西安市數千名家長送這些6歲的孩子來國小的招生現場“趕考”，不少孩子和家長在擁擠中受傷。 | ||
照片上各樣式鞋的密集程度，層次各不一樣，尤其是女士們的高跟鞋，讓人很難想像她們就是昔日耕作的農民。擁擠看台的後面，隱現了“溫州模式”的繁榮與成功，而“溫州模式”之一便是農民城的創建。 龍港農民城是在當時國家資金不足的情況下，依靠私人資本興建起來的，這種民間推進的城市化改變了政府與社會個體之間的關係，也使其相互間產生了真正意義上的平等契約關係，這在龍港乃至當時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92年10月3日，全國傘翼滑翔賽在蒼南縣龍港鎮舉行。這是“農民城”第一次舉辦如此大型的活動，開幕式上，四鄰八鄉擁來看熱鬧的觀眾坐滿了簡陋的看台。 | ||
一年一度的春運，急切的生存心理，人口在同一時間大量流動，產生了中國特有的民工潮。如此擁擠的如廁場面，讓人可以想見打工者乘火車時的混亂。跑在最前面身著舊方格上衣的（袖口已磨毛了邊）女孩儘管滿臉欣喜，但嚴酷的打工現實已不像她們想像的那么浪漫，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外面的世界也很無奈。 從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起，沿海省市對勞動者的需求量不斷上升，一些不滿足原有土地回報的農民開始到城市、特別是沿海城市“撈世界”，最終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潮流。在廣東，甚至曾上演過80萬民工滯留廣州火車站的驚人一幕。1991年，春節剛過，南下的民工就已如同潮水般地湧入廣州火車站，女廁為此“爆棚”，為了上趟廁所等上個把小時是常有的事。 正值春運高峰期間，廣州火車站的民工連上廁所都造成了擁擠。跑在最前面的女孩子臉上掛著欣慰的笑容，她好像隨時都要衝出畫面。 | ||
建於二十世紀初的邱縣路10號大院（原名德盛里）位於青島小港碼頭附近，老人們用“大窯溝、海關後”為它定位。二十世紀20年代，母親被父親從渤海灣畔的掖縣接來青島後沒多久，便在這大院三樓租了一間房子，一住就是七十多年。1945年出生的我也在這裡度過了五十多個年頭。1980年9月，中國著名新聞攝影理論家蔣齊生先生到青島講學，順便到大院來看望我的母親，他站在樓台上，對這住有五十多戶人家的像個村莊一樣的大院很感興趣，並囑咐我注意把大院的人，大院的生活拍下來。 1980年9月，中國著名新聞攝影理論家蔣齊生先生到青島講學，順便到大院來看望我的母親，他站在樓台上，對這住有五十多戶人家的像個村莊一樣的大院很感興趣，並囑咐我注意把大院的人，大院的生活拍下來。 五十多年的時光，對於人的一生，算是不短的。大院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都記載了我從童年到少年，從青年到中年生命的痕跡，還有相處幾十年的鄰居嬸子、大爺、大娘，兄弟姐妹們，比自己小的侄子、侄女，甚至更小的稱我為“爺爺”的孩子們，在大院裡，鄰里之間就是這樣像一家人似的稱呼和相待的。妻子初進我家，很有些不習慣，驚奇怎么年輕輕的就被人叫做“五奶奶”了。五十多年，兩萬多個日日夜夜的糾纏廝磨，使我與“10號大院”難割難捨。新房子分了已有多年，但我仍與老母、長兄、妻、子擠在老院兩間舊房裡，只在周末才去套房住上一宿，即使這樣，第二天一大早，就鬧著“要回家去，回10號大院去”，妻子怎么也讀不懂我對老院的這份戀情，只好發狠地稱呼我為“怪物”。 10號院一帶，因位於小港碼頭附近（當年是主要的碼頭），在青島開埠初年，就被劃為“勞工區”或“貧民區”，所以院裡住戶多為“扛大包的”或“拉大車的”從四鄉來的移民。記得住在三樓頭處在碼頭上扛大包的“四大爺”、“五大爺”，兄弟兩人合租了一間房，用兩隻木箱一隔，就迎娶了“四大娘”和“五大娘”。即使現在，這“大院”里住的也仍是些最平常不過的普通青島人。平日裡鄰居們雖然也會有些碰碰磕磕，但遇事相互照應、相互幫扶使得大院生活顯得有滋有味，與在新式套房住了多年還不知對門姓什麼名什麼相比，大院生活特別富有人情味，特別讓人依戀。 在這大院裡，母親是年紀最長，居住時間最久的“元老”，她性情豁達、爽直，愛“管閒事”，因此在院裡很有些“權威性”。1950年，大院重修後，有關部門突然想轉做他用，母親約同院幾位嬸子大娘們據理力爭，終於得以返回，而且還提出了仍按各自原先的方位回遷的原則，以避免出現爭執。聽晚年的母親述說這些往事，我突發奇想：如有“伯樂”提攜，母親會是一位不錯的領導者。住進10號大院的我家，從物質層面上講，自然可以用“清貧”二字概括，這是事實。但生來即心靈手巧的母親，通曉許多事理，尤其對藝術有著特殊的感悟能力，因此使我從小生活在一個對精神層面要求較高的氛圍中，受到母親以她特有的方式傳輸給我的藝術啟蒙，並在她的關心下，一步一步地走上藝術之路，並有了一定的成就。多年來，母親總是我作品的第一位觀眾和評審。有時朋友拿照片讓我看，近百歲高齡的母親也願看，讓她挑選，她挑出的那張肯定是最好的一張，母親的觀念一點也不落俗套，我曾幾次對母親講，有機會讓她當一次年齡最高的評審。多年來，我時常給母親拍照片，但都是些隨意的生活照，沒有刻意安排和講究，偶有她看好的，她會問我能否擺展覽、上報紙，但因工作忙，也總覺還有時間，我總推說下次拍，下次拍好一些的，一直也未能如母親的願。 1998年10月28日，農曆的九月九，“重陽節”上午10時，因病住進醫院，已安詳地睡了兩天，醒來還應答了我與哥哥們問候的母親永遠地“睡”著了。這突然而來的變故，我毫無準備，我—時木然，無淚、無語。在嬸子、大娘們的指點下，我沉靜、機械地行完了應有的程式之後，我一直在思考，尋找與母親繼續對話的途徑。在排除了好多的不妥之後，我選擇了這個方式，利用1999年的夏天，完成了這個在青島開埠後不久即建成、母親在這裡生活了—輩子的老院的拍攝，並選擇1999年的“重陽節”舉辦《五角大樓—10號大院的故事》攝影展，獻給即將邁進新世紀的青島，並作為對母親，一位平凡的世紀老人的紀念。 風箏帶著祖孫倆的願望飛翔在10號大院的上空。祖孫兩人位於畫面的正中，小孫子專注而認真地操控著手中的線，風箏通過祖孫倆的手升向空中。孫子稚嫩的臉和奶奶在風中飄動的白髮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在畫面中，我們可以體會到作者濃濃的親情。 | ||
我是在鐵路上工作的一名自由攝影人，早年畢業於鐵路機車司機學校，參加工作後，曾在列車上工作過，對鐵路有著特殊的感情。從事攝影工作後，我的鏡頭一直沒有離開過鐵路。隨著創作的不斷深入，我越來越關注人們的旅途生活狀態。近二十年來，我北上漠河，南下廣州，西奔格爾木，東至上海……乘坐列車上千次，行程十幾萬公里，拍攝近萬張底片，留下了人生旅途的印記。 每當我踏上飛馳的列車，就好像漫步在哈爾濱大街、北京胡同、上海里弄一樣，令我如醉如痴，流連忘返。 列車是臨時大家庭，是流動的社會，它濃縮了人生百態：身著各種流行時裝的青年男女；小貓小狗堂而皇之地在臥鋪上占有一席之地；風靡全國、充斥東西南北的麻將牌響個不停；虔誠的伊斯蘭教徒阿訇跪在車廂門口在祈禱；92歲的老方丈帶著象徵聖潔的白手套為小姐號脈診病；母親小心翼翼地呵護著剛剛出生的嬰兒；對對情侶旁若無人地嬉戲、調情……令我難忘的鏡頭太多了，有的令我欲拍不忍，總是在矛盾和困惑中按下快門。在留住美好的同時，也留下了很多遺憾，無法彌補的遺憾。 最令我難以忘懷的是在開往南寧的列車上，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滿身汗泥，倚住車門站著睡著了。我望著小女孩足足有五六分鐘，我不能給她幫助，心裡十分難過和自責，就在快門釋放的一瞬間，我的心被刺痛了，憶起了自己的苦難童年…… 在列車上拍片，難度很大，既要克服光線暗、列車晃動的不利因素，又要排除列車工作人員的誤解；既要忍受個別旅客的刁難，又要忍飢耐渴抗高溫，不怕疲勞。1995年盛夏，列車通過被稱為“火爐”的武漢時，車廂溫度高達40度，旅客嚴重超員，人挨人，人擠人，寸步難行。熱得我渾身淌汗，頭髮跟水洗的一樣，T恤衫全部濕透。紅色的T恤衫乾後，結成白花花一層鹽鹼，真想留做紀念，由於隨行衣服少，只好洗掉。那次終因流汗過多，加上一路過度疲勞，而虛脫暈倒在車廂里。 面對這一幅幅照片，我的心起伏難平，酸甜苦辣一齊湧向心頭。每幅照片的背後都浸透著我的汗水與心血，都有講不完的故事，敘不完的情懷。 作為一名自由攝影人，創作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感悟人生、透視人生、印證人生、展示人生。我相信隨著時間向後推移，到下個世紀，或更長的時間，回過頭來重新看《火車上的中國人》會另有一番感想，它的歷史價值遠遠大於自身的審美價值。 火車是中國的主要交通工具，列車帶著人們奔向四面八方。相對於擁擠的硬座車廂裡面的人來說，能坐在靠窗的位置應該是一件非常愜意的事情了。 狹窄的車門，攢動的人群，人們都在想盡一切方法儘早地擠上車廂。對於這些乘客來說，能早一點擠上車就意味著能有機會選擇或者占據一個好一些的位置。乘警有的在努力地維持著車廂的秩序，有的已經放棄維持，在人群外做觀望狀。 沒有座位的一家人在車廂里找到了一塊兒相對舒適的空間。雖然所處位置有些尷尬，但是對於其他只能在擁擠中站著的乘客來說，他們的“地盤”已經算是奢侈的了。 狹窄的過道上，憨厚的小伙子抱著自己的兒子回農村老家。雖然沒有座位，不諳世事的孩子在父親的懷抱里仍然睡得很香。 沒有位子的乘客想到了在座椅的靠背上休息，雖然這個姿勢看起來很難受，但是比起幾個小時的站立來還是要舒服一些。 | ||
棚屋區其實在每個大城市都有，北京有“浙江村”，廣州有“垃圾村”。部分城市居民，曾經懷著優越感，抱著可憐他們的同情心，保持著一種警覺去看他們：他們是盲流；他們髒亂差，是城市的污染源；他們“村”里雜七雜八，是治安犯罪的淵藪；他們沒有生活品味；他們不可接近……甚至有人如同挖到寶一樣驚呼發現了損害城市的一大公害，滿懷義憤地呼籲有關部門搗毀…… 現在，隨著攝影記者的眼光，我們可以走近他們。我們可以發覺：他們艱苦，但不乏拼搏心、上進心乃至希望；他們有人情味，他們有愛，有很好的感情；他們沒有城裡人自我封閉的怪脾氣，居然可以十個平方住十戶人家；他們在認認真真地生活…… 俗話講“關起門來是一家”，指的是原本不是一家人相互把對方看做自家人，不見外。深圳的“團結戶”正是如此：三兩家來自不同地方的人共租一屋，同舟共濟，共度難關，雖苦猶甜。 然而，趙雲波何素芳夫妻的團結戶“府上”卻擁有10家人—5對夫妻、1對姐妹、4對朋友，20個人共用一間不足10平方米的棚屋，5張單人木架床疊成上下層，密密匝匝靠牆一圈，中間1平方米空當正好放一張小方桌。上下床兩個鋪，每鋪兩人睡覺。倘若20個人正好都同時下床來，棚屋裡所剩地面是斷然容不下40隻腳的。 “這種事不會發生。”趙雲波說，“有上夜班的，上白班的，人不會同時都在屋裡的。” 1997年2月，記者兩次去採訪，想給這20個人的大家庭拍張全家福，左等右等，始終沒能把人等齊。進到左鄰右舍探訪，情形都差不多：每間屋少則五六張、多則十幾張上下鋪木床，每鋪住兩個人，多為夫妻，也有親戚、朋友、熟人、老鄉搭檔共住的。 這個棚屋區在深圳沙井鎮萬豐村邊沿，順著一條排水溝，一間又一間的棚屋連成了一條街。記者從頭數到尾，93間。按平均每間20人計，這93家房客大約一千八百多人。他們全是從內地來深圳的打工者，其中90％來自四川。 趙雲波今年26歲，1992年從四川西充縣來萬豐，在好幾家外資工廠打過工，是棚屋的老房客。他說廠里有集體宿舍，但是夫妻不能住在一起，朋友老鄉也難住在一起，互相沒個照應。還有，不準自己做飯，吃食堂，口味和價錢都不行，房費也太貴。 趙雲波的妻子在一家玩具廠做工，每月能掙400-500元。他倆的床費每月60元，水電費另計。小兩口每月開支大概需500-600元，如果不失業，一年下來，兩口子能攢下5000元左右。趙雲波說：“在家鄉，人均不到半畝地，沒有錢掙。” 棚屋裡每張床都掛上塑膠布做帘子，男女隱私全在關起的帘子里。“過夫妻生活像賊似的。沒辦法，大家都一樣，見慣不驚。不過比住廠房好，住廠房你想過夫妻生活是要抓的。抓住就罰款，弄不好還‘炒魷魚’。” 個人隱私，對於棚屋房客們來說，根本就無從談起。生存壓倒了一切。雖然在隆冬季節走進棚屋感覺還可以，但是完全可以想像，二十來位男女房客擠在這樣的空間裡，如何熬過南方漫長的酷暑。 93間棚屋只是我們看到的一個點。趙雲波說，附近還有很多，菜市場下邊就有一處。 趙雲波的連襟杜成東和他床對床，去年，24歲的杜成東在南海市某公司乾保全，工資收入和食宿條件都不錯，因為妻子何素瓊在萬豐打工，春節前杜成東放棄了南海的工作來到妻子身邊，成了棚屋的房客。杜成東從報刊抄了一大本有關打工者生活的文章和詩歌，他告訴記者，他正在認真考慮要不要返回家鄉。 但是絕大多數棚屋房客沒有這個打算。他們認為，出來打工，住棚屋，都是自己的選擇，“打縮腳錘”會被人認為沒出息。棚屋雖然擠，但是有親情，有鄉音。 城市要綜合治理，棚屋遲早會拆除。記者問棚屋房客到時怎么辦？趙雲波想了想，說：“天無絕人之路。” 在布滿垃圾的水溝邊，人們搭建起了一排“吊腳樓”。從破鐵皮、毛氈、紙殼、木板這些隨手能得來的“建築材料”上能想像出居住環境的惡劣。破窩棚和遠處的高樓形成了明顯的對比。 | ||
溫州人的價值觀念和人際關係滲透著濃厚的宗族思想。農村古來多聚族而居，宗祠也大多就近建在聚居地附近，歲末時由族人共同致祭。 照片上一張張圓桌和坐在圓桌旁的人呈放射狀布滿了整個畫面，傳統宗族力量織就的大網促成了宗族內部成員團結的大輪盤。 改革開放以來的鄉村中國，有兩個重要的歷史現象值得我們關注。其一是大家所熟知的鄉村經濟轉折，它的動力是“農村經濟改革”和“草根工業”(鄉鎮企業)的大量發展；其二是一個悄然興起的“鄉村傳統文化復興”，而溫州蒼南農村的宗族宴會慶典便是後一個歷史過程的一個小小的側面。 | ||
這張鐵柵門後人群擁擠的照片，是城市化快速推進導致的擁擠，城市在拚命拉大城市框架的同時，交通基礎建設的欠發達，很容易讓人面臨這種鐵絲網後擁擠的尷尬。圖中最右邊抱膀子的中年人、最左邊手揣衣兜的老者和站在前排中間的兒童，他們的表情都很從容而安靜，對於這種路途上的擁擠老中青各代均已習以為常，除了無奈與抱怨，他們所做的也許只有忍耐與等待。 在上海，每天擠在江邊船閘等待放行的既有上下班的本地居民，也有專程來坐渡輪遊覽的中外遊客，一條小小的渡輪上聚集著來自五湖四海的各色人等。 在上海，每天擠在江邊船閘等待放行的上下班的本地居民。 | ||
1993年，一對新人從青島市博山路的農貿市場經過。在那時，著西服、穿婚紗舉行婚禮對百姓來說無疑還是件新鮮事，於是路過的人們紛紛用好奇的目光打量著這對新人寫滿幸福的笑臉，他們對近距離看到新娘感到親切，就連小商販也停下了手中的生意觀看這場婚禮。身穿潔白婚紗的新娘，手捧著一大束象徵燦爛愛情的紅玫瑰，笑意盈盈地看著右邊的新郎，而右邊胸佩飾花的男子西裝卻不革履，竟穿了一雙球鞋侍立一旁，此種土洋結合，恰恰是那個時代接客群多舶來品洗刷後的一個小小映射。 一場普普通通的婚禮由於新郎新娘“新潮”的裝扮，讓新人身後的小巷裡擠滿了看熱鬧的人群，小商販甚至停下了手中的生意觀看這場婚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