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立武

黎立武,字以常,號寄翁,新余遞步人。景定三年(1262)入太學,鹹淳四年(1268)擢進士第三,恩賜狀元。歷任鎮南軍節度判官、袁州通判、秘書省校書兼莊文府教諭、奉議郎、承議郎、軍器少監國子司等職。

人物生平

黎立武,字以常,號寄翁,新余遞步人。景定三年(1262)入太學,鹹淳四年(1268)擢進士第三,恩賜狀元。歷任鎮南軍節度判官、袁州通判、秘書省校書兼莊文府教諭、奉議郎、承議郎、軍器少監國子司等職。宋亡,他不願與元貴族合作,潛回新余,在蒙山建“蒙峰書院”收徒講學,因他學識淵博,品行又好,前來受業者甚多,書院常有人滿之患文天祥很敬佩他,說自黎立武的大名“震盪以來,吾江西一佛出世,引領願拜”。元朝的達官顯貴也很尊重他,美稱他為“蠻子狀元”(源於南蠻北狄之說),時有前來拜謁、請教者。

作品一覽

黎立武著述甚多,積稿如山,或抒情懷,或釋舊聞。主要有《大易元通說》、《大學本旨》、《中庸指歸》、《中庸分章》、《大學發微》等。
黎立武學術派系:
黎立武屬於兼山學派[1],為程門支流。師從謝諤[2]。
“兼山以將家子,知慕程門,卒死王事。白雲高蹈終身,和靖所記黨錮後事,恐未然也。郭門之學雖孤行,然自謝艮齋至黎立武,綿綿不絕。”
黎立武的學說在當時也有一定的影響,著名學者臨川吳澄為他寫墓志銘,並自稱是其門人。考試臨川得吳澄,時稱其知人。
→袁俊翁
程頤→郭忠孝→郭雍→謝諤→黎立武 |
→吳澄
黎立武學術主要觀點:
《中庸》
【黎立武】:著《中庸指歸》中,黎立武以《周易》說《中庸》,並認為:“蓋二書皆盡性之道,程門惟兼山深於易,故得中庸之義焉。”
郭忠孝認為“中”為體,“庸”為用。“極天下至正謂之中,通天下至變謂之庸。”黎立武認為這是程頤晚年定論。
郭忠孝對《中庸》的解釋和《伊川易傳》是一脈相承的。所以,黎立武說:“兼山登程門,終始中庸之道,體用之說,實得於心傳面命者也。……蓋二書皆盡性之道,程門惟兼山深於《易》,故得《中庸》之義焉。”
黎立武還說:“程子嘗為《中庸》作注,至是焚稿而囑兼山以書傳之。”
黎立武對中庸的評價
【黎立武】:著《中庸分章》分析《中庸》第一章時也對中庸作了極高的評價。他說:“中庸之德至矣,而其義微矣。首章以性、命、道、教,明中庸之義;以戒懼謹獨,明執中之道;以中和,明體用之一貫;以位育,明仁誠之極功。”
黎立武對《中庸》的“誠明合一”說作出了自己的論述。
從《尚書》到《論語》到《中庸》再到《孟子》等,中國思想家對“中”這一重要範疇開始了不懈的闡釋和拓展,不斷延伸著中庸思維論和中國思想史。正是看到這一點,宋代黎立武在《中庸指歸》中斷言:“《中庸》者,群經之統會樞要也。”
《大學》
【黎立武】:通徹研究《大學》所述的事物內容:“物有本末,指心、身、家、國、天下而言。事有終始,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而言。由心身而推之天下,自本而末也。由平治而溯至格物,終必有始也。”
“格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即知所先後之知,蓋通徹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而知用力之先後耳。夫物,孰有出於身心家國天下之外哉!”
【黎立武】:在《大學發微》中說:“《大學》其曾子之書乎?”
其他文章
黎立武,〈謝臨江李總管建狀元坊啟〉
進不得陳箕子之〈洪範〉 ,退而發揮郭氏之《中庸》。辟山學仿嘉眉之規,借時文明孔孟之意。松間喝道,豈無考德問業之人;花外小車,亦有事親從兄之樂
袁俊翁,書前首有黎立武之序,序作於大德庚子(四年,1300)
結屋蒙巔,山靜日長,每於陰陽造化之機,性命道德之蘊,經史義理之會,有未合,共同志商之。投卷所得,縷析脈分,如老吏斷案,輒手之不釋。而袁之袁氏為多。一則雋(俊)翁,二則雋(俊)翁,余亦昆弟子侄。其文溫膩,其語詳縝,其引類曲而暢,其立論超而詣,余甚愛之。雋(俊)翁曾不是足,錄前後所得為若干帙,袖以見過,若將猶有所是正者。余曰:子亦疑吾言乎凡吾所以藉子文重吾榜者,為其道之合也,義之明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求一幸吾選,不可得也。凡吾所以嘉子文者,千言非多,一言非
道德玄經原旨》,書前還有大德九年黎立武、張與材的序。
黎立武學術地位:
趙秉文為黎立武作〈中庸指歸序〉亦云:先生既開山學,以來四方學問之士;又建鳳洲精舍,彷佛河汾。
黎立武《中庸》、《大學》思想之考辯
黎立武關於《中庸》、《大學》的闡釋與正統朱子學有著頗不一致的地方,從版本編次到經典體系的建構以及詮釋都表現出了諸多分歧。這大概是其因師承關係刻意迴避了朱子之學。然而通過朱熹與黎立武對“庸”字的闡釋,我們則不難發現兩人在理學體用之學(即內聖外王)的內在思路上具有一致性。但其中不同的一點是,面對由宋入元的政治變化,黎立武通過對郭忠孝“性、道、教”一貫性思路的汲取,把體用之學具體操作的興趣點從政治、教化的雙層面轉移到了教化的單一層面。
兼山是宋代學者郭忠孝(字立之)的別號,他是程門高足,其中庸之學不同於楊時、李侗為代表的道南一系,而道南一系的中庸學為朱熹所取,成為後世正統,而郭忠孝的中庸學為黎立武所取。如果說,道南朱熹一系的正統中庸學,偏重於“心-性-理”,那么,郭忠孝與黎立武的中庸學則強調“性-道-教”,並通過“性-道-教”所開啟的文化境域打開在心性學的宋代取向中業已被遮蔽的“天下”或“天下之間”這一視域總體。
如果上下通達的事業僅僅發生在個人的內在體驗中,而不是展開在“教”的公共事業中,那么,“中”就沒有抵達“庸”。朱熹之所以強烈地反對禪宗的內在隱修之風,其實正是身處道南一系中的他以自己的方式挽救修道(學)與立教(教)的分離,從而挽救那個即將從“庸”中分離開來,因而也不能持久的“中”。黎立武有云: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者天下之大本,所謂中者以此。曰庸徳之行,庸言之謹,所謂庸者以此。成性記憶體,寂然未發,正位居體是之謂中。發於言行,中節而和,日用常道是之謂庸。中以正位言,庸以常道言。蓋合全體大用而名之也。堯舜授受道用斯溥,掲執中以明其體;孔門講貫道體斯存,合中庸以該其用。”
立武之山學是否官化,史無明文。觀其「狀元及第,今為隔世之虛名;刺史表閭,又作他時之故事。未嘗忘我,何以報公」17 之對昔日榮耀之感懷,以及「潛心聖學,敬事二親」之意識,其書院似自行開設而未官化。立武〈謝啟〉 ,李彭序文及趙秉文皆不雲開「書院」而雲「開山學」 ,或深有寄意。明乎此而讀其「結屋蒙巔,山靜日長,每於陰陽造化之機,性命道德之蘊,經史義理之會,有未合,共同志商之」之序,怡然而彷佛其當時講學授徒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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