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鶴飛

在獄中,黃鶴飛看多了有錢的人,也看多了沒錢的人。 在北京的一個人才招聘會上,黃鶴飛遇到了一家文化公司的老闆。 比較10年前後的經歷,黃鶴飛所做的同樣是為錢而努力。

一個外地人,站在北京街頭,感嘆著“北京的機會真多”。

於是,這個湖北荊州人決定在北京開創自己的事業。
這個人叫黃鶴飛。從這名字就可以想像得出父母對他的未來寄予的無限期待。
大約11年前,黃鶴飛為了錢被送進監獄。10年後,出了監獄的他仍然認定自己會賺大錢;但是,賺錢已不是惟一的目的,用錢來做有意義的事情才是事業。
17歲的經濟案犯
1986年,16歲的黃鶴飛在家人的重壓下,被迫放棄了報考美術學院的想法,到一家銀行當了辦事員。銀行的工作遠沒有畫筆下的世界那樣色彩豐富。在一個有藝術天賦的孩子眼裡,這裡所有的人都是錢的奴隸,工作人員是,來來往往的顧客更是。周圍的一切,除了錢,還是錢,仿佛人生來就是為錢服務的。
在錢堆里,只有那個叫盧純鳳的女孩是親切而美麗的。還是孩子的他們戀愛了,但卻遭到雙方家庭的一致反對。
16歲的黃鶴飛其實是個最適合在市場經濟海洋中撲騰的人。當時的中國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全民經商的時代。沒有從商的人們幾乎快被時代拋棄了。黃鶴飛所在的那個小縣城,機關幹部紛紛在下班後上街擺攤。但年輕的黃鶴飛的想法已經超越了擺攤。
在銀行的業務往來中,黃鶴飛發現現在社會上特別需要懂財會的人,但現實是很多人連算盤都打不好。看到自己這個小縣城的人沒處學珠算,黃鶴飛算計的是全國得有多少個這樣的小縣城,得有多少人需要珠算的培訓。他認為自己已經找到了可以謀生的手段,有能力養活盧純鳳了。
為了心目中的愛情,黃鶴飛決定搞到一筆資金,帶盧純鳳到一個陌生的地方,開辦一所珠算函授學校。
雖然不喜歡銀行的工作,但並不代表對“資金劃撥”之類金融操作不熟悉。天資聰明的黃鶴飛很快便找到了可以下手的地方。
在盧純鳳的幫助下,黃鶴飛利用一張假空白支票,成功地在銀行提取了5萬元現金,隨後二人一起逃到廣州。
利用職務之便挪用公款,用黃鶴飛自己的話來說,他是從銀行“借”了5萬元。他的想法很簡單,我從銀行拿了5萬元做生意,賺了錢再還上。正因為此,出逃前黃鶴飛沒有忘記在辦公桌上留一張“貸款”5萬元的紙條。
逃到廣州後,黃鶴飛很快開始了自己的“業務”。他花錢購置了油印設備,私刻了廣州市公安局的公章,印刷了大量的入學通知,四處寄出。不久,黃鶴飛便收到了不少的反饋。
正當一切似乎都進展得相當順利時,黃鶴飛、盧純鳳被雙雙抓獲。
十年牢獄
自始至終,黃鶴飛都表現出了超出一個一般的17歲孩子的心機。
早在攜款出逃之前,黃鶴飛就已“研究”過有關法律法規,知道5萬元是一個還不至於被判死刑的數目。然而世事無常。雖然案發後黃鶴飛、盧純鳳的家人就將5萬元還給了銀行,但那一年正好趕上“兩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出通知,要求嚴厲打擊金融領域的犯罪活動。作為主犯的黃鶴飛被判處死刑,只因年齡不足而改為無期徒刑;盧純鳳被判有期徒刑20年。
獄中的一切並不因黃鶴飛還是一個孩子而對他有所善待。“獄霸”的蠻橫令他心悸,老犯人的欺侮令他憤怒,家中送來的錢物還會被強者分掉……
怎么在困境中生存下去?黃鶴飛選擇的辦法是讀書。由於掌握了一些知識,加上頭腦好使,黃鶴飛利用書本上的東西,很快成為勞改中隊的宣傳員,而這個職務帶來的好處,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我也成了獄霸”。漸漸地,再沒有人敢欺負他了,他也有了自己的單獨囚室,也開始有犯人給他送錢了。
讀書使黃鶴飛得到的好處不僅僅在於能夠改善生存狀態,而且成為他減刑的最有力的因素。由於在報刊上發表的眾多作品以及和管教幹部較好的關係,黃鶴飛先後5次因積極改造被減刑。後來,當他有關“判決量刑過重”的申訴獲得批准時,總服刑期已僅剩10年。
在讀書足以保證眼前的生存的時候,黃鶴飛漸漸開始擔心,監獄相對是一個封閉的社會,外面的世界變化那么快,將來自己出去了,能不能適應那時的經濟社會?於是,他開始賦予自己的讀書活動一種新的意義,一種未來生存的意義。
在這表面看上去的一帆風順背後,其實有著複雜的“鬥爭”——犯人和犯人之間的,以及犯人和管教幹部之間的。在這些方面,黃鶴飛所以能夠挺過來的最主要的原因,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愛。
在服刑期間,黃鶴飛和盧純鳳雖然分處數百公里之遙的兩處監獄,但書信不斷。每次,當黃鶴飛面臨困難的時候,盧純鳳親手編織的毛衣都是最能使他感到溫暖的東西;而情人節的時候,黃鶴飛也不會忘記給盧純鳳寄去自己做的12朵紙玫瑰。
在獄中,黃鶴飛看多了有錢的人,也看多了沒錢的人。他發現,個人的幸福原本不是以金錢的多少來衡量的。自己沒有多少錢,但有別人沒有的愛。愛比金錢更重要。
10年後,當走出監獄大門的那一天終於降臨,黃鶴飛認為,這一認識是自己獄中最大的收穫之一。
1997年,黃鶴飛和盧純鳳相繼減刑出獄,10年沒有見面的兩個人攜手走進了婚姻的殿堂。
出獄後,黃鶴飛先是辦了一家心理諮詢公司,隨後又將這家公司發展成湖北一家信息報駐荊州的辦事處。在辦事處生意不錯的情況下,黃鶴飛又先後辦了一家書店,一家招待所。正當他準備再開辦一個養鱉場的時候,中國很多民營企業在發展中所出現的通病,在黃鶴飛的小公司也出現了。這就是不顧自身實力,盲目擴張經營項目,最終導致資金困難,企業全面癱瘓。
錢不但沒有賺到,反而賠了一些。黃鶴飛決定到北京去尋找機會。
有意義的事情
早在監獄裡,黃鶴飛就認定人生不在於是否有錢,而在於能不能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當時,他目睹了許多的人間悲劇。
兩個未成年的孩子因父親坐牢、母親改嫁而無依無靠,有時甚至連躲雨的地方都沒有;一位強姦了自己女兒的父親在悔過後,一直得不到他人的理解,最後只好跳入冶煉爐結束生命;還有一個出獄後打算重新做人的青年,終因無法找到一份可以謀生的工作,在重操舊業和死亡之間選擇了後者……
對種種事件思考過後,黃鶴飛認為,就某種意義而言,刑罰是有其負作用的。一個人在入獄接受改造的同時,他自己和親人還會受到來自另外一種方面的懲罰,比如家庭破裂、孩子無依無靠等等。另外,許多勞改人員因為入獄時間過長,長時期脫離社會,一旦出獄後很難很快適應新的生活。
有感而發,黃鶴飛想搞一個“金不換”工程,進而成立一個專門幫助出獄或仍在服刑期間人員的協會。主要內容包括幫助此類人員學習將來可以適應社會需要的有關技能,提供必要的工作機會,以及幫助獄中人員照顧家庭等;最終目標是服務於社會,既不使流浪的孩子成為新的罪犯,又不使出獄的勞改人員重走老路。
到北京,黃鶴飛的想法就是找到更好的賺錢機會和與有關部門接觸的機會,實施自己的夢想——“金不換工程”。
在北京的一個人才招聘會上,黃鶴飛遇到了一家文化公司的老闆。黃鶴飛在獄中的經歷及耳聞目睹的一切,都引起了這位老闆的興趣。長期的暢銷書運作使他認定,將這樣的經歷出本書,肯定會暢銷,會賺錢。
於是,黃鶴飛成了這家公司的職員,並同老闆簽訂了有關契約。契約規定,由公司負責該書的再創作(在獄中黃鶴飛已寫了近40萬字的書稿,出獄時被獄方沒收)、出版、發行等工作,所得利潤公司占75%,黃鶴飛占25%。在圖書出版的同時,公司還將進行同一題材的電視劇的製作。
然而不久,公司卻將該書的運作以25%的股份轉賣給另一位流動書商。知道情況後的黃鶴飛頓時產生一種被出賣了的感覺——這一倒手,公司什麼也不用做,便可謀得50%的利潤。
此後,由於有關電視片的拍攝等問題與公司進一步的分歧,黃鶴飛認為這已完全背棄了自己最初的想法,而自己人生最大的目標也有可能因此被毀。他決定與公司分手。
當黃鶴飛認定一件事情值得去做,而且有意義的時候,他不願任何有可能破壞這件事情的因素存在。出書,他的目的有兩個:一是通過自己的經歷,使“金不換”工程為大家所理解,自己為人們所知道;二是為工程籌集資金。
文化公司單純以盈利為目的,過分強調獲利的行為,使黃鶴飛害怕這反過來會對自己的事業造成影響,遂決定中止與公司的契約。經過各種辦法,黃鶴飛順利地拿到了公司手中的契約書,並付之一炬。
通過這一番變故,黃鶴飛充分認識到了自己經歷的商業價值。經過和一位書商協商,二人註冊了一家“高牆”公司,準備以開發“獄內生活”為內容,從事經營活動,從而為計畫中的“金不換工程”及幫教協會籌集資金。
當然,這個公司的內部連線,仍必然是以利益為紐帶的。在利益之間,黃鶴飛期待著自己夢想的實現。
錢不是最重要的
比較10年前後的經歷,黃鶴飛所做的同樣是為錢而努力。當初為辦珠算函授搞資金入獄,而今為某一個服務於社會的夢想奔波,這就是市場經濟時代一個社會人的縮影。不管你想不想、願不願,你都只能在一個個鏇渦中生存、做事、實現理想。
站在一個新世紀的門檻上,前囚犯黃鶴飛說他一定能成功。他認為所憑藉的,只是一有想法,二要敢幹。
有想法之一,表現於早在17歲時,他就能夠敏銳地尋找到市場的需求,發掘到紛繁複雜社會表象下自己所能做、並有可能成功賺到錢的東西;有想法之二,在於無論是準備做珠算函授,還是後來做信息,他尋找到的“點”都是為經濟生活服務,而又為經濟生活所不可缺少的。
黃鶴飛的敢幹,也是市場經濟時代里一種難能可貴的東西。飯桌上的空談人們見得多了。這個社會需要的就是不但有思想,而且有勇氣,因為經濟時代同時還是一個風險時代。
但有想法和敢幹並不就導引著成功,因為這個時代還需要規矩。當市場經濟肯定個人要爭取自身最大利益的同時,規矩是法律。黃鶴飛在10年前敗過,就敗在他敢幹卻沒有講規矩,為此付出的代價是10年牢獄生涯。
今天的黃鶴飛決定搞中國幫教協會,決定搞“金不換工程”,最大的難題仍是錢。因此,有頭腦的黃鶴飛打算以自己的經歷為資本,為自己構想的工程賺取啟動資金。
然而他堅持認為,錢並不是最重要的。

教育專家(一)

教育專家,一般是指對學校教育教學及學校辦學實踐有專門研究的人或擅長某項教育教學技術的人,他們不僅是對教育領域工作有專門研究的高人,而且還是特別擅長解決基層學校中實際問題的高人。教育專家不僅需要在學術上具有一定的成就,而且他們更應該用自己的學術成就為基層學校服務,能務實並有效地解決基層學校中的實際問題、攻克具體工作中的各種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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