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現代作家廖潤柏]

鬼子，本名廖潤柏，男，1958年生，廣西羅城人，仫佬族。1989年畢業於西北大學中文系。1996年開始真正意義上的小說創作。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一根水做的繩子》，中篇小說“瓦城三部曲”――《瓦城上空的麥田》、《上午打瞌睡的女孩》、《被雨淋濕的河》。作品多次榮獲各種文學獎。作家鬼子代表著廣西文學新桂軍力量，以其獨有的朝氣與銳氣，向中國文壇的前沿地帶發起衝鋒，成為廣西文壇崛起的標誌之一。他無疑是一個有責任感的作家，他的作品關注底層人們的生活境遇，通過小人物的傷痛和無奈，喚起人們對良知、道義和尊嚴的呵護，對宿命的體恤。與廣西作家東西、李馮並稱廣西文壇三劍客。 現為廣西作家協會副主席，廣西文學院副院長，《廣西文學》副主編。

主要作品

長篇小說

《一根水做的繩子》（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2007年）

小說集

《誰開的門》（廣西民族出版社，1999年）

《蘇通之死》（北嶽文藝出版社，2000年）

鬼子[現代作家廖潤柏]

《遭遇深夜》（四川文藝出版社，2001年）

《中國小說50強——被雨淋濕的河》（時代文藝出版社，2001年）

《上午打瞌睡的女孩》（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

《艱難的行走》（崑崙出版社，2002年）

《廣西當代作家作品叢書——鬼子卷》（灕江出版社，2002年）

《你猜她說了什麼》（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年）

《鬼子悲憫三部曲》(春風文藝出版社，2004年）

《魯迅文學獎獲獎作家叢書——鬼子小說》（中國社會出版社，2006年)

電影小說

《幸福時光》（灕江出版社，2001年）

代表作

鬼子長篇小說

鬼子的代表作為小說“瓦城三部曲”，亦稱“悲憫三部曲”――《被雨淋濕的河》、《上午打瞌睡的女孩》、《瓦城上空的麥田》。

1、《被雨淋濕的河》

作品會讓人感到窒息的沉重，這種如鋼鐵般嚴厲的、硬碰硬的感受方式和表現方式，應該引起我們的共鳴，應該成為我們學習的榜樣。因為在生活中，沉重無處不在。鬼子似乎在告訴我們，生活的沉重部分只有通過個人的意識活動，才會顯示出它全部的意義（在寫作上，它通常是一種直覺）。因此，作家和社會學家同樣在描述生活，其區別在於，社會學家所依靠的是數據和資料，而作家則是依靠個人的記憶力，以及直覺式的洞察力。作家更關注民間記憶，更關注個人在現實生活中的全部情感活動，更關注這種活動的可能性。

2、《上午打瞌睡的女孩》

鬼子[現代作家廖潤柏]

小說向我們展示了這么一個現實：弱者的生命流程，或者說他們的生命本身，就像是一個雞蛋，不要說猛烈擊打，只要輕輕那么一敲，就會破碎，然後流出苦澀的汁液，淋濕和刺痛我們的眼睛。該小說以主人公寒露為視角，讓我們觸摸到了在親情的缺席乃至喪失下，厄運的利爪抓起一塊塊石頭，狠狠的砸向如雞蛋般脆弱的寒露，由於寒露的父親母親的自私，他們讓本該安安心心坐在教室里讀書的孩子一到上午就開始打瞌睡了。父愛母愛的缺失，導致寒露過早地融入了泥沙俱下、紛紜複雜的社會。寒露對社會的一無所知，讓她嘗盡了苦澀，直至淪為孤兒，飽受人世的淒風苦雨。

3、《瓦城上空的麥田》

當你讀到鬼子《瓦城上空的麥田》時，你會觸摸到真實來源於生活的真實感受，生活的真實來源於生活真實的細節，作者對可憐天下父母心的血肉之情的刻畫是那么地細緻，那么地感人，那么有深度，使“父親”這一形象躍然紙上。當進軍一個遙遠的國度或城市成為我們的集體理想時，遊子的身份就被確定下來。可是遊子自己的定位，卻在遊蕩中飄忽起來，新的位置無法確定，原來的又被打亂，再也找不回來。人在這裡，生活卻好像在別處。但是當我們來到這個“別處”，才發現，這個“別處”不是我們所期待中的“位置”，無數的遊子只能懸盪在空中，無所適從，而想要返回時，才發現，我們走後的“地方”，早已物是人非——我們再也找不到從前那個自信自足的自己。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麥田 》無疑把這種尷尬推到了極致，生死兩茫茫的遊蕩者再也找不到自己從前賴以生存的麥田和堅守的信條，找不到自己底氣十足的那種自信，他的靈魂在一座陌生的城市上空，莫名其妙地飄來盪去，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一切。

鬼子以悲憫情懷在我們心中進行的另一種殘酷的掃蕩，完成了一個冷落誤解怨憤當代親情的倫理文本，無情地鞭韃了枉為人子的所謂城市的成功者。小說注重情節推進的技巧，把偶然演變為必然，使虛構更接近真實。

成就榮譽

中篇小說《被雨淋濕的河》發表於《人民文學》1997年第五期，被《小說選刊》、《中華文學選刊》轉載，獲中國文學最高獎——第二屆魯迅文學獎優秀中篇小說獎、第七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獎、《小說選刊》優秀中篇小說獎、中國十佳小說獎、第四屆廣西文藝創作銅鼓獎，首屆中國純文學當代作品排行榜中篇第三。

中篇小說《上午打瞌睡的女孩》發表於《人民文學》1999年第六期，被《小說選刊》、《中華文學選刊》轉載，獲1999年《人民文學》優秀中篇小說獎，後被改編為由陳凱歌導演的同名電影《上午打瞌睡的女孩》。

中篇小說《瓦城上空的麥田》獲2000、2002雙年度《小說選刊》優秀中篇小說獎。該小說被評論界稱為是一部讓人感到徹骨寒冷和強力震撼的小說，在今天，如此有力量的小說已經是非常罕見了，鬼子在這部小說中，再次展示了他在拷問人性方面殘酷的天才。

中篇小說《誰開的門》刊於《作家》1996年第五期，入選《20世紀最新名作家小說精選》，被北京中博影視公司購買電視改編權。

中篇小說《農村弟弟》發表於大型文學刊物《鐘山》1996年第六期，轉載於《小說選刊》1997年第二期，獲第三屆廣西文藝創作銅鼓獎。

第一部長篇小說《一根水做的繩子》獲《小說月報》“百花獎”原創長篇小說獎，被中國圖書商報評為“2007十大好書”。

2001年其小說被中國評論界列入“1978年到2001年中國小說50強”。

2006年小說集《鬼子小說》入選《魯迅文學獎獲獎作家叢書》。

近年來涉獵影視界，同張藝謀、陳凱歌等國際知名導演合作。與張藝謀合作的電影《幸福時光》，2000年在全國各地上映，被評為年度“最受歡迎的電影”第二名和“票房最好的電影”第三名。

作家訪談

文學不是改變“苦難人生”的有意選擇

鬼子[現代作家廖潤柏]

陳紙：你從1984年開始真正意義上的小說創作，在這之前有關你的狀況，我在你的自述文章和一些訪談中，不止一次看到 “生活艱難”、“從小就充滿著苦難”這類的語言，就在這一年，你發表了小說處女作《媽媽和她的衣袖》，從此改變了你苦難的人生，使你走向了文學之路。請問，你在苦難中曾有過絕望嗎？文學創作對於你苦難的生活究竟意味著什麼？

鬼子：《媽媽和她的衣袖》改變了我的命運，但並沒有改變我的“苦難人生”，走文學之路，也不是我為了改變“苦難人生”的有意選擇，真的不是。文學改變了我的命運之後，我曾停過很多年不再寫作。一直到1996年，我覺得我的人生，已經看不到其它的發展了，這才回頭來關注了一下文壇。因為這一關注，我發現文壇有我可以努力的地方，就是關於對苦難的書寫。這一點，我曾在很多訪談中談到過。於是，我就回過頭寫起了小說。我的生活一直都處於底層，既然我能爬到今天，就證明我沒有絕望過，所謂絕望，就是什麼也看不到了。我這人的毛病是，這邊看不到希望，我就會往那邊走，等那邊也看不到希望時，我就會轉過身往別的地方去。

陳紙：近二十年來，新中國文學的最大進步是作家悲劇意識的覺醒。在這些作家筆下，造成悲劇的原因不外乎個體和團體、社會、民族文化和超自然力量等幾個方面，在你的小說作品中，有人評論說展示的是“俄狄浦斯式”的悲劇，那么，造成這種悲劇的原因是什麼呢？

鬼子：造成這種悲劇的原因都是那些產生悲劇的作品之中，讀者能看出是什麼原因也許就是什麼原因，對我來說，這不是一個一加一等於二的問題。說淺了，搞文學的意義就不存在；說深了，那又是社會學家和哲學家們的事情。作家做的只是敘述他所理解的生命，而不是在媒體上給自己的作品擺出一堆大道理。現在這樣的作家很多，我不想做這樣的作家。如果一定要說悲劇的原因，那就是各個生命的本身吧。我能體恤的只有我的人物的生命而已。

陳紙：米蘭·昆德拉在他的《小說的藝術》中說：“生活是一個陷阱，人生下來，沒有人問他願不願意，他就被關進一個並非自己選擇的身體之中，而且注定要死亡。”你的小說從《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中的寒露，到《被雨淋濕的河》中的陳村、《走進意外》中的李條、《農村弟弟》中的“一撮毛”、《男人魯風》中的魯風到《瓦城上空的麥田》中的李父……我仿佛聽到了這些人物都喊著同一句話：“我們在劫難逃。”這種超自然的宿命讓讀者產生了無可奈何的恐懼和憐憫。這些人物的命運和結果是不是你熱衷描述的“苦難”的全部意義呢？

鬼子：如果停留下來看，也許是，但如果從發展的方向看，那也許就不是了。一個作家所追求的意義，不是一兩部，兩三部作品就可以完成的，他會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也許是一步一步地縮小，也許又是一步一步地在擴大。我知道我的方向在哪裡，我也知道我的意義在哪裡，我更知道我的難度在哪裡，這是由我個人的經驗和智力所決定的，不是由他人所結論的。只要我還在寫，意義就都在我自己的手中。

偉大的作品都是書寫人類苦難的

陳紙：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生導師曹文軒認為：“文學沒有理由誇張痛苦。因為誇張痛苦是一種‘撒嬌’行為，是一種缺乏足夠承受能力的表現。”你作為一個“通過苦難理解人類”的作家，對這句話有何看法？

鬼子：痛苦與苦難，不是一個概念。尤其是在文學作品之中。很多敘述“自我”的作品，寫的就是痛苦，而不是苦難。在那些作品中，痛苦是個人，是“自我”的。而苦難卻是他人的，是民眾的。我想曹老師那說的就是那些敘述“自我”的作品，誇張“自我”的痛苦，無病呻吟，當然是一種“撒嬌”的行為，而寫書民眾的苦難，是不會出現“撒嬌”的，也“撒嬌”不了，因為你的心是肉長的。就我個人的閱讀而言，優秀的作品可以不是書寫苦難，但那些偉大的作品，卻沒有哪一部不是書寫人類苦難的，尤其是關於靈魂的苦難。當然，搞文學是各有各的主張，不能所有的人都擠在一個道上。每個道都有自己的道理。

“溫暖”比“批判”更殘酷

陳紙：你發表在2004年第9期《人民文學》頭條的中篇小說《大年夜》同樣是描述“苦難的人生”，但小說寫到後半部，特別是莫高粱與老阿婆在陰間相遇的情節，卻引來一些文學評論家的非議，有評論家甚至批評說“這說明作者描述苦難的招數已盡，表現人物的力量已到了強弩之末。”你對這種評論怎么看？

鬼子：別人的說法有別人的道理。我對所有的評論都能接受。但我有點感到奇怪的是：很多不搞文學的人對這個小說的看法，與那些文學評論家的看法，卻是完全相反，搞評論的人覺得我後邊那樣寫，是給了一種“溫暖”。因為“給了溫暖”，所以失去了批判的力量；但很多不搞文學的讀者卻覺得不是這樣，他們覺得這種“溫暖”，比“批判”更加殘酷，他們覺得那兩個小人物是生不如死，死了反而找到了“幸福”，找到了和諧。相比評論家而言，我覺得那些不搞文學的讀者更能讀懂我的努力。也許，是因為我的敘述更多的是站在了民間的角度，而不是評論家們的角度。以為我的小說開始出現了“溫暖”是一種誤解，其實，我是在尋找另一種“殘酷”。

陳紙：你取材莫言的小說《師傅越來越幽默》創作的電影劇本《幸福時光》其實也是表現小人物在現實生活里的窘境的，用你自己的話說是“拿刀給現實放血”，劇中人物這種冷幽默的語言和表演之中顯示的力量是很強大的，真正是用你個人化的方式去穿透公共話語，你從創作電影劇本中找到了小說創作的某些共同點嗎？

鬼子：在這個電影中，如果說與我的小說有什麼共同點，那就是對小人物的同情。那電影其實寫的是弱者如何給弱者取暖的故事。他們是一群被拋棄的人，有的是被父親拋棄了，有是被自己嚮往的女人拋棄了，或者說，他們是一群同時被社會拋棄的人，他們的日子都很艱難，為了給女孩以希望，他們甚至不得不拿牛皮紙當錢去欺騙她，但他們的心都是火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