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馬可·波羅與他的故事《馬可·波羅行紀》，早已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了。
馬可·波羅(Marco Polo)[1254年~1324年]，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商人。１２５４年生於義大利威尼斯一個商人家庭，也是旅行世家。他的父親尼科洛和叔叔馬泰奧都是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１７歲時跟隨父親和叔叔，途徑中東，歷時四年多來到中國，在中國遊歷了１７年。回國後出了一本《馬可·波羅行紀》》(又名《馬可·波羅遊記》，《東方聞見錄》)。記述了他在東方最富有的國家——中國的見聞，激起了歐洲人對東方的熱烈嚮往，對以後新航路的開闢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同時，西方地理學家還根據書中的描述，繪製了早期的“世界地圖”。
【著作簡介】
《馬可·波羅行紀》共分四卷，第一卷記載了馬可波羅諸人東遊沿途見聞，直至上都止。第二卷記載了蒙古大汗忽必烈及其宮殿，都城，朝廷，政府，節慶，遊獵等事；自大都南行至杭洲，福洲，泉洲及東地沿岸及諸海諸洲等事；第三卷記載日本、越南、東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諸島嶼，非洲東部，第四卷記君臨亞洲之成吉思汗後裔諸韃靼宗王的戰爭和亞洲北部。每卷分章，每章敘述一地的情況或一件史事，共有229章。書中記述的國家，城市的地名達100多個，而這些地方的情況，綜合起來，有山川地形，物產，氣候，商賈貿易，居民，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及至國家的瑣聞佚事，朝章國故，也時時夾見其中。
馬可波羅的這本書是一部關於亞洲的遊記，它記錄了中亞，西亞，東南亞等地區的許多國家的情況，而其重點部分則是關於中國的敘述，馬可波羅在中國停留的時間最長，他的足跡所至，遍及西北，華北，西南和華東等地區。他在《行紀》中以大量的篇章，熱情洋溢的語言，記述了中國無窮無盡的財富，巨大的商業城市，極好的交通設施，以及華麗的宮殿建築。以敘述中國為主的《行紀》第二卷共82章，在全書中分量很大。在這卷中有很多篇幅是關於忽必烈和北京的描述。
【關於漢滿蒙譯本】
六種漢文譯本是：
1.魏易：《元代客卿馬哥博羅遊記》，1913年北京正蒙印書局出版。
2.張星烺：《馬哥孛羅遊記》，1929年北美印刷局印刷，燕京大學圖書館發行。此前，張星烺曾將英人亨利·玉爾英譯本附註及法人亨利·考狄修訂補註本《遊記》導言部分譯出，以《馬哥孛羅遊記導言》書名於1924年由北京地學會發行。至1929年，始將所譯《遊記》正文第1卷30章與《導言》合併印出。
3.李季：《馬可波羅遊記》，1936年4月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4.馮承鈞：《馬可波羅行記》，1936年11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947年2月第三版，建國後中華書局曾於1954年重印。全書分上、中、下三冊。
5.張星烺：《馬哥孛羅遊記》，1937年7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6.陳開俊等合譯：《馬可波羅遊記》，1981年11月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從1913年到1981年68年間，出了6種譯本，數量可謂不少。至於各譯本質量，已有人撰文論及，無需贅述。就譯者所據版本而論，張星烺先生前後所譯《馬哥孛羅遊記》較好。因為前者是英、法兩國對馬可波羅書深有研究的學者的英譯本，其中附有豐富而有學術價值的注釋，對理解馬可波羅書的記載極有幫助，可惜所譯正文僅30章，僅及全書七分之一；後一譯本是根據一種較新的《遊記》版本，即稱為《Z寫本》的拉丁文寫本，由義大利的拜內戴拖教授譯為義大利文，又經人譯為英文，張先生即據英譯本譯出。這一版本有許多記載為其它版本所無，彌足珍貴。不足之處是沒有註解，因原英譯本即無註解；又因“力求忠實，所有語句，類皆照譯”（原書例言），使行文有欠簡練流暢，但作為史料，仍極有價值。
馮承鈞先生所譯《馬可波羅行紀》是據法國人沙海昂（後入華籍）的法譯本譯出的，沙氏譯本則系將法人頗節（一譯鮑梯）的舊法文體轉為新法文體，同時又將玉爾·考狄本注釋摘要附錄，頗節本所無而見於剌木學（一譯賴麥錫）本者亦為補入。據馮先生說，沙海昂譯此書僅出於業餘愛好，非專家之作，其個人註解不免有誤，馮譯則“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加之馮先生對元代歷史頗有造詣，故所譯本書較前譯諸書在譯文及注釋方面具有獨到之處。魏、李譯本皆遭指責，張譯本一則不全（舊本），一則無注（新本），滿足不了讀者的需要。陳譯雖系較近出版，理應後來居上，但其所據譯本並非新版，譯文雖較通順，仍有一些錯誤，有些涉及專業知識的地方，錯誤更明顯。因此，就目前而論，仍以張、馮譯本為佳。
現在好的英譯本《行紀》，當以1938年穆爾（A.C.Moule，一譯牟里或慕阿德）與伯希和（P.Pelliot ）合譯的《馬可波羅寰宇記》（Marco Polo: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為最。此書綜合各種版本為一書，並於正文旁註明版本的縮寫，可稱為百衲本的馬可波羅書。注釋本除玉爾·考狄本尚有價值外，則以伯希和的《馬可波羅行紀詮釋》（Notes on Marco Polo）為精細深刻。伯希和這兩部書在國內都人在翻譯，但出版尚遙遙無期。我們希望，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現代化的發展，這兩部書能早日問世。
翻譯馬可波羅的《行紀》，這是研究馬可波羅的起步或基礎工作，非常重要。前述六種漢文譯本雖各有短長，難以盡如人意，但譯書本身就是一項值得肯定的勞作，我國絕大多數學者和讀者都是憑藉漢譯本這個階梯才知有馬可波羅其人並走上研究之路的。可是，由於《行紀》中涉及的事物極其廣泛，僅就他在中國所見所聞的事件，所遊歷的地方，要將其和中國史籍一一對照和解釋，就是一件細緻複雜的工作。茲舉一例，略作說明。
元世祖時期，有一個大臣阿合馬，由於善於理財，得到元世祖的寵信，卻引起漢人臣僚的嫉視和不滿，阿合馬也恃權做了一些不法行為。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以漢人益都千戶王著為首的一夥人設計把阿合馬殺死。此事《元史本紀》和《阿合馬傳》及其它有關人列傳中記之頗詳。馬可波羅其時正在大都（今北京，元首都），也記載了這一事件，正可以印證、補充《元史》的不足。他也提到王著的名字，但現今的漢譯本都把這一為首者的名字譯錯了。如首譯此書的魏易譯為：“有契丹人名陳國者Chen-ku，軍官也，所部有六千人……欲謀舉事殺阿馬克。其至友中有名王國者Van-ku，亦為軍官，率眾萬人。”（譯本卷二，第16頁）李季譯本說：“有一契丹人名張易，系一千夫長……他滿懷忿怒，遂與另一契丹人王著——此人系一萬夫長（按《元史》載王著為益都千戶）——密謀毀滅阿氏”（譯本第155頁，括弧內按語為李季原加）。
馮承鈞譯本說：“其中有一契丹人名陳著（Tchen-tchou）者，身為千戶……遂與別一契丹人身為萬戶稱王著（Wang-tchou）者同謀殺之。”（中冊第341頁）
張星烺新譯本說：“有一個契丹人，名叫張庫（Chencu，音譯）是一個千戶軍官……他盛怒之下，對另一個萬戶軍官契丹人王著（Vancu）謀殺阿合馬。”（譯本第163頁）
最後，陳開俊等譯本是：“有個契丹人，名叫張易（Chenchu），是個千戶……他滿懷悲憤，和另一個契丹人，萬戶王著（Vanchu）密謀殺害阿合馬。”譯者在“王著”名下附腳註說：“按《元史》，王著為益都千戶。”（譯本第113頁）
按，《元史·世祖紀》和《阿合馬傳》，王著是益都千戶，不是萬戶，譯者也已指出；和王著同謀的人是高和尚，此人於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由樞密副使張易推薦，說他“有秘術，能役鬼為兵，遙制敵人”，受命與大臣和禮霍孫將兵赴北邊，其後無驗逃回，是否封為萬戶，史無明文，但其人絕非張易。張易確有其人，但並未參與殺害阿合馬的現場，當時他任樞密副使，王著派遣其同黨崔總管假傳太子真金令旨，令其發兵，張易“莫察其偽”，即遣其部下領兵而去（《元史·阿合馬傳》）。至於陳國、王國、陳著、張庫，只是魏、馮、張三先生就字面譯音，更無其人；連他們譯為王著的那個人，也並非《元史》上的王著，他們都譯錯了。
這個問題，早為中外對馬可波羅學深有研究的學者所指出並解決了。約在1943年前後，西南聯合大學的邵循正教授在一次題為《語言與歷史——附論〈馬可波羅遊記〉的史料價值》的學術報告中就指出，馬可波羅在此章中所稱的Cenchu，應譯“千戶”，是官號而非人名，其人即《元史》中的王著；至於Vanchu，應譯“萬戶”，不是王著，邵先生認為可能是阿合馬的同黨崔總管。總之，馬可波羅所指的兩個主謀人，一個是千戶官，一個是萬戶官，原文已說得很清楚，他並不知道這兩個主謀人的真名，漢譯者由於知道刺殺阿合馬的首領是王著，遂先入為主，用威妥瑪（T.Wade）譯漢音法，把 Vanchu 譯為王著，而另一個Cenchu，則《元史》並無其人，只能隨意而譯了。
外國學者解釋得更早。1927年，穆爾在題為《阿合馬伯羅之被殺》一文中即指出，Cenchu確為千戶王著，Vanchu即萬戶，其人極可能是《元史》中的高和尚。其後伯希和更肯定其說。
由上可見，翻譯《馬可波羅行紀》，不僅是文字的轉譯問題，而是一項嚴肅而艱難的探索和研究工作。我們不能要求漢譯者畢其功於一役，把書中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而應在他們譯書的基礎上，作一些校勘、補註、考證等前人未竟的工作。這些年來，我們已作了一些，以下分類述之。
順便提一下蒙文譯本。第一種是賽亞東根據李季的漢文譯本轉譯的，由吉林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第二種是葛爾樂朝克圖根據日本青木一夫所譯義大利拜內戴托發現的“Z寫本”譯為日文再轉譯為蒙文的。二書雖系一再轉譯之作，卻說明了我國對《馬可波羅遊記》的重視。
【內容摘要】
馬可·波羅小時候，他的父親和叔叔到東方經商，來到元大都（今天的北京）並朝見過蒙古帝國的忽必烈大汗，還帶回了大汗給羅馬教皇的信。他們回家後，小馬可·波羅天天纏著他們講東方旅行的故事。這些故事引起了小馬可·波羅的濃厚興趣，使他下定決心要跟父親和叔叔到中國去。１２７１年，馬可·波羅１７歲時，父親和叔叔拿著教皇的覆信和禮品，帶領馬可·波羅與十幾位旅伴一起向東方進發了。他們從威尼斯進入地中海，然後橫渡黑海，經過兩河流域來到中東古城巴格達，從這裡到波斯灣的出海口荷姆茲就可以乘船直駛中國了。然而，這時卻發生了意外事件。當他們在一個鎮上掏錢買東西時，被強盜盯上了，這伙強盜乘他們晚上睡覺時抓住了他們，並把他們分別關押起來。半夜裡，馬可·波羅和父親逃了出來。當他們找來救兵時，強盜早已離開，除了叔叔之外，別的旅伴也不知去向了。 馬可·波羅和父親、叔叔來到霍爾術茲，一直等了兩個月，也沒遇上去中國的船隻，只好改走陸路。 這是一條充滿艱難險阻的路，是讓最有雄心的旅行家也望而卻步的路。他們從荷姆茲向東，越過荒涼恐怖的伊朗沙漠，跨過險峻寒冷的帕米爾高原，一路上跋山涉水，克服了疾病、饑渴的困擾，躲開了強盜、猛獸的侵襲，終於來到了中國新疆。 一到這裡，馬可·波羅的眼睛便被吸引住了。美麗繁華的喀什、盛產美玉的和田，還有處處花香撲鼻的果園，馬可他們繼續向東，穿過塔克拉瑪乾沙漠，來到古城敦煌，瞻仰了舉世聞名的佛像雕刻和壁畫。接著，他們經玉門關見到了萬里長城。最後穿過河西走廊，終於到達了上都——元朝的北部都城。這時已是１２７５年的夏天，距他們離開祖國已經過了四個寒暑了！ 馬可·波羅的父親和叔叔向忽必烈大汗呈上了教皇的信件和禮物，並向大汗介紹了馬可·波羅。大汗非常賞識年輕聰明的馬可·波羅，特意請他們進宮講述沿途的見聞，並攜他們同返大都，後來還留他們在元朝當官任職。 聰明的馬可·波羅很快就學會了蒙古語和漢語。他借奉大汗之命巡視各地的機會，走遍了中國的山山水水，中國的遼闊與富有讓他驚呆了。他先後到過新疆、甘肅、內蒙古、山西、陝西、四川、雲南、山東、江蘇、浙江、福建以及北京等地，還出使過越南、緬甸、蘇門答臘。他每到一處，總要詳細地考察當地的風俗、地理、人情。在回到大都後，又詳細地向忽必烈大汗進行了匯報。 在《馬可·波羅行紀》中，他盛讚了中國的繁盛昌明；發達的工商業、繁華熱鬧的市集、華美廉價的絲綢錦緞、寵偉壯觀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驛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紙幣等等。書中的內容，使每一個讀過這本書的人都無限神往。 １７年很快就過去了，馬可·波羅越來越想家。１２９２年春天，馬可·波羅和父親、叔叔受忽必烈大汗委託，護送一位蒙古公主到波斯成婚。他們趁機向大汗提出回國的請求。大汗答應他們，在完成使命後，可以轉路回國。 １２９５年末，他們三人終於回到了闊別二十四載的親人身邊。他們從中國回來的訊息迅速傳遍了整個威尼斯，他們的見聞引起了人們的極大興趣。他們從東方帶回的無數奇珍異寶，一夜之間使他們成了威尼斯的巨富。 １２９８年，馬可·波羅參加了威尼斯與熱那亞的戰爭，9月7日不幸被俘。在獄中他遇到了作家魯思梯謙，於是便有了馬可·波羅口述、魯思梯謙記錄的《馬可·波羅行紀》。
【馬可·波羅學的兩種觀點】
從《馬可·波羅行紀》一書問世以來，７００年來關於他的爭議就沒有停止過，一直不斷有人懷疑他是否到過中國,？《行紀》是否偽作？並形成了馬可·波羅學的兩種觀點： 懷疑論者和肯定論者。
早在馬可·波羅活著的時候，由於書中充滿了人所未知的奇聞異事，《行紀》遭到人們的懷疑和諷刺。關心他的朋友甚至在他臨終前勸他把書中背離事實的敘述刪掉。之後，隨著地理大發現，歐洲人對東方的知識越來越豐富，《遊記》中講的許多事物逐漸被證實，不再被目為荒誕不經的神話了。但還有人對《行紀》的真實性發生懷疑。
直到１９世紀初，學術界開始有人站在學者的角度批判此書，並質疑馬可·波羅。德國學者徐而曼是最早提出馬可-波羅根本沒有到過中國的論證，認為所謂他在元朝17年的歷史完全是荒誕的捏造，為遊記而編排拙劣的教會傳奇故事，是為了傳教士和商人的利益，藉以激發感化蒙古人的熱情以便到中國通商而創作的。並且說，波羅一家最遠不過到達大布哈里亞 (Bucharia) 境內，關於蒙古帝國的情況是從曾到過該地的商人們口中聽來的；關於印度、波斯、阿拉伯及衣索比亞的敘述則抄自阿拉伯著作。１９６５年，德國漢史學家福赫伯則列舉了許多疑點，如揚州做官、襄陽獻炮等疑點加以印證。１９７９年，美國學者J.W.Haeger（海格爾）翻檢《馬可·波羅行紀》全文，撰成《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從內證中看到問題》一文提出質疑。１９８２年，英國《泰晤士報》發表了英國學者C.Clunas（克雷格·克魯納斯）《探險家的足跡》的一文，提出四條疑問對波羅到過中國一說提出質疑。與此同時，中國國內學者也有不少人質疑馬可·波羅。不過都是寫些短文或在其他論文中附帶提及。1995年，英國學者Frances Wood（吳芳思）博士經過多年研究，把所有的疑問寫成了一本書《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從而成為“ 懷疑論者”的代表。
國內“肯定論者”以楊志玖先生為代表。他從40年代起就不斷地同國內外的“懷疑論者”進行論戰。國外許多學者也認為或承認馬可·波羅曾到過中國以及《馬可·波羅行紀》的真實性。其代表性人物是德國的傅海波、英國的亨利·玉爾和法國的伯希和。在19世紀的90年代，英國的馬可·波羅研究專家亨利·玉爾在他的《馬可·波羅行紀—導言》中一一列舉了《馬可·波羅行紀》中存在的缺陷和失誤。他認為《馬可·波羅行紀》中對中國的記載有多處缺陷，如根本沒有記載任何關於長城、茶葉、婦女纏足、用鷺鷥捕魚、人工孵卵、印刷書籍、中國漢字及其它奇技巧術和怪異風俗等等，還有許多不確定的地方，如中國的地名多用韃靼語或波斯語、記載成吉思汗死事及其子孫世系關係失誤、攻陷襄陽城等等。 但是他沒有懷疑過馬可·波羅到過中國這一事實。德國的馬可·波羅研究專家傅海波曾經說過，“不管怎樣，在沒有舉出確鑿證據證明馬可·波羅的書只是一部世界地理志，其中有關中國的幾章是取自其它的、也許是波斯的資料（他用了一些波斯辭彙）
以前，我們只好作善意解釋，假定（姑且認為）他還是到過中國。”法國的東方學家伯希和雖然花費了很多時間為《馬可·波羅行紀》作了大量的注釋，但對馬可·波羅書中的疏失也是表示諒解的，基本承認馬可·波羅到過中國。
【四大質疑與辯駁】
面對質疑，值得奇怪的是中國史學家們的態度耐人尋味。國學大師錢穆的回答妙趣橫生，或許代表了他們普遍的想法和觀點。他說他“寧願”相信他真的到過中國，因為他對馬可-波羅懷有一種“溫情的敬意”。因此真正對上述質疑“奮起”進行說明和批駁的，也僅有楊志玖教授等寥寥數人。 雙方利用報紙、電視、著作、學術研討會等各種手法進行了上百年激烈爭辯。雙方質疑與辯駁集中為四點。其他質疑和辯駁都是在四點基礎上的擴展。總結如下：
A、 自稱深受大汗信任，還擔任過官職。但沒有任何東方史籍有哪怕一條關於馬可·波羅的記載。
懷疑論者：在中國古代浩如煙海的史籍中，無數學者查閱數十年，沒有找到一件可供考證的關於記載馬可·波羅的史料。
肯定論者：為反駁史書中沒有關於馬可·波羅記載的疑問，楊教授皓首窮經，終於在永樂大典殘片《站赤》中找到一條記載“兀魯得、阿必失和火者取道馬二八往阿魯渾大王位下”與《馬可·波羅行紀》中記載一致，從而可以證明他是到過中國的。但是這是所有史書皓首窮經找到的僅有的一條孤證。並且《馬可·波羅行紀》說蒙古忽必烈汗因他識海路，讓他帶領這個使團，把蒙古的公主護送去波斯完婚，而這條孤證中並沒有提到馬可·波羅的名字。
懷疑論者：“然而用明朝的史書證實元朝的人物明顯讓人難以信服，更重要的是：這條記載中和其他史書一樣沒有提到馬可-波羅的名字，只能說明此事與他的敘述一致，不過是他講述盡人皆知的故事(如遠征日本和王著行刺)罷了，而不能證明馬可-波羅與此事有任何聯繫，更不能作為他到過中國的直接證據。”（註：北京青年報2004-08-13）
肯定論者：楊志玖先生幾乎在他的所有批駁性論文中都提到這條“確鑿證據”，用它來作為批駁“懷疑論者”的致命武器。這段公文雖然一個字都沒有提到馬可·波羅，但至少能夠說明《馬可·波羅行紀》所記載的關於他們隨從波斯使臣離華回國的內容有著一致的地方。學者們根據這條材料後來還推斷出馬可·波羅他們由中國泉州從海道回國的具體時間在1291年初。對於這一條材料，學術界一致認為這是迄今為止在漢文文獻中發現的唯一的有關馬可·波羅的間接記錄。這也是國內外“肯定論”學者唯一感到欣慰的地方，至少可以用這條材料來抵擋一下“懷疑論”學者的窮追猛打了。
懷疑論者：馬可·波羅自稱在中國17年深受忽必烈器重，但沒有任何一本元朝史書找不到哪怕一條可供考證的記錄。包括他自稱揚州做官三年，揚州地方志里同樣無從考稽。關於馬可-波羅自稱在揚州做總管三年的謊言，史書和揚州地方志都沒有記載。
肯定論者：馬可-波羅其時也許只是一個管理鹽務的小官，因為他在遊記中寫到了產鹽區長盧、海門和真州，關於鹽務的小官是不會記入史籍的。
懷疑論者：馬可·波羅是色目人，色目人作為元朝的貴族階級“二等人”，他也自稱在揚州地方上擔任總管。即使不擔任要職，可揚州地方志中明確記載了元代大小官員，包括外國人的詳盡名單，仍然沒有找到他的記錄。
肯定論者：後人將馬可-波羅的原話“奉大汗命‘居住’揚州三年”誤抄成了“奉大汗命‘治理’揚州三年”造成了誤會。
懷疑論者：僅僅“居住”揚州為何要“奉大汗命”，他“居住”揚州三年做什麼？而他三年對繁華揚州的印象僅僅是除了出產馬飾外“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
肯定論者：作為一個商人，他對馬飾有特別興趣，至於其他，是屬於記載疏忽。
B、 有些具有中國特色的事物在書中隻字未提，如長城、筷子、茶葉、中醫（如針灸）、漢字、印刷術、婦女纏足、用鸕鶿捕魚等等
懷疑論者：而這些事物在同一時期的波斯商人的遊記以及1792年英國馬噶爾尼訪華回國後遊記都有記載。
肯定論者：沒有提到長城，是因為元長城已經年久失修破敗不堪，況且元長城土木結構並非明長城磚石結構那樣引人注目，沒有引起他的足夠重視。
懷疑論者：金人修建的金長城(也叫金界壕)受戰亂損壞並不嚴重。如果馬可-波羅真的游遍中國，必然要數次經過長城，不可能視而不見。而同時代的元名臣張德輝曾記載“北上漠北途中，有長城頹址，望之綿延不絕”；王惲寫道：“恆州西南十里外有北界壕，尚宛然也”。
肯定論者：沒有提到茶葉是因為蒙古人不喜飲茶，因此馬可-波羅對此也無印象。
懷疑論者：忽必烈於1268年開始榷買蜀茶，1275年逐漸榷江南各地之茶，1276年設立常湖等處茶園都提司“採摘茶芽，以供內府”；而8~9世紀西域商人蘇來曼所寫的《中國印度見聞錄》則明確提到了茶。
肯定論者：關於漢字書法和印刷術，馬可-波羅不認識漢字，故對中國漢字書法和印刷術不會做記載。
懷疑論者：然而當他寫書的時候，尤其是歐洲處於手抄書本的年代，必然會聯想到中國神秘的漢字書法和先進的印刷術，而比他早30年到蒙古的法國傳教士魯不魯乞乞《東遊記》卻記載了中國的書法和印刷術。
肯定論者：對於筷子、纏足、鸕鶿等等，17年來，馬可-波羅只用刀叉，沒見過筷子；17年來，他從沒見過任何一個纏足的婦女；他是城裡人，而不是漁民等等。
懷疑論者：其他外國人如14世紀英國旅行家曼德維爾在《爵士遊記》中、1862年退役的英國裕爾上校在《中國和通向中國之路》里，對這些事物都有提及。
肯定論者：《馬可-波羅行紀》也許有過記載，但它成書後經過無數人傳抄，也許是傳抄中的失誤，或者原稿散失。
C、襄陽獻炮是明顯有違史實的捏造。除此之外，還捏造了一系列史實。
懷疑論者：馬可-波羅自稱蒙軍久攻襄陽不下，於是他獻出了威力巨大的拋石機，迫使襄陽守將出降。事實是1273年蒙軍攻襄陽時，他還在來中國的路上，而獻拋石機的自然也不是他，而是波斯的亦思瑪因和阿老瓦丁，《元史·方伎傳》：“亦思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炮。……天曆三年以疾卒。”白紙黑字，寫得十分清楚。
肯定論者：亦思馬因會不會就是馬可·波羅?
懷疑論者：《元史》上說得很清楚，亦思馬因在元世祖至元十一年，亦即公元1274年就去世了(“以疾卒”)。亦思馬因的兒子布伯這個名字聽起來倒是與“馬可”相近，但此人也不能與馬可·波羅畫等號，因為他卒於天曆三年。“天曆”是元文宗圖貼睦耳的年號，天曆三年是公元1330年，馬可·波羅則卒於公元1324年。更能說明他們之間沒有任何關係的一點證據是：馬可·波羅死在了歐洲，而布伯卻卒於中國。
肯定論者：這是後人傳抄《行紀》時隨意添加的。因為馬可-波羅的手稿已經流失了。
懷疑論者：書中道聽途說的痕跡比比皆是，李松壽之亂的時間整整推後十年；把成吉思汗的病死說成是膝上中箭而死；將傳說中的非洲的祭司王約翰嫁接成為忽必烈外孫闊里吉思的祖父，而記載的脫脫被那海打敗的事居然發生在他回國之後，
肯定論者：書中所有的猜測、臆斷和錯誤都是在傳抄中後人的過失。
懷疑論者：《行紀》中記載了鎮江的基督教堂和一些“可疑的”、“戰戰兢兢、躲躲閃閃”的基督徒。而元朝迫害基督徒找不到任何一本史料證明。
肯定論者：他們其實是摩尼教徒，因為該教被認為是邪教，不敢公開活動，這一記載翔實生動，沒到過中國是不可能掌握這樣的第一手資料的。這正說明了馬可-波羅到過中國。
懷疑論者：但是中國人把摩尼教看作邪教還是元朝末年的事，蒙元初期政府對各種宗教採取優容的態度，對各教一視同仁。對各教的分歧提倡以辯論的方式分優劣，更不採取滅教這樣極端的迫害措施。忽必烈曾說：“世上常奉預言人，我都致敬禮。”因此即使是摩尼教徒在一個寬鬆的宗教氛圍中，根本用不著“戰戰兢兢、躲躲閃閃”。
D、《馬可·波羅行紀》中的許多中國地名用的都是波斯叫法，有可能馬可只到過中亞的伊斯蘭國家。
懷疑論者：馬可-波羅自稱懂蒙古語和漢語，在義大利用法文寫成此書，書中很多名稱卻偏偏採用波斯語，我們注意到，當時來往的商人們以波斯人居多，可以證明遊記內容是聽來的。
肯定論者：馬可-波羅是色目人。他在元朝打交道也是色目貴族。他本人也是屬於色目貴族。所以他不知道中國的很多名稱的漢文叫法，只知道波斯語叫法。
E、其他的一些疑點
1、書中幾乎很少提到馬可-波羅的父親和叔父，也從未提到過他們的生意，沒有提到過在中國符合他們身份的任何經商活動，恰恰說明他們沒有到過中國，所以經商也無從談起。
2、馬可-波羅回國時沒有攜帶任何中國特有的東西，威尼斯珍寶館收藏的馬可-波羅罐，其實是十四世紀的德化白瓷，與他毫無關係，而他帶回的一些寶石倒是波斯的特產。
3、書中的敘述描寫充滿了誇張失實的情節、信口妄說的逸事，其中許多地方即使今天看來也是非常誇張而令人吃驚的。動輒使用“百萬”這個詞，以至於人們送他“百萬先生”的外號加以揶揄和諷刺。
4、1999年美國組成一個科學考察隊，重走當年馬可-波羅走過的道路，不過是用現代交通工具代步，然而旅程同樣十分艱辛。考察結束後，10位考察隊員和22位提供後援的專家們一致認為，馬可-波羅通過這條路來中國“簡直是難以想像的”。全程網上直播，一萬名對馬可-波羅深信不疑的網民看過直播後舉行投票，65%認為他根本沒有到過中國。
【馬克·波羅究竟來過中國嗎？】
馬可·波羅與他的故事《馬可·波羅行紀》，早已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了。 國內外“肯定論者”之所以肯定或承認馬可·波羅到過中國，主要基於兩個方面的理由：一是人們對馬可·波羅與《馬可·波羅遊記》的善意解釋。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馬可·波羅行紀》所記載的某些內容若非親身經歷是不可能知道得那樣詳細具體的。許多學者認為《馬可·波羅行紀》的內容都是在重述一些盡人皆知的故事，比如元朝的遠征日本、王著叛亂、襄陽回回炮、波斯使臣護送闊闊真公主等。但是，《馬可·波羅行紀》所記載的某些內容卻使學者們很驚奇。比如，。《馬可·波羅遊記》關於杭州的記載說，杭州當時稱行在，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商業興隆，有12種行業，每種行業有12000戶。城中有一個大湖（即西湖），周圍達30 英里，風景優美。這些記載在《乾道臨安志》和《夢梁錄》等古籍中得到了印證。其它的如蘇州的橋很多，杭州的人多，還有盧溝橋等等。《馬可·波羅行紀》的記載都相當地詳細、具體，這些材料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是不可能從道聽途說中得到的，
然後，國際馬可·波羅學卻形成了兩種相互對立的學派，即肯定馬可·波羅到過中國的“肯定論者”和懷疑馬可·波羅到過中國的“懷疑論者”。兩方激烈爭辯。其實這種爭辯意義不大。提起哥倫布，可能幾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發現了美洲。不過，這只是我們後人的想法，就哥倫布本人來說，他至死都認為他發現的不是美洲，而是印度，所以，他堅持稱他航海中於美洲附近所見到的第一片陸地為“西印度群島”。哥倫布不是個騙子，馬可·波羅也不是有意要撒謊，他可能像克魯納斯所認為的那樣，只到過中亞的某些國家，而他則把這些國家當成了中國。不過今天絕大多數人還是相信他到過中國。
解決馬可·波羅問題的出路在哪裡呢？關鍵的一點就是不能只躺在《馬可·波羅行紀》上去研究所謂的“馬可·波羅學”。 目前國內外學者們都承認《馬可·波羅行紀》在開拓東西方交流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那么我們又何必去計較馬可·波羅是誰呢？其實，“馬可·波羅”這個名字不一定是指某個特定的人，而是指當時的一批東西方交通的開拓者。“馬可·波羅”就是他們的代名詞，《馬可·波羅行紀》就是他們當時歷險經歷的總結。
【《馬可·波羅行紀》的歷史貢獻】
馬可·波羅的中國之行及其遊記，在中世紀時期的歐洲被認為是神話，被當作“天方夜譚”。但《馬可·波羅行紀》卻大大豐富了歐洲人的地理知識，打破了宗教的謬論和傳統的“天圓地方”說；同時《馬可·波羅行紀》對15世紀歐洲的航海事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義大利的哥倫布、葡萄牙的達·加馬、鄂本篤，英國的卡勃特、安東尼·詹金森和詹森、馬丁·羅比歇等眾多的航海家、旅行家、探險家讀了《馬可·波羅行紀》以後，紛紛東來，尋訪中國，打破了中世紀西方神權統治的禁錮，大大促進了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因此，可以說，馬可·波羅和他的《馬可·波羅行紀》給歐洲開闢了一個新時代。
同時，在《馬可·波羅行紀》以前，更準確地說是在13世紀以前，中西方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都是通過中亞這座橋樑間接地聯繫著。在這種中西交往中，中國一直是以積極的態度，努力去了解和認識中國以外的地方，特別是西方文明世界。最早可以追述到周穆王西巡。儘管周穆王西巡的故事充滿了荒誕和神話色彩，但至少反映了中國人已開始去了解和認識西方，西漢武帝時期張騫通西域之後，一條從中國經中亞抵達歐洲的“絲綢之路”出現了，中國對西方世界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和了解。唐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經濟、文化等都達到了空前的繁榮，一大批西方的商人來到中國，中國對西方世界的認識更深入了。但直到13世紀以前，中西交往只停留在以貿易為主的經濟聯繫上，缺乏直接的接觸和了解。而歐洲對中國的認識，在13世紀以前，一直停留在道聽途說的間接接觸上，他們對中國的認識和了解非常膚淺。因而歐洲人對東方世界充滿了神秘和好奇的心理。《馬可·波羅行紀》對東方世界進行了誇大甚至神話般的描述，更激起了歐洲人對東方世界的好奇心。這又有意或者無意地促進了中西方之間的直接交往。從此，中西方之間直接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的新時代開始了。馬可·波羅是一個時代的象徵。
《馬可·波羅行紀》直接或間接地開闢了中西方直接聯繫和接觸的新時代，也給中世紀的歐洲帶來了新世紀的曙光。事實已經證實，《馬可·波羅行紀》給這個世界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其積極的作用是不可抹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