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龍事件
被控詐欺
1994年任昆明小哨建築經營公司經理，負責工程方面的事宜。
1995年3月，公司的法人代表變更，公司名稱也變成了昆明小哨建築裝飾經營公司，但當時陶雲江仍在公司里負責相關業務。按照當年2月9日所簽的舊城改造契約，承建公司必須先墊資200萬元，但公司當時拿不出那么多錢。契約上落款的名字是變更前的公司名稱，陶雲江因此要求改簽新契約，或者在原來的契約上補蓋新公司的印章。
1996年，陶雲江在老家時突然被警察帶走，理由是私刻公章進行詐欺。此案1997年初被移送昆明市官渡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陶雲江被指控“冒用昆明小哨建築裝飾經營公司名義，私刻印章同建築工程公司簽訂施工契約及借款協定”等4起犯罪事實，認定的詐欺金額達40多萬元。
抗訴未審入獄
1997年8月27日下午，陶雲江在官渡區看守所里收到了官渡區法院的一審判決。
按這份判決書，如不服一審判決，被告可在收到判決書的第2日起10日內，通過官渡區法院或直接向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陶雲江說，收到判決書次日，他即向看守所一名叫張偉的管教要了紙和筆，當時和他一起要紙和筆的還有另一名叫孫亮的在押人員，孫亮的抗訴材料還是他代筆寫的。
根據陶雲江的說法，1997年9月3日，他向張偉遞交了抗訴狀正本和副本，還囑託張管教將抗訴狀交到昆明中院，不要弄丟了，並說他的政治前途全寄托在這張抗訴狀上了。幾天后，陶雲江追問，張管教稱抗訴狀已經交了。
1997年10月16日一大早，陶雲江被通知收拾自己的行囊到操場集合。負責通知的人員說，他被“調解”（從看守所轉入監獄）了。從交抗訴狀到被“調解”，一個多月過去了，陶雲江等來的不是二審開庭，而是直接被送監獄。從法律程式上說，這意味著對他的一審判決已經生效，開始執行。
陶雲江質疑：“二審判決還沒有拿到，怎么就要送進監獄？”在交接服刑人員時，陶雲江終於和答應替他交抗訴狀的張管教搭上了話。張肯定地告訴他，抗訴狀確實交了。
陶雲江提出要一份二審判決書，張管教答應了。在監獄，新來的服刑人員要寫認罪書，這是個不成文的規定。但他將自己的情況反映給了當時監督寫認罪書的工作人員，就破例沒被要求寫。
撤銷原判
1997年11月底，陶雲江在獄中向昆明中院寫了第一封信，主要反映自己的抗訴狀和二審判決的問題。
就在不斷給法院寫信的同時，陶雲江每天都在琢磨著二審時如何打這場官司。他在監獄裡列了一張“抗訴表”，羅列了控辯雙方的相關證據。1998年4月，陶雲江換了監獄，但他始終沒忘記抗訴的事情。他繼續寫材料，沒有其他辦法，只好交給前來探監的妻子，讓她為抗訴努力。
1999年，陶雲江的案件得到了相關部門的關注，並給了回執，案件得以交給昆明中院處理。1999年12月8日，官渡法院的法官提訊了他。
陶雲江說，他一直期待著二審判決結果，可直到2003年4月25日，他減刑3年後出獄時，自始至終都沒有等來這份判決書。
2003年10月，減刑釋放在家的陶雲江無意中找到了一份叫“刊刻”的證據。陶雲江回憶說，這份證據可以證明他當初刻公章的行為是受公司委託的，就不算私刻公章。他又開始向昆明中院寫申訴材料。
昆明中院經過審查，認為陶雲江的申訴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及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便於2006年9月29日作出（2006）昆刑監字第15號再審決定書，決定由昆明中院另行組成合議庭進行再審。
2008年9月25日，昆明中院對陶雲江案再審後，認為原審人民法院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式。依照我國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作出（2006）昆刑再審終字第2號刑事裁定書裁定撤銷官渡區人民法院（1997）官刑初字第187號刑事判決，發回官渡區人民法院重新審判。
數審無果
2008年12月8日，陶雲江詐欺案在官渡區法院再次開庭，審理內容仍是陶雲江1997年已判決過的詐欺案。之後，官渡區法院以（2009）官刑再字第1號刑事裁定，以法院在審理過程中，因官渡區檢察院不派員支持公訴，致使案件無法開庭審理為由，裁定中止本案的審理。
“牢都坐完了，現在開庭還審什麼？”在這幾次審理中，已經服完刑的陶雲江顯然對庭審有些不耐煩，“既然法院在訴訟程式上出了錯誤，就該要求法院賠錢，何必左審右審一直沒有結果？”
2009年9月，陶雲江案在官渡區法院第三次開庭，結果是：申訴人陶雲江中途退庭無法開庭，中止審理。
2010年8月5日，官渡法院第四次開庭審理此案，公訴人出庭支持公訴，但庭審至今仍無最終結果。
陶雲江說，7年的牢獄之苦已造成自己3級傷殘，失去了勞動力，現在最主要的是要求賠償傷殘費，只要按照相應的政策賠償他就行。
案件證據
為了證明自己當時確實交過抗訴狀，陶雲江出示了一份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的一份“回告書”，上面的落款時間是2005年9月2日。 回告書證明，看守所民警交了抗訴狀：
“你於2005年8月29日‘大接訪’期間，到雲南省公安廳反映，你對（1997）官刑初字第187號判決不服提出抗訴，在抗訴期內交了抗訴狀後，去向不明。現回告如下：你對（1997）官刑初字第187號判決不服提出抗訴。1997年9月5日，看守所民警在法定期限內，將你的抗訴狀轉交給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
陶雲江還出示了一份在押案犯抗訴、申訴材料處理登記表，在這份材料上，姓名一欄中有陶雲江的名字，抗訴、申訴一欄中，對應陶雲江一欄的抗訴時間是1997年9月1日，材料內容摘要一欄寫明“對（97）官刑初字第187號判決不服”，送達機關一欄接收單位是“市中院”，接收人是一名姓張的法官，接收時間為當年9月5日。
法院回應
2010年8月12日，昆明市中院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新聞發言人蘭昆就此事坦言，當年陶雲江的抗訴狀確實送到了昆明中院，但因為書記員的疏忽，沒有送到相關法庭和法院。“這的確是我們的失誤。”他說，2005年陶雲江來申訴時法院認為“此事如果屬實，等於法院剝奪了被告的抗訴權，是非常嚴重的”。調查表明，當年這份抗訴狀確實到了昆明中院。按程式，抗訴狀要轉到官渡區人民法院審查是否在起訴期內，然後決定是否立案，但收下抗訴狀的書記員因工作疏忽，沒有轉到法院，導致此案沒有作為抗訴案件立案。
認識到失誤後，昆明中院啟動了再審程式、撤銷了原判、將案件發回官渡區人民法院重審。但此案經過4次開庭仍未審結的主要原因，是陶雲江心裡有氣不配合，甚至在庭審中轉身就走。“他說有證明自己沒有私刻公章的證據，希望他在庭上出示，讓案子公正地審理。”
蘭昆說，陶雲江出獄後四處反映其遭遇，官渡區人民法院等相關部門了解到其生活狀況後，多年來逢年過節常常看望他，希望給他一些幫助。
蘭昆同時表示，對出錯的書記員肯定要處理，“如果陶雲江被判無罪，處理就會更重，因為書記員的行為導致了非常嚴重的後果，陶雲江還可以走司法程式申請國家賠償。”
專家評論
法院的“烏龍書記員”該如何處理？對陶雲江又該如何補償？北師大刑科院教師黃曉亮等分析，抗訴權被侵犯不代表實體權利被侵犯，因為當事人是否是詐欺罪還未明確。就書記員的行為而言，如果當事人真系無罪，則其可能涉嫌瀆職。目前法院撤銷一審判決、將案件發回官渡區人民法院重審的做法是有道理的，這是為了糾正其原先過錯、保障當事人的權利。至於責任人，可以依照《法官法》進行追究。
中國商業法研究會秘書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李業順說，抗訴權是為了保證案件公平、公正的審理，為了保障當事人的利益，有不少案件正是通過抗訴得以改判。雲南大學法學院院長陳雲東認為，刑事訴訟法中明確要保障當事人的相關權利，而昆明中院的失誤變相剝奪了當事人權利，這種剝奪有可能導致案件的不公正。
專家表示，最高人民法院近日提出，各級人民法院要通過對案件各個流程節點的監控和管理，督促法官嚴格執行程式法，保護當事人訴訟權利，相信通過各級法院嚴格執行和監控各項程式，今後類似案件將越來越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