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1979年陳興動從福建省尤溪一中考入北京大學經濟系,四年後取得經濟學學士學位並考上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國民經濟計畫與管理專業第一屆碩士研究生。畢業後到國務院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工作,1986年作為第一批中國中央政府年輕官員被派送到英國牛津大學。
在1985年至1986年期間和1988年至1990年期間,陳興動先生曾作為中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的經濟師,積極參與有關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政策的研究和設計。
陳興動先生曾兩次服務於世界銀行:1988年2月至8月,被華盛頓的世界銀行中國部聘為經濟顧問;1990年6月至1993年6月,出任世界銀行中國代表處經濟研究員。
1993-1997年任法國興業高誠證券公司總經濟師,1997年至今任法國巴黎百富勤有限公司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兼法國巴黎百富勤證券公司董事及總經濟師。
研究領域
中國巨觀經濟跟蹤分析、政策研究。
轉入投行
陳興動是國家體改委成立時最早的官員之一,參與了有關企業改革、財政金融體制改革方案的研究和政策推廣。作為在世界銀行工作的中國經濟學家之一,他在中國與世界之間,搭起了經濟交流與對話的橋樑。當他轉身步入投資銀行界,他把自己定位為“商業經濟學家”,除了有學者的良知,更多的是責任。
從世界銀行的中國經濟學家到投資銀行的董事總經理,機緣和巧合,往往能塑造一個人的傳奇人生。
1990年11月26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股市浸透著躁動和興奮。人們普遍把股市當作最誘人的致富捷徑,一些國外投行也開始躍躍欲試,到中國尋求發展機會。陳興動的一個朋友在英國高誠證券公司(下稱“高誠證券”)擔任首席代表,每當公司的高管和客戶到北京時,她都要邀請身為世界銀行中國代表處經濟研究員的陳興動一起坐坐,談論一下中國經濟的發展和改革問題。多次交談之後,高誠證券向他拋出了橄欖枝。
1993年7月,33歲的陳興動做出了關乎自己命運的重大決定:離開世界銀行到高誠證券擔任高級經濟師(後總經濟師),開始了自己的投行生涯。在高誠證券的第二年,陳興動就以他敏銳的洞察力,獨特的見解和對市場的準確判斷力,迅速贏得了投資者的認可,他個人被《Asiamoney》評為中國巨觀經濟最佳分析師。
1997年5月,陳興動加盟了百富勤投資集團,任百富勤投資諮詢有限公司常務副總經理以及百富勤證券有限公司的總經濟師。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百富勤未能幸免於難——遭遇清盤。1998年2月,法國巴黎銀行收購百富勤,公司改名為“法國巴黎百富勤有限公司”,陳興動任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兼中國總經濟師。2006年6月,巴黎百富勤重組為法國巴黎(亞洲)證券有限公司,陳興動任董事總經理兼首席經濟師。
為了集中精力做好業務發展和業務管理,陳興動將大量的時間用於對中國巨觀經濟的研究,他對中國巨觀經濟政策的獨到見解和深刻分析,對中國經濟發展未來走勢的判斷一直被業界和投資人士所認可。
人生目標
陳興動的人生目標是做中國的“商業經濟學家”。
他把經濟學家分為三類:一是理論經濟學家,二是政策經濟學家,三是商業經濟學家。
這三類經濟學家需要回答的問題是不同的。理論經濟學家回答兩個問題:是什麼,為什麼。他們創造一個理論框架進行規範化研究,並且給別人提供研究和分析的方法;政策經濟學家回答三個問題:是什麼,為什麼,應該是什麼;商業經濟學家回答三個問題:是什麼,為什麼,可能是什麼。商業經濟學家和政策經濟學家的區別是“可能”和“應該”,陳興動把自己歸為“商業經濟學家”。
“政策經濟學家說‘應該是什麼’,做不做是政府的事,和他沒關係,他也沒必要負責任;商業經濟學家說 ‘可能是什麼’,很有針對性。商業經濟學家研究的是實用經濟學,需要為投資者指明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他的話可能會成為投資者的投資指引,因為投資者只能靠‘可能是什麼’來掙錢,不能靠‘應該是什麼’掙錢。投資決策沒有不冒風險的,將為此承擔後果,我的壓力就很大。但我還是喜歡做商業經濟學家,很有挑戰性。” 陳興動進一步分析說。
陳興動深知做商業經濟學家的目的就是為投資者服務,找到可以投資的方向。為達到這樣的目標,他每天必須閱讀收集大量的信息資料,進行分析研究,然後作出推論與判斷,提出投資推薦。
現在國內外很多機構都願意請陳興動去做巨觀經濟分析,他經常是國內各種經濟研討會、外國使領館、外國商社的座上賓。但是作為外資投行的身份評論中國巨觀經濟走勢,有時難免會讓人聯想到他是否在為外資投行搖旗吶喊。“我目前從事的工作不存在國家利益和公司利益衝突的問題,如果這件事是侵害到了國家利益,我一定不會去做,更多地,我會站出來維護。比如,我在美國路演的時候,聽到很多議員對中國和中國經濟充滿敵意和不利言辭,我都會自覺不自覺地站在中國的立場去反駁。因為我首先是中國人,其次才是為巴黎證券做事。” 陳興動向《中國經濟周刊》認真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