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均權

陳均權

陳均權,原名福慶,又名履楠,1903年出生於南面村一個小土地出租的家庭里。

基本信息

家庭狀況

父親陳毓靈是個鄉村私塾教師,母親梁慧琛是個善良的農村婦女。均權兄妹五人,全靠父親教書和祖父遺下的每年十擔八擔租谷維持生計。當時,南面五福堂的陳舜卿橫行鄉里,農民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均權一家雖有祖遺幾畝薄地,但由於土豪劣紳的弱肉強食,層層盤剝,所以均權亦從小過著受人欺凌的艱苦生活,在幼小的心靈中粗知農民兄弟的痛苦,了解廣大農民求解放的迫切願望。

個人經歷

1910年,均權在全家節衣縮食的支持下,開始了私塾的學習生活。他學習勤奮,聰敏過人,還喜歡聽父輩講著名的穿鼻洋海戰,講村前海中上、下橫檔炮台的抗英故事。當聽到琦善向英帝屈膝投降,簽訂臭名昭著的《穿鼻條約》時,他氣得咬牙切齒,痛罵琦善賣國賊,當聽到上、下橫檔官兵和當地人民與英帝浴血奮戰、寧死不屈的英雄事跡時,他熱血沸騰,崇敬地遙望著橫檔古戰場,暗下決心向英雄學習。由於當地人民抗英事跡的薰陶,逐漸使均權養成好打不平、剛毅不屈的性格。遇到小孩打架,他總是以鋤強扶弱的姿態著力相助,排解是非。因此,同村的窮孩子都喜歡和他玩耍。

1919年,均權因家境日趨窮困,被迫輟學,與大哥陳均平一起到香港東邊街二十一號廣祥號雜貨店當只吃兩餐、沒有工錢的童工,幹著繁重的雜活。翌年升為工人,每月雖有微薄的工薪,但經常要肩托200多斤的重物,一天工作長達十四、五個小時。殘酷的壓迫,非人的生活,使均權恨透了地主豪紳和老闆財東,盼望有朝一日能把這些吸血鬼統統打倒在地。

1922年,均權回家省親,適遭房長陳文兆霸占他父親繼承的房產。均權見房長以勢凌人,便幫家人據理力爭。房長自恃權勢,蠻不講理,還棍打均權,均權機靈一閃,房長象狗搶屎般跌扑在地。劣紳們便乘機煽風點火,土霸陳舜卿不問青紅皂白,派出鄉勇爪牙要扣押均權。均權見到處都是只有強權,毫無公理,於是怒火萬丈,回屋裡拿了兩把匕首藏在身上,準備拼搏一番,殺個痛快。正在這時,祖母朱錦愛到陳家哭訴求情,才免處理,但房產終被房長強占。這件事,使均權進一步認識到,天下烏鴉一般黑,不打倒土豪劣紳,農民兄弟就永無立足之地。於是,他憤然離開南面村,繼續到香港做工,並立志尋求一條爭自由、求解放的道路。

1924年7月,農民運動講習所在廣州開辦,澎湃同志親自擔任所長。農講所的開辦,代表了農民階級自身的利益,標誌著農民運動進入了新的里程。陳均權在香港聽到這一振奮人心的訊息,如同在長夜盼到了曙光。他到處打聽入學的條件和手續,想方設法早日進農講所。

同年11月,農講所第三屆招生,均權在大哥均平的幫助下,通過林昌熾、李義本的關係,由香港黨組織介紹,於1925年1月1日與彥華等同志到廣州參加第三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習。

在農講所期間,均權認真學習了《中國民族革命史》、《社會學淺說》、《農民運動之理論》、《農民協會與自衛軍之組織法》、《農民運動現況及其趨勢》等革命書籍。並深入到鄉村了解農村的現狀和農民的疾苦,調查農民運動的情況,從理論和實踐上逐步加深了對階級社會和工農革命的認識,深切感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反動軍閥是國難深重、民不聊生的禍根,只有把工農大眾組織起來,團結一致,共同奮鬥,革命才能成功。從而立下了獻身農運,犧牲小我,成功大我的決心。在認真學習革命理論的同時,均權還努力學習軍事常識,刻苦進行軍事訓練,他經常按照農民自衛軍的訓練要求,把自己作為農軍的一名普通戰士,從隊形操練到各種運動方法,從持槍、瞄準、裝退子彈到刺殺、實彈射擊,他都一絲不苟地練了又練。通過刻苦學習和嚴格訓練,均權無論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軍事素質上都有了顯著的提高,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以優良成績,於同年4月3日在農講所畢業。

畢業後,均權利用分配前的幾天休息時間,把兩張畢業合影的紀念像片、鑲有銅質的斧頭、鐮刀、犁頭的領章和《步兵操典》、《野外勤務》等軍事書籍帶回家裡珍藏起來。當時,他已22歲,祖母正想給他成親,均權耐心解釋說:“現在國無寧日,工作不定,生活無著,何以為家?我們現正要高舉犁頭旗,打土豪,分田地,如果只顧自己的婚事,放棄革命,使窮苦兄弟繼續受罪挨餓,又於心何忍呢?等以後窮人都能過上好日子,再談此事!”次日,他又重返廣州,專候組織分配,準備踏上新的征程。

1925年4月中旬,均權被分配回東莞,在虎門各鄉組織發動民眾,開展農運工作。5月1日,廣東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會議期間,他被委任為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特派員,派往西江,負責鬱南縣的農運工作。

均權到鬱南後,會同共產黨員、農運特派員馮保葵及鍾炳樞、龍師候、鍾世強、鍾蔭庭、鍾敏定、鍾惟初等同志,選擇了有八百之眾、有較好的民眾基礎、村四周又建有閘門和炮樓防衛的第六區練社堡廟門村為先行點。他一到廟門村,便深入貧苦農民家裡,宣傳搞農運、打土豪、求解放的革命道理。同時,還經常幫助貧窮的農民乾農活,理家務。他身材高大,體魄健壯,力大如神,乾起活來又快又好。到廟門不久,便成為村里老老少少的貼心人,為建立農會,開展農運奠下了堅實的民眾基礎。在廣泛宣傳發動民眾的基礎上,他與馮保葵、龍師候、鍾炳樞籌一起,先後兩次在廟門大勝宮召開骨幹會議,報告組織農會和農軍的有關問題,匯報工作進展情況,討論組織入會的手續和具體工作。經過一段艱苦的努力,廟門村的農民組織起來了,他們高舉著“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土豪劣紳”的大旗,於1925年10月24日正式成立了鬱南縣第一個鄉農民協會——廟門農會,打響了鬱南農運的第一炮。接著,河田、壤所、練村,古同、福留、石台、黑河、建勉、新樂等地,也在陳均權,馮保葵同志的幫助下,於同年11月間相繼成立了鄉農會,與此同時,他還在鬥爭實踐中培養、發展了龍新華等同志加入中國共產黨,為區農民協會的成立做好組織上的準備工作。

1926年2月16日,鬱南縣第六區農民協會在均權的主持下宣布成立。當天,各鄉農民自衛軍及農民1200多人在廟門大勝宮背後集合,並手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打倒大地主”的標語小旗,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遊行隊伍經在田、壤所、康順、新屋、大橋頭等地,沿途敲鑼打鼓、高呼口號,大長了農民兄弟的威風。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最後匯集在大屋地義勇祠,參加了區農會的成立大會,選舉龍新華為區農會委員長,鍾炳樞為書記。同時,籌款到廣州購領了七九、六八、九響斜排等步槍95支,武裝了區、鄉農民自衛軍,為深入開展政治鬥爭和武裝鬥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接著,均權又與戰友們一起,於同年3月組織成立了第四區(都城)、第五區(桂圩)農民協會,使全縣農運出現了新的局面。

不久,均權接到省農民協會的通知,與鄧廣華、蔡日升等到高要協助開展農運工作。經過一段艱苦的工作,使高要的農運從端源逐漸擴展到廓源、洞源、周村、竹崗、水南等地。

1926年4月,廣東省農民協會西江辦事處成立,周其鑒、韋啟瑞先後任辦事處主任,陳均權、鄧廣華等十多人任委員。這期間,他在鬱南都城錦江國小主持召開了各區、鄉農會代表會議,成立了縣農民協會和縣農民自衛軍。在幫助成立縣農會和建立、健全領導機關後,均權便離開都城,轉到南部的榃賓、千官、連灘等地開展工作。並與羅定縣、封開縣的農民協會溝通了聯繫,使幾個縣的農運工作連成一片,互相照應,進一步促進了鬱南農運的深入開展。

正當鬱南的農運蒸蒸日上的時候,當地的土豪劣紳,反動民團對農會進行瘋狂襲擊。1926年6月16日,桂圩、建城的民團頭子糾率民團向五、六區農會進攻,焚燒新寨、涌路、雙源、腳田峽等鄉村,耕牛財物劫掠一空,甚至搶殺農協會員,割下首級示眾。面對民團的反動氣焰,均權與戰友們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他力促省府當局從速解決問題,並於10月組織農民自衛軍1000餘人在都城舉行示威遊行,對國民黨縣黨部右派與民團互相勾結,襲擊農會,焚燒搶掠的反革命罪行,提出強烈抗議。為了進一步壯大農會的實力,有效地對付民團的進攻,均權又和龍師候、鍾炳樞等同志深入到各區、鄉,繼續發展農會。至1926年底,鬱南全縣的農會遍布一百多個鄉村,活動地區人口達五萬之眾。在農會所轄地區,宣布一切權力歸農會,同時實行減租減押,廢除苛捐雜稅,不準放高利貸,不準退佃,禁菸禁賭,並大力發展生產,清剿土匪,維持社會治安,使鬱南鄉村到處呈現一派革命生機。

1927年4月15日,廣東的國民黨反動派積極配合蔣介石集團在上海的反革命叛變,在全省各地大肆屠殺共產黨人,血腥鎮壓工農運動。廣東守備軍第一團三營於4月16日聯合高要民團圍封西江辦事處。韋啟瑞等同志不幸被捕犧牲。均權聞訊,萬分悲憤。他積極協助黃學增等同志,及時在黃洲村(後轉移到水南出峰鄉)設立西江辦事處的臨時機關,繼續聯絡各縣堅持鬥爭。

1927年4月22日下午,守備軍第一團聯合鬱南民團圍封縣農民協會及第四區農民協會,捕殺了農會主席廖翔儀等六人,在全縣瘋狂搜捕農會骨幹,攻打各區、鄉農會。鬱南頓時陰雲密布,血雨腥風。面對嚴酷的鬥爭局勢,均權既怒火滿腔,又沉著冷靜。他一方面與縣農會領導人龍師候、鍾炳樞等同志及時研究應急辦法,決定把全縣的農會武裝動員起來,對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堅決的鬥爭,另方面即向西江辦事處臨時機關作出詳細的匯報。當時,西江各縣的白色恐怖相當嚴重,為了及時取得上級的指示,西江辦事處臨時機關派周其柏、伍亞月、蔡日升等同志,與均權一起回省匯報、請示工作。在他們到達高要祿步圩碼頭乘船時,不幸被反動軍隊所捕。

犧牲

陳均權被捕後,被解到江門監獄。在獄中,他化名王文卿,以利掩護身份,嚴守機密。為了營救同時被捕的幾位同志,需要花200元白銀,均權毫不猶豫,當即去信給家裡,說:“我現已被捕在江門監獄,請速籌200元(白銀)帶來,以供使用。”家裡收到信後,不敢延誤,從速賣了祖遺的兩畝田,東拼西湊,籌夠款項,由父親陳毓靈和姑丈萬兆麟帶去江門,豈料左轉右轉,只有50元交到陳均權手裡,使贖救計畫落空。

不久,陳均權等的身份暴露,轉押到廣州車歪炮台監禁。當親屬前往探監時,他對姑丈說:“由於叛徒出賣,我的政治面目已經暴露了,在國民黨反動派大肆屠殺共產黨人的陰霾下,營救看來是沒有希望的了,我決心忠貞守節,至死也不會辜負農友們的期望!”並囑家中各人珍重,殷殷寄語而別。在冷氣森森的刑戒場裡,均權面對著飢餓和酷刑,毫無懼色。他把刑場作為“審判台”,義正辭嚴地揭露國民黨反動派背叛革命,鎮壓工農運動的滔天罪行,充分表現了共產黨人堅持真理,視死如歸的革命氣節。1927年9月10日深夜12時,均權被國民黨反動派傳出監獄,連夜押往刑場,慷慨從容就義,時年僅24歲。

陳均權烈士的精神,永為後人景仰!烈士雖死猶生,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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