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介紹
石碑的由來和讚譽
《鄭文公碑》初拓本全稱“魏故中書令秘書監鄭文公之碑”，簡稱“鄭文公碑”或“鄭羲碑”。系北魏光州刺史鄭道昭於公元511年（永平四年）為其父鄭羲所立。其內容記述鄭羲生平事跡，文多諛詞且有失實。但其書法，結字寬博，筆力雄強，自清代中葉以來即為著名書法家包世臣、葉昌熾、康有為等所推重。
前後兩塊石碑的由來和保存情況
《鄭文公碑》上下兩碑，碑文大體相同。鄭道昭先於天柱山刻出《鄭文公之碑》（碑身由一塊天然碑狀石稍加琢磨而成，豎式，無碑額，屬摩崖類刻石。）後，發現掖縣雲峰山之東的寒洞山石質較佳，又再重刻，正書額題“熒陽鄭文公下碑”七字。為區別二碑，稱天柱山之碑為“上碑”，雲峰山為“下碑”。 天柱山“上碑”，書風、內容與雲峰山《鄭文公下碑》相同，唯字數較少。字型略小於下碑，文字磨滅較甚。據方若《校碑隨筆》載，碑文為20行，行50字，總計約1000字。下碑近年文物部門已築亭保護。碑身高約 3米，寬 3米有餘。字型較上碑略大，文字完好，幾乎沒有泐損。碑後有宋人秦峴等人於宋政和三年(1113)的觀後題款 4行23字。二碑碑額正書2行7字“滎陽鄭文公之碑”。碑首題“魏故兗州刺史南陽文公鄭君之碑”。無撰書人姓名，但其內容為鄭道昭讚頌其父鄭羲之文，而且字型與鄭道昭在雲峰、天柱等山題詩、題名的風格如出一手，所以一般學者均認為該碑是鄭道昭所書。
碑刻銘文
碑文內容是記述鄭羲的生平事跡。鄭羲為鄭道昭之父，久官光州(掖縣、平度均其所屬)，死後歸葬老家熒陽（河南滎陽）。其故吏程天賜等為紀念他的政績，故有此刻。
碑銘文內容
鄭文公碑照片魏故中書令，秘書監，使持節督兗州諸軍事，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南陽文公鄭君之碑草。
鄭文公碑爰鑒往紀，稽覽前徽，有賢有聖，靡弗應時。繇實契姒，旦亦協姬，於穆鄭公，誕應期。伊昔桓武，並美司徒；恭維我君，世監秘書。三墳克闡，五典允敷(17)，文為辭首，學實宗儒。德秀時哲，望高世族。灼灼獨明，亭亭孤 。式胄三雍(18)，鄒風(19)再燭。作岳河兗，澤移草木。慶靈長發,繼葉傳光。君既挺發，胤亦含章。文義襲軌，朱紱相望。刊石銘德，與日永揚。
永平四年，歲在辛卯，刊上碑在直南。天柱山之陽，此下碑也。以石好故於此刊之。
銘文注釋
(1)胙母弟以命氏——胙，賜。《左傳魯隱公八年》：“胙之土而命之氏”。周宣王封弟姬友於鄭，及韓滅鄭，子孫以國為氏。
(2)緇衣——《詩·鄭風》篇名，《詩序》謂此詩讚美鄭桓公，武公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一說是讚美武公好賢之詩。
(3)鄭君當時——鄭當時為幽公八世孫，是熒陽鄭氏的實際祖先。
(4)大夫司農——鄭當時後八傳至東漢。大夫鄭興，興生子鄭眾，眾建國中為大司農。傳其父《左傳》之學，並通《易》、《詩》，世稱“先鄭”，而稱鄭玄為“後鄭”。
(5)揚州——此處指鄭太(通作泰)字公業，眾曾孫，少有才略，廣交豪傑，與何、荀攸共謀殺董卓，事泄，脫身東歸，術以為揚州刺史。
(6)司空豫州——指鄭袤，鄭太之子，字林叔。晉武帝時晉爵密陵侯，拜司空，固辭，以侯就第卒，謚元。
(7)陵夷、虔劉——陵夷，哀微意。虔劉，殘殺意。這兩句的意思是帝王之道日益衰微，聰慧之士多被殘殺。
(8)三靈——此處指日、月、星。
(9)五百之恆期——《孟子·公孫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又《盡心下》曰：“由堯至於湯，五百年有餘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
(10)六籍孔精——六籍同六經。指詩、書、禮、樂、易、春秋。孔，甚也。
(11)八索九丘——相傳為古代書名。《左傳》昭十二年：“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疏引孔安國《尚書序》：“八索乃八卦之說，九丘為九州之志。”後代學者有許多不同說法，但都無實據。
(12)晏平仲、東里子產——晏平仲，名嬰，春秋時齊國人。繼其父桓子為齊卿，後相景公，以節簡力行，名顯諸侯。東里，地名。在河南新鄭縣故城內，春秋鄭國大夫子產居此。《論語·憲向》：“東里，子產潤色之。”
(13)三陳——當指東漢，陳及子紀、諶，桓帝時為太丘長，以平正名聞鄉里，里人有云：“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子紀、元方、諶、季方並有高名。
(14)槐鼎——周時朝廷種三槐九棘，公卿大夫分坐其下，面三槐為三公之位;鼎有三足，故槐鼎具以比喻三公之位。
(15)——(音fenɡ，音suì)向死者贈衣被。
(16)太牢——祭祀時並用牛、羊、豕三牲叫太牢。
(17)三墳、五典——傳說為古書名，三墳為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五典為少昊、顓頊、高辛、堯、舜之書。皆無實據。
(18)三雍——辟雍、明堂、靈台合稱三雍。為天子舉行典禮祭祀的場所。
(19)鄒風——《列子·湯問》：“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無以加之。”註：“此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暖之，而禾黍滋也。”唐羅隱詩云：“鄒律有風吹不變，郄技無分住應難。”
作者簡介
在山東省掖縣東南15里路左右，有一座山叫雲峰山。沿山麓到極頂，共有30處摩崖刻石，這就是馳名中外的“雲峰刻和”，其中最著名的當推北魏的《鄭文公碑》。此碑刻於永平四年，鄭道昭書。分“上碑”、“下碑”兩件，內容、書體大致相同。“上碑”在山東平度縣天柱山，字小而漫漶；“下碑”在雲峰山陰，字大而清晰，故研習者多取下碑。下碑額題“滎陽鄭文公之碑”七字，楷書51行，每行29字，刻在一塊高265厘米、寬367厘米的巨石上。
鄭道昭（455年—516年），字僖伯，自號中嶽先生，北魏滎陽開封人，著名書法家，魏碑體鼻祖，曾任光州（今山東省萊州市）刺史。少而好學，博覽群書。魏孝文帝時始為官，歷任秘書郎、秘書丞兼中書侍郎、中書郎、通直散騎常侍、國子監祭酒、秘書監、滎陽邑中正，永平年間出任光州刺史兼平東將軍。任職期間，政務寬厚，不濫用酷刑，以教化和培養人才為己任，很受百姓擁戴。生性閒適散逸，喜游山水，好為詩賦，尤工書法，光州各地題刻甚多，計有城南雲峰山摩崖石刻大小20處，城東大基山15處，天柱山（今屬平度）8處。
《鄭文公碑》為其代表作。此碑依石布字，洋洋灑灑，大度雍容。筆致凝重厚實，方筆見棱，圓筆斂鋒，篆籀氣息極濃。王三池先生《中國書法家篆刻鑑賞辭典》稱其書給人以“魄力雄強，氣象渾穆，筆法跳越，點畫緩厚，意態奇逸，精神飛動，筆趣酣足，骨法洞達，結構天成，血肉豐滿”十大美感。包世臣極賞此碑，贊其“有雲鶴海鷗之態”。古今論書者尤為推崇鄭道昭，可見其書審美價值非同一般。
碑銘傳承
椎拓難易
《鄭文公碑》因是摩崖刻石，椎拓很困難，尤其是上碑。拓摹下碑容易些，因此在清乾隆時期，下碑就已經流傳很廣，而上碑在天柱山高峰，直到清鹹豐年間才有拓本問世。
相關記載
鄭文公碑書法雄渾精整，結構寬博端莊，運筆方圓兼備，顯得氣勢磅礴，落落大方，為魏碑書體中重要的代表作品。《金石錄》、《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山左金石志》、《平津館讀碑記》、《八瓊室金石補正》等書中均有著錄(見《鄭文公下碑》冊(明拓本))。書寫者是鄭羲的兒子鄭道昭。當時鄭道昭是兗州刺史，剛開始刻在天柱山巔，後來發現掖縣南方雲峰山的石質較佳，又再重刻。第一次刻的就稱為上碑，字比較小，因為石質較差，字多模糊；第二次刻的便稱為下碑，字稍大，且也精晰，共有五十一行，每行二十九字，但並沒有署名，直至阮元親臨摹拓，且考訂為鄭道昭的作品後才受至重視。
書法特色
鄭文公碑的筆畫有方也有圓，或以側得妍，或以正取勢，混合篆勢、分韻、草情在一體，剛勁姿媚於一身，堪稱不朽。結體寬博，氣魄雄偉。清代包世臣說：“北碑體多旁出，鄭文公字獨真正，而篆勢分韻草情畢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畫本石鼓，與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體近易見也。”是“真文苑奇珍也”。 此碑雄渾凝重，為書家所重。從拓本看，此碑用筆確很渾圓，但看原石，實方筆居多。給人以圓筆感覺是因為它屬摩崖。北魏時的光州治今萊州市（時稱掖縣）。那時江淮、秦嶺以南為南朝，以北為北朝。南朝藝術重詩歌、書畫，北朝藝術重佛像、書法；南朝藝術寫在紙上，而北朝藝術刻在石頭上。兩通“鄭文公碑”，就是刻在石頭上的成熟時期的北魏書法藝術。
兩碑疑雲
鄭道昭 “ 打擦邊球 ”
一個碑主能留下兩通紀念碑，且能長期保存完好，這在中國碑刻史上實屬罕見鄭道昭這樣為父親立碑，完全象徵了父親“生而極榮死而極辱”的遭際。
鄭道昭是鄭羲少子，歲數與 孝文帝相仿，此時20多歲。此後孝文帝忙著遷都洛陽，又幾次南征蕭齊，道昭隨行，詩文唱和，頗得孝文皇帝喜愛。但是對父親的諡號問題，道昭半點不敢言及，這事過於敏感，只能隱忍，豈可“翻案”？稍後孝文帝最小的弟弟元詳被封為北海王，封地在今濰坊一帶，鄭道昭被元詳任為王府高官，到北海任職去了。孝文帝去世後，次子繼位，元詳作為皇叔，被新皇帝倚為棟樑。元詳官居太尉，手中權力極大，難免不夠謹慎，沒過幾年，就被皇帝不明不白地整死了。這期間鄭道昭也被調回朝廷，任為秘書監（地位僅次於宰相）。
這時父親過世已經十多年了，自己已身居高位，鄭道昭覺得，該給父親立碑了。但苦於那個“靈”字之謚十分醜陋，立碑還不如不立。一想到那個“靈”，道昭就聯想到“晉靈公不君”、“漢靈帝無能”，那是個否定人的道德與治功的醜陋字眼兒，較之魏晉之時何曾謚“謬醜”，賈充謚“荒公”，也強不到哪裡去。且當今皇上是孝文帝的親兒子，不可能為了一個死去的臣子而改變先皇的評價，為父親立碑的事，只好一拖再拖。
後來鄭道昭被任命為光州刺史。光州治所在掖縣，北臨渤海，南多青山，山石適合用作碑石。孝文帝遷都洛陽以來，北國碑碣雲起，青州、光州的石材一時十分暢銷。鄭道昭公事之餘與朋友詩酒唱和，得意之作便請刻石高手鐫于山澗石壁。他自己也擅長書法，寫字結體寬博，筆力雄強，自己作詩自己書丹更是一件風雅之事，因此樂此不疲。一段時間下來，掖縣一帶的大山里，便留下大量的鄭氏石刻。
為父親立碑的事一直縈繞在鄭道昭的心間。一次他看到一尊新起的石碑字跡甚美，碑文上有死者的私謚。這事讓他心頭一震。他想，父親的官謚既然難以改易，難道就不能以私謚為父親立碑嗎？去掉父親官謚中的“靈”字，只取“文”字作為私謚，這樣既符合父親一生的行跡，朝廷又奈何不了這“私謚”行為，不是兩全其美嗎？那時為官員立碑，碑文須經吏部審定，代表官方評價。鄭道昭想，我為父親立塊私碑，就當他是個老百姓，這難道還需要吏部審查嗎？
於是他為父親撰寫了碑文，找山石好的地方刻了一通。稍後他又發現一處更好的石頭，索性重又刻了一通。於是在渤海之濱的大山里，就有了“山上”、 “山下”這兩通“鄭文公碑”。你說這是官碑，可它迴避了官謚；你說這是私碑，它卻介紹了一位高官的生平。鄭道昭終於找到了“打擦邊球”的機會，迴避了政策的約束。
鄭道昭用“私謚”的辦法迴避了朝廷對父親的“惡謚”，但終於掩蓋不了鄭羲貪濁的真相：後人紛紛譴責此碑對鄭羲“諛詞失實”！這兩塊迴避了“靈”字的“鄭文公碑”，讓人們認識了境界同樣不高的鄭氏父子：鄭羲貪濁，鄭道昭取巧，都不是什麼高尚人物。
“貪官之碑” 卻成寶貴文物
“鄭文公碑”雖經1400餘年風剝雨蝕，卻能完好地保存下來，實屬文化界的一大幸事。平度天柱山“上碑”刻在山頂的巨石上，刻面高 3.3米，寬 1.5米，碑文 20行，每行40至50字不等，總計883字。萊州雲峰山“下碑”碑高 1.95米，寬3.37米，碑文51行，每行29字，計1243字。“上”、“下”二碑書法飄逸，字態蘊借風雅，結體寬博宕逸，氣勢雄渾開張，有篆之勢、隸之意、草之情，清代 包世臣對它大加讚賞後名氣驟增， 康有為稱其為北魏“圓筆之宗”。
“鄭文公碑”沒有署名，清代阮元主持山東學政時親臨摹拓，這才考訂為鄭道昭作品。清代，書法界“尊碑、崇魏、取隋、卑唐” 的主張提出後，“上碑”因而得到尊崇，並在北朝眾多碑刻中最受人稱道。 包世臣說：“北碑體多旁出，鄭文公字獨真正，而篆勢分韻草情畢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畫本石鼓，與草同源。”康有為看過此碑後說，沒見過此碑就沒有資格談論書法。此碑書法體勢多變，以圓筆居多，筆畫主要從篆隸中演變而來，堪稱魏碑書法中的精品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