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經歷
鄭必堅1950年08月至1952年08月在北京輔仁大學經濟系學習（其間：1951年至1952年在廣西參加土改）。
1952年08月至1954年08月在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學習。
1954年08月至1955年01月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教員。
1955年01月至1969年01月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科學處工作。
1969年01月至1972年04月下放寧夏回族自治區賀蘭縣中共中央宣傳部“五七”幹校勞動。
1972年04月至1975年02月在國務院科教組大學組工作。
1975年02月至1976年09月在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工作。
1980年12月至1982年04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理論組副組長。
1982年04月至1987年10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室務委員、研究員，胡耀邦同志處秘書。
鄭必堅1987年10月至1988年07月任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副總幹事。1988年07月至1992年09月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黨組成員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
1992年09月至1997年08月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1992年11月明確為正部長級）。
1997年08月至2002年03月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正部長級）（其間：1998年3月至2001年1月兼任中共中央黨校培訓部主任）。
2003年3月當選為政協第十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
政協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共第十四屆、十五屆中央委員。
研究方向
鄭必堅的重要學術研究方向包括：中國的“和平崛起”和中國如何重新加入了世界，適應全球標準，為全球秩序做出積極貢獻。 他也是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的整理執筆人，參與了1982年後歷次中央大會檔案的起草，是中特理論的主要專家之一。
職務
1954年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研究生畢業，歷任中國人民大學教師，中共中央宣傳部科學處幹部，中共中央
毛澤東著作編委會理論組副組長，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室務委員、研究員，中共中央總書記特別助理，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副總幹事。
1988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
鄭必堅1992年9月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1997年8月起任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中共第十四屆、十五屆中央委員。
歷任
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研究員
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副總幹事、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等職
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鄭必堅是九屆、十屆全國政協常委
中共第十四屆、十五屆中央委員
第十屆全國政協常委。曾擔任胡耀邦的特別助理兼政治秘書。
現任
中共中央黨校學術委員會主任
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院長
中國科學與人文論壇理事長
中國國際戰略學會高級顧問等官方和社會職務。
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會長
相關事件
鄭必堅1932年5月，鄭必堅出生在四川富順。 富順地處川南沱江之濱，北周武帝天和二年(567)因鹽設縣。富順除了鹽業外，值得稱道的就是文廟。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朝廷選派太常博士、著名學者周延俊來富順任知監，努力興教化、辦學校，培育士子。在他任職的第六年，即慶曆二年(1042)，富順終於出了第一個進士。於是，人們集資在城南建成一座文廟，主供孔子，時稱“文宣王廟”，並在廟內立石質“雁塔碑”，用以刻錄全縣歷次中試者的名字。此後，歷任富順知監均熱心教育事業，親任儒學教授，常在從政之餘來廟內為生員講課，於是文風大開。宋代在雁塔碑上刻名的進士即有67人之多。明成祖永樂年間，富順文風日盛，教育事業發達，入學中舉者逐年增多，有明一代，赴京會試中進士者達139人，因而獲得“富順才子內江官”的美譽。
理論分歧
（註明：文章節選自網友仲呈：《中國外交的核心理念是“謀求和平”？》僅代表一種聲音，不能對其任何言論的可靠性給予保證）
鄧小平也於1990年3月3日指出：“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和平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發展問題更加嚴重。”[2] 1992年他在南方講話中又進一步指出：“世界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3]鄧小平於1997年去世，應該實事求是地說，從1972至1992年這二十多年的時間裡看，的確世界局勢總體在緩和。冷戰結束後前五年時間裡，美國、日本正加緊準備向世界擴張，全世界矛盾和動盪的趨勢尚未顯現。
可是，受美國及西方影響的很多中國戰略專家、外交智囊，將鄧小平的論述“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和平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發展問題更加嚴重”曲解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把未解決的“問題”曲解成“當今時代的主題”，這完全是指鹿為馬。他們不僅在90年代後期如此判斷，當1999年美國炸我使館後仍如此判斷，在21世紀前十年如此判斷，在2012年的今天中國國家安全局勢仍岌岌可危情況下仍然如此判斷。其目的就是試圖誤導國家決策層，使中國面臨周邊威脅和衝突時未做好戰爭準備。他們咬定“和平發展”四個字，誤導國家在面臨對外衝突時不斷妥協退讓，希望以退讓換和平求發展，其最終結果是嚴重危害了國家安全。其中最典型的表述是 鄭必堅於2005年發布的 三和理論：“現在中國共產黨奉行的內政外交的核心理念就是：對外謀求和平，對內謀求和諧，對台海局勢謀求和解。”[4]
眾所周知，中國民眾乃至海外華人一直在批評中國外交方面的軟弱姿態。當然，中國外交人員並非都是賣國賊、軟骨頭，他們更多是受鄭必堅式錯誤理論的誤導：既然認定未來“和平發展”一直是主流，既然將“對外謀求和平”視為外交的核心理念，那么面對周邊大大小小國家對中國領土的侵犯，只能是幻想以退讓、妥協換和平。在這個意義上講，不管鄭必堅主觀意志如何，其“三和理論”成了中國某些賣國主義官員最華麗的遮羞布。
1、“對外謀求和平”能否成為中國外交的核心理念？
正常情況下，無論是對外是謀求和平還是選擇戰爭，都是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的手段。當前，世界上任何一個正常國家，其外交理念的核心原則無不首先是維護國家安全、維護國家核心利益不受侵犯，而像美國日本等國家則是如何對外擴張、侵犯其他國家的利益。只有鄭必堅等人宣布中國外交的核心理念是“對外謀求和平”，當他發布這些言論的時候，正是美日對中國虎視眈眈，中國東海、黃海主權遭受他國侵犯，台獨、藏獨、疆獨在美國日本扶植下都蠢蠢欲動的時期。
對於台獨，無論是毛澤東時代還是鄧小平時代，都沒有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鄭必堅有何資格宣布處理與台獨關係的核心理念是“謀求和解”？中國對台關係的核心原則是利用各種手段謀求國家統一。當“台獨”勢力擴張時，當然要使用武力進行遏制乃至消滅，當台灣面臨被美國及台獨勢力分裂出去的危險時，中國當然要用武力解放台灣。由於中國政府一直堅持這一點，因此鄭必堅不敢公開提出異議，他只能生硬地解釋：“針對‘台獨’分裂國家，我們絕對不能排除使用武力。講‘和平崛起’，同堅定地維護祖國統一和領土完整，反對分裂國家，是完全一致的”。[5]如果對台灣、台獨問題的核心理念是“謀求和解”，其本質便是對政治軍事鬥爭手段的否定。
對台獨的鬥爭及武力準備，是遏制台獨發展壯大的不可或缺的有效手段。早在七十年代，蔣介石自知已被美國拋棄，就曾與大陸和談統一之事，台灣回歸大陸的主要障礙是台獨勢力。在一國兩制大背景下，中國共產黨與台灣統派在加快國家統一問題上沒有爭議，主要的爭議在民進黨台獨勢力那裡。鄭必堅所謂對台“謀求和解”，顯然是對台獨勢力謀求和解，這是與虎謀皮。鄭必堅用對台“謀求和解”作為對台關係的核心，必然邊緣化針對“台獨”勢力的政治、軍事鬥爭。當對台關係中“謀求和解”成為應對台獨勢力的戰略後，台獨在美國的培植下必然要發展壯大。2008年陳水扁推動入聯公投，其意圖是當台灣之父，當福摩薩（台灣）共和國的首任總統而“名留青史”。然而大陸在通過《反分裂法》的背景下，被陳水扁逼得只剩下武力統一一條路可走。正是陳水扁的激進式台獨，給了中國大陸武力統一的最好機會。如果大陸動武，美國必然要插手，而中美關係必然因此全盤惡化，這樣美國和平演變中國的計畫將徹底破產。2008年左右，美國顯然還沒有做好徹底肢解中國的準備，而同一陣營的陳水扁卻要發動最後的衝鋒了，陳的急進冒動破壞了美國的戰略部署，因此美國必然要修理不聽話的陳水扁。於是美國讓瑞士銀行及瑞士官方主動曝光了陳水扁洗錢案。由此可見，正是中國大陸的武力震懾作用及不惜一戰的決心，才逼迫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暫時退卻。震懾住台獨的，根本不是鄭必堅的“謀求和解”論。其實中國早一點展示武力及戰爭決心，根本就沒有陳水扁入聯公投的鬧劇。08台海危機，完全是鄭必堅與台獨“謀求和解”理念所釀的惡果。
中國對他國和平友好的起碼前提是，對方承認和尊重中國的核心國家利益。也就是說，只有在美國、日本等國不侵占中國領土主權、不支持台獨藏獨疆獨肢解中國、不謀求顛覆中國國家政權的前提下，中國才能對之採取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否則這些國家只能是中國的敵人，中國應在合適情況下選擇包括戰爭在內的各種方式維護國家主權及國家核心利益。
大道至簡，顯而易見：當一個人試圖挖你心臟、砍你四肢、毀你大腦時，你還能將其視為朋友嗎？當前美國對中國正是這么做的：美國扶植疆獨、藏獨、台獨、港獨，慫恿日本侵占我東海，慫恿東協侵占我南海，試圖顛覆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及國家政權，恰如挖掉中國的心臟（斷絕中國的能源來源）、砍掉中國的四肢（使中國領土分裂並喪失戰略緩衝地帶）、毀我大腦（對國家來說，主流意識形態和政權恰如一個人的大腦）。而鄭必堅卻極力鼓動中國對美政策以“謀求和平”為核心。
三十年來，當國家核心利益面臨越來越複雜和嚴重的外敵威脅時，鄭必堅則幾十年如一日地宣傳要永久地奉行對外謀和平的外交政策。他還進一步強調：“不能因為當今世界上還存在著‘冷戰思維’，就也要跟著人家去搞冷戰思維，去走那條害人終害己的道路。越是世界上還有‘冷戰思維’，就越是應當更高地舉起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6]眾所周知，當前正是美國、日本在用冷戰思維看待對待中國。2012年初，布熱津斯基則直接聲言，如果中國繼續捍衛其國家核心利益（布氏指責為民族主義），美國將挑動日本、印度等大國與中國發生戰爭，讓“21世紀的亞洲將開始與20世紀的歐洲一樣——充滿暴力與血腥”，[7]在這種赤裸裸的戰爭威脅下，鄭必堅仍然要讓中國“更高地舉起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廣大網民不禁紛紛質疑：這跟面對金兵的秦檜和面對日軍的汪精衛有何本質區別？
“對外謀求和平”不可能成為中國也不可能成為任何一個正常國家的外交核心原則。即便是日本、德國等二戰戰敗國，才在戰後格外強調和平外交，其本意是放棄對外侵略擴張政策。國際法仍然承認這些國家有自衛的權利。近代以來，中國一直是被西方和日本侵略掠奪的對象，中國從未有對外侵略擴張的意志和戰略，鄭必堅卻將中國的外交核心原則定為“對外謀求和平”。當外敵正在用“冷戰”和“熱戰”各種方式侵占我領土、侵犯我主權、顛覆我政權、危害我核心利益的時候，鄭必堅卻剝奪了中國用武力和強力進行反擊的權利。中國並非美日殖民地，但是在鄭必堅的戰略安排下，卻要享受比日本這樣的二戰戰敗國還要低等的待遇？
在內政外交上，維護國家安全、主權完整、國家及人民核心利益不受侵犯是首要的核心原則，當這個目標完成後，當沒有外部國家和勢力危險、傷害中國後，中國才能“對外謀求和平”。當國內政局穩定、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內沒有根本性矛盾時，中國才可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發展是硬道理”。難道晚清政府不想一心一意發展經濟並與西方列強和平友好？晚清政府無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內部看，其統治集團內部腐敗不堪、矛盾重重，人民大眾的起義反抗也是層出不窮，從外部看西方列強亦虎視眈眈，不斷發動侵略戰爭掠奪中國的財富和領土。民國政府仍然是這個困境。而中國從八十年代初開始，能夠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發展是硬道理”，那是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開始的60年裡不斷奮鬥才爭取的結果。
首先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國內部政局穩定，權力系統相對清廉，全國人民一致擁護黨的領導，當時的中國已經是擁有兩彈一星及核潛艇的軍事大國，已經建立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在某些重點領域，已經掌握較先進的核心技術。
其次，對外通過韓戰和越南戰爭等系列強硬手段，美國及西方已經承認新中國是“打不敗的對手”，而且是比赫魯雪夫們的蘇聯更能對美國產生威脅的對手。
新中國成立後，面對美國的“圍堵”，與美國一方展開了硬碰硬的較量。首先是1950-1953年的抗美援朝戰爭。朝鮮內戰爆發後，美軍迅速出兵朝鮮、占領平壤，占領朝鮮大部分領土並將戰火燒向鴨綠江。中國軍隊隨後入朝參戰，將美軍從鴨綠江趕至三八線，迫使美軍於1953年7月在板門店簽訂停戰協定。所以，真正對二戰後亞洲秩序產生深遠影響的，其實是板門店協定。或稱之為“板門店體系”：新中國贏得了英美蘇及第三世界國家的真正尊重，美國從此已徹底放棄了用武力進攻新中國的打算，並在隨後的幾十年里，懼怕與新中國軍隊交戰。韓戰中，中國警告美軍不要越過38度線，美軍對新中國警告視之不見，隨後中國參戰，美國遭遇有史以來的最大戰略失敗和軍事噩夢。
在後來的越南戰爭中，美軍汲取了韓戰的教訓，由於擔心中國參戰，始終不敢越過17度線，新中國的存在是美軍越戰失敗的根本性的戰略因素。因為如果美國繼續擴大越南戰爭，將直接導致與中國的全面開戰。當七十年代的中國已經把重要的軍事和重工業轉移至三線以後，已經完全有條件和美國再打一場全面戰爭，而這是美國所不能承受的。因此美國必然在越南戰場全面退縮。
除了在韓戰與越南戰爭中使美國大敗而歸、損失慘重外，中國還在東南亞各國扶植了勢力強大的共產黨游擊隊及各種泛左翼政治組織，使美國在東南亞的軍事存在岌岌可危。國際局勢的天平發生大傾斜，蘇聯的實力仍在不斷增長，而美國則陷入被動，中國成為全球範圍內重要的實力中心。中美蘇大三角事實上開始形成。
在美國及日本看來，“打不敗的對手”才有資格成為朋友。因此這才有了1972年中美、中日之間的關係緩和，這才有了隨後美國對台灣的鬆手、日本對釣魚島問題的擱置，這才有了中日、中美之間的建交和大規模經濟貿易往來。毫無疑問，改革開放初期相對寬鬆和諧的外部環境，是前三十年的中國共產黨通過對美戰略反擊所奠定的基礎。
2、經濟全球化將使大國間的和平、發展、合作成為“必然要求”嗎？
鄭必堅等人的錯誤在於，幻想美日已經改變了其侵略本性，國際局勢得到了根本性緩解，和平發展成為當今時代的永遠主題。當中國某些外交人員在鄭必堅的指揮下一步步對外求和平、求妥協時，當美國日本逐步發現中國喪失了對他們的危險能力時，針對中國的圍堵打壓便接踵而至。
歷史業已證明，美國對蘇聯、中國接觸和解的目的是為了和平演變乃至肢解這兩個對手。當年，戈巴契夫們對美無原則地妥協退讓，美國則趁機果斷地下手肢解了蘇聯。對美國來說，蘇聯末期的戈巴契夫僅僅是美國暫時的朋友，美國80年代後期支持戈巴契夫的目的僅僅是防止蘇共左派上台，當蘇共左派徹底失敗時，美國就扶植葉爾欽打壓戈巴契夫。蘇聯解體後，美國必然要下手將俄羅斯和中國肢解。對美國來說，葉爾欽也僅僅是暫時的朋友，雖然葉爾欽在瓦解蘇聯方面居功甚偉，但是當葉爾欽不希望俄羅斯進一步被西方肢解時，美國便開始拋棄葉爾欽了。美國當然知道，90年代前半期的葉爾欽主導下的俄羅斯是美國的真正盟友，但是美國無法保證俄羅斯世世代代的統治者都是親美的葉爾欽，只有徹底將其肢解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在這種背景下，新一代的普京政府展開了與美國和西方的全面對抗。
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也是在用包括戰爭在內的強硬方式才捍衛住了國家利益底線。葉爾欽時代俄羅斯國家利益受到嚴重損害，假如普京上台後仍採取鄭必堅式的戰略（對美及俄周邊親美國家求和平、對車臣局勢求和解），俄羅斯恐怕已經按照布熱津斯基的設計被肢解了。當布熱津斯基們感到俄羅斯難以下手，從而將俄羅斯的“民主化”寄希望於下一代和下兩代時，美國將戰略重心東移轉向亞太，意味著美國已將肢解中國擺上議事日程。而中國假如出現一個親美的政府，必然是美國下手的最好時機。
鄭必堅曾說：“是經濟全球化成全了中國的和平崛起，因此，中國無意於挑戰現存國際秩序，更不主張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顛覆它。經濟全球化提供了不必對外擴張和爭奪殖民地去掠奪別國資源，而可以通過全球化條件下生產要素的市場化流動，去獲得中國現代化建設所必需的國際資源這樣一種新的歷史條件。當然，現存國際秩序也有許多不合理之處，所以我們主張用改革的辦法而不是別的什麼辦法來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8]2012年，鄭必堅還對21世紀第二個10年世界大勢做出如下基本估計：“第一，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各國相互依存不斷加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誰也離不開誰。第二，大國關係出現重大調整，相互競爭和合作更加明顯。在合作中求發展，又在競爭中謀優勢。控制競爭、發展合作成為一種必然要求。……”對於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鄭必堅認為“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他主張中國應該走這樣一條道路：“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在努力搞好自身力量建設包括國防建設的基礎上，走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全方位地與世界一切相關國家和地區發展‘利益匯合點’，構建不同內容不同層次的‘利益共同體’。”[9]
鄭必堅說“中國無意於挑戰現存國際秩序，更不主張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顛覆它”。鄭必堅其實很清楚現存的國際秩序是什麼，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現在沒有‘大三角’了，有的是美國一超獨霸”。[10]換句話說，鄭必堅主張中國總體上承認並維護美國“一超獨霸”的國際秩序。而這種國際秩序體系在中國周邊，便是美國通過武裝台灣、通過將台灣納入美國防禦和安全體系來阻擾中國的國家統一；美國通過將釣魚島納入《美日安保條約》支持日本侵占我釣魚島及霸占東海廣大海域；美國通過軍事支持菲律賓等東協國家霸占我南海相關島嶼和領海；美國還通過扶植台獨、疆獨、藏獨試圖肢解中國……這一切都是美國“一超獨霸”國際秩序在亞洲的主要體現。鄭必堅對此既不反對，也不挑戰，更不主張用暴力去打破它。
鄭必堅認為，經濟全球化導致“各國相互依存不斷加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誰也離不開誰”、“大國……相互競爭和合作更加明顯……控制競爭、發展合作成為一種必然要求”。他認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不必對外擴張和爭奪殖民地去掠奪別國資源，而可以通過全球化條件下生產要素的市場化流動，去獲得……國際資源”，因此，他判斷“和平與發展（永遠）是時代的主題”。其實歷史和現實和鄭必堅的判斷剛好相反。
歷史上的經濟全球化，導致的恰恰是大國間的激烈衝突乃至戰爭。自近代西方開啟經濟全球化進程以來，伴隨著的便是西方已開發國家對亞非拉第三世界的史無前例的殖民掠奪和殘酷剝削壓迫，其中，北美幾千萬印第安人遭遇種族滅絕，中國、印度等第三世界大國遭受西方列強的持續百年的侵略和肢解。經濟全球化最終導致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僅給第三世界也給已開發國家人民帶來史無前例的災難。美國國際關係理論大師沃爾茲（Kenneth N. Waltz）指出，在24個最富裕的工業經濟體(OECD國家中)，1960年出口額占這些國家GDP總量的9.5%，1900年則為20.5%，1999年後才恢復到了1910年的水平。因此，從國際貿易和海外投資占世界生產總額比例看，當前各國間相互依賴程度及全球化程度“在很多地方並沒超過1910年的水平”。[11]
[1] 《堅持社會主義，防止和平演變》，《鄧小平文選》第三卷，P344，人民出版社，1993
[2] 《國際形勢和經濟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P353，人民出版社，1993
[3]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三卷，P383，人民出版社，1993
[4]鄭必堅：《中國共產黨在21世紀的走向》，《人民日報》海外版，2005年11月22日，
[5]鄭必堅：《“和平崛起”同“和平發展”是一回事》
[6]鄭必堅：《“和平崛起”同“和平發展”是一回事》
[7]布熱津斯基：《After America》，美國《外交政策》雜誌
[8]《鄭必堅論中日關係：務實解決三大問題》，新華網
[9]鄭必堅：《關於我國發展戰略的新思考》，《經濟日報》，2012年1月20日
[10] 鄭必堅：《新世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走向》，《學習時報》，2003年6月9日
[11] 肯尼斯·N·沃爾茲：《全球化與治理》，《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7年第5期
名校之旅
出生於才子之鄉的鄭必堅，12歲時前往重慶南開中學讀書，後轉學天津耀華中學。 重慶南開中學原名南渝中學，由著名愛國教育家張伯苓創辦，周恩來曾在該校讀書。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在此會見張伯苓、柳亞子等各界名人；抗戰期間，周恩來以校友身份常來母校探親訪友。“七七事變”後，天津南開各校被日機炸為廢墟，部分師生內遷來渝；1938年，南渝中學更名為重慶私立南開中學，成為當時華西的著名學府。建校以來，南開中學培養出了周光召、朱光亞、張存浩、鄒家華等一批傑出人才。
鄭必堅天津耀華中學的前身是天津公學，成立於1927年6月，是天津英租界華人納稅會董事莊樂峰為爭取華人子弟上學的權利而創辦的。有相當多的學生已成為國家棟樑。如郝詒純、張金哲、梁思禮、周南、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華裔女市長陳李琬若女士等。1950年，鄭必堅高中畢業後考入了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
當時，全國高校都在興起一種教改，即在大學興辦“實驗班”，將本科階段與研究生階段合併壓縮，一氣呵成地讀完。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就開辦了這種“本碩連讀班”，而鄭必堅由於成績突出，被選拔到這個班。
1954年，鄭必堅畢業後留校任教。
秘書期間
鄭必堅由於人文社會科學的現實性和實踐性都很強，中國人民大學許多老師到一定的時候都進入了政府機關擔任領導幹部或者智囊。鄭必堅離開中國人民大學後，調到了中共中央宣傳部科學處工作。1977年3月，中央決定成立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鄭必堅任該編輯委員會理論組副組長。1981年1月，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成立，他作為高級理論研究人才被中央辦公廳副秘書長鄧力群賞識，成為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的室務委員、研究員。
1980年初，中央政治局決定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直接領導《決議》起草小組，鄧小平、胡耀邦親自主持。直接負責^胡喬木點將鄭必堅參與編寫。
鄭必堅在《決議》起草的過程中，鄭必堅的理論功底和文筆被胡耀邦賞識，《決議》起草工作尚未完成，鄭必堅就被胡耀邦調去起草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60周年的講話稿去了。1981年6月，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胡耀邦被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從此，鄭必堅作為胡耀邦的秘書和助理，主要在檔案和報告起草方面協助胡耀邦工作。
鄭必堅曾說：“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態度是什麼?集中起來就是一句話：老祖宗不能丟，又要說老祖宗沒有說過的符合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徵的新話。這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就是鄧小平所揭示的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這就是我們黨永葆蓬勃生機和活力的法寶。”
1982年9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開幕，胡耀邦代表中央委員會做的題為《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報告，就是由鄭必堅等人執筆。這是鄭必堅擔任胡耀邦秘書後參與起草的第一份黨代會工作報告。
鄭必堅1984年10月20日，黨的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中國要實行“有計畫的商品經濟”，首次為“商品經濟”正名，意義重大。這個《決定》的起草頗費波折，原定的起草班子開始總跳不出“計畫經濟”的框子，雖幾易其稿，鄧小平和胡耀邦均不滿意。後來，胡耀邦加強了起草小組，決定把參加起草過《決議》的鄭必堅加入編寫隊，另外還增加了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副主任林澗青和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龔育之等人，並將起草小組負責人由袁木改為林澗青。經過這樣的調整，《決定》才突破了原來“計畫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的改革模式，改變為“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畫的商品經濟”。1986年底，胡耀邦準備起草十三大報告，鄭必堅被任命為起草小組組長。1987年1月，胡耀邦辭職後，中央仍然吸收鄭必堅參加起草小組，並指定他為起草小組的三名負責人之一，鄭必堅負責報告的第二部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黨的基本路線》和第七部分《爭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新勝利》的起草工作。這份題為《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工作報告的最大貢獻，是系統地闡述了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完整地概括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
報告明確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這條基本路線，可以概括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
1988年，鄭必堅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他的理論研究工作進入了新的階段。之後，鄭必堅相繼參加了十四大報告(負責《十四年偉大實踐的基本總結》部分)、十五大報告(負責《鄧小平理論的歷史地位和指導意義》部分)、十六大報告(負責《總論》部分)的起草，又參加了這期間各次中央全會的理論性、綱領性決議的起草。有人說，他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幹部中參加黨代會和中央全會檔案起草次數最多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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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必堅：中國的崛起對亞洲發展有益
鄭必堅：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與中美關係
鄭必堅：中國和平崛起實質是中華文明復興
理論
《鄭必堅論集》
這部論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鄭必堅是改革開放以來為我們黨的理論建設作出了許多重大理論貢獻的著名理論家，是理論戰線的重要領導人之一,他曾先後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現任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中國國際戰略學會高級顧問等。
《鄭必堅論集》匯集了鄭必堅1981年至2005年的著述148篇，共分五大部分：
1、“大變動、再認識和世界範圍的改革調整潮流”(1981年-1991年)；
2、“當代中國發展大局和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1992年-1997年)；
3、“我們的旗幟和‘理論基礎、世界眼光、戰略思維、黨性修養’”(1997年-2000年)；
4、“經濟全球化和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共產黨”(2000年-2001年)；
5、“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新世紀的根本走向和中國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2001年-2005年)。其中不少是第一次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