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毓怡

鄧毓怡,男,1880年出生於河北省。他是近代中國的一位先進知識主義分子。

基本信息

簡介

鄧毓怡生平事略

李印剛

鄧毓怡,字和甫,一字任齋,別號拙園,1880年(光諸6年)農曆12月21日出生於河北省大城縣白洋橋一個仕宦家庭。

他自幼聰穎,六歲隨父鄧汝淮在自家學館讀書,七歲開始寫詩,十多歲時寫千字長文揮筆立就。據常琦璋所撰的“行狀”稱:“十四歲喪父,鄉里士夫無能為之師者,家有藏書,則發筐縱觀,師於古人。”1896年,,大城名儒劉鍾英舉他共纂大城縣誌。當時鄧毓怡年僅十六歲,但他不負眾望,所撰文章珠圓玉潤,超逸灑脫,被大城儒生稱為神童才子。大城縣誌付梓之後,他即由友人介紹到保定蓮池書院,拜清末著名學者吳汝綸為師。吳汝綸是西學的倡導者,他曾聘西人於蓮池藻詠樓為鄧毓恰等幾名“年少而才”的學生救授西文。此間,鄧毓怡不僅濤文大有長進,而且還學會了英文和日文,並接受了許多西方進步思想。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鄧毓怡等因接觸了“洋人”受到圍攻,只得中途退學。1901年,吳汝綸在北京創辦報社,委鄧毓恰,常育璋任編輯,不久報社被清政府查封,遂改名華北譯書局,印行雜誌。此間,鄧毓怡已在詩,文,書法,繪畫等方面顯示了一定的才華,因而不少友人曾勸他潛心研究詩文書畫。日後必功成名就,流芳後世。而鄧毓恰聽後卻說:“今舉國旦夕為奴虜,吾寧埋頭腐心為百年後陳死人之計乎!"於是51慷慨奮厲,思有試".1903年,他為了探求新的知識,毅然東渡日本,就學於東京早稻淚大學.他在日本留學期間,受留學生中民主革命派的影響,思想激進,對暗殺救國存有幻想,曾於1901年春夏之交與同學密謀暗殺慈禧太后.當時,鄧毓愉先期攜炸藥回國,住在北京常育璋家中,他曾對人說:"某月日君當聞有巨變發於輦下,則鄧某致命遂志之時也."後因事泄,主事者被捕,他又返回了日本.臨走之前,他將炸藥等物交給常璃璋保存,常恐惹出麻煩,於一天夜裡將炸藥投入宦武門外河流中.這件事在其"家傳"(籍忠寅撰)和"形狀"中均餚記述.1904年,鄧毓怡在早稻田大學畢業,回到祖國.前者密謀行刺不成使他認識到要想救國改變國家的落後狀態,單靠少數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它需要的是全體民眾的覺醒,而開啟智的唯一途徑是興辦教育.於是他放棄了在京任職的機會,回到家鄉,同其兄長鄧毓愷一起創建了一所新式學堂,起名為啟智學堂.該學堂所設的課程有國文,英文,算術,地理,歷史,修身,格致(包括自然知識和動物,植物,礦物及理化等初級知識)等.啟智學堂成立不久,鄧毓怡又在家人的協助下創辦了一所自強女子學堂,這所學堂是直隸省創建最早的一所女學堂,天津的"北洋女子師範學堂"就是"取法"於這所學堂而建成的.自強女子學堂所學的課程與啟智學堂大致相同.學堂的教材是鄧毓恰和另一名留日生王世琛(字鈞甫)翻譯的日本中國小教科書.兩所學堂均不收學費,本村及附近村鎮的子女無論貧富均可入學,因而兩校創辦時問不長就已經具備了相當的規模.清庭"廢科舉,興學堂"的命令頒布後,直隸夫吏方開始興學,在天津創辦52了北洋法政專門學堂和北洋女子師範學堂,鄧治怡因治學有聲,相繼受聘為兩校教員併兼任北洋法政專門學堂齋務長.鄧毓怡在天津執教五年的時間,培育出了大批優秀人材,當時就學於北洋法政專門學堂的李大釗同志就是其中之一,直到後來,李大釗任《晨鐘報》.主編和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時仍然常到鄧毓恰家(北京黃化門碾兒胡同24號)作客,保持著密切聯繫.

人物經歷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鄧毓怡聯契約志組建國民協進會,後改並共和黨,任直隸支部幹事,眾議院選舉當選為議員.1914年,袁世凱解散國會,鄧毓怡被張紹曾(時任綏遠都統)邀至綏遠,創辦歸綏銀行並任經理.綏遠地區位於我國西北邊垂,地域遼闊,大面積的土地都是未經開墾的荒野,在那裡,蒙人與漢人之間民族對立情緒嚴重,局勢很不穩定.為了治理好綏遠地區,鄧毓怡曾提出一項計畫.即在綏遠建幾個大牧場,從內地移入漢民種植,飼養,加以管理,這樣不但可以達到墾荒的目的,而且還可以使漢人"與蒙人結合團體'發展友誼,以加強綏遠地區的穩定.鄧毓怡曾把這項計畫上書農商總長張謇,張亦認為這個汁劃是"對蒙人實邊不二之法",然而,由於政府財政緊張等原因,這項計畫未能付諸實施.1916年,袁世凱病死,黎元洪就任大總統,恢復國會,鄧毓怡辭去銀行經理職務,回京復任議員.1917年,張勛復辟事起,國會重遭解散.此後五年間,他曾任總統府咨議,國務院咨議,經濟調查會委員,鹽務署顧問,鹽務學校校長等職.1922年,國會再復,鄧毓怡再度為議員.他雖身為"研究系"成員,但不為黨派意氣之爭,超然事外,獨以為53開國十年"憲法不成,乃為吾人不可旁貸之責任",故在國會復興之後,發起"憲法學會",集眾研討,並著手譯著《歐戰後備國新憲法》,以此作為制定憲法之參考.《歐戰後各國新憲法》的翻譯工作用了近一年的時間,書中所選七國,戰前均為君主制,而戰後均改為共和制.他在書的序言中從憲法的角度論述了世界發展的趨勢.他這樣寫道:"現代人類之精神,大著於戰後之新憲,余竊以為有兩潮流焉,一日民治主義之趨向,其結品為國民投票(Referenduln),國民發議,國民表決,國民選舉,皆國民投票所有事也,雖範圍廣狹,事項多寡,從其國而制不同,要之除波蘭外殆無不鄭重定於憲典,是蓋自代表政治進於直接政治之過程.自美,法,瑞士試行以來,至今日而益普者也.一日社會主義之趨向,其顯例為經濟會議.此制固不能概各新憲中社會經濟之規定,而俾生產者與於分配之察議,實以此制為要端.視舊憲只見圍家政治之一面者,其為進步,殆無疑義."鄧毓怡在序言中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認為當時中國"宜取直接投票制的議會政治".並強調了憲法的作用:"圍制不取立憲,或立憲矣而憲法不良,則無論其國之體與形為何如,而其國其民終不能致治而受福."《歐戰後各國新憲法》是我國第一部介紹歐戰後各國憲法的譯著,它的出版,使更多的人了解到了世界發展的趨勢,推動了憲法的研究工作.192l乍,國會又被解散.鄧毓怡從此放棄了從政的打算,遂閉戶潛處,專心於書畫研究.歲俸即停,便鬻書畫以為生計.鄧毓怡的書法自唐上溯漢魏以至大小篆,不專法一時一家,而是各取所長,獨成一派,他擅長行書,而真草篆隸亦無不工.他的畫在當時亦很出名,求他作畫的人很多.54他的畫全有定價,大約三尺長的一幅山水畫要賣當時的銀元一百五十元左右,每畫完一幅,《北京晨報》就照像刊出一幅,但他平時疏懶少作,一年也畫不了十多張.鄧毓怡不僅能書善畫,而且在詩文方面亦有較深的造詣.他自己曾說:"吾才,畫不如書,書不如詩."早在蓮池書院讀書時期,鄧毓怡就已負詩名,那時,他和南官李剛已齊名,並稱為吳門兩才子.鄧毓恰的詩"超俊有奇趣,往往閒語熟字.經君手乃別有俊味逸致,讀者心目為爽."著有《拙園詩集》,錄詩三百餘首.鄧毓怡在任國會議員及歸綏銀行經理期間,曾與許多知名人物有過書信來往,他生前將這些珍貴手跡整理成冊,取名<故人遺札》.(現存於中國歷史博物館).其中有蔡鍔,梁啓超.湯化龍,林長民,張謇,徐樹錚,籍惠寅等人的信件若干封.鄧毓怡在後期不滿軍閥統治,處世消極,終日以書畫自娛.不再過問世事.1929年3月11日病逝於北京,終年49歲。

大城文史資料

第三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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