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之誠

鄧之誠

鄧之誠(1887~1960), 字文如,號明齋、五石齋,祖籍江蘇江寧,中國歷史學家。1887年11月29日(清光緒十三年十月十五)生。幼年入私塾,酷愛讀書,隨父赴雲南任所,習六代史。曾就讀於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法文科、雲南兩級師範學堂,畢業後,任滇報社編輯。1921年起,專任北京大學史學系教授,又先後兼任北平師範大學、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和燕京大學史學教授。鄧之誠作為20世紀中國著名史學教育家,曾培養了一大批文史考古學者,門人弟子號稱三千,當中成就斐然者有黃現璠、王重民、朱士嘉、譚其驤、王鍾翰等。

基本信息

簡介

生平經歷

鄧之誠(1887~1960),字文如,號明齋、五石齋,祖籍江蘇江寧,中國歷史學家。1887年11月29日(清光緒十三年十月十五)生。幼年入私塾,酷愛讀書,隨父赴雲南任所,習六代史.曾就讀於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法文科、雲南兩級師範學堂,畢業後,任滇報社編輯,1910年任昆明第一中學史地教員.武昌起義後,仍兼報社工作,宣傳革命.1917年應北京大學之聘,任教授.赴北京後,被教育部國史編纂處任命為國史纂輯員.1921年起,專任北京大學史學系教授,又先後兼任北平師範大學、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和燕京大學史學教授.1930年任燕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併兼任北平師範大學和輔仁大學史學教授,1941年冬,太平洋戰爭爆發,燕京大學被封閉,與洪煨蓮等同被日本軍逮捕入獄,翌年獲釋.1946年燕京大學復校,仍回校任教。1952年院系調整以後,併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專任明清史研究導師,並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歷史考古專門委員.1960年1月6日逝世,終年73歲.著有《骨董瑣記全編》、《中華二千年史》、《清詩紀事初編》等,

求學及任教

鄧之誠 鄧之誠

先畢業於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法文科。後隨父入滇,受家學影響頗深,尤嗜六朝書史。考入昆明雲南兩級師範學堂文科,專攻文史。畢業後,擔任《滇報》編輯,對當時國內外政局及地方興革事宜,多有論述,深為時人賞識。武昌起義後,仍兼報社工作,撰寫政治性文章,歡呼辛亥革命勝利,袁世凱竊國後,乃自滇出川、鄂,積極參預護國軍運動,並結識革命領袖孫中山、黃興及護國軍統帥蔡鍔等。

治學嚴謹

一生治學謹嚴,博聞強識,誨人不倦。最初在北京大學等校講授,成《中國通史講義》上、中兩卷,於30年代初,被選為《大學叢書》之一種,更名為《中華二千年史》。

喜歡抄書

張萱《西園聞見錄》傳抄本一百零七卷等;並以所藏五石齋鈔本秘籍包括談遷《北游錄》、蕭?]《永憲錄》及崇彝《道鹹以來朝野雜記》等付印,嘉惠士林

未刊手稿尚有《滇語》,二十萬字,述其幼年遍歷滇中所見所聞,尤詳於滇邊諸少數民族,是研究西南少數民族歷史的可貴資料。

1996年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編新版《世界人名錄》(東洋篇)收“鄧之誠”條目稱他為“中國通史權威”。

傑出的教育家

鄧之誠作為20世紀中國著名史學教育家,曾培養了一大批文史考古學者,門人弟子號稱三千,當中成就斐然者有黃現璠、王重民、朱士嘉、譚其驤、王鍾翰(以出生年排序)等等。

1960年1月6日病逝於北京。

“舊學”風範

外表

鄧之誠走進燕京大學課堂,身著藍布長袍,瓜皮小帽頂上打著紅結,腳上一雙“老頭樂”棉鞋,腿帶捆在腳脖子上。他空手而來,不帶只文片紙。

講課

他往講台上一站,摘下帽子,放在講桌上,深深地向眾人鞠躬,腦門碰到桌面,然後說:“同學們,我來看看你們。”一口西南官話,溫文爾雅。70多年前,此種繁文縟節,在鄧之誠那裡從不省略。他堅持舊禮,40歲起便手執藜杖,不苟言笑。即使被人稱為“鄧老頭”,他也欣然點頭。

北京大學史學系講師鄧之誠先生像 北京大學史學系講師鄧之誠先生像

後人稱他“為人為學,頗有古名士風”。王鍾翰師從鄧氏,一日,在燕大喝醉了酒,摔倒在馬路邊。此事傳到了校長司徒雷登耳中,司徒先生輾轉找到鄧之誠,要他處理。鄧聽說後,就在桌上放一小杯白乾,一兩不到,將王鍾翰叫到家中,囑他“再喝一杯”。又說,若想喝酒,以後盡可來喝個夠。王鍾翰喝完那杯酒,鄧之誠說:“好了,你回去吧。”鄧之誠著史,然偏愛野史。他讀書札記匯成《骨董瑣記》 ,內容雜糅明清兩代的朝章典故、里巷雜談乃至金石書畫、衣著器物。前面方介紹了“邸報”,後面就記錄起乾隆年間的米價,乃至“葫蘆器”、“日本刀”,被人目為天下第一“閒書”。

鄧氏是雜而到家。紅學家周汝昌研習 《紅樓》 時,曾受教於鄧。某次,鄧輕描淡寫地說:“《永憲錄》里有曹家的事,此書流傳甚罕,知者不多,圖書館有一部抄本,可去一查。”周汝昌憶及,當他將書借到手,打開翻看,“不禁大驚”。憑書中所記,他感覺終於找到了曹氏家族的秘密。鄧之誠好藏書,偏偏鍾情於清代禁書,所藏甚豐。他還喜歡收藏清末民初人像和風俗照片,並以此名聲遠播。

不吝愛藏書

但他絕沒有藏書者慣有的吝愛。他把自己抄錄收藏的珍稀書籍,一一付印,廣為散布。許多珍貴的物品,他隨手拈來,送與知己名士,亦不甚惜。1936年,他曾在南方某地閒遊,以二餅金購得《浮生六記》作者沈三白非常罕見的畫一幅,甚是珍愛,後來卻將畫送給了高名凱。學人張中行說起此事,冠之以“博雅”二字。新文學運動方興時,鄧之誠頗不以為然,因而被目為典型的“老派”。據說他憎惡白話文,因此凡學生試卷中有用“的”字處,他一律改成“之”。而鄧之文言,也實在地道,張中行評說:“即以《骨董瑣記》而論,專就文字說,放在明清名家的筆記里,說是當時人所作,也不會有人懷疑。”

鄧之誠上課,帽子須規規矩矩放在桌子上;而“新派”人物胡適,則會狠狠地擲在講桌旁邊的地上。新老兩派爭執不休,許多人這才有幸在課堂上聽鄧之誠這樣罵胡適:“城裡面有個姓胡的,他叫胡適,他是專門地胡說。”此翁口音極重,表情又認真,令人莞爾。這樣的評價,他年年都要講幾回。胡適自然是奈何他不得。後人點評這段歷史,認為新舊兩派可以激烈辯論而並存,正體現出大學之自由開放精神。

被誤解

然而鄧氏放口嘲諷胡適時,一定未曾想到會有這樣一天。1949年後,北京市委統戰部召開知識分子座談會,有人慷慨陳辭:“我們已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有人自恃有些舊學功底,就對抗思想改造。我奉勸某些人,不要自視過高。其實,過去的所謂‘國學’都是封建糟粕,一文不值。”時人回憶,散會後,鄧氏回寓所,一路秋風蕭瑟,落葉滿階,他“目中茫然”。後來,他留在北大,沒有學生,也不上課。當年人人以聽其講課為幸的鄧先生,因為沒有授課記錄,工資下調三級。

治學藏書

綜述

文化史上有一個比較奇怪的現象:古今的藏書家,很少有在學術上成就空前突出的。他們不乏深厚的學養,可是他們的治學成績,恰恰像唐代以後的抒情詩,在對某一種意境的描寫上深入細緻,或者對某種情感的把握上恰當得體,句法也比唐人工穩,但是往往有句無篇,整體氣象不足。藏書家們也許在某一個學術細節上成績可觀,對前朝文獻的考證,或是隻言片語的訓詁,斷簡殘編的歸屬,往往頗具慧眼,一言定論,但是缺乏大體的構建。他們的學術,看起來像是鐵路上的道班工人,沿著前人鋪就的鐵軌,一路修修補補,只有補苴之力,而無開創之功。

藏書家們一般學術修養都極為深厚,滿腹墨水,可是厚積而不發,秉承孔子“述而不作”的古訓,不知道有多少足以流芳百世的著作被生生悶死在他們的肚子裡。這真是文化史上的千古大損失。所以,一旦見到了一個學術上也鋪出了鐵路建起了大廈的藏書家,就仿佛從唐太宗的陪葬中撿出了王羲之的 《蘭亭集序》 ,為中國文化挽回了損失,“其欣喜將何如”?鄧之誠,就是這樣一個令人驚喜的例外。

少年時期投身報業

鄧之誠原籍江蘇江寧,但是生於四川成都,並在四川度過了他大半個少年時代,落地生根,怎么說也算是成都人了,成都留給他的滿口的四川話是怎么也改變不了的了。幼年的鄧之誠就酷愛讀書,再加上父親也算博學之人,家學淵源。幼年入私塾,學的是四書五經,六代文史,據說他在很小的時候就對六朝書史尤為嗜好;隨即就讀於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法文科,研習西學,不久隨父到雲南,入讀雲南兩級師範學堂。 早年的鄧之誠先生投身報業,他以筆為工具,對當時國內外政局及地方興革事宜,多有論述,深為時人賞許。武昌起義後,在報紙上撰寫政治性文章,歡呼辛亥革命勝利。袁世凱竊國後,乃自滇出川、鄂,積極參與護國軍運動,並結識革命領袖孫中山、黃興及護國軍統帥蔡鍔等。他不僅在言論上宣傳革命,還言行合一,投身反清革命活動和反袁護國運動。

鄧之誠故居 鄧之誠故居

崢嶸少年,書生意氣,這段時期的鄧之誠,即使不能視為革命家,也像一個社會活動家,無論如何,不是後來的歷史學家。他在這些崢嶸歲月的所見所聞,都被鄧先生匯為一編,成《護國軍紀實》一書,這本書材料真實可靠,實為不可多得的實錄,極具史料價值。

1917年,鄧之誠先去了上海,同年應北京大學之邀北上,在國史編纂處任民國史纂輯,兼任《新晨報》社總編輯一職。這樣,鄧之誠先生完成了從社會活動家和報人向學者的轉變。

入獄寫成“奇書”

其實,從少年到中年,總會出現心境的轉變,這大概是必須的人生經歷,學者也不例外。鄧之誠是如此,另一位著名人物周作人也是如此。他們都是自小頗具傳統學術修養,盛年時期卻或多或少反了傳統,鄧之誠歡呼辛亥革命,周作人則提倡白話文學,但到中年之時,兩人都回歸學問,回到書齋,潛心著述,向傳統之學靠攏。

當然他們也有不同,比如周作人是新文學中的標誌性人物,但鄧之誠卻對新文學向來缺乏好感,雖然沒有公開攻擊新文學,讚美推舉之詞也不多見。但他們最大的不同,卻是在對日本侵略者的態度上。

1941年冬,太平洋戰爭爆發,燕京大學被占被封,燕京大學的師生遂落入敵手,鄧之誠與張東蓀、洪煨蓮等燕京大學的教授被日本軍逮捕入獄,關入北大紅樓,一同被囚禁的還有輔仁大學伏開鵬、藍公武等著名教授。這些被捕的教授在國內外都很有名氣,日本憲兵隊懾於影響沒有對他們用刑,但他們在被囚期間依然備受虐待凌辱。鄧之誠記述他親身見聞說:“憲兵隊審訊時,無不用刑求者,有撲責,有批頰,有拶指,有水淋口鼻,有灌水。灌水引犯者至浴室中強飲滿腹,以足蹈腹,水從耳鼻口中激射而出,最為慘苦,往往有致死者。聞尚有重刑逾於灌水者,又聞有電機磨人,毫髮齒骨、血肉肌膚皆成液質,實慘不忍聞。憲兵隊用刑,分隊尤嚴,往往夜間被刑者哀呼悽厲,使人心膽俱碎。”

這樣的囚徒生涯將近半載,1942年,鄧之誠等人獲釋。出獄之後,生活已無著落。這就是他值得稱頌的地方。

日軍的殘暴非但沒有使鄧之誠這個溫和的學者屈服,反而催生了兩部“獄中奇書”。在獄中,學者們在敵人的眼皮之下偷偷以詩寫志,時有所詠,出獄之後,鄧之誠把這些誕生於監獄的詩歌匯為一編,各體雜詩共一百零五首,成《閉關吟》一書;又撰寫獄中所遭受的非人待遇為《南冠紀事》一書,一共一萬餘字,公開刊布,公諸於世,揭露日寇的殘暴嘴臉。別看這個學者低頭作文,文風比周作人還溫厚老實,但大是大非面前,他真一點也不含糊。

二十載著兩千年通史

鄧之誠 鄧之誠

從後來鄧先生的治學路徑來看,顯然是幼年的家教和私塾對他影響較大。鄧先生傳世的著作多是經史子集的傳統路子,文風也溫柔敦厚,頗似周作人的晚年之文,甚至可以說是老老實實,比周作人更有過之。而且,即使後來他做到了《新晨報》的總編輯,對新文學也缺乏好感。

鄧之誠一生作為治學謹嚴,博聞強識,誨人不倦。鄧之誠先生從事教育五十年,僅在燕京大學就執教二十年之久,培養了一大批文史工作者,如知名學者黃現璠、譚其驤、周一良、朱士嘉、勞乾、王鍾翰等。他對中國歷史有精深的研究,善於從前人別集、筆記中輯錄整理歷史資料,著有《中華二千年史》、《骨董瑣記》、《桑園讀書記》、《明齋題識》、《東京夢華錄注》等。

作為歷史學家,鄧之誠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久負盛名的《中華二千年史》。這本書本來是鄧先生在北京大學的授課講義,原名《中國通史講義》。講義原本只有上中兩卷,上世紀30年代初,這本尚未全部完成的講義被選為《大學叢書》的一種,更名為《中華二千年史》,公開出版。上世紀50年代初,鄧先生續成下卷,全書告成,歷時二十餘年。這部逾二百萬字的大書從秦朝統一中國開始,終於辛亥革命清亡之時。縱橫二千餘年,可謂是《通鑑》以後第一部通史。全書旨意,重在通觀歷代興亡史實始末,識其成敗得失,臧否人物,檢討謀略,以供後人借鑑,頗有通鑑遺風。而書中顯露出來的史家意識,春秋筆法,又深得通鑑精神。

如果說《中華二千年史》體現了鄧之誠作為歷史學家的全局意識和史實勾稽能力,那么,《骨董瑣記》則顯示了鄧先生細微之處的考證水平。《骨董瑣記》是鄧先生博覽群書的產物,先成正續編,後來又有《三記》,合為《骨董瑣記全編》一書,全書共有“三記”十八卷。該書考釋文物,鉤稽史料,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文史工作者可以從中覓得“蛛絲馬跡”,以作資料,以作線索。嚴格說來,此書並不算是史學著作,書中標題,如“銀價米價”、“藏書印”、“葫蘆器”、“羊腦箋”、“日本刀”、“女子篆刻”、“江浙藏書家”等等,簡直是搔人癢處,增長見識,悅目消閒,真乃天下第一等“閒書”也!據說鄧先生光是寫初編就查閱輯錄了不下兩百餘種書。

“五石齋”里的清代禁書

鄧之誠性喜抄書,又喜藏書,其藏書室名曰“五石齋”。鄧之誠師尊顧序林,於是早年注意收集顧氏全部著作的不同版本,於藏書之道,漸有所得,後來遂起意收藏圖書。鄧之誠最喜收藏明末清初時人的集部之書和清代禁書,也鍾意於有關風俗、風土資料性質的書。

抗日戰爭前鄧之誠的五石齋已收藏了700餘部清初人文集,如清代禁書《青來閣初集》、《西齋集》、《松陵文獻》、《士風錄》、《蓄齋二集》等,均為稀見之書。鄧之誠向來以有大量清初人的集部之書而自豪。據說他曾與著名藏書家倫明相比,他有而倫氏無者就有百十餘部,可見“五石齋”所藏之富。

《骨董瑣記全編》 《骨董瑣記全編》

藏書家大多精熟古籍版本,鄧先生也不例外。他曾為燕京大學圖書館和哈佛燕京學社審定古籍善本,為燕大圖書館先後審核、鑑定,選出校印的有:奕賡《佳夢軒叢著》手稿本十一種,茅瑞徵《萬曆三大征考》傅鈔本一冊,董其昌《神廟留中奏疏匯要》明鈔本四十一卷,張萱《西園聞見錄》傅鈔本一百零七卷等。

藏書家一般愛書如命,擁書自重,珍本圖書,一般束之高閣,密不示人。鄧先生則沒有這種毛病。他以所藏五石齋鈔本秘籍包括談遷《北游錄》、蕭?]《永憲錄》及崇彝《道鹹以來朝野雜記》等付印,廣為散發,嘉惠士林。

鄧先生晚年撰寫的《清詩紀事初編》八卷,系根據一生先後訪得的700餘種順、康時人詩文集整理爬梳而成,共收作者600人,錄詩2000餘首,本黃宗羲以詩證史之說,不限名家,貴在詩能記史外之事。全書600篇小傳,於清初人物與文獻的考訂幫助極大。一代詩史,賴之傳世。

五石齋中,尚有不少清末民初人像和當時的風俗照片。鄧之誠收藏風俗民俗的照片的名聲遠播。先生出示過一張名叫“楊翠喜”的照片,這張照片牽涉到1907年(光緒十三年)北京的一件買官名案,直隸道員段芝貴和慶親王奕劻父子等達官顯貴都是箇中丑角。照片拍攝了清末13個妓女的全身像,中坐者即為楊翠喜,從照片可以看出清末民初人物的服飾打扮,十分珍貴。

抗戰勝利後,1946年燕京大學復校,鄧之誠仍回校任教。1952年院系調整以後,併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專任明清史研究導師,並成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歷史考古專門委員。鄧之誠晚年時,將藏書捐贈給中國科學院圖書館,1960年1月6日鄧之誠逝世。

著述作品

主要著作

《湛隱居士集跋》,1918年10月

《古今文鑒序》,1918年12月

《骨董瑣記》8卷4冊,1926年《明齋著書》排印本,1933年再版,1955年三版 《柳如是事輯序》,1930年11月

《槐居唱和集》,1932年單行本,1933年刊於《學衡》第79期

《中國史大綱序》,1932年5月

《對公沙先生評夏曾佑一文的質疑》,1934年4月21日,《大公報·圖書副刊》23

《萬曆三大征考序》,1934年4月,《燕京大學圖書館叢書》本

《佳夢軒叢著序》,1935年《燕京大學圖書館叢書》鉛印本

《汪悔翁乙丙日記序》,1935年《明齋叢刊》鉛印本

《護國軍紀實》,《史學年報》1935年2卷2期,1939年又收入為《舊聞零拾》之第4種

《宋代太學生序》,1935年11月

《中國考試制度史序》,1934年12月

《中華二千年史上冊》,1934年9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954年10月北京中華書局再版,1956年12月第3版

《中華二千年史中冊》,1934年10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954年10月北京中華書局再版,1956年12月第3版

《中華二千年史下冊》,1956年4月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58年1月再版

《陳生彥文誄並序》,《史學年報》1936年2卷3期

《談軍機處》(為燕京大學歷史系座談會講,由王鍾翰筆錄),《史學年報》1937年2卷4期,又刊於《清史雜考》附錄中

《官制沿革備論 論秦以後無真宰相上》,《史學年報》1938年2卷5期

《藝風詩詞集跋》,1939年1月

《長安宮詞序》,1939年5月,《舊聞零拾》鉛印本

《祺祥故事序》,1939年6月,《舊聞零拾》鉛印本

《天聰詔奏序》,1939年8月

《東陵道詩序》,1939年8月

《陳二庵先生行述》,1939年11月

《中華二千年史》 《中華二千年史》

《西園聞見錄序》,1940年4月,《燕京大學圖書館叢書》本《校印西園聞見錄緣起》,1940年4月,哈佛燕京學社

《與張孟劬書》,1941年12月

《辛壬紀事》,1942年10月

《靜濤柏公傳》,1943年5月

《臨潢柏葰靜濤守陵密記》,1943年9月

《滇語》,1943年10月

《陳二庵別傳》,1944年1月

《與松崎鶴雄書》,1944年7月

《陷虜記》,1945年8月

《閉關吟》,1946年6月,五石齋單行本

《南冠紀事》,1946年,刊於《現代知識》半月刊

《評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燕京學報》1947年23期

《戊午科場大獄記》,1947年4月,刊於《益世報·史地周刊》37、38

《清季書院述略》,1947年6月,刊於《現代知識》半月刊

《皇朝掌故備要——桑園讀書記之一》,1948年2月,刊於《益世報·史地周刊》79期

《張孟劬別傳》,1948年6月

《題歸來草堂錄》,1949年載於《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紀念論文集》

《桑園讀書記》,1955年,北京三聯書店出版

《東京夢華錄注》 《東京夢華錄注》

《東林黨籍考序》,1957年,中華書局出版《雲自在龕隨筆序》,1958年6月,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

《五石齋題跋》,1958年5月

《錫文誠公奏議序》,1958年,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

《東京夢華錄注》,1959年1月,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 《永憲錄跋》,1959年8月,北京中華書局出版

《北游錄跋》,1960年4月,北京中華書局出版

《清詩紀事初編》,1965年11月,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

其它

以下各篇著作年月不詳:

《天橋志序》

《沈廷揚事證》

《皇清通志綱要序》

《清代畫史補錄序》

《松月堂目下舊見序》

《漢唐文持序》

評價

鄧之誠手稿 鄧之誠手稿

一生治學謹嚴,博聞強識,誨人不倦。最初在北京大學等校講授,成《中國通史講義》上、中兩卷,於30年代初,被選為《大學叢書》之一種,更名為《中華二千年史》。

張萱《西園聞見錄》傳鈔本一百零七卷等;並以所藏五石齋鈔本秘籍包括談遷《北游錄》、蕭奭《永憲錄》及崇彝《道鹹以來朝野雜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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