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裡邊是一個顯得很凌亂的小院，住著五六戶人家。院子的空地很小，小得幾乎只剩下一條曲折的通道。邵長良就住在這座院子西邊一個矮小的平房裡。
記者見到邵長良的時候，他正在接受河北電視台記者的採訪。提起邵長良，北京出租汽車行業的的哥的姐們很少有不知道的。而就在這頭一天，也就是11月8日，邵長良、車殿光、王學勇訴北京市運輸管理局駁回其申請計程車個體運營一案一審剛剛開庭。此案吸引了包括廣大計程車司機、計程車行業有關部門和眾多新聞媒體的密切關注。一時間，邵長良再次成為了大家關注的知名人物。因為不斷有記者來訪，本來有些冷清和蕭條的治國胡同也一改往日的常態，開始熱鬧起來。
的哥代言人
有事實為證。據邵長良介紹，他剛下海時，還屬於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初期，計程車行業處於上升階段和快速發展時期，活兒相對比較好乾，比在機關呆著掙得多。那個時候，他要是在機關里繼續幹下去，“工資很低，每月只能掙三四百塊錢，而乾出租，自己每個月可以掙四五千塊錢。”，他說，“這是十倍以上的增長。”——儘管開出租比在事業機關里苦點累點，但回報是豐厚的！可是好景不長。從1996年開始，邵長良就覺得開出租越來越不容易，工作的時間長了，人越來越累了，而錢卻賺的越來越少。到了1997年，這種感覺更是十分明顯。後來，為了掙錢維持生計，他和妻子分成兩班，一個白天，一個晚上，雙雙幹上了出租。但他們的日子並沒有因為辛勤的付出發生根本的改變。邵長良感覺生活的壓力越來越大。“當時我們夫妻倆日夜輪班開車，可掙來的錢僅僅夠維持基本生活”，他說，“有時候甚至掙來的錢還不夠交出租公司日日見漲的‘份錢’。”
從1997年開始，邵長良開始深入思考計程車行業存在的問題。實際上，1997年前後正是北京市出租汽車行業自誕生以來內部矛盾最為尖銳的一個時期。經過90年代初期的快速發展，到1997年前後，北京市出租汽車市場已經過渡到買方市場。與此同時，由於政府明令禁止“變相賣車”，計程車公司開始強制收車，許許多多感覺上當受騙的計程車司機紛紛上訪。
也是從1997年開始，邵長良開始通過各種渠道反映並呼籲改革現有的計程車行業管理制度，其核心就是打破壟斷，放開市場，允許個體經營計程車。邵長良說，北京計程車行業存在的主要問題就是壟斷。
自1997年以來的八年中，邵長良從來沒有放棄過反對北京計程車行業壟斷的行動，以致邵長良被一些人稱為北京計程車司機的代言人。談起自己反壟斷的經歷，邵長良坦承其實為生計所迫。他說：“我不願接受這種被人盤剝的景況，要想改變目前的生存處境，就必須打破壟斷，爭取市場公平競爭的權利。”
對簿公堂
與別的計程車司機不同，反壟斷使邵長良變得很理性，他更像是一名學者型的鬥士。在反壟斷的八年中，邵長良研讀了大量的經濟學與法學方面的書籍。他認為，計程車行業屬於第三產業中的公共服務業，政府應該完全放開，完全沒有必要實行特殊的管制，特別是在行政許可法實施以後，一些與計程車總量控制有關的規定都應該廢止。起初，為了從根源上弄清北京計程車行業存在的問題，邵長良做了大量的調研，將這些調研結果寫成材料交給北京或全國有關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請求他們幫助呼籲，打破北京計程車行業的壟斷。他戲稱自己所走的這條路子為“議會路線”。
這種長達八年的路子走下來，儘管有一些效果，但作用仍然是有限的，北京計程車市場壟斷堅冰仍然依舊。今年7月1日，行政許可法正式實施。是行政許可法使邵長良看到了很大的希望——用邵長良的話說，“行政許可法真正是一部老百姓的法律”。
7月1日，也就是行政許可法正式實施的當天，邵長良與等候了很長時間的北京計程車司機及普通市民一樣，向北京市運輸管理局（運管局）遞交了個體出租汽車運營申請，同時，北京運管局依據行政許可法亦受理了邵長良的申請。但7月12日，北京運管局依據《北京市‘十五’時期交通行業發展規劃》（京計規劃字[2002]1648號）（以下簡稱1648號檔案）規定，以本市出租汽車實行總量控制，不再投放新的運力為由，作出了對邵長良等從事出租汽車經營申請不予批准的答覆。
邵長良對此不服，他認為北京運管局作出上述不予批准的答覆所依據的1648號檔案與新頒布實施的行政許可法相牴觸。7月16日，邵長良到運管局申訴要求聽證。7月23日，北京運管局作出了不予聽證的最後意見。在申請無門和有法不依的無奈之下，邵長良等將北京市運管局告上了法庭。
11月8日下午1點30分，邵長良、車殿光、王學勇訴北京市運輸管理局駁回其申請計程車個體運營案一審在北京宣武法院開庭。很多計程車司機和市民一道還是趕去參加了旁聽，把旁聽席的席位全部占滿，他們當中不乏用半天時間從郊區遠道而來的計程車司機。
老的哥的煩與憂
採訪邵長良，給記者最深的印象，除了他的理性，再就是他的家。雖然說是家，但這個家已經沒有一個家的感覺。不足20平米的低矮平房，被分割成三個部分，分別是兩個臥室和一間廚房。臥室的面積都很小，最裡面一間是9.3平米，是最大也是唯一有產權的房子。外面的另一間更小的臥室和僅僅兩三平米的廚房是邵長良臨時搭建的。屋裡採光不好，很昏暗，白天都得開燈。家裡唯一值錢和上檔次的大件就算邵長良給大女兒買的一台電腦。外間的臥室被一張雙人床占據了絕大部分空間，每到吃飯的時候，這裡就變成了餐廳，而餐桌只能擺在通往裡屋難以同時容納兩個人的過道上。這個家最多住過5個人。“我在這裡生活了20多年了，雖然辛辛苦苦工作，可總是買不起房子。”邵長良說。2001年，邵長良的妻子和他離了婚，離開了這個家，留下兩個女兒歸他撫養。當記者問邵長良因為什麼和妻子離婚時，邵長良的回答是“沒有經濟基礎，生活質量每況愈下，為了掙錢，夫妻之間在一起的日子很少，感情越來越淡泊。”
從93年算起，到今年6月份因契約期滿沒有續簽，邵長良一共開了11年計程車，可以算得上是京城老的哥了，他說，這11年下來，自己現在還欠了5萬元的外債。記者第一次去他家的時候，怎么也無法將這個家和一個開了11年出租的老出租司機聯繫在一起。
因為開出租，邵長良的頸椎、腰椎、胃都受到了很大的傷害，特別是胃病比較嚴重，他說，胃病特別不好將就，吃多吃少都不成，經常伴有明顯的燒灼感。如今失業在家的邵長良不僅沒錢看病，由於沒有別的經濟來源，就是生活也存在嚴重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