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曉明[開國元帥賀龍次女、少將]

賀曉明[開國元帥賀龍次女、少將]
賀曉明[開國元帥賀龍次女、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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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曉明,開國元帥賀龍次女,少將。1947年2月生於晉綏根據地。從1953年9月起,先後就讀於重慶西南人民國小、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學,1965年進入北京大學。原為北京市旅遊局外事辦副主任,北京富利公司副總,2003年從華孚集團退休。現任賀龍體育基金會主席。立志要做全民運動和健身。

基本信息

名字由來

賀曉明 賀曉明

1942年,46歲的賀龍已是西北軍區赫赫有名的司令員。那一年,他與26歲的薛明結婚,這是賀龍的第三次婚姻。

這對革命夫妻攜手走過27年的生活,從戰爭年代到和平時期,再到十年動亂。他們一共生有三個孩子:兒子賀鵬飛和兩個女兒賀曉明、賀黎明。這個家庭還有一個孩子,是賀龍與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女兒賀捷生。

薛明對賀龍一直體貼入微。1947年冬天,解放戰爭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已是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區司令員的賀龍,帶著薛明住在晉綏軍區司令部。由於戰事緊張,賀龍幾乎每天都忙得通宵達旦,薛明從不去打擾。

一天凌晨,剛剛五點鐘的光景,薛明的肚子劇烈疼痛起來,她意識到,一個小生命即將誕生了。為了不影響賀龍工作,薛明悄悄叫來接生員,她硬是緊咬著嘴唇,一聲沒出,安靜異常地生下了孩子。隔壁屋中的賀龍,絲毫沒有察覺。等到熬了一個通宵的他推門進來,才發現妻子身邊多了個娃。

賀龍愣住了:“這是誰?”虛弱的薛明只是微微一笑:“剛剛生的,女兒。”薛明的平靜,讓賀龍感慨萬分,“你可真行!”就這樣,為了紀念妻子的堅強,賀龍取妻子的“明”字,給生在黎明的女兒起名賀曉明。

這段經歷,也成為賀曉明日後“埋怨”父親的一個“話柄”。不過,埋怨歸埋怨,她心裡很清楚,父親喜歡孩子是出了名的。長征時期,不少紅軍幹部不得已只能把自己的孩子丟在老鄉家,而父親卻帶著年幼的姐姐賀捷生,走完了長征。

前往北京

在賀曉明的記憶中,自己是全家唯一一個挨過打的孩子。“那時我6歲,因為淘氣被心情不佳的父親一把抓住,拿尺子在屁股上狠狠打了兩下,就這么一次。父親氣消後,意識到冤枉了我,決定去北京開會時破例帶上我,去見毛主席!”賀曉明永遠忘不了,她如何在兄妹們“嫉妒”的目光中,前往北京。

“臨走前,母親專門到舊貨市場給我買了件‘禮服’——一條繡著小和平鴿的紫色裙子。母親千叮嚀萬囑咐,見到毛主席要講禮貌,可以給他唱我最愛唱的兒歌:小鴿子,真美麗,紅嘴巴,白肚皮……快快飛到北京去。”

當賀曉明參觀過天安門,坐著有軌電車,被父親帶進中南海菊香書屋的會客廳時,毛主席正坐在沙發上跟人聊天。

“我緊張極了,不敢放開父親的手,只是緊緊盯著主席,小聲說了句:‘毛主席,您好’。”賀曉明清楚地記得:“主席笑著立起身說,你們家是‘一排明’吧?(因為媽媽叫薛明,我叫曉明,妹妹叫黎明),然後將我抱到屋中間,從桌上的一個小罐里抓出幾顆糖遞給我。”整個過程,賀曉明愣愣的,忘了說話。前後不過幾分鐘的見面,至今仍被她視為自己生命中的珍寶。

1954年11月,隨著賀龍調任北京,賀曉明一家才在北京安定下來。

隱姓埋名

每個人都有自己懼怕的事情,元帥的兒女也不例外。在賀曉明幼時的記憶中,最怕的就是父親那如鋼針般的鬍子,扎得自己臉上刺痛。但後來賀曉明才體會到,“那原來也是一種幸福”。

1966年,林彪一夥憑空炮製“八·二五”反革命事件,江青高呼:“我們要造賀龍的反!”宣傳車也喊出了“打倒賀龍”的口號——賀龍的家被抄了。1967年1月,周總理派人將賀龍夫婦安置在了京郊山區一處僻靜的院落內,與世隔絕。然而,林彪一夥並未罷休,他們將黑手伸到了賀龍的住處。

不久,林彪得知71歲高齡的賀龍患了糖尿病,他和“四人幫”對賀龍進行了更兇殘的迫害。他們以水源困難為由,連續45天斷絕該處的水供應。大熱天,每天只給一小壺水。一次,賀龍為了接雨水,不慎摔倒,扭傷了腰,劇烈的疼痛使他18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動,大便也解不下來,薛明硬是拿著氧氣筒上的導管,用嘴含著洗衣服的肥皂水為他灌腸,肥皂水把薛明口腔的黏膜都燒壞了。在那困難的日子裡,薛明為了照顧好賀龍,長時間睡在地板上,不梳頭,不洗臉,耳朵里竟然結了一層蜘蛛網……

在父親被“打倒”後,正在清華就讀的哥哥賀鵬飛也成了被通緝的對象,而此時,賀曉明剛剛考入北京大學。鑒於當時形勢的危急,兄妹二人迅速將身體虛弱的妹妹賀黎明,送到了廖承志家中托養。之後,他們連夜喬裝打扮,騎腳踏車逃離北京城。

“就這樣一路躲著、騎著,我們兄妹倆終於逃到了天津塘沽。”從此,在往返天津和上海的運輸船上,多了一對名為“吳亮”和“李烈”的男女同學。

“這是我們給自己起的化名,借著大串聯的機會,我們上了運輸船。”賀曉明回憶說,船上的大部分工種她都做過:在航海圖上標註船隻位置;利用星月辨航;在輪機艙里給船加油;在食堂給水手做飯;在甲板上和大家一起刷油漆、敲鐵鏽;每天清晨,她都要挨個去踢船員們的臥室門,然後高唱著“東方紅,太陽升……”叫他們起床。

賀曉明每天忙得不可開交,從塘沽到上海,再從上海到塘沽,她和哥哥在海上一待就是40多個日夜。暫時安定的生活,並沒有減輕賀曉明對父母親和妹妹的思念。每一次,當船舶停靠到塘沽港口,她便會小心翼翼地走進郵電局的長途電話格子間,和妹妹取得聯繫。

之後不久,被關在京郊的賀龍夫婦收到了小女兒賀黎明的一封信:“我很好,很想念爸爸媽媽,哥哥姐姐隱姓埋名在海船上參加勞動,表現很好,八級大風也不暈船,水手們對他們很愛護……”

對於久久不能和外界取得聯繫的賀龍夫婦來說,這封信無疑是他們得到的最大安慰:孩子們都還安然無恙!之後,在周總理的努力下,學校終於解除了對兄妹二人的追捕,他們這才重新回到了大學校園。

1969年6月9日,賀龍被迫害致死。“我們接到通知趕往301醫院後,才知道父親已經去世了。父親的遺體什麼時候火化,沒有告訴我們;火化後,骨灰放在什麼地方,我們也不知道。”回憶起那段痛苦萬分的經歷,賀曉明停頓了片刻,平靜地說道:“那是一個無法用語言形容的年代……”

苦練八年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賀家人的生活終於恢復了平靜,賀家子女也開始了真正屬於自己的自由人生。賀曉明曾在媒體面前笑言,自己“工農商學兵”樣樣都乾過,可“都沒有修成正果”。一直到她退休了才發現,“已經是弱勞力”的自己,還想再做點什麼。思來想去,她想起了父親最愛的體育,創辦了“賀龍體育基金會”。

“不知道為什麼,雖然父親在新中國成立後當過國務院副總理、軍委副主席,還主持過許多別的工作,但在許多人心目中,記得最清楚的就是‘體委主任’這一項。”

賀龍剛當體委主任的時候,中國毫無疑問還是個體育弱國。1953年3月,組建不到半年的中國桌球隊出征布加勒斯特第20屆世乒賽,這是中國桌球隊在世乒賽上的首次亮相。

賀曉明還記得,那次的比賽中,男女團體均列小組第四,單打比賽更是無一人闖過第三輪,“成績讓人憋屈”。回國後,身為體委主任的賀龍下達了“苦練八年,桌球要打翻身仗”的命令。

賀曉明的家,那時簡直就成了體委的會議室。“榮叔叔(榮高棠,時任國家體委副主任)經常利用中午休息時間來我家,一邊吃飯一邊和父親商定具體的戰術安排、團體賽的出場名單、順序等。”因此,賀曉明有了比常人更多的機會接觸體育,也就更多了一份對體育的熱愛。

1961年在北京舉辦的第26屆世乒賽,中國桌球大獲全勝,男女兩隊一口氣拿下了男團、男單、女單3枚金牌。“這是壓抑了8年的一次大翻身!高興啊!那時候我可是絕對的‘冬粉’!”賀曉明記憶猶新,“父親剛參加完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集體慶功宴,回來後就撥通了華僑飯店的電話,然後把話筒遞給了我,‘你代表咱家,祝賀榮伯伯他們今天取得了勝利!’”

接到賀龍女兒的電話,國家隊的隊員們激動萬分。第二天,大家將莊則棟奪冠的球桌送進了賀家。“那個台子太有紀念意義了,是能進博物館的!”打那以後,這張桌球桌就一直陪伴在賀家兄妹身邊,直至“文化大革命”。只要有時間,賀龍總喜歡和兒女們切磋一局。

賀曉明最得意的是,她在這張球檯上還以3∶0的大比分,戰勝了印尼體育部長的女兒。

平凡生活

2006年,退休後的賀曉明本著“不搞競技”的宗旨,和妹妹一起註冊了“賀龍體育基金會”。

2007年3月23日,為紀念賀龍誕辰111周年,基金會還在湖南桑植舉辦了一場徒步越野邀請賽,起點是賀龍的老家洪家關,終點是芭茅溪鹽局——當年賀龍元帥兩把菜刀鬧革命的地方。

賀龍有著豐富的個人特質,關向應同志曾向美國記者描述:“賀龍非常坦率和英勇,做起決定迅速而明確,有著巨大的自信;作為個人,他幾乎如孩子般的坦白;他非常健康強壯,喜歡騎駿馬,愛抽香菸,講起故事來聲情並茂。”

作為賀龍的女兒,賀曉明也是爽朗健談。談話中,她的臉上一直掛著賀家標誌性的笑容,配上那件紅色暗花的中式小外套,讓人怎么都看不出,這已是一個年過六旬又經歷過那么多磨難的長者。對於這一點,賀曉明說:“經歷是一筆財富,這個財富的獲得很辛酸,很不易。不過現在,我該回歸到我自己的生活了,我還有很多自己的事情沒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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