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博平袁樓村
在魯西地區，博平是建黨較早的縣份，中共袁樓黨支部成立於1927年8月，土地革命戰爭初期，距今已有79年的歷史。 根據對歷史資料的整理和研究，袁樓村人郭慶江是我縣革命鬥爭史冊上的的第一位共產黨員。 郭慶江，號蔭九，博平縣（今茌平縣博平鎮）袁樓村人，1905年出生，從小讀書，16歲考入聊城省立第二中學，1926年即在他高中將要畢業的最後一年，學校被當局合併到濟南北園省立高中，他與同學又轉入了濟南讀書。濟南是山東省會，也是中國共產黨的發源地之一，郭慶江在新思想、新形勢的影響下，在北園中學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的入黨介紹人是他的同班同學，陽穀縣早期共產黨員楊一齋（又名楊耕心），當時他們的直接領導人是王寅生、關向應。郭慶江入黨時間是1927年春天，在此之前，茌、博平還沒共產黨員，因此，在同年7月郭慶江畢業返鄉後即成為我縣歷史上的第一位中共黨員。 1927年7月，郭慶江帶著發展黨員、建立組織的使命畢業回到家鄉袁樓村。在此前後，中國革命形勢發生了急聚變化，蔣介石、汪精衛等相繼叛變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全國陷於白色恐怖之中，革命形勢急轉直下。魯西北仍為封建軍閥所統治，政治黑暗，經濟蕭條，文化落後，信息閉塞，國民黨勢力滲透發展。但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軍閥壓迫的廣大人民，在南方革命形式的影響下，開始覺醒，並不斷掀起反抗封建軍閥統治的鬥爭。在這種條件下，郭慶江根據黨的指示，開始在當地發展黨員。第一個入黨者是本村青年農民袁果，隨後袁果又發展袁本恆(袁壽晨)入黨。就在袁本恆入黨的那天，中共山東省委委員王寅生、陽穀縣早期共產黨員楊一齋親臨袁樓，宣布成立了中共袁樓黨支部，郭慶江任支部書記，袁果、袁本恆為委員，這就是茌平縣歷史上第一個中共黨組織，時間是1927年8月。 袁樓黨支部成立不久，就組織民眾，在本村建立了全縣第一個農民協會組織；次年5月，由於形勢變化，中共魯西縣委機關由聊城遷至袁樓村，並誕生了一位農民黨員縣委書記－－林夢白。 以上幾項第一，確立了袁樓在我縣地方史上的特殊地位。－－那就是：袁樓是茌、博平共產黨的最早發源地，是地方鬥爭史的開端，是中共魯西縣委活動中心，也是中國共產黨80多年光輝歷史中的生動一頁。 袁樓黨支部成立時，只有三名黨員，因魯西尚無黨的上級組織，故袁樓支部直屬中共山東省執委。1927年10月，也就是袁樓支部成立兩個月後，中共魯西縣委在聊城成立，袁樓支部改屬魯西縣委領導，袁果被選為魯西縣委委員。這期間中共八七會議傳到魯西北。“八七”會議是中國革命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會議結束了黨內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統治，確立了我黨土地革命路線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為地方革命鬥爭指明了方向。從此，袁樓黨支部在魯西縣委領導下，進行了積極的革命實踐，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其貢獻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組織農民協會，發展黨員隊伍。農民協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自願結合的民眾組織。它於1922年起源於中國南方。因為這個組織內部以貧僱農中的積極分子為核心，以農村中貧僱農、中農及手工業，工人和貧苦知識分子為基本成員，所以它集中代表廣大農民的利益，在中國具有廣泛的號召力。 袁樓的共產黨員，雖未親歷南方革命鬥爭的場面，但是，黨中央確立了組織農民的路線，適應當時的地方形勢，因此，袁樓黨支部組織農民協會也取得了成功。最初，農民協會在袁樓村成立，支部委員袁本恆任協會領導。農民協會以反抗封建勢力的剝削和壓迫，保護窮人的利益為宗旨；鬥爭的基本形式是組織貧僱農同地主、富農開展說理鬥爭，借糧借款救濟窮人，依靠團體的力量，抗糧抗稅推行“合理負擔”等。廣大農民看到了農民協會真能替窮苦人說話辦事，心裡擁護並積極參加，短短几個月，農協組織就由袁樓擴展周圍十幾個村莊，在博平一帶興起了一股農民運動的潮流。農民運動的興起，強烈衝擊了地主勢力和宗法思想，啟發了基層民眾的覺悟，為在農村發展黨員準備了階段基礎和思想條件。袁樓黨組織在領導農民運動中注意發現和培養農民積極分子，及時吸收覺悟的農民入黨。袁樓的袁平之、袁敦臣、林夢白等農民相繼加入中國共產黨，年底，支部發展到十幾名黨員。 在支部的組織領導下，周圍的農民協會健康發展，人數不斷增多，組織逐步健全，而且活動積極，政治性強，具有朝氣蓬勃的革命氣勢。年底，中共山東省委常委丁君羊，來魯西檢查指導工作時，他聽說袁樓的農民協會組織的好，便親臨袁樓視察。袁樓黨支部就在家廟裡召集了農民大會，接受檢閱。支部書記郭慶江帶領民眾呼口號，兒童團在場外高唱“國民革命”歌。丁君羊看到偏僻的魯西北農村競有這么有組織的民眾隊伍，很興奮，稱讚說：“像這樣的民眾場面在別處還未見到過”。他即興走上講台，號召更多的民眾組織起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積極參加政治活動，打倒土豪劣紳，奪取地方政權，掌握自己的命運，自那時起，黨在當地人民民眾心目中就深深地扎了根。 二是參加坡里暴動。1928年1月，在黨的土地革命的路線指引下，爆發了震撼魯西北的陽穀坡里暴動。這次暴動是在黨中央關於武裝奪取政權的方針指引下，由中共魯西縣委領導的一場聲勢浩大的農民武裝革命。舉行暴動的主要力量是活動在陽穀縣內，以韓建德為首的一支未經很好改造的綠林武裝。中共袁樓黨支部派人參加了暴動後的領導工作。暴動雖以失敗告終，但直接摜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強烈震撼了地方反動派，初步鍛練了革命力量，在魯西及全國引起巨大反響。 暴動的起因是：中共魯西縣委成立後，根據中共關於全面舉行武裝暴動的指示精神，即決定領導魯西人民進行武裝革命。經研究計畫，首先在陽穀和博平兩地舉行武裝暴動，奪取武器，建立武裝，進而建立革命政權。縣委認為博平的有利條件是袁樓黨員多、民眾基礎好、軍閥統治薄弱、地方國民黨尚未形成氣候；不利的因素的是沒有可利用的武裝隊伍。陽穀除具有上述有利條件外，還有一支願意接受我黨領導的農民綠林武裝，所以決定，首先在陽穀發動，博平黨組織分頭進行準備。可是，到了臘月二十這天，韓建德提前行動，率領所領導的隊伍趁教堂晚禱的時機混入坡里天主教堂，捕壓了外國神職人員，繳獲了教堂的武器，暴動提前爆發。 這一訊息傳出後，魯西縣委主要成員都立即前往坡里實施領導指揮，留下袁果（當時任縣委青年和農民委員)籌備博平行動，並代縣委做坡里暴動的外圍宣傳工作。支援坡里暴動的郭慶江、林夢白、袁聖緒、袁敦臣、袁卒緒袁樓五位黨員，在支部書記郭慶江帶領下，於第三天到達坡里，直接參加了暴動司令部組織領導工作，郭慶江被認命為司令部諜報科長。 為了擴大暴動的影響，魯西縣委內部明確分工，制定了鬥爭計畫，對外以東臨道革命委員會的名義發布文告，開倉放糧，收繳地主武裝，對付軍閥鎮壓，起義軍的革命行動，鼓舞了革命人民，連續幾天前去分糧的農民絡繹不絕，三天之內，900多石糧食分發給了周圍貧苦農民，從而擴大了暴動的政治影響和軍事影響，起義隊伍迅速壯大。這一轟轟烈烈的革命壯舉，嚇壞了封建軍閥及當地反動政府。東臨道伊陸春元為撲滅革命烈火，一面調集周圍二幾縣的反動武裝“圍剿”蚾里，一面又玩弄花招與起義軍談判，企圖儘快平息暴動，解救被捕押的神職人員。為了擴大革命影響，挫敗敵人的陰謀，諜報科長郭慶江曾幾次奉命到敵營談判。在談判桌上，郭慶江大義凜然，伶牙俐齒，宣揚革命的正義，揭露反動派的罪行，粉碎了敵人談判陰謀，在當地人民民眾中留下了“坡里下戰表，孤膽入敵營”的傳奇佳話。 三是重組魯西縣委。坡里暴動失敗，導致博平暴動計畫未遂。坡里暴動，過早暴露了魯西黨組織，引起了軍閥政府對革命力量的迫害。上級為保存革命力量，於1928年2月將縣委書記張乾民調走，縣委委員袁果也調團省委工作，其他暴露的同志均作了隱蔽和轉移，留下趙以政同志在聊城代理書記，負責聯絡工作。不久，趙以政被國民黨新軍閥殺害，魯西革命形勢遭到嚴重挫折。為了保證黨對這一地區的領導，上級決定改組魯西縣委。1928年5月，中共山東省委派馬守遇同志來魯西，在堂邑北鳳凰集，召開了縣委擴大會議。會議確立新縣委(後稱第二屆魯西縣委)由袁樓農民黨員林夢白任縣委書記，袁本恆任縣委組織委員，郭慶江任宣傳委員，袁平之、孫大安等為執行委員，同時決定，魯西縣委機關由聊城姚家園子遷至博平袁樓村。 第二屆縣委成立不久，時局又發生變化，國民黨新軍閥打跑了舊軍閥，革命力量遭到了新舊軍閥的輪番迫害。新一屆縣委連一次全委會也未開成，就與外地基層組織失去了聯繫，孫大安等相繼離開魯西。此後，魯西縣委的職能，實際地落在袁樓支部黨員的肩上了。 袁樓地處偏僻，不大為敵人注意，具有較好的民眾基礎，易於隱蔽革命活動。這是黨能夠存在發展的主要原因。但是，當時共產黨即無政權，也沒武裝，更沒有建立起根據地，在敵人絕對優勢，嚴密統治的情況下，黨員不僅沒有絲毫物質保證，而且時刻面臨著殺頭的危險。因此，組織活動受到了嚴格限制，也不能再發動大規模的民眾運動了。不久，因中共山東省委組織遭到敵人破壞，縣委與省委也間斷了聯絡。 為了及時得到上級指示，聯繫基層黨組織，，1928年6月縣委派郭慶江去濟南找省委匯報請示工作，派袁本恆去陽穀、冠縣等地聯繫黨組織。郭慶江去後未歸，也沒訊息；袁本恆回來也未找到外地黨員。不久，袁本恆又去濟南找省委。帶回了“隱蔽鬥爭，積蓄力量”的指示和郭慶江留在省委工作的訊息。據此，魯西縣委對袁樓支部作了調整，袁本恆兼任村支部書記，並決定“黨員單線聯繫，秘密活動，隱蔽發展”。同年7月份以後，因省委多次轉移屢遭破壞，縣委曾二次、三次派人去濟南均未能找到省委，聯絡站被封，縣委與省委失掉聯繫，袁樓黨組織從此進入了長期艱難的隱蔽鬥爭時期。在白色恐怖中，頑強擎舉著魯西縣委的革命旗幟，直到1938年中共博平縣工作委員會成立，袁樓黨組織才公開恢復活動。 袁樓村黨支部過去為我國的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現在帶領民眾致富奔小康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一是發展多種經營。多年來，黨支部積極引導民眾大搞蔬菜生產，新建大棚55個，中拱棚200畝，黃花菜300畝，池藕100畝。通過發展蔬菜生產，民眾人均增收800元。在搞好蔬菜生產的同時，我們與省農科院等單位合作，建立了1000畝小麥良種繁育基地，500畝抗蟲棉種繁育基地，100畝蔬菜良種基地。這些項目投入不多，民眾容易接受，一年下來，民眾人均增收1000元。此外，我們村上有上百畝的廢窯坑多年閒置，三年前村集體出資將這些窯坑改造成魚塘。魚塘挖成後，向村民招標承包，每年收取承包費5萬元。發展林業生產也是集體增收的有效途徑。黨支部利用黃淮海農業開發的機遇，發動民眾種植毛白楊3萬多株，按契約規定，樹木長成後，村集體與農戶按2：8的比例分成，這樣村里每年又可增加6萬元的收入。 二是盤活集體資產。為了鼓勵民眾經商辦企業，我們先後為4戶村民提供場地創辦電纜廠、預製件廠、孵化場、養豬場，總面積1萬多平方米。頭三年，村里不收取任何費用，三年後村集體每年可收取1萬元租賃費。 三是搞活村企業。把停產多年的磚瓦廠承包給1戶村民，通過加強管理，現在年生產機制磚800萬塊，村集體每年可收取承包費10萬多元。 村級經濟實力的增強，解決了“有錢辦事”的問題，全村公益事業也得到快速發展。幾年來，袁樓村先後投資40多萬元用於改善生產條件，打井、修路、建橋、植樹，一切費用全部由集體解決，沒收過民眾一分錢。先後投資60多萬元改造村裡的電網，硬化了3500多米街道，建起了村文化室。黨員活動室，科技服務中心等活動場所，豐富了民眾的文化生活，促進了精神文明建設。現在有袁樓村經濟發展，到處是一派欣欣向榮的繁榮景象。二、蘇集鎮袁樓村
明洪武中期劉氏自山西洪洞遷此建村，名袁樓，後因族人多從此村分出，遂尊稱今名。袁樓村位於曹縣東端，距縣城21公里。聊(聊城)商(商丘)公路穿村而過。東與孟樓為鄰，西與郭樓村接壤，南與蘇集鎮相連，北與張莊相接。隸屬蘇集鎮管轄。
袁樓村地處平原地帶，地勢平坦，東西最大距離3公里，南北最大距離2公里，全村占地面積96公頃，其中耕地面積81公頃，土壤肥沃，水源豐富，發展農業生產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境內盛產小麥、玉米、棉花及各種蔬菜。經濟作物主要有蘆筍、銀杏等。
2000年，全村共有121戶，總人口為362人，人口自然增長率為6‰。全村姓氏主要有劉、袁、張、韓、、王、呂、葛、吳、夏、梁、李、潘、等20余姓，均為漢族，其中劉氏最多，占50%，席捲東莊。
袁樓村多是本份的村民，世世代代均為農民，沒出過什麼名人，隨著改革的春風颳起，袁樓村也標新立異，邁出了改革的步伐，先是幾家村民培養出了大學生，然後又積極發展民營事業，至2008，全村蘆筍種植面積已達50公頃，雖然工廠不多，但是大家相信，不久的將來，定會有一幢幢高樓出現在袁樓村的面前。
1949年，全村經濟總收入不足萬元，1978年，全村經濟總收入23萬元，2000年，全村經濟總收入120萬元，人均純收入達到了3000元。第一、二、三產業占農村經濟總收入的比重分別為7∶20∶73，完成社會固定資產投入總額300萬元。
1998～2000年，該村連年被評為地級文明單位，1992年被評為“山東省村鎮建設明星村”。1987～1988年，朱老袁樓村村婦代會連續兩年被評為“山東省先進婦代會”，1987年被評為“中華全國先進婦代會”。1987年袁樓村黨支部被中共菏澤地委授予“先進黨支部” 稱號，1997年，被菏澤行署授予“菏澤地區經濟自強村”稱號，1998年6月被中共菏澤地委授予“五好黨支部”稱號，1999年，該村一名學生被評為“市級三好學生”，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的發展，袁樓村定會走出自己的發展道路，邁向明星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