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同龢

董同龢

董同龢,江蘇如皋人。母家為浙江籍,而宦居昆明,先生即生於其外祖家,至四、五歲始回如皋。後其父任職北京故宮博物院,乃舉家入京。1932年考入清華大學中文系。他是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的助手。

基本信息

人物年表

1911年,清宣統三年,1歲,10月12日生於雲南昆明。

1932年,22歲,入學清華大學中文系。從王力學音韻學,聽課筆記被整理成王力《漢語音韻學》,畢業論文《切韻指掌圖的幾個問題》。

1936年考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語言組,和周祖謨同寢。

1937年,27歲,大學畢業,考入中研院史語所任職。

1938年,28歲,隨史語所遷雲南昆明。

1939年李方桂回國,從李方桂學音韻學。

1939年,29歲,與王季緒博士之女王守京女士結婚。

1940年,30歲,參與史語所云南省及四川省方言調查。冬,隨史語所遷四川南溪縣李莊鎮。

1942年嘗試做上古音韻表。

1943年,33歲,升任副研究員。

1944年,34歲,冬《上古音韻表稿》四川李莊石印出版。

1946年,36歲,獲中研院楊銓獎金。

1948年,38歲,發表《華陽涼水井客家方言記音》和《廣韻重紐試釋》。

1949年,39歲,發表《等韻門法通釋》。隨史語所遷台灣。升任研究員。初任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1952年,42歲,開始紀錄閩南語。

1953年,43歲,與趙榮琅、藍亞秀合撰《記台灣的一種閩南語》。

1954年,44歲,出版《中國語音史》。應哈佛燕京學社之邀,赴美國哈佛大學為訪問學人2年。

1956年,46歲,赴日本京都大學短期訪問。

1957年,47歲,發表《廈門方言的音韻》。開始調查台灣南島語。

1959年,49歲,赴美國華盛頓大學任客座教授1年。

1960年,50歲,發表《4個閩南方言》。出版《高本漢詩經注釋》中譯本。

1963年,53歲,撰成《鄒語研究》。

1963年6月18日逝世,享年53歲。

學術生涯

董同龢先生就讀清華大學期間,嘗從王力先生習音韻學。王先生所著《漢語音韻學》一書,即以董同龢先生之聽講筆記整理而成。其時唐《切韻》殘本正引起學者注意,董同龢先生亦頗留心於此。撰成學士論文《切韻指掌圖的幾個問題》,討論該書之作者及來源等問題。鏇即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為趙元任先生助手,並時向李方桂、羅常培諸先生請益。趙元任先生為王力先生業師,是以先生日後每作書與趙先生,必以“再傳弟子”自稱。

自十七年至二十三年間,史語所陸續調查兩廣、陝南、徽州等地之方言。二十四年春,擬定全國方言調查總計畫,由趙元任先生領導,自二十四年春至二十五年冬,已完成江西、湖南、湖北三省之調查。先生初入史語所,即加入《湖北方言調查報告》之整理撰寫。雖未參與調查,而該調查報告中之分地報告實以先生之力居多,所撰者幾占全數之半。未幾,史語所因戰事遷移,方言調查工作無法按原訂計畫進行,而將調查對象轉向西南各省。二十九年春,調查雲南省,同年秋,調查四川省,先生均參與工作,實地從事方言調查。

史語所方言調查計畫之擬定,在於“以最少的時間獲得全國方言的大概情形”,故所采調查方式,以記錄某些預先選定之字為主。先生於參與調查之中,思考此種方法之得失,深知就該計畫之出發點而言,固然經濟有效,然若就語言整體了解觀之,則是法確有明顯之短處。一則選字以現代各方言所自出之中古音係為據,求得之音韻系統,難免為演繹之者,而非歸納之者。二則以此方法所得語料,自成片斷之真實語言記錄極少,於辭彙與語法之觀察無從著手。是故先生執行史語所計畫時,亦頗思脫離漢字羈絆,依照語言研究之基本步驟記錄漢語。三十五年春,史語所第二次調查四川方言,先生於成都紀錄華陽涼水井之客家方言,始嘗試純以描寫語言學方法調查漢語,次年春撰成〈華陽涼水井客家方言記音〉,於三十七年發表。該文提供完全得自口語之語料,並由語料歸納音系,整理語彙,不僅為客語之第一篇調查報告,亦為首次以純粹描寫語言學立場撰成之漢語方言調查報告。

方言調查工作之外,董同龢先生自大學起,對於漢語音韻史之興趣及研究,雖於顛沛之中亦未嘗停頓。三十三年在李莊石印出版《上古音韻表稿》,運用可靠材料與語言學理論擬構上古音音值,修正高本漢先生諸多看法。同時進行中古音之研究。三十五年以廣韻重紐問題研究之成果,與周法高先生同獲中央研究院楊銓獎金。三十七年發表〈廣韻重紐試釋〉,於三等韻重紐問題初步理出頭緒,以為重紐實系二類不同韻母之對立,而非聲紐無意義之相重,此種韻母之區別至為緊要,而向為學者所輕忽。次年發表〈等韻門法通釋〉,釐清明清以降說等韻門法者妄以己意附會而立說紛紜之謬。該文闡明門法沿革,辨明門法於劉鑒《經史正音切韻指南》所載〈門法玉鑰匙〉以前及其後實有不同;比較門法與其他等韻條文之異同,並根據對中古韻書與韻圖之最新認識,說明劉氏以前門法性質而逐條予以詮釋;更就劉氏以後門法變革論其得失。而此轇轕數百年之音韻學史料從此人人可識。

三十八年,董同龢先生隨史語所遷至台灣後,即兼受聘為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先生結合教學與研究,因講授聲韻學而編寫之《中國語音史》,於四十三年出版,建立其上古至現代完整之漢語音韻史系統。惟出版時因排印困難而有所刪節,日後始據遺稿增補,改名《漢語音韻學》。

在台期間,仍持續從事方言調查。四十一年春,利用帶領學生記音實習之機會,開始記錄閩南語,次年春與學生趙榮琅、藍亞秀合撰成《記台灣的一種閩南話》,亦采調查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錄口語之方法。該書當時並未刊行,而於先生逝世四年後始出版。此後至四十三年赴哈佛訪問前,陸續記錄十餘種閩南方言,皆采相同方法,不用事先編訂之單字表與辭彙表,而隨機記若干日常用語,及故事、俗語、歌謠等較長語料。四十六年先發表〈廈門方言的音韻〉,自陳發表該文動機,謂閩南話以廈門方言為主,雖已有諸多研究,然既親身觀察,而知前人所言猶有未盡。以現代之語言研究者立場而言,研究一語言,求得其音韻系統,訂定一套合宜之音標,實非易事。若研究者目的有異,處理材料之態度有所不同,則各家必不完全一致。故自四十三年因離台中斷閩南語紀錄研究,而正預備恢復繼續之際,將所見先行公布,拋磚引玉,以為日後工作之指標。四十九年復發表〈四個閩南方言〉三百餘頁,處理廈門、晉江、龍溪、揭揚四種方言,分為個別描述及比較音韻二部分。自言其本預備在已紀錄之十 多種閩南方言基礎上,隨時添加,俟材料齊全,將以進行大方言區之詳細比較研究,繪製方言地圖,然近年工作進行之中,時有感於此大功之告成,已不能寄望於最近之將來。一則語言純粹之發音人日益難尋;一則以一人之力,整理眾多材料,實不知俟之何年。是故決定先就已有材料為初步處理。該文選取者,為閩南語中流行最廣之廈門話,及泉州方言、漳州方言、潮汕方言樣品各一,已足以表現閩南語粗略輪廓。

四十六年夏,董同龢先生參與台灣大學山地人類學研究隊,指導學生記音實習,始接觸台灣南島語言中之鄒語。次年夏,帶領王嵩興、管東貴、鄭再發等再度赴阿里山區調查鄒語八十餘日。至五十二年春撰成 《A Descriptive Study of the Tsou Language,Formosa》(《鄒語研究》)六百餘頁並付印。而先生鏇即發病,終未能親見此一力作出版。先生晚年,常向學生言及其願有二:一為藉台灣南島語言之調查研究,將語言學確實移植至國內;一為利用現代語言學觀念,建立可稱為一門學術之訓詁學。惜乎先生早逝,未能進行更多南島語之研究,而古籍訓解字義研究之計畫亦未及實行。

董同龢老師王力 董同龢老師王力

董同龢先生初入史語所時,嘗從羅常培先生問訓詁。羅先生意訓詁亦語言研究之一部分,若由現代語言學之辭彙學、語意學、語源學入手,當能理出頭緒雲。其後先生時念以語言學知識運用於古書訓解,而苦無機會。四十七至四十八年間,受高本漢先生著《詩經注釋》激發,立意嘗試為之。系主任臺靜農先生對此亦表支持,因召集學生數人,每周舉行“古籍訓解討論”一次,利用《詩經》、《戰國策》為材料,根據現代語文學基本知識,先排除不可理解有悖常理或不能持之有故之說,再嘗試建立可理解可信之說解。一年之中,積極結論雖不多,而眾人從此知訓詁之不能任意為之,如有所見,必有所據而人皆可理解,至若有未能解決之問題,實因蒐集整理資料之基本工夫不足之故。四十九年,出版《高本漢詩經注釋》中譯本。自雲翻譯此書之意,在使有志趣之年輕學者多多領悟:雖讀古書,而現代工具與方法極為重要。先生堅信若有一學者,與高氏唯一之異,僅在幼年所受薰陶為中國或為西洋文化背景之異,是二人解讀《詩經》,在語文學知識方法所能掌握之範圍內,必不致有基本之差別。

五十年二月廿一日,先生在史語所講論會發表演講,題為“古籍訓解和古語字義的研究:一個工作計畫的擬議”,提議逐部整理中國古籍,以單一古籍為單位,研究其語法及語彙,以此為基礎,再從事整體比較研究。會中勞乾先生云:“先生所為系發凡起例之工作,何時完成,不可預料,惟此乃一方向。”先生逝世後,鄭再發先生整理其遺物,內有該次演講之草稿,其文末云:“又有人說:照你那么說,要多少年做完呢?這我完全不能回答。顯然的,這不是一個人所能做完的,一個人如要做出一些可觀的成績,畢生從事也還有希望。然而,我們都知道,近代的學問漸漸不是一家之學了。這個計畫如值得做,史語所這個團體是責無旁貸的,在團體的進行之下,假我數年,……。”此未完之稿竟停筆於此,而天不假年,對於訓詁學之計畫終未能著手實行。

五十二年春,先生帶領學生鄭再發、丁邦新、鄭錦全、嚴棉等,調查高雄縣之南鄒語,步行十二小時陡峭山路始達目的地。調查期間日間記音,夜間督導學生制卡分析,工作繁重,導致胃痛不堪。下山後住院檢查,診斷為黃疸阻塞,開刀不治,於同年六月十八日逝世,享年五十三歲。身後留下遺孀及二子。

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 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

先生任教台大中文系前後十五年,學生龍宇純、杜其容、鄭再發、丁邦新、梅廣、鄭錦全等均能發揚先生之學,為語言學界當代重要學者。先生訪問哈佛大學二年期間,梅祖麟先生適就讀該校,得有機會向先生請益受教,執弟子之禮。學生之中,丁邦新、梅祖麟、鄭錦全三位今皆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先生生前出版之專著有《上古音韻表稿》、《中國語音史》、與趙元任先生等合撰之《湖北方言調查報告》等,譯著有《高本漢詩經注釋》。身後出版者有《鄒語研究》、《語言學大綱》、《漢語音韻學》(即《中國語音史》之完整原稿)、與趙榮琅及藍亞秀合著之《記台灣的一種閩南話》、丁邦新先生所編《董同龢先生語言學論文選集》等。先生不僅於漢語古音研究有重要成就,於漢語方言研究復突破以往僅據《廣韻》字表調查之限制,增以長篇語料,更能真切掌握語言事實。其〈四個閩南方言〉又開方言比較研究先河,方言之歷史音韻研究基礎於焉奠立。羅傑瑞(Jerry Norman)先生即受該文啟發,而研究比較閩語有成,此亦可謂先生學術影響之一端。先生所治,於漢語之外,更及於南島語言,其領域之寬廣、治學之嚴謹、眼光之遠大,有後學所不能及者。

學術貢獻

在當今客家學研究領域,有一部必讀的經典方言著作,就是董同龢的《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華陽涼水井,今屬於成都市龍泉釋區十陵鎮雙林村。

抗戰時期,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遷入四川,參加了該所主持的四川方言調查。此前,他早已知道“成都附廓以及鄰近好幾個縣分的鄉間有異乎普通四川話的客家方言(俗稱‘土廣東話’)存在”,只是沒有機會找到發音人,所以“問題就一直擺在心裡”。1946年春,該所對四川方言作第二次調查,董同龢在對四川大學的各地學生進行訪間錄音時,有幸遇到家住華陽涼水井的盧光泉。在盧光泉的配合下,他花了16個下午進行記音,由此產生了這部傳世的經典方言之作。

董同龢對四川客家人的語言背景情況作了這樣的介紹:“據我所知,有好多村鎮,十分之九以上的居民都是‘廣東人’。在茶館裡議事或‘趕場’時做生意,都套用他們的‘土廣東話’。他們保守力量很大的,雖然同時都會說普通的四川話以為對外之用,可是一進自己的範圍,就有一種無形的力量使他們非說自己的話不可。據說他們都有歷代相傳的祖訓,就是‘不要忘掉祖宗的話’。小孩子在家裡說一句普通四川話,便會遭致大人的訓斥。”

董同龢《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 董同龢《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

在這本著作中,董同龢採取了這樣一種記音方法:他“先間一些事物的名稱或說法,以期在簡短的字句中辨出必要辨別的語音。一等到辨音有相當把握,就立刻開始成句成段以至成篇的語言記錄”。盧光泉在記音過程中,根據董同龢的要求,積極配合,他有時一個人“擺”;有時一個人扮演兩個角色,“其中都是一些家常瑣碎,甚至連夫妻口角都有。難得他繪聲繪色,給我們這些不易記得的語料”;有時是“獨白式的‘龍門陣’,中間也偶夾一些對話”;有時在讀“他們祭祖時的禱詞,頗有跟日常用語格調不同的詞句”;“有時像是一個童謠”,“說起來有節奏”等等。

董同龢還記述了過程中的一些有趣的細節,有一次他讓盧光泉用客家話複述他在茶館裡聽來的《施公案》。有一次董同龢把方言調查中常用的用國語寫成的“北風跟太陽”讓他讀,盧光泉看過以後,“丟開原文,用自己的方言說出來”,結果發現,“那裡面翻譯的色彩當然是不少”,由此也可看出客家方言“官話化”的情形。

《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不僅是運用現代語言學方法系統研究客家方言的經典之作,因其審音準確,資料豐富與方法科學,至今仍是方言調查的典範。同時,它還提供了研究成都東山客家的寶貴資料,充分展示了成都東山客家的風采與魅力。在客家學界,許多人正是從這部學術著作中了解了成都客家的潛在的研究價值。

四川的客家人口僅次於閩、粵、贛、桂,是國內最大的客家聚居地之一。透過對民國時期在四川對客家聚居地的個案研究,我們似乎可以看到四川蘊藏著豐富的客家文化研究內容,但半個世紀來,四川的客家研究很難與其客家大省地位名實相符。因此,四川的客家研究可謂任重道遠。

學術成果

專著

《上古音韻表稿》

《中國語音史》

董同龢《漢語音韻學》 董同龢《漢語音韻學》

《湖北方言調查報告》與趙元任先生等合撰之

譯著

《高本漢詩經注釋》

身後整理出版專著

《鄒語研究》

《語言學大綱》

《漢語音韻學》(即《中國語音史》之完整原稿)

《記台灣的一種閩南話》與趙榮琅及藍亞秀合著之

《董同龢先生語言學論文選集》丁邦新先生所編

《四個閩南方言》開方言比較研究先河,方言之歷史音韻研究基礎於焉奠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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