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腎同源

肝腎同源

“肝腎同源”理論源於《內經》。“肝腎同源”是指肝腎的結構和功能雖有差異,但其起源相同,生理病理密切相關,可採用“腎肝同治” 的治療法則。在先天,肝腎共同起源於生殖之精;在後天,肝腎共同受腎所藏的先後天綜合之精的充養。“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腦髓生”(《靈樞。經脈》),“腎生骨髓,髓生肝”(《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故“肝腎同源”又即肝腎的結構和功能體系通過某些中心環節而密切相關。“肝腎同源於精血”意即肝腎的結構和功能體系通過“精血”這一中心環節而密切相關。

基本信息

含義

《醫宗必讀》《醫宗必讀》
肝腎同源又稱乙癸同源。含義有三:
①肝藏血,腎藏精,精血同生,故肝陰和腎陰相互滋養,肝腎相生。
②肝和腎均內藏相火,相火源於命門。
③肝和腎虛實密切相關,相互制約,治療上多兼顧二髒。《醫宗必讀》:“東方之木,無虛不可補,補腎即所以補肝;北方之水,無實不可瀉,瀉肝即所以瀉腎。”

理論淵源

肝
《素問·五運行大論》云:“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腎生骨髓,髓生肝”,揭示了肝腎兩髒之間相互聯繫、相互影響的密切關係,體現了祖國醫學的整體觀念。“肝腎同源”的哲學思想淵源於《易經》,醫學基礎根源於《內經》,臨床實踐豐富於漢唐金元,理論體系形成於明代,實驗研究發展於現代。《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腎生骨髓,髓生肝。”吳昆注曰:“髓生肝,即腎生肝,水生木也。”可見《內經》認為,“腎”是通過“髓”生養“肝”而體現“母子”聯繫的。“腦為髓海”,“腎生肝”的生理功能,必然受到“腦髓”的調控。不但“肝腎”生理聯繫如此,而且病理影響亦然。《靈樞·本神》曰:“肝藏血,血舍魂,肝氣虛則恐”,“恐懼不解則傷精,精傷則骨酸痿厥”,“腎藏精,精舍志,腎氣虛則厥”,故有“恐傷腎”之說。唐·孫思邈在《千金要方》指出下焦病的治療應“熱則瀉於肝,寒則補於腎”。此說原指肝腎寒熱,以後逐步發展到指肝腎相火與真陰。北宋錢仲陽在其《小兒藥證直訣》中指出:“肝有相火,有瀉而無補;腎有真水,有補而無瀉。”(題記:腎火瀉肝,肝陰補腎,腎不可瀉,肝不可補)。
腎
至明李中梓運用《易經》哲學思想,根據《內經》醫學理論,參考歷代醫家的認識,並結合自己的臨床經驗,在其《醫宗必讀》中提出著名的“乙癸同源,腎肝同治”的理論觀點。“腎應北方壬癸”,“肝應東方甲乙”,腎藏精,肝藏血,精聚為髓,精髓化生為血(精血同源),由於肝腎同源於精血,故曰:“乙癸同源”,“東方之木,無虛不可補,補腎即所以補肝;北方之水,無實不可瀉,瀉肝即所以瀉腎……故曰:腎肝同治……然木既無虛,又言補肝者,肝氣不可犯,肝血當自養也。血不足者濡之,水之屬也。壯水之源,木賴以榮。水既無實,又言瀉腎者,腎陰不可虧,而腎氣不可亢也。氣有餘者伐之,木之屬也。代木之乾,水賴以安。夫一補一瀉,氣血攸分;即瀉即補,水木同府。”程文囿在《醫述》引《醫參》論述了腦與腎的關係,“腦為髓海……髓本精生,下通督脈,命火溫養,則髓益充……精不足者,補之以味,皆上行至腦,以為生化之源,安可不為之珍惜!”錢鏡湖在《辨證奇聞》中則論述了“腦氣不足治在肝”的觀點,“蓋目之系,下通於肝,而上實屬於腦。腦氣不足,則肝之氣應之,肝氣太虛,不能應腦……治之法,必須大補其肝氣,使肝足以應腦,則肝氣足而腦氣亦足也。”由此可見,肝腎又同源於腦。

分類

母子相生,精血同源
腎藏精,肝藏血,腎為肝之母。《張氏醫通》曰:“氣不耗,歸精於腎而為精,精不泄,歸精於肝而為清血。”此言肝血為腎精所化生,厥陰必待少陰之精足方能血充氣暢,疏泄條達。正所謂母子相生,精血同源。

經氣互通,八脈共隸
張介賓《類經·藏象類》云:“肝腎為子母,其氣相通也,”指出肝腎通過經氣相互灌注而溝通聯繫。足厥陰肝經與足少陰腎經均循行於身體內側,並在經脈循行上通過肝、膈、肺、腎相互直接聯繫;還通過交會於足太陰脾經的三陰交和任脈的關元、中極穴間接聯繫。肝腎又和奇經八脈密切相關,肝腎同隸奇經,沖任督三脈均起胞中,胞胎為肝腎所主,故有“八脈隸於肝腎”之說。

同居下焦,共寄相火
肝腎同居下焦,內寄相火,相火源於命門。朱丹溪《相火論》云:“(相火)見於人者寄於肝腎二部,肝屬木,而腎屬水也。”肝腎所寄相火,言其常為肝腎之動氣,推動肝與腎完成各自生理功能。相火之源在命門,何夢瑤曰:“腎水為命門之氣所蒸化上升,肝先受其益。”但相火內寄於肝腎,發揮其動氣之功能全賴肝腎陰血的滋涵。若肝腎陰虧則相火易亢而為“邪火”、“元氣之賊”而出現一系列病變。

研究進展

儘管過去對藏象本質(包括肝、腎)的研究,多隻注重單一臟器(肝或腎)的功能及其物質基礎的探討,對“肝腎同源”的相關機制尚缺乏系統而深入地研究;但有的研究客觀上為“肝腎同源”提供了初步實驗依據。

將“肝腎同源於精血”的認識推進到“肝腎同源於腦”,“肝腎同源於下丘腦-垂體-肝軸”,“肝腎同源於神經內分泌免疫網路”。中醫傳統的肝腎概念經歷了“實體賦予功能”到“功能脫離實體”的演變過程,作為描述生命表現形式的肝腎概念,其功能表現必然有其明確的物質基礎,脫離具體組織結構的功能系統是難以想像的,這既不符合中醫“形神同一”和現代醫學“結構決定功能”的基本概念,也違背了“物質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辯證法的哲學思想。

當然,如將腎單純定位在下丘腦有嫌片面,將肝簡單定位在神經-內分泌-免疫網路又有嫌籠統。這就需要將中醫功能系統的肝腎概念與現代醫學的功能和結構知識進行系統而深入的相關性研究。在此基礎上,將肝腎的功能系統和組織結構進行重新組合(“實體功能重組”),提出新的功能系統和組織結構統一的比較確切而科學的肝腎概念。而循著整體聯繫的研究思路研究“肝腎同源”,就必然首先解決將肝、腎兩髒結合起來研究的方法學問題。有了切實可行的整體聯繫的研究方法,通過系統而深入研究,就有可能從中醫藥尋找出調節神經-內分泌-免疫網路功能紊亂的手段和方法,為醫學的進步和人類的健康做出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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