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年法則

翌年法則,回顧日本戰後60年的外交政策,日本有一個非常矛盾和有規律的現象,即日本一方面通過不斷道歉和反省,積極努力地與亞洲各國和解。

回顧日本戰後60年的外交政策,日本有一個非常矛盾和有規律的現象,即日本一方面通過不斷道歉和反省,積極努力地與亞洲各國和解;但另一方面,日本國內政治中又涌動著一股強烈的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思潮。若宮啟文先生在其著作《和解與民族主義》中發現並提出了這一現象,並將其生動地命名為“翌年法則”。

表現

比如,1965年韓日之間在日本對歷史作了反省以後實現邦交正常化後,但日本隨即在第二年即1966年建立具有天皇色彩的“建國紀念日”;中日之間在1978年建交後,日本同樣在翌年制定《年號法》;1984年韓國總統全斗煥訪日,昭和天皇對過去表示“遺憾”,中曾根康弘首相在翌年8·15參拜靖國神社;1995年村山首相發表8·15談話,表示道歉,翌年橋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1998年韓國總統金大中、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日,相繼發表“聯合宣言”,翌年日本制定《國旗法》;2001年小泉首相在8·13參拜靖國神社(以後每年參拜),翌年小泉首相訪問朝鮮,發表“平壤宣言”,綁架問題浮出水面。不難發現,這些截然相反而又有著重要意義的事件都是發生在第二年。

原因

日本這種對外政策的不持續及“變臉”之快既令外人看不透,也捉摸不定。但追本溯源,箇中原因主要是因為日本戰後沒有對侵略歷史作出全面徹底的反省,因此形成了一種多面、複雜的歷史觀和戰爭觀。與此同時,戰後日本的民主政治體制又為“翌年法則”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該國政治制度中頻繁的領導權更替和政府發動數年一輪的選舉,又迫使領導人只能看短期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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