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經濟決策是指政府、企業以及個人在確定行動政策或方案以及選擇實施這些政策或方案的有效方法時所進行的一系列活動。經濟決策類型很多，通常按其影響範圍分為巨觀決策與微觀決策。巨觀決策包括：確定經濟體系的運行模式和經濟體制；確定經濟成長速度與建設規模；確定短期、中期和長期發展方針與策略；確定消費政策；確定人口數量及發展趨勢；確定社會經濟的總量平衡與失衡的協調戰略；確定經濟結構發展戰略；確定科學技術發展方向等。微觀決策包括企業根據市場確定產量，進行人、財、物的合理分配；消費者根據自己的有限收入決定他對各種商品的需求量。環境經濟系統中的經濟決策主要為巨觀經濟決策。
在格林斯潘執掌美聯儲期間，儘管有包括諾獎獲得者在內的眾多大牌經濟學家對美國的經濟政策提出諸多批評與建議，但是格氏的經濟政策幾乎不為之所動，其冷靜、其慎言、其特立獨行而又精準的政策調控使那些意欲影響國家經濟政策的大牌們愣是沒轍。
直到今天，格氏儘管已是一屆平民，但他的經濟影響力依然不遜於伯南克。這一切，均端賴于格氏的經濟學修為、深諳決策機理以及經由市場檢驗形成的聲譽。
定義
經濟決策是以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為基礎，以過去和現在的各種信息為依據，運用一定的方法和工具，為使研究對象能符合人們的意願運行，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基礎上，對研究對象的運行方向和程度作出決定，並且在這一決定實施過程中通過反饋不斷加以調整的過程。
基本原則
遵循市場經濟規律
實事求是原則
系統科學原則
預測性原則
可行性原則
靈活性原則
民主性原則
一般程式
發現問題
確定目標
收集信息
設計方案
評價和選擇方案
實施、監督和反饋
經濟決策的方式
經濟決策的兩種方式：計畫經濟和市場經濟
計畫經濟就經濟活動本身，是非民主的。但是，雖然歷史上計畫經濟的決策過程都是集中性的、依託於官僚體制的，在決策過程中引入第三和第四級形態的民主機制，並沒有什麼不可逾越的障礙。
市場經濟決策權分散，是“分散式”的決策，內在地要求最初級和第二級的民主形態。
經濟決策分類
巨觀經濟決策與微觀經濟決策
定性決策與定量決策
戰略決策與戰術決策
單目標決策與多目標決策
程式化決策與非程式化決策
確定型決策與非確定型決策
新自由主義者
處於轉軌時期的中國，在經濟決策中當然需要鏡鑒他國經驗乃至相關制度設計，但也決不能不考慮其在中國套用時所面臨的約束條件。否則，一旦經濟決策受到代表某種利益和勢力的思潮影響乃至為其所左右，則經濟發展路徑可能扭曲，嚴重的還會危及國家經濟安全。鏡鑒葉爾欽時期盲目施行“休克療法”的深刻教訓，再看看今日中國經濟決策過程中受到的某些干擾，我們發現，包括俄羅斯和中國這樣的新興經濟體國家，在經濟決策過程中亟需剔除新自由主義的影響。
轉軌經濟國家的決策者們普遍希望早日建成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但是制度的培育和完善有其內在的機理，人為提速或者不顧條件的催熟往往欲速則不達。然而，在俄羅斯的經濟轉軌過程中，經濟外行的葉爾欽卻在西方的糖衣炮彈裹挾下，實行了激進的“休克療法”，通過“穩定化”（即實行緊縮的貨幣和財政政策）、“自由化”（即在巨觀經濟緊縮的同時迅速放開價格）、“私有化”即國有企業私有化要儘快完成）這“三駕馬車”來完成由計畫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迅速過渡。但“休克療法”忽視了俄羅斯市場賴以正常運轉的制度性基礎，即在俄羅斯國有經濟的解體過程中，新的生產鏈條因為沒有良好的信息傳遞機制和契約履行機制而無法立即建立起來；在私有化中，無論是老企業的重組還是新企業的進入，都要有良好的司法制度、信息披露和會計、稅收制度，以維護公平和開放的市場秩序。
另一方面，被新自由主義俘獲的葉爾欽，在俄羅斯強制推行“休克療法”時根本沒有考慮歷史條件和現實狀況，在沒有取得足夠的公眾支持的情況下施行了“休克療法”式的轉軌。其結果，公眾對改革帶有敵對情緒；另一方面，由於實行了錯誤的私有化政策，改革不但未能帶來改善，反而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問題，特別是加重了貧富分化。俄羅斯的經濟轉軌陷入混亂和無序，經濟也因此倒退了10年以上。
中國現狀
就中國30年的經濟發展進程來看，管理層在經濟決策過程中注重在結合國情的基礎上借鑑和吸收現代市場經濟的理論與制度設計，例如，1985年召開的“巴山輪會議”和1994年召開的“京倫會議”，被認為是改革開放30年來借用外腦求解中國經濟發展方略的最成功的兩次會議。前者為1985年10月中共全國代表會議明確中國市場化改革的目標模式和中國政府恰當地把握巨觀經濟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甚至對中國在1994年推出的包括財政、銀行、外匯管理體制在內的巨觀經濟改革起到了前期的理論準備作用。後者把個體經濟學在中國最新發展傳播到中國，並為改革引入微觀經濟領域進行了理論準備。
然而，可能是由於長期封閉落後，要在短期內消化國際經濟學界過去幾十年、幾百年積累的研究成果和較為繁雜的現代市場經濟實踐經驗絕非易事，這些年來，中國在經濟決策過程中，也曾出現了對西方經濟學理論與實踐的簡單搬用，結果給經濟改革的發展帶來了負面影響。例如在國有企業改革中由於受到西方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影響而採取的一些激進的改革措施，不僅沒有搞活國有企業，反而帶來了國有資產的流失，以及大量工人的下崗失業，乃至對社會穩定帶來了負面影響，其教訓是深刻的。
危險性
“很美”的政策建議往往最危險
今天，透過“休克療法”在俄羅斯的失敗以及對經濟的巨大破壞作用，越來越多的人已經認識到，新自由主義某種意義上就是用來搞垮經濟後進國家的經濟學工具。然而在今日中國，部分在西方受過嚴格經濟學訓練的海歸經濟學家，利用政府對他們的信任，迫不及待地參與到中國經濟決策過程中，其影響與地位日益擴大。而看看最近他們針對一些經濟問題提出的政策建議與主張，我們發現，這些深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的學者，他們的政策主張與國際上對中國不那么友好的某些國家或勢力的施壓內容相比較，竟然在很多方面如出一轍。
例如，當維穩成為2008年中國股市的頭等任務時，新自由主義者認為市場經濟能夠解決一切問題，管理層對股市最好的呵護是不干預它，讓股市形成自平衡機制。堅決反對政府對股市的適當干預。而監管層受到這種思維影響，深怕背上“政策市”的包袱，故而一直在忐忑不安地觀市。其結果，中國股市在經濟基本面未出現根本性逆轉的情況下，竟然非理性下泄了3000多點。股改兩年來累積的人氣和信心在短短數月內迅速蒸發，估值中樞轟然崩塌，好不容易堅守了兩年的中國資產的定價權拱手讓於人。可以說，股市是在新自由主義者的惡意劫持下暴跌的。而看看一向被認為是強調自由競爭與市場調節的美國，當其股市下跌幅度尚不及中國1/3時，政府就赤裸裸地進場干預，股市也因此向好。
另一方面，某些學者鼓吹人民幣一次性升值可以抑制通脹的觀點暗合了意欲轉嫁經濟風險的個別國家的政策意志，近日有學者提出通脹決不可縱容，應該讓人民幣一次性升值10%，這樣就可以控制通脹。不知這位學者在提出這個政策主張時究竟有沒有考慮過在中國這樣有別於西方市場經濟的大國，要實施西方主流經濟學主張是要考慮其在中國面臨的約束條件的。況且今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已經升值了6%，但對抑制通脹的顯性作用似乎看不出來。
尤其令人擔心的是，新自由主義者無視中國銀行業的開放幅度甚至已經大大超越美國這個鐵的事實，而是配合西方主要大國，極力遊說中國銀行業擴大對外開放步伐，以引進國外商業銀行的治理模式來改善國內銀行業的治理，相關監管機構果真拋出了《銀行控股股東監管辦法》徵求意見稿，如果不是迫於輿論的強大壓力，外資金融機構控股中資銀行的步伐將因此大大加快，中國經濟的戰略地帶將會進一步被蠶食。
理性認識
應該說，經濟決策過程中借重經濟學家的智慧是必要的。但是，對那些看起來很美其實很偽善的經濟政策建議如果沒有審慎的目光，則很可能因此入瓮。放眼今日世界，梳理大國之間的利益博弈，再審視某些大國一貫實行的操控伎倆，可以發現:每當這些主導世界的經濟大國自身陷入困境甚至危機時，總要利用其在國際上的優勢地位給競爭對手製造更大危機，將自身危機轉嫁出去，並化危機為機遇，重新獲得和鞏固霸主地位。他們的主要防範對象就是中國。他們的主要運用工具除了赤裸裸的經濟施壓以外，就是在世界經濟舞台上呼風喚雨的國際資本。而受到新自由主義浸潤的某些經濟學家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了國際勢力的幫凶。這是我們必須高度警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