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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分析的倫理基礎:馬克思對古典經濟學的道德重塑》採取三篇結構，突出馬克思價值——認知結構的動態建構過程，強調馬克思早期思想不是需要擺脫的消極贅生物，而是其理解世界的一種積極的“前結構”，這種“前結構”作為一種內在的、基礎性的和連續發展的、使知識和道德成為可能的價值——認知結構，規約著馬克思以後思想發展的路徑和方向，以至連馬克思本人也認為“問題並不在於從思想上給過去和未來劃下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而在於實現過去的思想”。第一篇“前經濟倫理批判時期”突出自由、幸福和契約正義為理論核心的原子論哲學的自然法框架，及其在解答社會貧困這一時代課題過程中，如何被政治學化和法學化為一種以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關係為中心的“有機理性”和“民主制”理想；第二篇“經濟倫理的經濟哲學批判時期”突出馬克思以經濟學解剖市民社會而將人道主義與經濟學、經濟規律與倫理規律予以深層學理融合所演化出的唯物史觀的核心框架：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歷史規律載起人道主義；第三篇“經濟倫理的經濟學批判時期”則是唯物史觀的經濟學化過程，從商品——貨幣的形式規定和交換規律引出契約倫理與經濟人的德性要求；這種契約倫理在生產領域的貫徹使得勞動價值論被“徹底化”為剩餘價值規律，從而扭轉了勞動價值論的倫理方向，使等價交換、契約倫理和勞動正義成為無產階級的倫理武器，指出經濟規律的人道主義的進化方向，從而要求共產主義公平，即，超越平等主義的勞動權利，視真正的人的權利應該是考慮個體差異的不平等權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拓寬了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問題域，它使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亦即《資本論》第一次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獲得自己新的生存論基礎。經濟現實與傳統倫理之間的矛盾張力突出了社會主義市場實踐的倫理新境遇，而這正是我們關於經濟分析的倫理基礎研究的時代背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呼喚馬克思主義經濟倫理學研究。
在理論要點上，我們突出馬克思對市場經濟的發問方式，即，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以社會貧困問題為出發點，從“人”的角度向市場發問，由真理原則引出道德原則，由經濟規律引出道德規律，即馬克思通過經濟範疇的人格化，從商品經濟規律引出市場契約倫理，從人道主義角度引出市場倫理困境，在自由、誠實和公正的經濟學研究中，以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論托起契約倫理與勞動正義，在資本的非人化趨勢中發現資本的人道化趨勢，把古典經濟學的契約交換和勞動正義改造成無產階級的勞動權利呼籲，並由勞動權利進一步要求人的權利。
在研究方法上，我們突出馬克思的生命哲學及其生命釋義方法，把世界的“創造”即解釋看作是一種理性和情感參半的思想活動，強調哲學和科學活動存在倫理前提，認為經濟規律因其不可直接觀察、只能以抽象力來把握的固有屬性而使其帶上某種形上學性質，這就使得經濟學家得以在經濟學世界觀建構過程中以經濟規律來寄託不同的道德情感。所以，經濟理論作為經濟學世界觀的技術化或操作化的表達方式，被馬克思稱作“經濟學家的意識形態”。
而經濟學世界之形上學性質的根源來自於馬克思以“生物學範式”整理經濟世界，強調事物的內在秩序和內在價值，在本體論上以“有機整體”的思考方式肯定事物自身的“生存權利”；在認識論上突出事物的“內在秩序”的不可直接觀察、只能理性把握的形上學性質；在價值觀上，強調倫理和法理只是事物本質的宣告和理想化的反思影像，亦即，事物的本質就是道德實體，而法律旨在保護倫理關係、實施倫理秩序。法理的基礎是道德，道德的基礎是事物的本質。這在經濟學研究中反映出來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秩序規定道德秩序和法律秩序，表現為馬克思對古典經濟學世界觀的理論再造與道德重塑，他既承認現存世界的生存權利及其在倫理與法理上的自我辯護，又從經濟進化中得出現存秩序及其倫理與法理要求的歷史性，從社會歷史的“原始方程式”中邏輯地推出通往未來理想的人道社會的理論通道和現實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