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四朝成仁錄

皇明四朝成仁錄

《皇明四朝成仁錄》的主要內容是記載明末崇禎、弘光、隆武、永曆四朝的人物事跡,這些人物或是鎮壓李自成、張獻忠農民起義軍的官員,或是抗擊清兵的將士。一方面屈大均從封建士大夫的立場出發,斥責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起義軍為流賊,記載並讚揚了在鎮壓農民起義軍的過程中死去的明朝官吏,暴露了屈氏的階級本性。另一方面,屈大均又是一位具有民族氣節的志士,他懷著強烈的民族情緒,反對清廷的殘暴罪行,熱情歌頌了在抗擊清兵南下時死難的將士和百姓。

皇明四朝成仁錄

清屈大均撰。
屈大均(公元1630—1696年),初名紹翁,字翁山,又字介子,號菜圃,廣東番禺人。他是清初著名詩人,與陳恭尹、梁佩蘭並稱“嶺南三大家”。同時他的詞、文也都很有名,著有《廣東新語》、《翁山易外》、《皇明四朝成仁錄》、《翁山文外》、《翁山詩外》等作品。
屈大均生於明末清初的更替時代,是一位富有民族氣節的志士,具有濃厚的反清思想。清軍入關以後,發布剃髮令,屈大均堅決反對,並就此寫了《藏發冢銘》、《長發乞人贊》、《禿頌》、《藏發賦》等,並參加過抗清鬥爭,曾向南明永曆帝上過“中興”之策。清軍破廣州後,屈大均遁入空門,名其所為“死庵”。後又奔走大江南北,結交志士,留意山川險阻,志在恢復。不久後又棄佛歸儒。他在會稽的時候,與魏耕關係很好,又在陝西等地交接了顧炎武、李因篤等明遺民,共同商討反清復明大計。魏耕曾通訊息與鄭成功,引導鄭成功、張煌言舉兵收復江南二十四縣,屈大均也參與了此事,事泄遂避居桐廬。吳三桂反,屈大均又曾一度參加吳部,從其軍於湖南,很快因為政見不合又離去。三藩之亂平定後的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屈大均返回故鄉隱居,專心著書,述作甚富。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病卒。
屈大均詩文中“悖逆之詞”甚多,其“不平之氣”現於言外,但屈氏生前卻並未因文字而坐罪,直到三十多年後,屈氏詩文案才發,屈大均的子孫們承擔了這次文字之禍。這是因為清朝的文字獄在雍正、乾隆時期有了更大的發展。順治、康熙年間,文網初織,文字之禁尚寬,雖然發生了莊氏明史、戴名世《南山集》等幾樁大案,但總的來說還是個別現象,文字之獄尚未成為思想文化統治領域內的主流,清廷對漢族知識分子基本採取的還是懷柔寬和政策。到了雍正、乾隆兩朝,清廷大力強化對思想意識形態的控制,文字獄層出不窮,使人們戰戰兢兢,動輒得罪。特別是乾隆皇帝,對文字的苛求達到了極端的程度,既使是精神失常的瘋人,也照樣斬決,其親朋皆連坐。
屈大均的著作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查獲出來,並且先後驚動了雍正、乾隆兩朝皇帝。
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十月,署廣東巡撫傅泰讀新近頒發的《大義覺迷錄》,發現其中曾靜之徒張熙的供詞說到屈大均文集議論與逆書相合等語,於是趕緊到書坊中購買了屈大均著的《翁山文外》、《翁山詩外》、《翁山文鈔》等書,經他檢閱,發現這些書內“多有悖逆之詞,隱藏抑鬱不平之氣,又將前朝稱呼之處俱抬空一字”,於是傅泰觀覽之際“不勝駭愕發指”。這時屈大均已經死了三十多年,於是他就和布政使王俊密商拘捕審訊屈大均的兒子、惠來縣學教諭屈明洪。恰在此時,屈明洪帶著他父親遺留的詩文和刊板前來投監自首。原來屈明洪也是在宣讀《大義覺迷錄》時,發現自己父親屈翁山被牽連其中,於是趕緊到廣州省布政司繳印,又到廣州府投監,並且供認“伊父屈翁山向犯滔天大罪,著作悖逆文詞,止因父死時年幼無知,存留詩文及刊板在家,未曾察閱。
今任教喻,奉到頒賜《大義覺迷錄》,宣讀之際,知有屈溫山姓名,與父屈翁山聲音仿佛,隨檢查伊父所著詩文,始知伊父亂紀悖常,竟親自投首投監,請正典刑。”廣東巡撫傅泰一面對屈明洪嚴加審訊,一面將案情密奏皇帝。傅泰審結上報後,刑部議請照大逆律將屈大均戮屍梟示,親屬照例緣坐。雍正降旨令將屈大均的書及刊板概行銷毀,對屈明洪則因清律有“自首減等”的條款,免去死罪,可減等論處,刑部於是又判決將屈大均免其М屍梟示,子孫親屬流放福建,詩文毀禁。到了乾隆三十七年,清廷下令設定四庫全書館,並發出了在全國大規模徵集遺書的上諭,命將徵集到的書籍嚴格審查。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乾隆再次發出了令各省督撫採訪遺書的上諭,並明白表示了“寓禁於徵”的用意,“或有違礙字句潛匿流傳,即可乘此查繳。”
在廣東省,屈大均遺著成為查繳的重點。南海縣知縣常德、番禺縣知縣張天植在一個名叫潘明的書鋪中查出屈大均的《廣東新語》一部、《嶺南三家(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合刻詩集》板片二份及刷印成的書十部。番禹縣童生沈士成繳出屈大均著《翁山詩外》一種。番禺知縣又密令縣衙門禮房書辦簡上在屈大均子孫中細查。簡上在屈大均的族曾孫屈稔湞處找到三本《翁山文外》,後又在屈稔湞族兄屈昭泗家查出四本。於是這兩人隨即被逮捕。案子很快報到了督、撫衙門。
兩廣總督李侍堯、廣東巡撫德保親自主持審訊,認為潘明是個沒有知識的書商,童生沈士成是自行繳出,都可以根據查繳遺書的諭旨“免其治罪”;但屈稔湞、屈昭泗是“逆犯”屈大均遺族,竟敢私藏“逆書”,且“屈大均大肆其狂吠,罪惡昭彰,稍有人心,皆知切齒,非尋常字句違礙可比”,因此應該比照大逆子孫及同居之人皆斬律,將屈大均的子孫及收藏逆書的屈稔湞、屈昭泗等皆斬決。乾隆見到奏摺後,認為如此處置不妥,決定“將屈稔湞、屈昭泗免其治罪,止將其書銷毀。”乾隆還專門為這事發了一道上諭,說明逆犯屈大均的子孫都是官府查出之人,尚且不治其罪,更何況自行呈獻之人呢?命令各省督撫遍行曉喻,“如有收藏違礙之書,即早交出,免其治罪”。
後來乾隆又翻閱屈大均詩文,看到其中有“雨花台葬衣冠”之句,不覺大怒,認為“此等悖逆遺穢,豈可任其留存?”立即密令兩江總督高晉確訪其處,將其銷毀。高晉接到乾隆密旨,即派南京大小官員到雨花台以“購訪碑版”的名義進行秘密查尋,未得確處。於是高晉又親赴雨花台,仍然未能找到,只好在給皇帝的奏摺中大罵屈大均“形蹤詭秘,居心叵測”,所謂衣冠冢或許被雷火轟擊除根,或許被犬豕躪蹂灰飛影滅,又或許“此等狡獪之徒,掉弄筆墨,偽飾虛詞,均未可定”。乾隆無奈,只好說:“既無其事,可以已耳。”這件事方才作罷,但屈大均的一切著作,包括《皇明四朝成仁錄》,均被列為禁書。

相關條目

《皇明四朝成仁錄》的主要內容是記載明末崇禎、弘光、隆武、永曆四朝的人物事跡,這些人物或是鎮壓李自成、張獻忠農民起義軍的官員,或是抗擊清兵的將士。一方面屈大均從封建士大夫的立場出發,斥責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起義軍為流賊,記載並讚揚了在鎮壓農民起義軍的過程中死去的明朝官吏,暴露了屈氏的階級本性。另一方面,屈大均又是一位具有民族氣節的志士,他懷著強烈的民族情緒,反對清廷的殘暴罪行,熱情歌頌了在抗擊清兵南下時死難的將士和百姓。
屈大均入清後,保持民族氣節,一直未在清政府為官。他的堅貞不屈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思想,在《皇明四朝成仁錄》一書中有著充分的體現。書中稱明朝為“吾朝”,又避明末帝王名諱,如“校”作“較”,“檢”作“簡”,“松”作“嵩”,“常”作“嘗”等;又稱滿族或蒙古八旗為“夷”、“虜”,對清王朝的詆斥毫不隱諱,表明了他以明遺民自居,不願屈仕清廷的態度。書中對抗清義軍的記載生動而深刻。例如卷六《江陰起義諸臣傳》中記載江陰典史閻應元等以江陰孤城抗擊清兵,殺敵數千而“城守八旬”,“時有榜於城門者曰:三個月戴發守城,存明朝十七代人物;八萬眾同心出陣,戰江陰四萬里山河。’嗟乎!江陰亦榮矣哉。”
同卷《吳江起義傳》記載了吳易、徐爾谷、楊廷樞、呂宣忠、夏完淳等“大明義士”為國捐軀之事。其中吳易“被執,為絕命詞七章,死之,合門殉矣。”徐爾谷“從易起兵,被執不屈死,有詩云:‘太湖遙望水汪洋,樓櫓帆檣舊戰場,聞說楊生能殉義,願為後死姓名香’。”呂宣忠“從吳易起兵,……(被執)慷慨罵敵,敵捶其膝至碎,不跪。……臨命過市,大呼曰:‘今日乃大明義士報國之日,諸君何不來觀!’時年才十六。”這些描寫都極富感情色彩,細節描寫也極其動人心魄,充分流露了作者對這些愛國人物的敬仰贊美之情。《皇明四朝成仁錄》中還記載了一些雖未上戰場殺敵,但仍能以死殉國的明朝大臣的事跡。如卷七《使臣死事傳》,詳細記載大臣左懋第、陳用極出使清營,見清攝政王而不屈,寧死不拜。二人被扣留,面對清兵的淫威,陳用極說“三尺童子,羞拜大羊。”
清廷又用拜爵封王來作誘餌,勸其投降,左懋第說:“寧為大明鬼,不作匈奴王。”這些言語都生動刻畫了左、陳二人寧死不屈、高風亮節的英勇事跡。除了這些將官大臣之外,卷十二《雜流死義傳》中又記載了數十位名不見經傳的社會下層人物,如“細柳營瓦匠”、“畫網中先生”、“總兵家丁”、“桐鄉村人”、“百川橋乞兒”等等。其中“總兵家丁”記載河南副總兵丁啟光降敵,其家丁拉住他的馬頭極力勸阻,但丁啟光執意不聽,家丁恥降清兵,遂投水而死。“百川橋乞兒”記“弘光元年五月十一日,車駕出狩,有乞兒題詩百川橋上曰:‘三百年米養士朝,如何文武盡奔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遂自縊死。”在屈大均的筆下,這些處於社會底層的小人物都能曉明民族大義,寧死不降清朝,與那些奔逃、乞降的達官貴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表現出了作者強烈的愛憎感情。
屈大均還模仿《史記》“太史公曰”的形式,常常在文章的結尾處附上“屈大均曰”的評論。如卷四《西寧死事傳》,記載孔子後裔“雲忠節傳”,文末又加“屈大均曰:……崇禎間有三叛臣,其首惡為孔有德。……國變後道經曲阜,欲入謁先聖廟林,孔氏宗人闔門弗納,且叱其冒稱聖裔。嗚呼!是真能知先人《春秋》之旨者哉!”在這裡屈大均讚揚了曲阜孔氏宗人能曉大義,痛斥降清的明將孔有德為“首惡”。又如卷六《吳江起義傳》文末的評論則稱頌抗清的少年英雄呂宣忠與夏完淳:“二子以成童之年而能慷慨赴義,誓死相從,吳公以之不孤,江南因之有氣。何必老成,一殤子勝於彭■多矣。莊生云:‘壽則多辱。’彼老彭,商賢大夫也,商之亡入周,為柱下史,牧野之變不能抗節而死,與於三仁,享年八百,亦與蜉蟻何異哉!”
這段評論讚美了少年時即殺身成仁的呂宣忠、夏完淳,並用商周時期活了八百歲的彭■作對比,說明了人之死或重於泰山輕於鴻毛的道理。《皇明四朝成仁錄》卷一至五記崇禎朝人物,卷六、七記弘光朝人物,卷八、九記隆武朝人物,卷十至十二記永曆朝人物,其中主要為抗清殉國的志士仁人。他寫這些人物的目的在卷八《廣東州縣起義傳》後的評論中說得清清楚楚:“我粵忠義之士一盛於宋,再盛於明,事雖不成,亦足以折強敵之氣而伸華夏之威。……事不必成,功不必就,而已可傳不朽矣!是故凡起兵者得死其所,我皆著之於篇。”正是懷著這個明確的創作目的,屈大均多方搜求明末死難之士的事跡傳聞,並且不局限於一般正史中所載的王候將相,對於那些雖然社會地位低下、但具有忠貞氣節的平民百姓,屈大均也在《皇明四朝成仁錄》中一一錄出,並加以熱情歌頌,反映了屈大均進步的思想。
此外,在《皇明四朝成仁錄》一書中所記載的數百人的傳記,以及與此相關的歷史事件,雖然或詳或略,長短不等,但大都是相當可靠的歷史資料,因此此書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皇明四朝成仁錄》在雍正、乾隆年間兩次被禁毀,僅有抄本流傳於世。一九四七年,葉恭綽據葉廷■等七種抄本校勘,重編成十二卷,收入《廣東叢書》第二集中。

相關詞條

相關搜尋

熱門詞條

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