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信息
《當代中國農村歷滄桑：毛鄧體制下的陳村》一書的英文版初版於1984年。初版考察了陳村從20世紀60年代到1981年為止的歷史變遷。1992年，英文增訂版在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出版。1996年再經修訂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中文修訂本將時間的下限劃到20世紀90年代，這是為了展示一個完整的中國社會主義體制下的農村生活全貌。
內容解讀
《毛鄧體制下的陳村》是一部政治史
《當代中國農村歷滄桑：毛鄧體制下的陳村》一書有一條鮮明的主線，那就是陳村的政治，即陳慶發和陳龍永之間的權力鬥爭及其各自的命運。作者在該書的第一章中就明確寫到，“陳慶發是黨支部書記，其下就是擔任大隊管理委員會主任的陳龍永。1961年時候，兩人都不滿三十歲。在以後的二十多年間，他們之間的鬥法，將成為陳村歷史發展的主線。”這條主線貫穿全書。
該書的第一部分描述了從20世紀60年代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陳村發生的歷次政治運動，作者通過刻畫陳慶發和陳龍永兩人鮮明的個性，他們如何參與和領導歷次政治運動，並在運動中開展的權力鬥爭來構築全書。書中描寫了人物的鮮明個性，使得對陳村政治運動的描述讀起來栩栩如生。在作者的筆下，陳慶發出身好，雖然個頭中等偏矮，但他是陳村排在第三或第四的乾農活能手，雖然大字不識一個，但記性特別好，能以準確、清晰和令人信服的語言，把自己參加上級會議時討論的問題和需要貫徹執行的一系列政策和指示滴水不漏地講出來，而且言行一致，雷厲風行，他對老朋友與親屬和善可親，但在領導班子裡卻飛揚跋扈。陳龍永與陳慶發有許多相似之處，也不識字，口才也很好，同樣是乾農活能手，並且果斷、倔強，是村里最有頭腦的農業生產組織者。要說兩人有所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陳龍永懂得控制自己的脾氣，不輕易發火，這種審時度勢和自我克制的特點，使他比陳慶發在政治上更高一籌。兩人相似的個性和突出的領導才幹，本來就存在潛在的競爭和衝突，使他們成為一對難以相處的搭檔，自上而下波瀾壯闊的政治運動，不僅打破了陳村的寧靜，也使得二陳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公開化，從“小四清”到文化大革命，陳村的政治運動幾乎都以二陳之間的矛盾鬥爭為中軸展開的。
首先是“小四清”運動，由作為黨支部書記的陳慶發領導，目的是要清查在大躍進之後的三年困難時期中農村基層幹部的貪污腐敗行為。陳龍永因拿了村裡的幾根木料回家蓋小廚房而被定性為明目張胆大搞腐敗的典型，成為陳村大隊這一級唯一被整的幹部。
接著，在1965年的“大四清”中，陳慶發因偏袒本族系成員和貪圖好日子，成為陳村受折磨最重的幹部。雖然他在“落實政策”階段重新被任命為臨時支部書記，但在1966年5月終因貪圖小利和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氣而再次被撤職，受到留黨察看處分。相反，陳龍永這個階段則吸取了“小四清”初期的教訓，他不僅保住了自己的職位，還因為出眾的能力與才幹而成為陳村的土皇帝。
文化大革命期間，大隊的領導機構陷於癱瘓，陳龍永自動離職，但仍掌握實權。陳慶發不甘失敗，企圖藉機進一步削弱新任大隊領導的權力，為自己奪回部分權力，與“政治暴發戶”作對，但遭到陳龍永的嚴厲打擊。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即將結束的階段，陳慶發又轉了好運，由於他樂於悔改而成了官方的好典型，得到了平反，重新進入了陳村的政治領導層。
1970年，在全國大力號召“團結起來，爭取更大勝利”的口號下，陳慶發和陳龍永在一次全村大會上同時登台，在一面大幅國旗和毛主席巨幅畫像前和解。從1969年到1978年，作者把它定性為新的十年，從經濟上講是新經濟時代，陳村在陳龍永的帶領下，創辦了許多村辦企業，企業隊中的專職員工占到全村勞動力的六分之一。村民們的住房、醫療條件得到了改善。陳龍永的威望和權力因此也達到了頂峰。但是，也受到了大隊支部中年輕新黨員的挑戰。不過，陳龍永卻運用權謀，把他的勁敵包括陳慶發在內一起攆出了陳村。
該書的第二部分是寫改革開放政策給陳村帶來的新變化，仍然是以二陳的關係為主線。20世紀80年代初，在整個70年代一直謹慎從事的陳慶發重新得到重用，擔任陳村新的黨支部書記，而陳龍永儘管不想失去手中的權力，但他好大喜功的投資慘敗，失去了政治資本。這個時期，二陳不再互相爭權，但二陳仍是兩種類型的典型。
陳慶發在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初期領導陳村走上了致富的道路，但他也成為一個玩世不恭和自私自利的幹部典型，大權在握，明目張胆地搞腐敗。因此，他在80年代中央斷斷續續反腐敗運動中受到懲處。1983年，陳慶發被罰款四五千元，歸還非法所得，撤消黨支部書記職務，開除黨籍。1986年，陳慶發在一起車禍中喪生。
陳龍永成了陳村回響黨的號召、具有創業精神而發財致富的另一個典型。他頭腦靈魂、具有實幹精神、有管理經驗，他在農村企業上的投資，如鄉間磚廠、果園和養雞養豬都獲得了高額的回報，是陳村一個成功私人企業家。
該書從介紹陳村和陳村的領導開頭，又以陳村的村政、企業家與投機者結束，陳慶發和陳龍永成了歷次政治運動的代言人和各類政治運動的典型代表。作者從這條主線寫的是陳村的政治運動，因而，《當代中國農村歷滄桑：毛鄧體制下的陳村》首先是一部陳村的政治史，這是海外中國研究中所採用的精英政治的研究模式。作者通過人物的活動來寫政治運動，使得這部政治史具有可讀性，故事情節引人入勝。
《毛鄧體制下的陳村》展現陳村的現代化進程
《毛鄧體制下的陳村》也是一部陳村實現現代化的發展史。陳村從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社會生活變遷，實際上是中國古老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是中國農村的現代化過程，是農業社會自我轉化的過程。
新中國建立初期，陳村原來是一封閉落後的同宗村落，人口不足一千。農業是陳村的主業，但打下的稻穀卻不夠全村的口糧，經常要摻一半紅薯來維持生計。陳村的男人世代固守著田地，連他們說的廣東話都與周圍村子不完全一樣，婦女更加閉塞無知，她們不知道廣州在中國還是在美國。這是作為古老農業社會的陳村的真實寫照。
到20世紀90年代，陳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陳村成為了經濟特區的一部分，不僅有香港企業家在此投資，而且還吸引了大批外村和外地人來此打工。農民的住房條件大大改善，許多村民蓋起了別墅，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公路四通八達，運輸繁忙。從深圳到陳村兩個鐘頭行程的公路上，往來的大貨車絡繹不絕。公路兩旁大興土木。這些都反映了陳村現代化建設的概貌。
陳村的現代化發展過程，是黨中央的政策在陳村貫徹執行的結果。不過，書中的第一部分所反映的現代化進程是十分緩慢的，因為通過運動的方式來搞現代化建設是錯誤的。書中的第二部分反映了陳村現代化建設的飛速發展，正是因為黨中央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在這個過程中，以下幾個方面十分清晰：一是從落後的農業到現代的工業，機械化程度不斷提高。二是生產隊的分分合合，已經打破了原來的宗族觀念。三是人們的觀念發生了巨大的變化，90年代的陳村農民在談論立法問題。
《毛鄧體制下的陳村》是一部青年成長的歷史
《毛鄧體制下的陳村》是一部陳村青年的成長史。書中反映了青年一代人的理想、志向與命運。
在陳村的青年，既包括陳村土生土長的青年，也包括下鄉落戶到陳村的城市青年。特別是下鄉落戶到陳村的城市青年，他們一開始都滿懷熱情，回響黨的號召來到貧困的農村參加勞動，虛心向貧下中農學習。在他們當中，不乏參加各種政治運動的積極分子，特別是在大“四清”時的揭發批判、清理階級隊伍、宣傳毛澤東思想和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出異常活躍。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青年造反派頭頭受到了懲罰，被關進了牛棚。
從1979年開始，陳村本地和下鄉的青年都紛紛逃往香港，僅1979年的5月到10之間，就有200多名年輕人逃到香港，陳村的青壯年勞動力減少了一大半。這也反映出20世紀70年代的青年不滿於現狀，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絕大多數青年都外出打工或者在本村的企業上班。到了20世紀90年代，生活富裕了，在香港投射過來的陰影下長大的青年，“完全喪失了幹活的心思”，“結果村里青年大多閒蕩鬼混，還有許多竟靠麻將毫賭打發日子”，“在老輩眼中，簡直是不可救藥地‘失落’了”。一方面，這是富裕地區青少年教育面臨的新問題。另一方面，作者只看到了青年中陰暗的一面，沒有看到占領社會各個舞台的青年的群體。
《毛鄧體制下的陳村》是一部社會生活史
《毛鄧體制下的陳村》也是一部陳村的社會生活史。書中敘述了陳村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的演變。陳村人重男輕女，窮人家每逢艱苦的時候總是委屈女兒，先把兒子餵飽。重男輕女的思想也影響了陳村的計畫生育，陳村的每一對夫婦都希望生一個男孩，結果導致20世紀70年代陳村一帶的男女比例失衡。
到了20世紀90年代，陳村富裕起來了，傳統的宗教信仰也捲土重來，差不多每家都重新擺起祖先的牌位，燒香祭拜。書中還比較詳細地記述了陳村人婚姻圈的演變。原來，陳村的男女青年都遵守傳統的禁忌，同姓之間不通婚，因此，陳村所有的姑娘都要嫁到村外，而所有的新娘都要去異姓的外村尋找，這種習俗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初都沒有根本改變。在這期間，陳村人也掀起過婚姻革命，首先是在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中，有十來個村民做了開路先鋒，打破了同族之間不能結婚的禁忌。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受到全國各地移風易俗的影響，另一方面，有些女方家長認為，把女兒嫁給前途看好的本村幹部可給自己帶來好處。因此，陳村人同姓之間不通婚的習俗被打破。但是，大躍進運動之後，傳統的信仰和習俗又重新抬頭，陳村同姓人之間的婚姻並不普遍。四清運動開始後，陳村青年的婚姻觀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同姓禁止通婚的舊俗再度遭到批判，並且，一些適婚男青年的父母提出女青年嫁給同村人是愛鄉和建設家鄉的表現。那些女青年的父母也發現，女兒就近出嫁也有好處，可以兩家互相照顧和幫助。
於是，20世紀70年代陳村的年青人轉而情願與同村人通婚，這類親事在陳村高達成婚率的70%—80%。到了20世紀80年代，這種情形又改變了，大多數陳村姑娘最後都與陳村附近其他社區的男青年結婚，這並不是回歸女青年傳統外嫁的習俗，而是改革開放使陳村青年的戀愛婚姻觀發生了新的變化，這表明陳村男女青年視野開闊了，交際範圍更廣了，青年人可以自由戀愛，婚姻大事由自己做主。這一過程反映了陳村從傳統宗族婚姻觀到現代青年戀愛婚姻觀的轉變。
圖書評價
胡再德對《當代中國農村歷滄桑：毛鄧體制下的陳村》一書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了評價，認為該書研究方法獨到，特點十分鮮明。
第一，《毛鄧體制下的陳村》一書內容豐富，史料詳實。學術界公認這是“詳實的現代中國農村研究”，是西方研究中國的學者和學生的基礎讀物和必備參考書之一。全書分為“陳村及其領導”、“大四清”、“學毛著”、“文化大革命”、“清理階級隊伍”、“左傾受挫與落實政策”、“婚約爭端”、“走上新的十年”、“多事之秋的七十年代”、“新時代”、“點石成金”、“企業家與投機者”等共12章。全書又以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界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1—9章，作者以編年史的方式，逐章來描述60年代中期的四清運動，1966年至1968年間的文化大革命（註：西方人把1966年至1968年劃為“文化大革命”時期。），60年代末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時期的“階級鬥爭”，以及1976年毛澤東逝世前中國所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對陳村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的衝擊和影響，這也是該書初版時的全部內容。第10—12章是該書的第二部分，這是該書出版增訂版時作者增加的部分，主要描述鄧小平時代陳村在改革開放政策下的新變化。
該書的第二部分雖然篇幅不長，但其內容對陳村的社會變遷來說卻意義十分重大。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後，就是要改造和建設中國，而新中國成立後進行的一系列政治運動，如土改、鎮壓反革命、合作化、大躍進、四清、三反五反、清理階級隊伍、以及文化大革命等，確實使陳村的所有制結構、農村組織結構、風俗習慣和生產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這一時期以政治運動的方式來進行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其效果並不理想，出現了一些失誤。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動盪和人心的不安定，經濟的發展也像蝸牛式地爬行。與這種社會變遷相對照，陳村在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風俗習慣和價值觀念方面發生的巨大變化，是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可以看出，以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界，其前後的20年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是從計畫經濟到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從貧窮落後村落到小康社會的轉變，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變，從封閉到開放的轉變，從政治掛帥到經濟掛帥的轉變。因此，作者後來增補的這一部分，對作者進行的現代中國農村研究意義十分重大。並且，該書出版時，還沒有探討當代中國農村的中文著作問世，因此，作者也認為“本書的中文版要遠比英文原著更加重要”。
第二，作者的科研態度是謹慎和嚴謹的。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中國農村的多樣化是不爭的事實，不同的村莊有不同的故事。因此，作者也不敢籠統地描述中國的農村，而是選擇陳村這個小村莊來解剖麻雀，這樣的論述不會以偏概全，不會因為過度的抽象而失真。並且，作者在書中還告誡讀者，“切莫輕易地把陳村的故事當作是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里中國農村社會的‘典型’。”它只是陳村真實情況的寫照。此外，為了保證書中陳村故事的真實性，陳佩華和安戈還前往陳村實地考察，與當地住戶直接交談。作者還對不同來源的信息做了一番甄別的工作，在作者看來，他們在中國境內蒐集的信息與他們在國外蒐集到的信息屬於不同的類型，兩者都有價值，但也都有局限性。他們認為採訪中國境內村民得來的信息十分有價值，但農民在談論敏感的政治話題時不得不有所顧忌，擔心向外國學者吐露信息會得罪街坊四鄰或地方領導。而移居香港的村民一般都沒有這樣的顧忌，但這些受訪對象自然也對村里發生的事情帶有自身的偏見。因此，要對上述兩類信息進行鑑別考證，並將兩者結合起來研究。
第三，《毛鄧體制下的陳村》是一個個案研究成果，作者的材料來源於訪談的口述史料。這與作者的研究視角有關，作者在書中研究的是下層社會的歷史，微觀研究。這樣的研究視角，決定了它不是研究上層社會的各類精英人物，而是講述普通人的歷史。這樣一來，作者就不得不撇開從上往下傳達的檔案，放棄文本解讀的方法。
第四，《毛鄧體制下的陳村》一書也有局限性。儘管作者是在進行大量採訪之後寫成的，書中採用了許多詳實的材料，但是，作者所選擇的代表人物就好像是根據政策的需要而找來的榜樣，將人物概念化了。另外，作為陳村的社會史著作，也並非陳村社會的全部，諸如陳村人的服飾、陳村人的宗教信仰、陳村人的文化和娛樂、陳村人的建築等方面都沒有涉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