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量

王智量

王智量,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 筆名智量,江蘇省江寧縣(今南京市江寧區)人 。中共黨員、民盟成員。我國著名的外文專家、翻譯家、小說家。 1928 年 6 月出生於陝西漢中, 1952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西語系俄語專業,曾任北京大學教師、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實習研究員。1978年調入華東師範大學,1993年退休。 王智量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任上海市比較文學研究會副會長。著有專著《論普希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長篇小說《飢餓的山村》,主編《俄國文學與中國》《外國文學史綱》,譯著有《葉甫蓋尼·奧涅金》《上尉的女兒》、《安娜·卡列寧娜》等30餘部。2013年出版了《智量文集》14種,分為翻譯編、創作編、文論編和教學編。

基本信息

人物履歷

1947年王智量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 1949 年改讀西語系俄語專業。因成績優異,未畢業即任助教。 1952 年畢業留中文系任教,口譯整理出版蘇聯專家《文藝學引論》,翻譯安徒生《野天鵝》等。

1954年調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發表《關於列夫·托爾斯泰的世界觀和創作方法》。期間,自學德語、法語、古希臘語和日語,並立志攀登俄語文學譯界高峰普希金長詩《葉甫蓋尼·奧涅金》。

1958年,厄運突降。王智量因“白專道路”被補劃"右派",先下放河北山區改造,繼發配至甘肅農村。妻離子散,餓病交加,數度陷入生命的絕境。

1960年,王智量走投無路,辭去公職,來滬投奔家人, 以做各種臨時工和代課老師謀生。 “ 文化大革命 ” 晚期,一度在上海市成立的翻譯組翻譯外文參考文獻。蹉跎歲月中王智量始終堅持《奧涅金 》的翻譯,寫滿譯稿的香菸盒、碎紙片是他逃難生涯中唯一的財富。

1978年, 時任華東師範大學校長的劉佛年先生將王智量調入華東師範大學 ,在工作之餘他發奮翻譯外國文學作品。《葉甫蓋尼·奧涅金》歷經 30 余載,終於圓滿完工, 他是建國後普希金代表作《 葉甫蓋尼·奧涅金 》第一個譯本的譯者,該書 成為俄國所有普希金紀念館均予陳列的譯本。《安娜·卡列寧娜》、《我們的共同的朋友》、《黑暗的心》、《死者》等都靠夜以繼日的拼搏譯出。

1993年,王智量退休,他以小說的形式把流放甘肅的經歷寫出來,名為《餓飢的山村》,發表後震動文壇,被認為是第一部反映 20 世紀 60 年代中國大西北農村生活的長篇小說, 著名學者賈植芳譽之為 “ 大大超過了教授小說通常的閒適飄逸的境界 ” , “ 能夠再現生活的原始面貌,既挖出了垂涎血與肉,又達到了超越現實的一種哲理性思考的深刻境界 ” 。 王智量還創作了長篇小說《海市蜃樓墨爾本》,散文集《一本書,幾個人,幾十年間》、《人海漂浮散記》等。

2013年12月,總計14 種18 卷分為 4 編的《智量文集》出版,為王智量的學術生涯作了一個完美的總結。

痴迷翻譯

這位孤獨的老翻譯家一生痴迷翻譯,可出版業的“盤剝”,讓他感覺“人格上很受傷”。他更生氣的是自己的作品沒有受到認真對待。他的座右銘是“我的詩,甘願讓一個讀者讀一千遍,而不願讓一千個讀者唯讀一遍”

終於有出版社要為84歲的翻譯家王智量出全集,他卻發現,自己的好多手稿都找不到了。“找不到就找不到了吧。”他說。

只有站在他那間幾無容身之地的書房中,才明白為什麼會找不到。層層疊疊的衣服、舊家電和雜物堵住了書櫃,連打開櫃門都困難,無數經典之作的譯稿就堆積在書櫃深處,有的寫在糊牆的報紙上,有的寫在煙盒上,還有的寫在衛生紙上。不少由於用原子筆雙面書寫,字跡已經模糊,經年累月,連他自己都辨認不清了。

王智量 王智量

手稿找不到,但他卻能全文背誦400多個十四行詩節的《葉甫蓋尼·奧涅金》。這部他最負盛名的翻譯作品,一翻就是32年。上世紀80年代後期,在慕尼黑參加世界比較文學大會,王智量旁邊坐著一位法國巴黎的大學教授。當女教授得知王就是《奧涅金》的中文譯者,立刻站起來,開始用俄文大聲背誦《奧涅金》。王智量被感染,站起來同她一起背誦,背到最後,兩人激動萬分,緊緊擁抱在一起。

“文學是無國界的,人類的感情是無國界的。詩把人類社會上一切東西都過濾掉了,只剩下人與人之間最真誠的感情。”王智量說。

他譯詩的方式也很獨特。每次他都必須先一遍遍大聲朗讀、背誦,體會到詩歌的音韻美,“通過形式進入內容”。在他看來,好的翻譯不僅要反映出內容,還有形式,即韻律、節奏,也就是嚴復所說“譯事三難”——信、達、雅中的“雅”,是最難達到的。“要讓中國人看到西方詩歌的節奏和韻律美,我們有責任把這些美的東西找回來。”

1958年,《奧涅金》剛翻譯到第二章,他被劃為“右派”,單位里長期貼著一張大字報:他躺在棺材內,棺蓋上還壓了一本《奧涅金》。

上世紀50年代末,他被下放到太行山麓,每天,一邊雙腳交替地踩著田壟,一邊和著腳下的節奏,默念四音步的詩行。“在心裡把它譯成中文,跟著節奏,均勻、起伏地一句句流淌出來。”夜晚,再將白天想好的詩行寫在手頭能找到的紙片上,比如糊牆的報紙、衛生紙、煙盒。1960年,他戴著“右派”帽子來到上海,唯一的行李就是一袋書和一包碎紙片。

由於翻譯入迷,他與警察打過多次交道。上世紀60年代回上海勞動,在黃浦江邊,他邊扛木頭邊背單詞,口中念念有詞,引得警察跟蹤;上世紀80年代,大年初一在火車上譯詩,警察不知他在乾什麼勾當,一路監視到終點。

“不是好東西,我才不翻。”他對翻譯作品的選擇,全憑個人的喜好。“對好的作品,我是不得不譯。《奧涅金》的抒情插筆,翻起來就舒服得不得了!”

最喜歡俄國作家屠格涅夫,但他不翻譯其在中國最著名的《父與子》,覺得“政治意味太濃”,而只翻譯自己最愛的《貴族之家》和《前夜》。“從小說的韻味上說,當然是這兩篇更好。”他連著用了幾個形容詞和副詞,“非常有勁”、“我喜歡得很”、“太美了”。

不少難度高的、別人不願翻譯的作品,他卻欣然接受。上世紀70年代末,喬伊斯的《都柏林人》中,《死者》一篇沒人翻譯,上海譯文出版社找到王智量,他通宵達旦,一周就譯完了。

“我喜歡詩,但我自己不會寫,所以才喜歡翻譯,用別人的靈感來抒發感情。翻譯的時候,就覺得它在替我說話。”王智量說。

他熱愛的是翻譯本身。除了手稿,已出版的作品也往往無跡可尋,上世紀80年代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奧涅金》,之後重印數次,至今,他手裡竟一本都沒留下。

他也不記得自己每本書都拿了多少稿費,稿費全部交給妻子掌管。“我最好養了,把我餵飽就行了。”在這間有著近40年歷史的狹小公寓裡,最寶貴的財產就是書和畫。他卻對來到家裡的每個人都說,你想要什麼都拿走,願意要就要,不願意要就丟掉。

當然,普希金的油畫和屠格涅夫的雕像,他是不送人的。

過分單純

在詩歌的世界之外,王智量是個單純得過分的老頭,說起誰都是“很好很好”。

他被騙過多次,比如一而再、再而三地相信電視購物,花500元買過假iPad,還買過3個假手機。在校園的亭子裡坐著,有人過來向他借10元,他毫不猶豫地借了50元。“他是我尊敬的長輩,但有的時候,實在是太傻了。”他的忘年交、《上海文學》編輯甫躍輝說。

和1984年出生的甫躍輝散步時,84歲的王智量竟抱怨:“你們現在的年輕人怎么這么複雜?”

年輕的時候,他在大庭廣眾下讀詩到激動時,就扔下書本大聲朗讀,也不會有人投來奇怪的目光。“現在怎么沒人這樣了?”王智量搖搖頭。

他更不懂當下的出版和投稿流程,譯了無數的作品,寫了無數的文章,卻不知該如何投,還數次被出版社“欺負”。

受到盤剝

無緣出版 受到盤剝

翻譯《屠格涅夫散文詩》,詩的稿費本應按行數計算,上世紀90年代,一個出版社編輯卻只肯按字數給他千字20元的稿費,不到4萬字的書,王智量總共才拿了600元稿費。契約到期續簽時,他對那位編輯說,能不能每千字給我加1元,以示尊重,結果編輯立馬毀約,另找了兩個人“改寫”了一下他的譯稿,就重新出版了。提起這事,他有點傷心,“我不是想要錢,只是覺得人格上受了損傷。”

他翻譯的狄更斯《我們共同的朋友》是唯一的中譯本。2012年的倫敦書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送給英方的就是這個譯本。但自上世紀90年代契約過期後,至今未續著作權。

家裡牆上掛著的屠格涅夫畫像,旁邊有其散文詩中的兩句話:“你想要幸福嗎?先得學會受苦。”用俄語飽含深情地念完這兩句話後,王智量自嘲道,按那家出版社給我的稿費,譯這一句話,我只能得兩角錢!

在上海第六人民醫院住院時,他得知醫院護工的工資是一天120元,計算道,我一天能翻譯20行就不錯了,才70元,還沒有護工阿姨的工資多呢。

他辛苦翻譯的帕斯捷爾納克詩集也無緣出版。《收穫》雜誌編輯葉開得知,幫他發微博呼籲,這才有出版社前來接洽。其實,有關詩集的出版,王智量也曾和一家出版社談過,但對方覺得詩並不是帕氏的代表作。他很不高興:“人人皆知《日瓦戈醫生》,以為帕斯捷爾納克是個小說家。其實他是個詩人!”

比起受出版社的“盤剝”來,他更生氣的是,自己的作品沒有受到認真對待。

他希望每一部作品都是完美的。“我的詩,甘願讓一個讀者讀一千遍,而不願讓一千個讀者唯讀一遍。”法國詩人瓦列里的這句話,是他的座右銘。

因此,他手裡拿著每一本書,都反覆表達著對編輯的不滿:“這本書脫印了這么多頁,太荒唐了。”“這裡面還有好幾個錯字。”送人的書,他用筆將錯別字一個個改正過來。對於編輯擅自加的小標題,他特意在目錄旁註明:“這些小標題我沒有看過,都是編輯加的!”

幾年前,在出版社做編輯的陳蕾收到一篇投稿,是一名南通的普通老讀者推薦來的。一看內容,竟然是王智量的自傳體小說,她大為驚訝,因為20年前在華東師大讀書時,就久聞王智量老師的大名。王老師的學生中不乏富有的、身居高位之人,為什麼不隨便找一個說得上話的學生投稿?

“麻煩別人,我心不安。”王智量說。

文集出版

《智量文集》出版

在中國翻譯界,精通英語、俄語,並旁涉法、德、日語的翻譯家並不多。被中國翻譯家協會授予“ 資深翻譯家”稱號的王智量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最早翻譯了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他的翻譯風格原汁原味,被奉為直譯派的代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日前推出《智量文集》14種,分為翻譯編、創作編、文論編和教學編,集中展示了這位85歲老人集理論批評、創作、翻譯於一身的才情。王智量著有專著《論普希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長篇小說《飢餓的山村》,主編《俄國文學與中國》《外國文學史綱》,譯著有《葉甫蓋尼·奧涅金》《上尉的女兒》等30餘部。

幸福生活

生活節儉

在旁人看來,王智量節儉得“可怕”,絕不浪費食物,在外面吃飯,一盤炸豬排就算剩下半塊,也要堅持帶走;一碗麵沒吃完,非要拿罐子裝回去。“這能吃兩天呢!糧食絕對不能浪費,這是救命的東西。人家笑話我,也不在乎。”王智量指指根據自身經歷寫的小說《飢餓的山村》,“記憶太深刻了,我只寫出了我所看到的十分之六。”

不覺得老

84歲的王智量,一點都不覺得自己老。“一個人就怕自己覺得自己老了,沒用了。”

50歲回到華東師大工作,他恨不能更充實一些,“想補上荒廢的20多年光陰,如果沒有落下,也許我能走得更遠。”那時,他忙得都沒空記下翻譯的內容,就先讀出來,用錄音機錄下,再讓妻子幫他抄。

70多歲時,原本已移民澳洲的他決定回國,“我明明還能做事,為什麼不回來做事?”

儘管他不願承認,可歲月不饒人,每年他都要有四五個月在醫院度過。醫生告誡他三件事:少寫、少翻譯、少做事情。老頭不乾,說,不翻譯我就畫畫。

學中國畫

近三四年,他開始自學中國畫,和華東師大另兩位老教授一起被稱為“雕蟲三老”。2012年,三老舉辦了一場書畫展,在開幕式上,代表發言的王智量說,“為什麼讓我發言,因為我最年輕,是‘80後’,他們兩個都是‘70後’!”

把桌上堆積如山的書挪開,他才能騰出一片空間來畫畫。他自創在一次性紙餐盤上畫畫,並自嘲自己的畫沒有任何技藝、基礎、章法,只值一毛錢,就是餐盤的價錢。“終日塗抹趣味濃,總是幾隻小蝦蟲。下筆心在天地外,光陰紙上去無蹤。”他一邊畫,一邊搖頭晃腦地念叨。

在畫展現場,他喃喃地說,那么漂亮的地方,我的畫放在那裡,不稱!

“我一直是個自由主義者。”這也是他喜歡屠格涅夫的原因。“他仇恨沙皇,在感情上同情革命者,但在生活上,他一直是他自己。從年輕的時候開始,這種精神對我的影響就特別大。”

他愛模仿徐悲鴻的畫作,再自己題字發揮。幾個柿子旁邊題曰“事事甘甜”,而一幅仙鶴圖上書:孤獨。

“這就是我。”他指著仙鶴,一直滔滔不絕的老人眼神突然黯淡下來,“我很孤獨。”

祖孫相伴

“我就是小外孫女的爸爸”

王智量和老伴以及15歲的外孫女一起擠在華師大一村一套使用面積40多平方米的老公寓裡,這是30多年前他分到的房子。公寓一共有三間房,每一間空間都很有限,最大的那間是三個人的臥室,另外一間是書房,還有一間是小外孫女的學習空間兼王智量的會客室。房子裡的大多數地方都和會客室一樣,每條走道都很難容下兩個平行站立的人。

“我的家裡有三多,書多、衣服多、吃的多。”客廳餐桌上堆著好些餅乾盒子,我們呆的房間裡堆著好些鞋盒子,最擁擠的書房裡自然是堆了好些書。兒子前幾年從澳洲回來看王智量,說家裡一半的東西都可以扔掉,他也沒扔,“過一天算一天,哈哈。”

王智量喜歡稱已經比他高半個頭的外孫女為“小傢伙”。13年前王智量從美國回上海,看到家裡有個兩歲的小丫頭抱著桌腿望著自己。再婚的老伴告訴他,自己和前夫生的女兒離婚了,夫妻兩個誰都不肯要這個孩子。“我聽了好難過,我說:我要!就這么養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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