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之死

王國維之死

王國維之孫王慶山談父親王仲聞之死,作為對“被埋沒的國學大家”的補遺

“感謝貴報還原父親的學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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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幾個子女中,最聰明、最用功、最調皮的是二子王仲聞。高中時,王仲聞進了上海的教會學校格致中學。每年聖誕學校放假慶祝,王仲聞和幾個要好同學則要求孔子生日也放假慶祝,學校不予理睬。孔子生日這天,王仲聞和兩位同學就沒去上課,第二天學校張貼布告,把三人開除了。王國維沒辦法,只好讓他去考郵局,尋個鐵飯碗。王仲聞和王國維一樣沒上過大學,全靠自學成才。他在基層郵局工作出色,很快被調入郵政總局。他靠聽廣播,學會了俄語,竟能看原版書。

1949年底,王仲聞調入郵電部任秘書處副處長。1950年初將王國維的遺稿、遺物捐贈給了北京圖書館,其中不少文物已成“鎮館之寶”。鑒於王仲聞以前參加過一個郵檢部門的培訓班,屬中統管轄,1951年審乾時被定為“特嫌”,遂調往地安門賣郵票。這場轉折並沒讓他灰心,反使他走進了國學研究的大門。他把業餘時間全部投入做學問,很快在詞學研究、考據方面小有名氣。和唐圭璋、夏承燾、王利器等名家切磋書信不斷;出版了《人間詞話校釋》、《南唐二主詞校訂》;《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專欄幾乎期期都有他的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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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王仲聞與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幾位朋友欲辦同人刊物《藝文志》。就在這時,有人在《人民日報》的“不平則鳴”專欄上發文章稱,王仲聞在詞學考據方面很有成就,南京師範學院欲調他去教書,可北京郵局不放,這是踐踏人才。正是火上加油,王仲聞就此打成右派,並開除公職。家屬也因此受到株連,當時還在部隊里的二子王慶同被劃為右派,被下到廣西林場改造;還在上大學的王慶山也成了右派,後被流放到新疆農場。

然而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王仲聞似乎忘了他是戴著兩頂帽子的人,對國學研究依然痴心。在愛才若渴的國務院古籍小組組長齊燕銘推薦下,得到中華書局總編輯金燦然的支持,王仲聞悄悄來到了書局文學組。雖然此時他只能當一名沒有名分的“臨時工”,但他要的不是名分,而是學術工作。後來有人統計過,在中華版文學類圖書中,不少帙部和難度很大的書都經過王仲聞的加工。至於《詩人玉屑》、《渚山堂詞話·詞品》、《蕙風詞話·人間詞話》、《唐五代詞新編》等更由他直接校勘整理。他的《李清照集校注》被學界譽為“古籍整理典範”。遺憾的是王仲聞的多數校注著作都沒有得到署名或署了其他名,如王學初、王幼安、王全等,以至於王仲聞的名字幾乎被世人忘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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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聞在中華書局最有成就的作品是編輯修訂唐圭璋先生的《全宋詞》。他編輯態度極為認真,幾乎踏破了北京圖書館的門檻。他傾其四年的全部心力,使原書增加約三分之一新內容。但在當時,一個臨時工又有“特務”嫌疑的人,哪能在書上署名。學者陳鴻祥這次告訴王慶山說,當年唐圭璋先生親口對他講,王仲聞學問深厚,《全宋詞》沒有他的署名,他深深不安。所以文革後唐圭璋無論如何也要為他加上大名。後來再版時有了“唐圭璋編,王仲聞參訂”的署名,並在後記中記下了他的勞績。這成為中華書局史上由作者請求編輯連署名字的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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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7年未還家的王慶山終於有了一次探親機會。當他回到北京時,王仲聞已經被清退回家。他沒有單位,所以“文革”還沒觸動他,兒子暗自為父親慶幸。王仲聞仍沉浸在國學的大海里,整日關在小屋裡,每天僅睡四五小時,寫他的文章。兒子看他如此痴迷,勸說他這些東西不會出版。王仲聞卻回答,我不管出版不出版,將來會有用的。那天上火車站送兒子,臨別還勸兒子要好好活下去,堂堂正正做人。王慶山說,他似乎對前程充滿信心,誰知這次告別會成為他們的永別。

幾年後,王慶山再次回北京經調查才知道,原來他走後不久,郵電部搞出了個“朱谷特務集團”。王仲聞與時任郵電部正副部長的朱學范和谷春帆曾是郵電總局的同事,說他們是一夥潛伏下來的特務,還稱王仲聞家中那台電子管收音機可用來發報。於是批鬥、抄家。當時母親已經癱瘓床上。在這樣內外交困下,王仲聞才有了死的念頭。他曾兩次來到頤和園魚藻軒,當年王國維投湖處,面對一湖寒水,悲哀欲絕,只因遊客太多,才回家服“敵敵畏”自盡。王仲聞歷年所寫文章的底稿、收集的筆記,王國維的遺墨、拓片、字畫等,特別是那本被錢鍾書稱為“一部奇書”的20萬字的詞學考訂專著《讀詞識小》,均已盪為煙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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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慶山追昔撫今,儘管自己的父親謝世後沒有任何形式的紀念,骨灰至今下落不明。海寧他的墓內只有一副身前用過的眼鏡。但國學依然如青山,滿目青翠,那些曾為它辛勤耕耘者,諸如王國維、王仲聞等,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單文學史,子史經集就浩繁無邊,更不要說之後洋洋灑灑的巨著與名作了。當下學人或偽學人,總是要關照一下歷史以及歷史人物,以及他們的著作,解讀品評,使得我們的學術界以及文化界熱鬧非凡,唐宋元明清,朝代更迭,五代十六國,歷史研究,無窮盡也。央視設講壇,不過幾朝皇帝,已是把講壇炒熱炒紅,出版物緊隨其後。此類書籍的紅紅火火繁榮昌盛,不也反映出國人愛國學的熱情與激情?不也證明我們文化的博大精深?諾貝爾文學獎雖至今未見降臨到我們這片土地,並不能證明我們的文學不景氣,我們的創作水平落後於世界其他國家。所以,寫不出新作品,就要讀史。近期,眾多文人品了三國批水滸,評了西遊考證紅樓。(研究探秘紅樓者,在全國各地遍布,拉起一支隊伍,那是相當壯觀。有人說《紅樓夢》養活了一批人,此言不差。)所以,偶爾翻翻讀史類隨筆,權作消遣,于丹關於孔子莊子的兩本小書買回家,稍微翻閱,便棄之一隅,竟然想不起再看一看了。

只是近期又有新熱潮,晚清民國時期人物受青睞,各路學人或曾國藩或梁啓超或周作人或魯迅,或單挑一人或一網打盡,是非褒貶,婚戀家世,可謂豐富多彩,可謂百家爭鳴。一冊《扒著門縫看歷史》也擠進書店新書架,只這書名,就讓人感覺有俗世生活里的煙火氣息,不光明正大,卻要扒著門縫看,不是有些窺私慾的味道?是吊人胃口?還是故弄玄虛?

周作人讀史,常常掉書袋,自己的觀點與見解,僅泛泛幾百字。讀此類書,猶如別人嚼過的饃。徐世平《扒著門縫看歷史》,自言“讀歷史,喜歡讀人而不喜歡論事。讀懂了人,也就讀通了歷史。”那么,他是怎樣讀歷史的呢?

他讀史,大都為晚清和民國時代的歷史人物,為官吏、為軍閥、為文人,歷來久存爭議的是非人物,比如劉伯溫、嚴嵩、張居正、袁崇煥、劉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楊度、王國維、陳獨秀、魯迅、胡適等等,一一在其筆下向讀者走來。作者不對歷史人物作政治評論,而是選取人物具代表性的場景與細節,寫出世事的奇幻與人物的複雜。比如,一直跟隨袁世凱的楊度,他如此評價:“楊度的不認錯是性格決定的……比之那些朝三暮四之徒,實在可敬多了。”

有些歷史人物,早已定論為歷史罪人,但在現實生活中,卻可能是讓人肅然起敬的正人君子。如王士珍、徐世昌、馮國璋,被視為小丑式人物,作者卻看到王士珍的正直、徐世昌的沉穩、馮國璋的智慧。英雄不問出處,昔日馬弁,日後英雄,都與其做人有關。歷史功過,乃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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