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簡介
獸面紋夔足銅鼎獸面紋夔足銅鼎造於西周周康王時期。獸面紋夔足銅鼎鑄工精湛，裝飾華麗，圈足和腹部前後布滿了精美的獸面紋飾。獸面紋夔足銅鼎全身銹色碧綠，晶瑩美觀，是難得一見的青銅器珍品鼎高一百點八厘米，口徑七十八點三厘米，重一百五十三點三公斤，鼎身為立耳、圓腹、三柱足、腹下略鼓，口沿下飾以饕餮紋帶，三足上飾以獸面紋，並飾以扉棱，下加兩道弦紋，使整個造型顯得雄偉凝重，威儀萬端，內壁有銘文二百九十一字，內容為周王告盂，殷代因酗酒而亡國，周代忌酒面與，要盂一定要很好地輔助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同時記載給盂的賞賜相傳此鼎於清道光間在陝西眉縣禮村出土，為該地郭氏所得，後歸周雨樵。同治間左宗棠以重金購得，又歸蘇州潘祖蔭。解放後，1951年潘氏後人捐獻國家。為上海博物館所收藏，1959年撥交中國歷史博物館。周康王時的獸面紋夔足銅鼎，是現存西周青銅器中的大型器。造型端莊穩重，渾厚雄偉，典麗堂皇，為世間瑰寶。文物工藝
獸面紋夔足銅鼎獸面紋夔足銅鼎主要成分為銅與錫的兩元合金，成書於戰國時期的《周禮·考工記》中就有“四分其金(銅)，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的記載。春秋戰國時期青銅鼎的合金組成中，銅與錫的含量依製作的年代、地點、原料來源、工藝的不同而不同，一般說來，銅的含量在70%-80%或稍高、錫的含量在10%-20%左右，此外，合金中常常還含有鉛、鐵等其它成分。獸面紋夔足銅鼎的含銅量約為80%-83%、含錫量約為16%-17%，另外還有少量的鉛和鐵，可能是原料中含的雜質。作為青銅鼎的主要成分銅，是一種不活潑的金屬，在日常條件下一般不容易發生鏽蝕，這是王子午鼎不銹的原因之一。在古代墓葬中，它發生鏽蝕的途徑一般說來有這樣幾條：在潮濕的條件下，有空氣或氧氣存在時，發生鏽蝕，生成銅鹽；在潮濕的條件下與貴重金屬(如金、銀等)接觸，產生電化學腐蝕；與硫或含有硫的物質接觸，生成銅的硫化物等。
鼎文化
獸面紋夔足銅鼎獸面紋夔足銅鼎為中國古代炊食器。中國鼎文化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社會新石器時代，早在7000多年前就出現了陶製的鼎。而其真正的發展最高峰則出現在商朝和西周時期，尤其是商代以鼎為代表的祭祀用容器的製作，盛行於商周時期，延續到漢代。在奴隸制鼎盛時代，被用作“別上下，明貴賤”，是一種標明身份等級的重要禮器。文獻記載：“天子九鼎，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載“鑄九鼎，像九州”。又有成語一言九鼎、問鼎中原、三足鼎立等。青銅鼎的前身是原始社會的陶鼎，本來是日用的飲食容器，後來發展成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並被籠罩上一層神秘而威嚴的色彩。在古代,鼎是貴族身份的代表。典籍載有天子九鼎、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用鼎制度。此外，鼎也是國家政權的象徵，《左傳》有載：“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鼎大多為三足圓形，獸面紋夔足銅鼎就是典型的代表。西周銅器可分為早、中、晚3期。早期以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晚期所出為代表，年代上限相當於成湯時期，器物較少，器形有爵、戈、刀、鏃、錐、錛、鑿等。禮器種類單調，胎質薄，鑄造粗，無花紋，無銘文，但有的銅牌飾以綠松石鑲嵌出紋飾，有較高的工藝。中期以鄭州商代遺址和黃陂盤龍城遺址所出為代表，年代大致在仲丁至盤庚遷殷以前。銅器所出較多，其中禮器種類有鼎、鬲、簋、觚、爵、卣、盤等，比早期大大增加，而胎質一般仍較薄，只有單線條的花紋帶。但其中也有象鄭州發現的高達1米的方鼎那樣需要相當高鑄造成水平的大型器物。晚期以安陽殷墟所出為代表，年代從盤庚遷殷至商末。此時銅器發展到極盛階段，數量很多，年代也較可靠。這個階段的中期最富自己的特點，以婦好墓所出銅器為代表，有很多新的器類，器形也更豐富多姿，禮器一般都較厚重，花紋繁縟，並開始出現銘文。按用途來分，銅器有禮器、食器、兵器、工具、車馬器等幾大類，其中以禮器為重。禮器又分為食器）鼎、鬲、簋、觥、瓿、方彝等），水器（盤）等。不同的發展階段，器形和花紋都有明顯差異。如禮器在早期只發現爵、兩種，爵多為束腰、平底、短足、無柱、無紋飾；在中期爵則沒有明顯束腰，三足也較長，銅禮器普遍有饕殄紋或圓圈紋等帶狀紋飾；在晚期，出現有婦好墓出土的三連、偶方彝等稀世罕見的器物，還有尊四羊尊虎食人形卣等鳥獸形銅器，器體厚重、紋飾複雜，有雷紋、龍紋、蟑紋、鳥紋、蠶紋、龜紋等多種，往往布滿全器，有地紋、主體紋之分。都具有很高的美術價值。其他銅器中，樂器有鐃和鼓；兵器有戈、矛、刀、鏃、盔和弓形器等；工具有斧、錛、鑿、鏟、錐等；車馬器有轄套、踵、軛等。另在婦好墓發現有圓形、背面帶半環形鈕的銅鏡。
銘文
獸面紋夔足銅鼎獸面紋夔足銅鼎銘文載康王向盂敘述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國經驗。認為文王、武王得以卓越的業績立國，主要是由於其臣屬從不酗酒，每逢祭祀，認真、恭敬，而商王的亡國教訓就在於沉迷於酒。由此告誡盂要效法祖先，忠心輔佐王室，並賜盂命服、車馬、酒與邦司、人鬲等。盂在銘文中說明作此鼎也是為了祭祀其祖父南公。獸面紋夔足銅鼎銘文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與臣屬關係的重要史料，一向為史學家所重視。獸面紋夔足銅鼎造型雄渾，工藝精湛。其內壁鑄有銘文19行，為研究西周奴隸制度的重要史料。獸面紋夔足銅鼎內壁有銘文二百九十一字，其內容為：周王告誡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則忌酒而興，命盂一定要盡力地輔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其書法體勢嚴謹，字形，布局都十分質樸平實，用筆方圓兼備，具有端嚴凝重的藝術效果。開《張遷碑》、《龍門造像》之先河。以書法成就而言，獸面紋夔足銅鼎在成康時代當據首位，是西周早期金文書法的代表作。銘文的內容大致可分為三段：
第一部份用較多文字說明商人縱酒是周興起和商滅亡的原因，讚揚了周代文武二王的盛德。表示康王（武王的孫子）自己要以文王為典範，告誡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作榜樣。
第二部分主要是康王命盂幫助他掌管軍事和統治人民，並且賞賜給盂香酒、禮服、車馬、儀仗和奴隸1726個，並叮囑盂要恭敬辦政，莫違王命。
第三部分說明盂作此寶鼎以祭祀其祖父南公。
收藏經歷
獸面紋夔足銅鼎清朝道光時期的岐山首富宋金鑒把獸面紋夔足銅鼎買下，因為器形巨大，十分引人矚目，鼎很快被岐山縣令周庚盛占有，他把鼎轉賣到北京的古董商人。宋金鑒在考中翰林後出價3000兩白銀又購得了寶鼎，在他去世後，後代以700兩白銀買給陝甘總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恆，袁深知左宗棠酷愛文玩，得寶鼎後不敢專美，鏇即將獸面紋夔足銅鼎獻給上司以表孝心。左宗棠在發跡前曾為湖南巡撫駱秉章的幕僚，理湘省全部軍務。雖非顯貴，也頗得春風。加之自視極高，恃才傲物。不免為人所陰嫉。鹹豐九年（公元1859年），左宗棠被永州總兵樊燮讒言所傷，遭朝廷議罪。幸得時任侍讀學士的潘祖蔭援手，上奏鹹豐皇帝力保宗棠；且多方打點，上下疏通，左才獲脫免。潘乃當時著名的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得獸面紋夔足銅鼎後遂以相贈，以謝當年搭救之恩。此後，獸面紋夔足銅鼎一直為潘氏所珍藏。雖然也時而有人覬覦此鼎，但必竟潘氏位高權重，足可保全獸面紋夔足銅鼎無虞。至潘祖蔭故，其弟潘祖年將獸面紋夔足銅鼎連同其它珍玩一起，由水路從北京運回蘇州老家。獸面紋夔足銅鼎作為先人故物，睹物思人，彌顯珍貴，堪為傳家之寶，不輕示人。光緒之末，金石大家端方任兩江總督。曾一度挖空心思，想據獸面紋夔足銅鼎為己有。均為祖年所拒。但端方之欲始終為潘家所患。直至辛亥年，革命暴發，端方被殺。潘家和獸面紋夔足銅鼎才真正逃過端方之難。
民國初年，曾有美籍人士專程來華找潘氏商談求讓獸面紋夔足銅鼎，出價達數百兩黃金之巨。但終為潘家所回絕。三十年代中葉，國民黨當局在蘇州新建一幢大樓。黨國大員忽發奇想，要在大樓落成後以紀念為名辦一展覽會，邀潘家以獸面紋夔足銅鼎參展。以圖無限期占有獸面紋夔足銅鼎。然此拙劣伎倆為潘氏識破，婉言拒絕了參展。1937年日軍侵華，蘇州很快淪陷。國將不國，人命難保。此時，潘祖年已作古。潘家無當戶之人，皆婦孺。英雄出少年，當此危難之時，潘祖蔭的侄孫承厚、景鄭等商定將獸面紋夔足銅鼎及全部珍玩入土保全。經反覆遴選，決定將寶物藏於二進院落的堂屋。這是一間久無人居的閒房，積塵很厚，不會引人注目。主意已定，潘家人苦幹兩天兩夜才將全部寶物入藏地下。又將室內恢復成原樣。整個過程除潘家人以外另有兩個傭工和一個看門人參與其中，均被反覆叮囑要嚴守秘密。此後不久，潘氏全家即往上海避亂。潘宅一時竟成了日軍搜查的重點。經過反覆的搜查並挖地三尺均無所見，日軍也只得作罷。日軍占領期間，潘家的看門人曾幾次盜掘了若干小件的珍藏，賣給洪姓古董商人。但獸面紋夔足銅鼎過於沉重，無法搬動，得以倖免。
獸面紋夔足銅鼎光陰荏苒，在歷經十餘年戰亂之後，中國解放了。潘家後人見人民政府極為重視對文物的保護，認為只有這樣的政府才可託付先人的珍藏。全家商議後，由潘祖蔭的孫媳潘達於執筆，於1951年7月6日寫信給華東文化部，希望將獸面紋夔足銅鼎和大克鼎捐獻給國家。同時也希望將兩件獸面紋夔足銅鼎放在上海博物館展出。7月26日，文管會派專員在潘家後人的陪同下赴蘇州，獸面紋夔足銅鼎得以重見天日。為表彰潘達於的獻寶壯舉，華東文化部於10月9日舉行了隆重的頒獎儀式。上海博物館於1952年開館，廣大民眾從此可以自由地欣賞曾經秘藏於深宅，不予示人的國之瑰寶的風采。至1959年，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現為中國國家博物館）開館，上博以獸面紋夔足銅鼎等125件館藏珍品支援。從此獸面紋夔足銅鼎入藏中國歷史博物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