爨寶子

爨寶子

爨寶子(380—403)字寶子,建寧同樂(今雲南陸良)人。生於公元380年,卒於公元403年,年僅23歲。他19歲時即“弱冠稱仁”,就任建寧(今雲南曲靖)太守。當時,正是爨氏統治南中的強盛時期。有的以隸為體,參以楷法,隸多於楷;有的以楷為體,留有隸意,楷多於隸;有的則楷隸參半,實難定其為楷書或者隸書,《爨寶子碑》便是典型。我的導師徐利明先生在談到臨摹和創作之法時強調:應從精神入手去把握形式特徵,從內理著眼去分析點畫用筆,若是碑,則要透過刀鋒看筆鋒,化刀法為筆法,只有這樣才能形神俱得,把碑寫活寫雅。

基本信息

簡介

爨寶子任建寧太守之時,中原大地戰事頻仍。爨寶子審時度勢,採取了對外賓服於中原王朝,對內實行平等相待、團結和睦之策,人民安居樂業,各得其所。他死後,僚屬和百姓悲痛萬分,特意為他刻石立碑,以求流芳百世。

書法碑文

《爨寶子碑》,全稱《晉故振威將軍建寧太守爨寶子碑》,東晉義熙元年(405年)立,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出土於雲南曲靖縣南楊旗田,今存曲靖縣一中校園內。碑高5尺4寸,寬1尺8寸。碑額書“晉振威將軍建寧太守爨府君之墓”15字;正文13行,滿行30字,共336字,字徑約1寸;下列題名13行,行4字。碑額、正文、題名均為正書,前後風格一致,體在楷、隸之間。正文末行“立”字下刻有清鹹豐二年(1852年)曲靖知府鄧爾恆隸書跋六行。跋云:“考晉安帝元興元年壬寅改元大亨,次年仍稱元興二年,乙巳改義熙。碑稱‘大亨四年’,殆不知大亨年號未行,故仍遵用之耳。”鄧說不虛,“大亨四年”實為義熙元年。舊拓本無鄧跋。

《爨寶子碑》的出土地雲南,在東晉屬“南中”之地,所居少數民族被稱為“西南夷”。與中原和江南相比,此地經濟文化相對落後,是當年的僻邑荒郡。寶子一族即為當地土著,且為大姓。其祖輩有史可稽者可追溯到爨習,他是諸葛亮南征時所降服的南中俊傑之一,事蜀後,官至領軍。其後相繼有爨肅仕於曹魏,爨雲仕於北魏,寶子則仕東晉,且官至“建寧太守”,可見,爨氏雖為蠻族,但由於與漢政權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從蜀漢之際始,便接受漢文化的薰染。而且,寶子所轄之地在漢代曾一度成為中國西南邊陲的國際交通要道,是中外交通東西往來的必經之地。與內地頻繁的交往,中土的文化必然通過各種渠道傳至南中,其中包括文字與書法。因此,儼然漢制的《爨寶子碑》出現在南中,初看令人匪夷所思,頗生詫異,但從其歷史地理背景加以考察,卻在情理之中。

魏晉是書法史上新舊書風的轉換期,主要是隸書向楷書和行書轉換。這裡只談隸楷之變。在“變”的強風吹刮下,新舊書體的點畫和形態均呈現出新的面貌:一方面,舊體的隸書舊得不地道常有楷書的寫法;另一方面,新體的楷書新得不完善,時見隸書的影子。因此,新舊雜糅,楷隸相參,是這一時期時代書風的顯著特點。只不過因年代的先後和實用目的及書者書藝的不同,具體到作品中,楷隸之間的比重有異而己。有的以隸為體,參以楷法,隸多於楷;有的以楷為體,留有隸意,楷多於隸;有的則楷隸參半,實難定其為楷書或者隸書,《爨寶子碑》便是典型。只因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稱此碑為隸書,以後的著述皆沿用此說。其實,我以為這未必很恰當。但既已約定俗成,也只好如此了。

那么,《爨寶子碑》為何會出現這種非楷非隸,亦楷亦隸,楷隸參半的面貌呢?裘錫圭先生在《文字學概論》中說,該碑作者“想模仿八分而又學不像,字型顯得很不自然”,我覺得很有道理。

我們知道,在漢字書法發展史上,手寫體墨書和刻鑄銘文是相對獨立,自成系統的,同時又相互影響,彼此制約。從時間上看,手寫體墨書總要比刻鑄銘文轉化得早一些。春秋戰國時,篆書向隸書的演變是這樣,魏晉之際隸書向楷書的演變同樣如此。之所以有這種差異,主要是不同的實用目的造成的。手寫體墨書多用於日用文書、簿籍之類,因求簡便,在赴速急就的書寫過程中,用筆往往草化,並使用俗筆,從而解散舊體,產生新法。開始是少數人,後來使用的人漸多,並加以規範定型,便成新體。魏晉時,經鍾繇到二王,楷書已經成熟,即新體已成,並廣泛地運用於官府文書和日常生活之中,流風波及南中。雖難見實物資料,但可以推斷,《爨寶子碑》前後,南中的手寫體墨書當與中原、江南相仿佛,即與魏晉寫經、敦煌寫經以及鐘王一脈書跡相似而後可。即使由於南中地處邊陲,通訊遠阻,其新體楷書不如中土成熟,但也不至於相差太遠。也就是說,在當時的南中,楷書(即使尚存隸意)已是社會各層在日用生活中的通用字型。因此,《爨寶子碑》的作者能作楷書是毫無疑問的。

刻鑄銘文則不同,它的主要目的是實用,或是門生故吏為其府主立碑或是子孫後嗣為其祖輩伐石,既欲昭示於眾,又望傳之久遠。因此,為表其敬意,示其莊重,多採用古體字。這是中華民族由長期積澱而成的崇古意識在漢字書法上的反映。故儘管當時楷書新體書風熾烈,此碑卻仍沿續漢代以來的傳統以隸書作為正規書體。刻鑄銘文在字型選擇上的保守性,便約束了它向新體轉換的速度,而總要比手寫體墨書慢一拍。而且《爨寶子碑》前後,舊體隸書既已不再是公私往來文書的通用字型,習者日少,隸法漸趨衰微,故《爨寶子碑》的作者不善隸書,亦不言自明。

因此,《爨寶子碑》的作者以楷書新體之法強為舊體隸書之體,只能狀其仿佛,其結果便是不倫不類,非楷非隸,處於一種“兩不像”的尷尬境地,字型也就顯得很不自然了。當今不諳隸法的學書者開始寫隸書時,也往往以楷入隸,字形與此相類。但又有本質的不同;前者在“兩不像”的尷尬中蘊含著深沉的藝術魅力,能給人以無限的美感,而後者卻是實實在在的不倫不類,除了以楷、隸拼合而成的字形外,別無他物。這種在審美上懸隔千里的差別,是由於歷史、哲學、民族、心理造成的,抑或是其它?箇中原委,發人深思。

《爨寶子碑》的作者不善隸法而勉強為之,方書之時,一方面懷肅穆之情,慎重為之,一方面功力不濟,手不由心,結果事與願違,欲求工而愈不工。這樣便出現了許多不合常法甚至“毫無道理”的用筆和結體。這些不合情理的用筆和結體便構成了該碑最顯著的藝術特徵——奇姿異態。如果一切都應規入矩,一切都如應該的那樣,則何奇之有,何異存焉?

先看點畫。該碑大多數點畫是楷與隸的複合體。眾所周知,隸書最典型的用筆是波挑,其形態以蠶頭雁尾為特徵。該碑大部分波畫、挑畫的收筆與漢隸沒有多少區別,但起筆卻用楷法,改逆入為切入,變蠶頭形成斜方形。這樣,波畫便成為該碑最具特色的點畫:中間平兩頭翹,儼如一葉小舟。豎撇的起筆亦順鋒斜切,是楷書的寫法,而有的撇畫則全用楷法,如“吏”、“鹹”、“儀”等。鉤畫有的像隸書,有的像楷書。點也很有特色,均為三角形,但形態、大小、方向、取勢多有不同。一些短撇和短豎也寫成了三角形,如“集”、“樂”。橫、豎、點多為方筆,撇、捺、鉤多取圓勢。楷隸相參,點畫變化豐富,方圓互用,厚重中增加了一些靈動之姿。另值得一提的是,該碑點畫中方折鋒利的稜角,用毛筆是寫不出來的。而是參合了刻手隨意發揮的成分,是刻手在書丹原跡基礎上強化的結果。

二看結體。總體而言,該碑尚具隸書的特徵:橫平豎直,以保持重心的平穩;撇、捺、長橫、戈鉤向左右兩邊伸展,以求橫張之勢。但遠不如漢隸均勻規整,即使在漢隸家族中奇崛一類的作品如《鮮于璜碑》、《張遷碑》、《封龍山頌》等,在《爨寶子碑》面前也顯得保守。尤其值得在意的是,該碑有不少字打破了“雁不雙飛”的基本原則,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橫畫和捺畫的收筆同時作波狀,偏來一個“雙雁齊飛”,如“得”、“所”、“其”、“吐”、“芳”等不勝枚舉,有的則是“三飛”甚至“四飛”,如“海”、“疾”、“庭”、“春”等。撇畫也有同時向左下長長掠出的,如“滄”字。而有些橫畫,特別是左右結構的字左邊部分的橫畫,按隸書常法是不能作波狀的,但該碑卻寫成波畫,如“朝”、“野”、“穆”等。此外,該碑結體時,在穿插、避讓、聚合關係上也大異常法,極盡變化之能事。總之,《爨寶子碑》在結體上所表現出來的叛逆性格,使人不能不刮目相看。

楷隸互參的用筆,不拘常規的結體,以及由於字形大小參差而形成的整齊中寓錯落的章法,這些外在的形式特徵共同構建了《爨寶子碑》內在的藝術風格:古拙、肅穆、天真,同時又帶有幾分滑稽和幽默。如果打一個比喻的話,它頗像一個老頑童,既骨老血濃,又童心未眠,時有天真爛漫之舉;或者說,它像一個小大人,走路尚步履蹣跚,卻又故作深沉之貌,其言其行,實令人忍俊不浚因此,它是一個多種成分複合而成的綜合體,但這種複合卻十分自然,各種矛盾對立的因素在豪爽強悍、樸野率真的“蠻夷”“書家”筆下得到了和諧的統一。從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心態下觀賞此碑,都會有新的感受。不可否認,該碑作者的書藝是拙陋的,至少是不精隸法。但更不可否認,該碑是奇妙的,奇妙得令人心醉,令人流連忘返。而且,其拙陋處正是該碑的奇妙處,也是最能打動人心的地方。從拙陋到奇妙,是什麼因素促成了這兩極之間的轉換,是審美觀念嗎?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劉熙載“怪石以醜為美,醜到了極處也就美到了極處”的理論在這裡得到了具體的落實和驗證,而對《爨寶子碑》,不由自主地便思接千載以上,視通萬里之遙,回望起一千五百多年以前,西南邊陲少數民族那一段撲朔迷離的歷史,情有所動,心亦搖焉。

說不完,道不盡的《爨寶子》!

因該碑變化太多,法無常定,初習書法者不宜學。但當有一定基礎之後臨習此碑,則可醫涪滑、雹媚、俗諸玻臨習此碑,最須注意的是要透過表象明其內理。我們知道,碑刻都有刻工自我發揮的一面,加以風雨剝蝕,已與書丹原跡有一定的出入。具體到此碑的方筆,固然書丹原跡已定其根本,刻工在此基礎上把“方”作了進一步的強化,也是毫無疑問的。因此,我們在臨習時,切不可以描填之法畫成其方,而應遵循用筆之理得其方意。清末民初書家經亨頤先生寫《爨寶子碑》不拘泥於一點一畫之細枝末葉,而是從大處著手寫其古拙厚重之意,卻神氣活現,既存有原碑凝重的金石味,又注入了清雅的書卷氣,此可謂善學者。若不加分析,依樣畫葫蘆,以柔軟之毫翰擬鋒利之鋼刀,外摹其形,內迷其理,則終難有所獲。我的導師徐利明先生在談到臨摹和創作之法時強調:應從精神入手去把握形式特徵,從內理著眼去分析點畫用筆,若是碑,則要透過刀鋒看筆鋒,化刀法為筆法,只有這樣才能形神俱得,把碑寫活寫雅。我想,這對於臨習《爨寶子碑》的朋友亦有助益。

爨寶子爨寶子

——摘自《書法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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