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氏筆乘

焦氏筆乘,明代筆記,明焦竑撰。《焦氏筆乘》在經學、史學、文學、醫學方面均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作者思想開明,強調主體意識,反對因循守舊,不受時俗約束。這本書在清朝被禁毀。

焦氏筆乘

明代筆記,明焦撰。
焦,生於明嘉靖十九年,卒於萬曆四十八年,字弱侯,號漪園,澹園,諡文端,江蘇南京人,原籍山東日照。他博學多才,是明代中後期的一位大學者、文學家。在理論上富有批判和創新精神,是陸王心學的後起之秀。其學識之通達與楊慎齊名。
焦幼年,主要學習經學,後來求學於耿定向,開始得王學之傳,後來又結識了耿定理,在崇正書院主講,成為耿定向門下的高足弟子。在他三十多歲時,同李贄結識,從此友誼始終不渝。李贄冤死獄中,焦作《追薦疏》,並為他編印《李氏遺書》,晚年還為他作《藏書序》。李贄叛經離道、手搏龍蛇的狂放影響著焦。四十多歲時,問學於羅汝芳。羅汝芳強調思想自由,人情順適。謂:“功夫難得湊泊,即以不屑湊泊為工夫;胸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岸為胸次,解攬放船,順風張棹,無之非是”,若乃“沉滯胸膈,留戀景光,是為鬼窟活計”。羅汝芳這種狂傲與通達,深深感染了焦,從此表現出更多的異端思想,從耿定向的正統派轉而追隨羅汝芳。焦講學以“汝芳為宗”,足以證明他對其的推崇。
由於焦灑脫不守師說,耿定向漸漸對他產生了不滿,《明儒學案》中說:“弱侯自是真人,獨其偏見不可開。耿叔台在南中謂其子曰:‘世上有三人說不聽,難相處。’問為誰,曰:‘孫月峰,李九我與汝父也。’”可見師徒二人已是貌合神離。
除了潛心學問,焦也曾多次參加科舉。十九歲時鄉試落第,二十五歲時中舉人,第二年,會試落第,此後屢次會試失敗,直到五十歲,才以第一名考取進士。任職翰林院修撰,當大學士陳於陛建議修國史,由於焦平常注意研究明朝的典章,於是推薦他來負責這件事。後來修史的事,中途荒廢。焦就在收集了大量資料的基礎上編成了《國朝獻征錄》一百二十卷和《國史經籍志》六卷。因為資料豐富,論述精當,而深為後世學者推崇。
當時翰林院有一項負責教宮廷小內侍讀書的任務,一般人都敷衍了事,焦卻說:“此曹他日在帝左右,安得忽之。”他認為小內侍接近皇帝,其人品如何對皇帝有直接的影響,因此,教授他們古代善惡之事。
焦還曾經做過皇長子的講官。他深知嗣君的人品學問關係到將來是否能安邦治國,所以勤勉為教,盡心盡職。一般情況下,講官只講讀,不問答,但焦怕太子學而不通,數次請求太子發問,太子問不出問題,他又耐心地啟發誘導。在講授《舜典》時,焦以“稽於眾,捨己從人”發問,皇太子回答說:“稽者、考也。考集眾思,然後舍己之短,從人之長。”又有一次,焦問“上帝降衷,若有恆性”。皇太子答曰:“此無他,即天命之謂也。”當時皇長子年僅十三歲,能有這樣的領悟力,足見焦的訓導有方。
焦為人耿直,敢於直言,得罪了相臣張位等上司,而又因為他文名極重,頗受同僚的嫉妒。萬曆二十五年,他五十八歲,被任命為順天府鄉試副主考,卻因為科場事受到誣衊彈劾。次年在官吏考核中他又被降級。他憤慨地指責那些為取悅權臣而誣陷排擠他的小人,謂“名義彼所輕,官爵彼所重。”“一旦為群小排擠,顛倒黑白,竟泯泯焉同於窮鄉編戶冤抑不伸者,竊為明時恥之。”於是他憤然辭官歸家,與朋友講論學問,著書立說度日,直到去世。他一生著述豐富,主要有:《焦氏筆乘》、《焦氏類林》、《玉堂叢語》、《澹園集》等等。《焦氏筆乘》是一本筆記,共六卷,後來又有續集八卷,多為讀書札記,對經史義之缺誤也有所考試,續集中還採錄部分藥方及醫藥故事。
焦強調作學問要靠自悟自證,不能僅傍依他人門戶,只要於義上認得真切,就把住不放。他引用王陽明的詩:“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缽效貧兒”。諷刺那些迷信古人和書本的人。他呼籲:“學道者當盡掃古人之芻狗,從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何至甘心死人腳下?”焦認為一切古代的聖賢之書,都只不過是一堆陳跡,後世的人們要有勇氣衝破他的束縛,開闢新的天地。表現出了強烈的主體意識和開闊的眼界。他指點歷朝,認為“唐疏宋注,錮我聰明”。“漢宋諸儒之所疏,其糟粕也”,把章句之學看得一錢不值。
焦不贊成儒道互相攻擊,認為三教本出一源,老莊之學與孔孟之道能夠互補。他說:“儒學絀老子,老子亦絀儒學。絀儒學者,非獨不知儒,亦不知老,絀老子者,非獨不知者,亦不知儒。”
焦在史學方面功力很深,成就突出,有很高的史識水平。他稱頌司馬遷的《史記》,但不盲目崇拜,以為“史公會粹眾說成書,時月先後,不能盡合”,也有許多疏漏。稱頌王安石讀《史記》的筆記,謂其人“筆力曲折,真脫胎換骨手也”,肯定了王安石褒揚唐代永貞革新中的八司馬,稱之為天下奇才。他評論唐代劉知幾的《史通》:“余觀知幾指摘前人,極其精當,可謂史家申、韓矣。然亦多輕肆譏評,傷於苛刻。”這些觀點都不附和俗見,卓然自成一家,有獎有貶,評論較為公允。
《焦氏筆乘》多有對前人文章詞賦詩歌的欣賞品評,不僅表現他學問涉獵面之廣博,而且顯示他筆力之宏健,識見之卓異。
焦重視文字、音韻、訓詁等國小學問,他說:“國小,謂文字之學也。”使國小從一般儒學中分離出來,成為一門獨立學科並取得了較快發展作出了貢獻。因此在《焦氏筆乘》中有許多關於古代文獻資料的考證和古今文字形音義辨正的內容,散見其中。歸納起來,大致可以分為四類:其一,是關於古代典籍真偽的考辨。
他敢於破除迷古偏見,重新審查古籍真偽,開創了古書辨偽的新風。他專設“偽書”一書,指出《本草》非神農書,《山海經》非禹益書,《三墳》非伏羲、神農、黃帝書,《三略》、《雲韜》非太公書。又云:“此類甚多,或摹古書而偽非,或似己意而妄增,致使好事之流,曲為辨釋,以炫其博,是皆未深考耳”。其二,關於傳注與註疏的形成與評價焦在“傳注”一節中指出:“古人未為訓傳”,“至毛公傳《詩》,孔安國傳《書》,而傳注遂有定體定名矣”。他能夠用歷史的眼光分析傳注發展的過程,不受經學種種迷信的束縛。
在“註疏”一節中說:“案唐制:孔疏既成,詔頒之天下,學者不得違疏”,“以理推之,唐世之詔,大為未當。聖賢之言,豈一端而已?學者當曲暢旁通,各極其趣,安有立定一說,而使天下強屈其見,以從一家也?”他借批評唐代將孔穎達《五經正義》定為標準課本一事,表達了反對學術壟斷、官方欽定是非,認為學術見解不能強求一致,允許百家爭鳴。焦嚮往自由活躍的學術氛圍,反對來自官方的陳腐教條,是一種很開明的主張,也含蓄地批評了當時的官學。其三,關於六書焦重視文字學的理論建設。《焦氏筆乘》中有“用修論轉注”、“伯琦論轉注之誤”、“漢儒失制字之意”、“古字有通用假借用”等節,有許多見發前人之所未發,耐人尋味。如他認為《周官》“假借”,不如班固”“象形”、“象聲”、“象事”、“象意”之說。
在“漢儒失制字之意”一節中,指出“漢儒鄭玄、賈逵、杜預、劉向、班固、劉熙諸人,皆號稱博洽,其所注經史,往往多不得古人制字之意”。對漢儒的經史訓注之失,提出了許多中肯的批評。其四,關於《詩經》的研究焦論《詩》的筆記有十多節,可以看出他在這方面所下的功夫。有的是重新解釋某詩主題;有的是糾正某些字的音義。他在《詩經》研究中最大的發現是證明“古詩無叶音”,他指出:“詩有古韻今韻”,由於古韻久不傳,學者皆以今韻讀古詩,讀不合韻,則以叶韻解之,一字轉數音以求通,“如此則東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後,凡字無正呼,凡詩皆無正字矣。”焦研究詩經所用的,收集和分析大量文獻語言,加以分類、引證,從中探尋古代語言文字的規律性,根據這種規律訂正古書的訛誤和後人研究中的錯失,正是後來清代學者大量採用並取得巨大成效的考據方法。開創了清儒考據學的發展道路。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焦在《焦氏筆乘》中用很大篇幅記載了他蒐集的各種藥方,並引許道幼的話說:“為人子者嘗膳侍藥,不知方式,可謂孝乎?”把盡孝與醫方收集聯繫在一起,強調了知識的實用性。
從上面的概述,可以看到《焦氏筆乘》在經學、史學、文學、醫學方面均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但由於作者思想開明,強調主體意識,反對因循守舊,不受時俗約束。而這種思想在統治者眼中是危險的,因此在清朝統治者竭力鞏固自己統治的背景,這本書自然逃脫不了被禁毀的命運。

相關他們

相關詞條

相關搜尋

熱門詞條

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