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杭甬大灣區

滬杭甬大灣區都市圈包括十個左右城市,除了上海、杭州和寧波外,蘇州、舟山、無錫、嘉興、紹興、南通等城市,也在此範圍內。

建設背景

李克強總理在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的要求。稍後,2017年4月1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設立河北雄安國家級新區,並稱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一項重大的歷史性戰略選擇,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幾天后,又傳來一個並不在同一個層級,但同樣與區域發展有關的重要信息:浙江省批覆嘉興市設立“浙江省全面接軌上海示範區”。

改革開放已近四十年,從建立四個經濟特區開始,黨中央、國務院在區域經濟層面,通過各種與改革、開放和發展有關的戰略性安排,如設立國家級新區,建立若干個自由貿易試驗區,拓展新空間、尋求新動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時至今日,不難發現,國家區域經濟發展重大舉措的良苦用心:一方面,通過深刻調整區域格局,以體現長遠發展構想的重大戰略,如雄安新區;另一方面,通過整合業已積澱的各種市場資源,尤其是創業創新資源,推動具有全球競爭力、影響力的科創中心或城市群(或都市圈)的發展。

灣區現在是全球區域創新中心的代名詞,新經濟即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策源地、集聚地的代名詞。它是從一個或若干個增長極開始,從“點”到“帶”、到“片”而形成的。目前,被公認的這樣的灣區,是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和東京灣區。粵港澳灣區一經提出,就被稱為是全球的第四大灣區。也有從宜居角度提出的,全球八大灣區(如紐約長島、香港淺水灣等)的說法。這裡物業的共同點,是不僅擁有一線的海景資源,而且造就了優質的人文氛圍與人居環境。

那么,為什麼科技創新、新經濟的集聚地都在海灣呢?科技創新、新經濟以精英人才、人力資本為本,所以,它具有強烈的集聚特徵。這裡的集聚以人才集聚為主要內容。科技創新的發現、發明,最終能否產業化,靠的是什麼?投資家的眼光,創業者和企業家的試錯。也就是說,新經濟最終是創業者和企業家試錯的結果。其人才集聚,主要是創業者、投資家和企業家的集聚,還有大量科技研發人才即科學家、工程師和技術工人的集聚。這些人才對生活品質有較高的要求,大致包括氣候宜人、環境優美;多樣化需求的滿足,如教育、醫療和文化;生活和交通的便利性等。同時具備這些條件的地方,非灣區莫屬。這樣的地方在美國尚為數不多,更何況中國。以深圳為例。它應該是一個最具潛力成為中國新經濟策源地的城市,但教育、醫療和文化仍然是其短板。與美國、德國和以色列新經濟的策源地相比,缺少能夠培養創業創新人才的大學,是深圳最大的差距。

規劃構想

在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的同時,應當將滬杭甬大灣區都市圈發展規劃提上議事日程。與粵港澳大灣區大約包括十個左右城市一樣,滬杭甬大灣區,除了上海、杭州和寧波外,蘇州、舟山、無錫、嘉興、紹興、南通等城市,也在此範圍內。上海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結果導向,就是上海成為中國乃至全球的新經濟策源地;上海金融中心的功能,類似於粵港澳的香港,將是滬杭甬灣區的核心優勢。杭州將著力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網際網路+”創新創業中心,新一代智慧型化技術的信息產業在杭州已經並將繼續得到健康發展。寧波、舟山是重要的港口城市;寧波、蘇州、無錫和南通等城市都是中國製造業的重鎮,在產業轉型升級完成以後,都將成為先進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地;如上所述,嘉興已成為“浙江省全面接軌上海示範區”,這一體制創新將得到複製,以經濟、創新和資本資源集聚和輻射為主導的區域經濟融合,將是區域經濟發展的新動能。基於此,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基礎上,提出滬杭甬大灣區的構想,與粵港澳大灣區相呼應,其要義就是使它們共同成為引領中國乃至全球經濟成長的區域科創中心和新經濟的策源地、集聚地。

創業創新生態圈的關鍵要素,包括政府公共服務平台的綜合作用,就顯得尤為重要。新經濟的策源地,就是在一群創業創新主體與其他要素的互動下,在營造了一個創業創新生態圈的同時,發明了新技術,產生了新想法,並將它們產業化,擴散到世界的各個角落,進而推動經濟的持續增長。灣區或新經濟策源地的機制和可能的作用就是這樣產生的。

反觀上海,第一,進一步放寬各種人才的準入,讓一大批有創業創新激情的人才集聚上海,並使他們與上海的創業創新生態系統發生良性互動。同時,進一步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在上海率先打造出培養創業創新人才的一流大學,吸引全國、全球優秀的年輕人到上海接受教育,為上海提供源源不斷的創業創新人才。

第二,讓創業者、投資家和企業家成為科技成果產業化的主體。由於上海科研的大院、大所,以及承擔科研任務的大學比較多,所以,經常討論產學研即科研成果轉化的問題。其實,這是一個偽問題,即沒有唯一正確答案的問題。因為,只要搞對了科技成果產業化的主體和機制,這就不是問題。產業化的主體就是創業者、投資家和企業家,主要是企業家。唯有他們,才能形成成果轉化的激勵機制和風險機制。

第三,對於上海這個國有企業、外資企業占比較高的城市,倡導像華為、海爾這些大企業所推動的內部創業創新,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正如蘋果公司執行長蒂姆·庫克所說,繁文縟節、官僚程式越來越少,組織機構越來越扁平化,就越容易催生創造力。不僅是初創企業需要這樣的特點,哪怕是大型國有企業,也應該儘量實現這樣一種氛圍。由此,上海將不僅有創業創新的新增量,還將在存量中產生創業創新的新動能,進而使上海回歸創業創新的熱土,成為中國新經濟的重要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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