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江魚鳧村遺址

溫江魚鳧村遺址

魚鳧村遺址俗稱“魚鳧城”或“古城埂”,相傳古魚鳧王建都於此。現存魚鳧城僅有古城埂1810米,呈新月形。據專家考證:魚鳧村遺址距今約4000年,與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有明顯的聯繫,是長江上游文明起源中心點之一,對於重新排定四川地區早期考古學文化序列和探索長江流域上流文明起源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被列為“1996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2001年被國務院批准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概述

魚鳧村遺址系成都平原史前遺址,位於成都市溫江區萬春鎮魚鳧村、直屬村和報恩村,其總面積約40萬平方米,距成都市約20公里,2001年7月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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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鳧村遺址俗稱“魚鳧城”或“古城埂”,相傳古魚鳧王建都於此。現存魚鳧城僅有古城埂1810米,呈新月形。據專家考證:魚鳧村遺址距今約4000年,與三星堆文明金沙文有明顯的聯繫,是長江上游文明起源中心點之一,對於重新排定四川地區早期考古學文化序列和探索長江流域上流文明起源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被列為“1996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2001年被國務院批准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出土文物

魚鳧,一種魚鷹。嘴扁而長,上嘴的尖端有鉤,善於捕魚,且喉下有皮囊,捕得的魚就置放於皮囊內,因此,遠古以來漁民們多飼養來幫助捕魚。
在古蜀文化遺址之一——廣漢三星堆出土的國寶級文物象徵國家最高權力的金杖上,刻有一人頭像、一箭、一鳥、一魚,其鳥的嘴上有鷹嘴樣鉤,考古專家均認為是魚鳧。
無獨有偶,同樣是在古蜀文化遺址之一——成都金沙出土的國寶級文物——可能是古蜀王皇冠的金冠帶上,刻有與廣漢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上排列、組合基本相同的一人頭像、一箭、一鳥、一魚,且形態基本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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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漢三星堆金杖和成都金冠帶的出土,進一步證實了考古學家的推斷,在這個人頭像、箭、鳥、魚的組合圖案中,人頭像和鳥是古蜀人要表現的主體,魚是被射殺的對象,箭和鳥(魚鳧)是工具,反映的應該是古蜀人“崇鳥射魚”的社會生活意識,以及對祖先(人頭像)和鳥(魚鳧)的崇拜。
到目前為止,廣漢三星堆和成都金沙出土的數以萬計的文物中,儘管有許多鳥頭圖案的陶器、青銅器,但以人頭像、箭、鳥、魚的組合圖像,僅見於金杖和金冠帶上。據此,有關歷史專家研究表明,金杖狀如古埃及法老的權杖,金冠帶則是皇冠,這兩件金器都是權力的象徵,象徵古蜀王至高無上的王權與威儀。同時,還有許多專家學者認為,這個圖案極有可能與古蜀國國王魚鳧有關。

詩人詠魚鳧

魚鳧,又是歷史上古蜀國國君或國名之一,現在溫江區萬春鎮魚鳧村境內古蜀國魚鳧城遺址,因其在魚鳧村,國家確定為“魚鳧村遺址”。2001年7月“魚鳧村遺址”被列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魚鳧作為古蜀國國君或國名,以及遺址名稱,歷代詩人均有詠誦。
唐代大詩人李白,青少年時期均在四川度過,必定耳濡目染古蜀國許多事情。他在二十五歲出川之前,也就是在距今大約1200多年的唐開元、天寶年間(公元713-742),創作了著名詩篇《蜀道難》,其中“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這段詩里向我們至少傳達了四個信息:一是古蜀國有叫“蠶叢”和“魚鳧”的國名或國君;二是“蠶叢”和“魚鳧”這二人還是古蜀國開國國君;三是古蜀國歷史久遠;四是古蜀國與黃河流域人類文化長期隔絕。在該詩中,李白還引用了“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勾連”古蜀國五壯士劈山開路的傳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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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晚期,距今700多年的郫縣人孫松壽,曾任嘉定(今四川樂山)知府,他的故居離溫江魚鳧城很近,他在《觀魚鳧城》一詩中詠道:“野寺依修竹,魚鳧跡半存。高城歸斷壟,故國靄荒村。”他的詩題便是《觀魚鳧城》,說明溫江古魚鳧城在古代已實實在在地存在;詩中第二、三句,則是說因為時代久遠,無人保護,魚鳧城只“半存”(剩下一半)了,過去的“高城”如今了變成了“斷壟”;詩的第四句則是哀嘆“故國”——曾經輝煌偉大的古蜀國已成為雲霧蒙蒙的“荒村”。
清代乾隆時期,距今200多年的溫江人車酉,曾任河南光州通判、知縣,他在《魚鳧城懷古》一詩中寫道:“混沌留殘土,兵戈剩劫灰。古皇千版築,今我萬春來。狐兔巢荊棘,魚鳧國草萊。”他的詩題直接點明是在溫江“魚鳧城懷古”;詩的第一、二句則是說魚鳧城因年代久遠,以及歷代戰爭,只留下“殘土”和“劫灰”;第三句說明了魚鳧城大概是魚鳧王帶領古蜀人用很多很多的築版土夯而成的;第四句則點明魚鳧城的地理位置是在“萬春”;第五、六兩句則是極言魚鳧古城不堪入目的現狀,曾經輝煌顯赫的古魚鳧國已變成荊棘叢生、野草遍地、狐兔巢居的荒蕪之地。
其它還有許多吟詠魚鳧的詩篇、詩句,難以一一細述。但僅從以上幾例,便足以說明古魚鳧王、古魚鳧國、古魚鳧城之概略。

文獻記載

歷史學家據現有資料考證,蜀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初創於距今約四千年的夏代之際,滅亡於戰國晚期,其間沿續一千五、六百年。其中關於蠶叢、魚鳧王的記載,散見於晉代常琚著《華陽國志》,漢代成都人楊雄著《蜀記》、袁休民著《巴蜀志》,唐代殷成式著《游蜀記》、盧求著《成都記》,五代韋莊著《蜀程記》,宋代兩次出任成都知府的趙汴著《成都古今集記》,元代《元成都志》,明代曹學詮《蜀中廣記》,清代《四川通志》、《溫江縣誌》等史書中。綜合這些史書的記載,最早的蜀王蠶叢氏可能起於岷山山區,蠶叢氏“始稱王”大約與夏代同時,蠶叢氏之後為柏灌氏,接下來便是魚鳧氏統治古蜀國。
據史書載,魚鳧王是古蜀國早期的統一者。魚鳧氏以捕魚為生的“魚鳧”為名,而魚鳧是棲於水邊的動物。可以想知,古蜀人崇拜捕魚手段高超的魚鳧,他們當是有別於蠶叢氏的古蜀國先民,並且是古蜀國的後續者。同時,歷代志書還記載古魚鳧城在溫江城北,與現存的魚鳧城遺址完全吻合。

民間傳說

在歷史研究中,無數事實反覆證明,大凡歷史上曾經有過的事情,有的沒有史書記載,卻以民間傳說的故事形式流傳下來,使後來的人們隱隱約約地看到歷史事件或人物的影子,為歷史研究提供一些線索,古蜀國的魚鳧王也不例外。原溫江縣地方志辦的同志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收集溫江文史資料時,就徵集到兩則關於“魚鳧王的傳說”。

魚鳧王架橋

魚鳧王在不斷征戰,擴大自己疆域的過程中,都要帶領隊伍經過離魚鳧城不遠的馬壩河。後來占領的地域越來越大,僅東北面就攻取了郫縣、彭縣、廣漢等地,並直取綿州。在攻打綿州的過程中,魚鳧王一敗塗地,被對方從綿州一直追殺到馬壩河邊。當時正值馬壩河漲水,無法涉水過河,後面追兵已臨近,魚鳧王正在絕望之際,突然看見河面上一道金光,飛來滿天的魚鳧,在河面搭成一座橋,魚鳧王的人馬很快通過。追兵到時,魚鳧起飛,所搭的橋瞬間消失,敵人望河興嘆,怏怏退兵。後來,魚鳧王為了感謝魚鳧搭橋救命之恩和方便兩岸人們的往來,就在馬壩河上建了一座橋,取名魚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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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鳧王大戰“獠仡子”(當時的外族人)

魚鳧城北有條河,河水清澈,河邊水草肥美,魚鳧王的部下經常在河邊牧馬飲水,久而久之,這條河便叫飲馬河。有一年春天,魚鳧王帶領大家到湔山一帶種地,被獠仡子乘機攻占了魚鳧城。魚鳧王得知後,迅速率兵至飲馬河邊,命士兵裝作普通百姓,在河邊朝北燒香祈禱魚鳧王快回來。獠仡子們見狀,以為魚鳧王的部隊還未返回,便放鬆防守。魚鳧王帶領部隊乘夜渡河,一舉奪回魚鳧城。從此,魚鳧王在外出時,特別注意加強城防,以後再也沒有被外族人侵占過。

考古發掘

溫江“魚鳧城遺址”(國家定名為“魚鳧村遺址”),儘管有詩人吟誦,也有史書記載,還有民間的傳說,但它到底是不是古蜀國的都城或發祥地,還需要實物佐證。為此,幾十年來省、市、縣有關單位曾三次聯合對魚鳧城遺址考古發掘。
第一次,1964年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的師生對“魚鳧城遺址”進行調查,並實地測勘,推斷其為:溫江縣魚鳧城之“古城埂為人工所為,且環成橢圓形,因而是一座城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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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1996年4月,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研究室、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溫江縣文管所聯合對“魚鳧城遺址”進行詳細調查、勘測,並對該遺址試掘428平方米。發掘出土了大量的新石器時期的陶片、石器等,證實了該遺址距今約4000年,是新石器時代古蜀國文化遺址,其斷代與廣漢三星堆早期相近。由於這次考古發掘,對研究古蜀國狀況、四川地區乃至長江上游古代文明起源有非常重大的作用,被列為“1996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
第三次,1999年底至2000年初,成都市文物考古隊與溫江文管所聯合對魚鳧城遺址進行較大範圍發掘,發掘面積達1800平方米。這次發掘,除了出土大量的從宋代至新石器時期的文物外,還基本確定了魚鳧城土垣形狀、建築年代、建築方式和建築總面積約40萬平方米的規模。
通過這三次較大規模的調查、勘測和考古發掘,進一步證明了溫江區境內的“魚鳧城遺址”是成都平原史前古蜀國古城址之一,它是廣漢三星堆文化和金沙遺址的前身,也是長江上游文明起源中心之一,更是古蜀國發祥地之一。由於它重要的歷史文化地位,“魚鳧城遺址”2001年被國務院批准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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