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窯變紅釉

清代窯變紅釉

窯變紅釉是清雍正時期模仿宋鈞窯玫瑰紫彩釉斑繁衍出的新品種。瓷器在窯內燒成時由於窯中含有多種成色元素,經氧化或還原作用,釉面呈現出各種金屬氧化物的呈色。然而窯變主要是氧化銅的呈色,出窯後釉面色彩斑斕,呈現意想不到的效果。這種效果本出自偶然,由於呈色特別,又不知其原理,只知經窯中焙燒變化而得,因此自古稱之為“窯變”。清代以前景德鎮所見到的窯變紅釉瓷都為偶然出現的,偶爾燒制出的窯變紅釉也未成為一個固定品種流傳下來,這與當時人們認為窯變紅釉瓷是“怪胎”,出現窯變即預示不祥多將其搗毀有關。

基本信息

清中期鈞紅釉燈籠瓶 清中期鈞紅釉燈籠瓶

出窯明郭子章《豫章大事記》中就有記載:“瓷器以宣窯為佳,中有窯變者極奇,非人為所致,人多毀藏不傳。”然而,到了清代窯變紅釉瓷已經成為一種特色品種而專門生產。尤其是景德鎮的窯變紅釉,從一開始的只任其器物在窯中燒制,釉面自然流淌變幻,根本不知出窯後的呈色效果,到雖然任其釉面流動變化但已經能夠人為地配製釉料,控制火候,可以說基本上掌握了窯變的規律。《景德鎮陶錄》所載:“窯變之器有三,二為天工,一為人巧。其由天工者,火性幻化,天然而成,其中人巧者,則工故以釉作幻色物態,直名之曰窯變,殊數見不鮮耳。”因此,鑑別窯變紅釉瓷器並不是無規律可循,根據器物的各方面特徵,加之時代背景為依據,默齋主人將清代窯變紅釉瓷的演變規律大致歸納成三個階段:

雍正時期

處於盛世時期的清代瓷器手工業,也是隨著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達到了空前的水平。況且,雍正皇帝特別喜愛仿鈞瓷,隨著社會的穩定繁榮和皇帝的重視,都促成了窯變紅釉瓷器的創燒與後來的發展。

這一階段窯變紅釉瓷器的胎骨由於瓷土淘選得細緻,呈現出極為堅密、精細的特點,胎色潔白。大型器物的胎骨也較薄,不顯厚重感。

瓷釉上,雍正時一般為藍色大於紅色的面積,藍色的部分有的呈大塊的火焰狀,謂之“火焰青”,紅色的部分謂之“火焰紅”。藍色部分有的呈絲絮狀不規則地分布於器表,亦有少數器物通體呈紅色,其間分布有零星的藍紫色斑點或條紋。此時的窯變紅釉模仿鈞窯還未達到理想的效果。器物口沿處多為醬黃色或月白色,少數器物口沿為白中夾雜有淺藍色的條紋。器物口沿內壁處多為藍與月白相間或醬黃色釉。在有附加堆紋的器物表面突起部分多呈褐色或白中閃黃色。官窯器底施以芝麻醬色釉,顏色或深或淺,有的施釉不均底部多處露胎。民窯器底多施以黃褐色釉。

雍正時期的窯變紅釉器物施釉較厚,釉面多豐瑩潤澤,有較強的玻璃質感,光亮奪目。亦有少數器物光澤感較弱,顯得比較凝重、渾散。釉面上偶見有細碎的開片紋理。器物底足處一般都經過磨平加工,胎釉交界處極為規整,沒有垂釉現象。圈足露胎處多為渾圓的“泥鰍背”狀。民窯器底部有明顯的旋痕。

雍正時窯變紅釉瓷的款識多在器底陰刻“雍正年制”四字兩行篆書款或“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書款。民窯均無款識。

乾隆時期

乾隆前期的封建社會經濟繼承了康熙、雍正時期打下的基礎,依然呈現比較繁榮的面貌。後期逐漸有所衰落。乾隆皇帝本人精於古玩鑑賞,尤其對瓷器情有獨鍾。帝王的喜好當然對於制瓷業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當時又出現了唐英這樣精通業務忠於職守的督窯官進行管理。諸多因素使得乾隆時期的瓷器不論從數量和質量上都達到了鼎盛。

乾隆初期器物的胎骨基本上沿襲了雍正時的特徵。後期,胎質的堅硬、精細和潔白程度比雍正時略顯遜色,胎壁也稍厚一些。民窯器物的胎質有很多都可與官窯相媲美,但也有一部分質量較差。

乾隆早期窯變紅釉尚能保持雍正時紅藍色交織變幻的特點,隨後演變為紅藍面積相等或紅色大於藍色的面積,但達到了模仿鈞窯的預期效果。當然也有少數例外。器物口沿處以及底部的釉色與雍正時期基本一樣。

此時窯變紅釉無論是在施釉還是在釉面精細程度上,以及在修胎的規整方面,均與雍正時期相差無幾。乾隆後期圈足露胎處略有稜角突起。

乾隆時器底處多見“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書陰刻款,少數見有六字兩行篆書款。民窯一般都無款識。

嘉慶、道光時期

嘉道時期的封建社會經濟是由盛及衰的轉折點,瓷器的生產也隨之走向了下坡路。嘉慶時宮廷也不再派督陶官前去督察指揮生產,改由地方官吏兼管。嘉慶前期社會較穩定,瓷器生產仍能維持較高水平。以後,制瓷工藝雖沿襲前期做法,但製作逐漸粗糙,失去章法。從整體來看,瓷器的胎質、釉質、品種各方面都較前朝有了些退步。

窯變紅釉瓷器的胎骨較乾隆時有所變化,稍顯得粗鬆了一些,潔白程度上也差了一些,器物胎壁較前朝略顯厚重。總體上講,民窯胎質較為粗糙,官窯瓷胎在這些方面也比不上乾隆時期。

從瓷釉上看,嘉道時期的窯變紅釉紅色的面積較乾隆時更大,藍色的面積則更小。亦有部分器物呈現藍、紫、紅、草綠、月白等多種顏色融合交織的效果。但仍有少數例外。里口部分多為淺藍或藍紅色交織的釉面效果。底部仍施以黃褐色釉,施釉較為均勻。少數器底露胎無釉。

釉質較乾隆時稍差一些,釉面同樣光亮潤澤,器表偶見有細碎開片紋。此時的施釉工藝較乾隆時有了極大的差距,器底垂釉現象特別嚴重,一般採用後修胎的方法,因此在底足部分普遍出現缺胎少釉的現象。

嘉慶窯變紅釉瓷的款識為“大清嘉慶年制”六字三行篆書陰刻款。道光時多見“大清道光年制”六字篆書刻款或楷書款。民窯一般都無年款裝飾。

鹹豐、同治、光緒、宣統時期

清中期鈞紅釉燈籠瓶 清中期鈞紅釉燈籠瓶

鹹豐至宣統時期我國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民族手工業日趨萎縮。這一時期的瓷器燒造水平進一步陷入了低谷。僅有光緒朝瓷器製作工藝較有起色,但也無法與雍正、乾隆時期相提並論。清人許之衡說:“嘉慶雖猶存典型,然僅虎噴中郎之似,道光畫筆出以輕俏,而物料美感遠遜前朝。鹹同一蹶不振,雖美術退化,亦時勢使然也。光緒稍稍復興,但有形式而乏之精神矣。故觀於瓷業之盛衰與歷史世代變遷之局成正比例。然由朴以趨華,由簡以趨,乃必循之軌也。”這段話正是概述了清代嘉慶以後社會局勢的變化與制瓷業狀況的因果聯繫,以及在此時期瓷器製作的總體特點。

這一時期窯變紅釉瓷的胎骨顯得更為粗松,器壁更加厚重,擊之有“嘭嘭”的渾厚聲感。有些官窯器物底足處呈現淡淡的“火石紅”斑,民窯器胎骨多為灰白色或白中閃黃色。

瓷釉方面有了較大的變化。釉面上的藍色幾乎不見,甚至變為全紅色。有的器物僅在口沿內部留有不規則的藍色或紫色窯變痕跡。由於燒制時釉面流動性大,在器物口沿以及稜角釉面稀薄處多呈現月白色或白中閃黃色。到光緒、宣統時還出現了釉面演變為紅與黑兩種顏色組成的一個窯變品種。民窯器中有些小件文具釉面變化豐富,類似於乾隆朝,但其釉質和胎質方面遠不及乾隆。器底醬釉呈黑紫色,施釉均勻。

窯變紅釉瓷的表面施釉更厚一些,均超過了以往。有些小件器物如觀其斷面可發現釉的厚度幾乎接近於胎骨的厚度。釉面上普遍分布有極其細碎的開片紋,並且“崩茬”現象極為嚴重。除光緒、宣統朝外,其餘官窯器表釉色暗淡,光澤感較差,釉色普遍不及以往艷麗,稍有灰暗。民窯器物釉質粗糙,還常見有氣泡。這時期垂釉現象依然嚴重,也要進行後修胎,出現缺胎少釉現象。

款識方面,鹹豐年款為“大清鹹豐年制”六字兩行楷書刻款。同治時為“大清同治年制”六字兩行楷書陰刻款。光緒時為“光緒年制”四字兩行楷書款或“大清光緒年制”六字三行楷書刻款。宣統時為“宣統年制”四字兩行楷書刻款。但這一時期的年款一般和前期相比均比較少見。

綜述

清代窯變紅釉瓷器的器型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從功能方面上看大致是這樣一個特徵:官窯以大型的陳設瓷器居多。例如,各種瓶、尊、壺、花觚、花盆等。此外還有體型較小的花澆、各式洗等。民窯器物則以實用器為主,主要是水呈、筆洗、筆筒等文房用具,此外還有香爐等一些實用器。但是,不論官窯民窯,盤、碗、碟等小型生活器皿均比較少見。

從種類的變化上看,官窯瓷在雍正、乾隆時期品種豐富,而到了嘉道時器型減少,有各種瓶、尊、動物造像。鹹豐同治時更顯單調,多為貫耳瓶。光緒時有尊、貫耳瓶、海棠式瓶、筆洗等。宣統時有貫耳瓶。

從器物線條上看,雍正時的器型線條流暢,柔中帶剛,自然生動。大器莊重而不顯笨拙。乾隆時的器型多數能保持雍正時的風格,也有的失去了雍正時的典雅柔和之感。嘉道時的器型線條略顯生硬,大器略顯笨拙。鹹豐到宣統時期,器型線條多數不夠生動柔和,顯得比較死板,大器也更顯笨拙。

以上是從幾個方面將清代窯變紅釉瓷器的演變規律分別加以論述。當然,這些只是普遍性的特徵,總會有些例外的情況。大家在鑑定時,要從器物的瓷胎、瓷釉、紋飾、款識、器型等多方面進行綜合判斷,任何只注重某一方面的鑑別,是片面的和不科學的。同時,通過對清代窯變紅釉瓷演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整個清代社會和制瓷業由盛轉衰的歷史發展進程。

相關詞條

熱門詞條

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