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鷗族

海鷗族是指海外歸國人員的家庭安置問題由於種種原因無法妥善安排導致人在中國,家在矽谷,只能“海鷗式”的中國、美國兩邊跑的人群。

阻攔海歸報效祖國的中國教育

歸戴靜怡帶著一雙兒女告別老公回美國了。在機場,她的心一直突突跳。畢竟,這是他們結婚20年來第一次長期分別。曾經這兩夫妻的底線是無論多苦多難都要廝守在一起,因為一旦牛郎織女,婚姻的質量和安全都無法保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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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戴女士下定決心回美國的是她還有兩年上高中的兒子豆豆。
豆豆在美國出生,國小三年級時才跟著歸國工作的父母回到上海。中國的教育模式讓他們全家傷透腦筋。兒子個性的變化和老師的冷言冷語,更令這對夫婦忍無可忍。
不止豆豆,很多海歸子女對中國的教育體系都相當不適應,特別是在國外出生的孩子。甚至有人稱“中國現行教育是阻攔海歸報效祖國的馬奇諾防線”。
對於海外歸鴻來說,能回來獨挑一個項目的人,一般都在35歲以上,拖家帶口,在海外發展已經很不錯了,要拋棄的東西非常多,家庭是其中最重要一環。
“引進人才重要,維護人才更重要。”有專家指出,“吸引‘海歸’的物質支持不可少,精神支柱更加不可或缺,一個是支架,一個是靈魂。歸國人員的家庭安置問題迫切需要得到解決。”

子女教育是海歸心中最大的痛

在國外的時候,這些留學生覺得孩子太輕鬆太放縱,說要管教孩子趕緊回國;到了祖國,他們又受不了教師對孩子的過分嚴厲和教育體系的刻板。一位從溫哥華回來的父親說,他孩子上學的地方,為了不把操場上的草坪踩壞,老師不讓孩子跑不讓孩子跳,只可以在操場上慢慢走,對孩子來說太壓抑了。
他們不僅經歷了入學難入學貴,公辦教育中教師的兇悍,更讓很多海歸父母不能接受。
“現在的國小好可怕,一次我去給女兒送東西,站在學校的走廊里,幾乎每個教室里都有罵聲。”戴女士覺得,由於孩子的語文不太好,從國小至今,孩子們幾乎得不到表揚,承受的壓力太大了。老師動不動說“你們班年級最差,就是你拖後腿。怎么那么笨。”老師太兇,所以孩子對整個大人群體都沒好感。
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戴女士這幾年發現,兒子由於自卑從不跟同學交往,回家後臉上沒表情,父母跟他說話沒反應,眼神直直的。客人來家,他連招呼都不打。
兒子與在美國的時候判若兩人,曾經的鋼琴小童星,同學中的小頭目,是典型的優秀生。去年暑假戴女士陪孩子回美國辦理房產轉讓的時候,兒子的眼睛都放光,話也變多了,不停地央求媽媽,別回上海好不好。
戴女士明白,兒子糟糕的表現是在抗拒自己,抗拒回到國內的教育中。雖然現在美國經濟很差,但為了兒子,戴女士還是決定離開,“工作差點不要緊,只要能供兩個孩子生活就行了”。
從英國回來的周先生反問:“語文數學成績不好,難道就不得翻身了?”他的孩子在英國時是學校的灌籃高手,被很多女生愛慕和崇拜,但回來後因為學習成績差語言結結巴巴,重點中學的同學都躲著他。
與海外留學人員打交道30年的中關村前副主任夏穎奇說,子女教育問題,超越了多次出入境、辦簽證、外匯划進劃出、買一個免稅汽車、創業園的各種補貼等問題。如果子女教育耽誤了,扔在國外沒人管,帶回國內又跟不上,將來國內考不上大學,國外也上不了學,他就不是一個成功的人。“即使成了億萬富翁,他也不幸福。”
夏穎奇與一位科學家曾經開過一個玩笑:“你回來可能辦出一個上市公司,但你孩子中學念得一塌糊塗,大學上不了,中途說不定還學壞,你願意回來嗎?”對方的回答斬釘截鐵:“我不會做這樣的交換。”

“人在中國,家在矽谷”的海鷗族

一位海歸人才的離去讓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所長王曉東遺憾至今。
幾年前,一位海外優秀的幹細胞科學家,聽說了北京生命所特有的機制,想要回來。接洽之後,雙方都很滿意。
然而,這位科學家到所時間不長,還在國外的太太提出如果再不回到身邊就要自殺,只好抱憾離開,“畢竟,回國是一家人的問題。”
事實上,在海歸回國的障礙中,除了子女教育,也有配偶的因素:願不願意換工作、願不願意搬家、是否支持另一半換工作等等。
不少人選擇了以犧牲家庭團聚為代價。老婆孩子常住國外,一個人國內外來回跑。回到國內,房子就像旅店,只是個晚上睡覺的地方;午餐晚餐往往都是便當解決。人大部分時間都在辦公室,忙完這邊的事情再飛走。
有矽谷三劍客之稱的鄧峰和兩位好友一手打造的公司Netscreen,在美國創造了40億美元的併購神話。2005年,鄧鋒帶著妻兒和在美國得到的“第一桶金”悄然回國,在北京清華科技園科技大廈這座剛剛落成的寫字樓里做風險投資。
開始,鄧峰的孩子被送到位於順義區的國際學校上學,由於距離鄧峰上班地太遠,親情交流困難,又轉學到中關村四小,因為孩子難以適應國內教育模式,最終回到美國。
而今鄧峰只能“海鷗式”的中國、美國兩邊跑。
千人計畫入選者宋磊認為,現在大規模回來的海外留學人員剛好是這樣一代人: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出去,年齡在35歲到50歲之間,小孩正好在國小到高中階段。
宋磊所在公司里30多位有海外留學經歷的員工,大多數人的絕大多數時間在美國,而且沒有一個人將自己入學年齡的孩子帶到國內就讀,太太也就留在了國外。
曾在美國貝爾實驗室工作過十幾年的宋磊也被家庭羈絆,現在北京、矽谷兩邊跑。也經常移動辦公,在加州的家中只好從晚上7點工作到第二天三四點,那時正是中國的白天,因為他要與國內的同事一起同步研究、討論技術問題。
宋磊認為,要使海歸真正安心地回國,需要解決好配套措施,“時間和家庭是我目前考慮得最多的。”
像宋磊那樣50%%時間花在國內,剩下50%%時間花在國外的人不在少數,時間如何分配,成了他們每天生活必須面對的問題。
一位歸國人士惋惜地說,“一些老‘海歸’雖然自己回國了,但家還沒有完全回來,老婆孩子都在國外,形單影隻的孤獨導致他們面對困難和挫折時更容易打退堂鼓。”
事實上,幾年來,他也目睹了身邊的朋友,有的中途打了退堂鼓,有的因為長期兩地分居最終離婚。
因為家庭等原因不能全職回來,也必將影響人才引進效果。
千人計畫入選者羅永章教授以科研舉例,實驗室的工作是要連續的,科研經費也該是連續的。實驗室良好的風氣沒形成起來的時候,老闆常常不在,是個空中飛人,那這個實驗室的士氣一定不旺盛,這個團隊也就帶不起來。

軟環境跟不上,海歸就會不歸或者歸海

其實,還在國內堅守的海歸對那些離開的人充滿了同情。來了四五年,剛剛搭建了一個課題組就跑了,對單位對本人的損失都很大。中科院的嚴老師說:“不到迫不得已,誰也不會拆爛污,然後拍屁股跑了。”
而一些海歸心走了比人走了更可怕。中科院一位姓汪的老師指出,做科研做到最頂尖,必須心無旁騖,就像劉翔在最後衝刺的時候,腦子裡有一點雜念都不行。
但不可否認的是,有人就是離開了。網上一位出走的海歸這樣發問:“我那么愛祖國,可祖國愛我嗎?”
美國肯塔基大學的老師一到寒暑假就往回跑,雖然在國外有教職,但內心不安定,幹不了事業。可回來也只能去個三流大學上上國小期,像箇中學教師差不多。他說:“‘海鷗’再怎么不好,但家庭穩定,我孩子的教育可以保證。”
一位姓鄭的老師說,我們回國其實沒有什麼大道理可講,一是可以和父母團聚,享受天倫之樂。二是10多年在美國,現在忽然能用母語表達,感覺太好了。我們可以在食堂吃著晚飯就把想法談了,有什麼創意,馬上可以輕鬆準確地告訴學生。在國外我們說英語是劣勢,回到國內就成了優勢。“其實,說實在話,在國外,華裔還是有玻璃天花板的,也沒哪裡像中國這樣渴求創新渴求成果,那么捨得在科研技術上花錢。”
幾位海歸說,無論是“千人計畫”還是“百人計畫”,引進人來國家都要投入很大的資本、資源。個人的投入也很大,大家都是40多歲的人了,想的就是回饋祖國,畢竟這些年他們比一般人多讀書多研究新技術多走了些地方。引進時,國家開出了那么高的條件,如果不盡心維護,人才不流失也會變成廢才。人才進來了,給他一個平台你就不管其他了,很容易變成狗熊掰棒子。維護人才其實就是維護他的家庭穩定性。
“中國的人才到底是多還是少?”嚴老師問,“認真一盤點,一個領域內你怎么算,真正有水平的就那么幾個。在科技領域裡,三個臭皮匠可頂不了一個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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