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萊爾

波特萊爾

夏爾·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法國十九世紀最著名的現代派詩人,象徵派詩歌先驅,代表作有《惡之花》。

波特萊爾

波德萊爾生於巴黎,是弗朗索瓦·波德萊爾晚年與第二任妻子唯一的孩子,弗朗索瓦早年服務於神職,後來在參議院任職,他在詩歌和繪畫方面頗有才能,其在波德萊爾幼年時代就給予了他良好的藝術薰陶。波德萊爾六歲那年,父親弗朗索瓦去世,次年,母親改嫁。七月革命,法王復辟後,波德萊爾的繼父上校奧皮克調職至里昂,波德萊爾進入當地的一所私立學校學習,其十五歲時轉入巴黎路易大王中學(Lycée Louis-le-Grand)學習。在這個時期,波德萊爾開始顯示出其在詩歌等方面的才能,但他的詩作卻不為導師所認同,得到的評價是在這些詩作中顯示了一些不屬於他年齡的墮落品質。1839年,由於波德萊爾堅持庇護一名同學而被學校開除。

1840年,十九歲的波德萊爾自由的生活在拉丁區,結識文學界的朋友,為一家報紙供稿。次年,被其放蕩的生活惹怒的奧皮克將繼子送去一艘前往印度的船上,並希望艱苦的航行能夠改造波德萊爾。1842年2月,波德萊爾於航行的中途乘坐另一艘船返回巴黎,這次通往東方的旅程令波德萊爾產生無數的幻想,並成為其後來一些作品的創作源泉。4月,波德萊爾繼承了先父的遺產,開始隨心所欲的奢侈生活。所有的瓊漿佳肴、華服美女以及鴉片迷藥在波德萊爾的詩歌中畫出了一抹奇異的蒼白的色彩。

1843年,波德萊爾開始寫作後來收錄在《惡之花》中部分的詩歌。由於他不節制的揮霍,他的家人於1844年指定了一名監護人管理波德萊爾的財產,按月撥給他200法郎。次年,波德萊爾企圖自殺。1846年,波德萊爾創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中包括詩歌、小說、文論和翻譯,其中大部分的詩歌於1857年首次結集為《惡之花》出版。令波德萊爾最初聞名於巴黎文壇的並不是他的詩歌,而是他的文學評論:《一八四五年的沙龍》和《一八四六年的沙龍》。1848年,法國巴黎工人學生及市民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波德萊爾在期間十分積極,並與朋友一起創辦了一份革命刊物,但是這份刊物僅維持了兩天,6月23日,波德萊爾參與了六月起義的巷戰。在波德萊爾的一生中,對他影響最深的作家是愛倫·坡,自1848年7月一直到其逝世的十七年間,波德萊爾堅持翻譯坡的作品。

《惡之花》出版後不久,因為“有傷風化”(outrage aux bonnes mœurs)的罪名,法庭處以波德萊爾三百法郎的罰款,並勒令從詩集中刪除六首主要的詩,當時的法國文壇對此事件的看法一分為二,只有少部分人站在波德萊爾一邊,偉大文豪雨果寫信給波德萊爾讚揚《惡之花》。1861年,《惡之花》再版,除去那6首詩外,並加入新詩35首。同年12月,波德萊爾被提名為法蘭西院士候選人,波德萊爾於次年2月拒絕。

1862年,詩人首次發病,三年後病情惡化,1866年在比利時參觀教堂時突然出現失語症及半身不遂等症狀,回巴黎後住進迪瓦爾博士的療養院,翌年病逝,享年46歲。

作品簡析

藝術的最終目的是創造美,然而美的定義千差萬別,波德萊爾認為,美不應該受到束縛,善並不等於美,美同樣存在於惡與醜之中。兩個世紀前,當波德萊爾將自己所創造的美展現給世人的時候,評論界驚恐的稱呼他為“惡魔詩人”。當時正處於浪漫主義末期,一些公認的主題在創作上已顯疲乏,大多數詩人在那塊擁擠的土地上死守陣地,鮮有大膽創新者出現,而在眾人之外堅持培育那朵“惡之花”的波德萊爾不外乎是那個時代的革命者。

1821年 夏爾·波德萊爾生於巴黎高葉街十五號

1827年 波德萊爾的父親讓—弗朗索瓦·波德萊爾去世

1828年 母親再婚,改嫁歐比克上校

1831年 歐比克調至里昂駐防,全家隨同前往。波德萊爾入德洛姆寄宿學校

1832年 進里昂皇家中學

1836年 歐比克調回巴黎,波德萊爾進路易大帝中學就讀。開始閱讀夏多布里昂和聖伯夫

1837年 在中學優等生會考中獲拉丁詩二等獎

1838年 去庇里牛斯山旅行,初寫田園詩

1839年 被路易大帝中學開除。通過中學畢業會考

1840年 入勒韋克·巴伊寄宿學校。開始遊手好閒,與繼父鬧翻

1841年 被迫遠遊,從波爾多出發,前往加爾各答

1842年 回巴黎,繼承先父遺產。遷居聖·路易島,開始與聖伯夫、戈蒂耶、雨果及女演 員 讓娜·杜瓦爾交往。寫出《惡之花》中的二十多首詩

1843年 經濟拮据。吸大麻。《惡之花》中的許多詩寫於此時

1844年 被指定監護人管理其財產,揮霍無度

1845年 二度企圖自殺。出版《1845年的沙龍》。開始翻譯愛倫·坡的作品

1846年 出版《1846年的沙龍》

1847年 結識瑪麗·杜布倫,發表小說《拉·芳法羅》

1848年 參加革命團體。翻譯愛倫·坡的《磁性啟示》

1849年 對革命感到失望,躲到第戎數月

1851年 發表《酒與印度大麻》 ,以《冥府》為總題發表十一首詩,後收入《惡之花》。控訴霧月政變,放棄所有政治活動

1852年 發表《愛倫·坡的生平與著作》。首次寄詩給薩巴蒂埃夫人

1855年 在《兩世界評論》雜誌以《惡之花》為題發表十八首詩

1857年 《惡之花》初版,惹官司。與薩巴蒂埃斷交

1858年 回母親身邊居住,經濟困難

1859年 出版《1859年的沙龍》,精神日益不安

1860年 出版《人造天堂》

1861年 再次企圖自殺。《惡之花》重版。提名為法蘭西學士院院士候選人。寫《赤裸的心》

1862年 退出侯選,健康不佳

1863年《小散文詩》初版

1864年 以《巴黎的憂鬱》為題發表五首新寫的散文詩。前往比利時。出版和賺錢計畫落空。寫《比利時諷刺集》

1865年 寫《赤裸的心》。寫《可憐的比利時》。病情惡化,回巴黎

1866年 出版散詩集《漂流物》。參觀比利時聖·盧教堂時突然跌倒。失語,半身不遂,送療養院

1867年 去世。《惡之花》三版

《惡之花》分為“憂鬱與理想”、“巴黎即景”、“酒”、“惡之花”、“叛逆”和“死亡”六部分,其中“憂鬱與理想”分量最重,占了全書的三分之二。在這一部分里,詩人耐心而無情地描寫和剖析自己的雙重靈魂,表現出自己為擺脫精神與肉體的雙重痛苦所作的努力。它追求美和純潔,試圖在美的世界裡實現自己的理想,但美就象一個冰冷的雕像,可望而不可及;他尋求愛,但一再受到愛情的欺騙;他向天使祈求歡樂、青春和幸福,企圖從菸草和音樂中得到安慰,但陰森醜惡的幻象和糾纏人心的愁苦始終籠罩著他,使他的痛苦有增無減。

詩人用一個英文單詞“SPLEEN”來表達自己精神上的這種痛苦,並希望通過出走、遠遊來結束心靈的磨難和精神上的搏鬥。於是,他把目光從內心世界轉向了外部的物質世界,轉向了他所居住和生活的巴黎。他在巴黎街頭的所見所聞構成了第二部分“巴黎即景”的內容。“巴黎即景”是一幅赤裸裸的工業社會大都市的寫真畫,在這一部分里,憂鬱和理想的鬥爭讓位於邪惡與善良的鬥爭。詩人眼裡的巴黎是一個充滿敵意和醜惡的人間地獄;受人欺凌的乞丐、孤獨無援的老人、麻木沉默的盲人、醜陋老邁的娼妓、苟延殘喘的病人以及賭徒、小偷和殭屍等,強大的惡勢力壓得僅有的一點善良抬不起頭來。詩人在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裡都找不到安慰,只好用酒精來麻醉自己,刺激自己的幻覺,建造一個“人造天堂”。他在飄飄欲仙的幻覺中仿佛看到撿破爛的人陶醉在自己的光輝之中,魔鬼化裝成美女前來誘惑,風塵女子暗送秋波,情侶們手端著酒杯……他盡情地馳騁在對失落園的夢想。然而,醉意中的幻境畢竟是靠不住的,酒醒之後,他便從人造的天堂回到現實的地獄。那是一個充滿罪惡的地方,卻又盛開著鮮花。

這種惡之花究竟是什麼呢?對詩人來說,它首先意味著女人。這些女人時而以“黑色維納斯”的面目出現,時而以藍眼女人的面目出現,有時又化身為聖母和天使。這些面孔使我們想起在波德萊爾生活中起過重要作用的三個女人。一個是讓娜·杜瓦爾,這是個任性而多病的女孩,具有一種異國請調,頗得詩人的歡心。她於1842年於詩人相遇,此後兩人相愛多年;另一個是瑪麗·杜布倫,這個藍眼的婦人邪惡而清高,曾給詩人帶來過極微妙的歡娛,但她對詩人不忠,後成為詩人的情婦;最後是阿波羅妮·薩巴蒂埃,她有著雅典的美和天使般的輪廓,詩人暗戀著她,默默地讚揚她。三個女人在詩人的生活中扮演著三種不同的角色。

她們或代表母愛和兄妹之情,或以理想中情人的面目出現,可惜沒有一個是可以給他以安慰的妻子。她們是詩人靈與肉的君主,或把愛情強加給詩人,或拒絕詩人的愛情。她們不但沒有給這顆被撕裂的靈魂以撫慰,反而加劇了分裂的痛苦,因為她們表里不一,溫柔的背後是暴力,微笑後面是背叛。詩人心寒了,他在這充滿變態的性愛和邪惡的肉慾中掙扎,並開始奮起反抗。他責問上帝,歌頌撒旦,支持該隱的子孫升上天堂,要“把上帝扔到地上來”。他像個被流放的王子,要和反叛的天使重歸天庭。他嚮往那“陌生”和“未知”之處,把死亡當作是最後的挑戰和唯一的希望,當作是自然強加給人們的必然命運,是溫馨的天堂和永恆的作品。窮人、戀人和藝術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人生最後之旅的奇蹟上,窮人在死亡中結束了自己的苦難,得到了安身之所;戀人在死亡中得到了忠誠而純潔的愛;藝術家從死亡中獲得了靈感,得到了永遠的解脫。詩人最後以一首長達一百四十六行的《旅行》回顧和總結了自己的人生探索,結束了全詩。

《惡之花》的主題是惡及圍繞著惡所展開的善惡關係。惡指的不但是邪惡,而且還有憂鬱、痛苦和病態之意,花則可以理解為善與美。波德萊爾破除了千百年來的善惡觀,以獨特的視角來觀察惡,認為惡具有雙重性,它既有邪惡的一面,又散發著一種特殊的美。它一方面腐蝕和侵害人類,另一方面又充滿了挑戰和反抗精神,激勵人們與自身的懶惰和社會的不公作鬥爭,所以波德萊爾對惡既痛恨又讚美,既恐懼又嚮往。他生活在惡中,但又力圖不讓惡所吞噬,而是用批評的眼光正視惡、剖析惡。如果說它是病態之花,邪惡的花,那是說它所生長的環境是病態的、邪惡的。波德萊爾從基督教的“原罪”說出發,認為“一切美的、高貴的東西都是人謀的結果”,“善始終是人為的產物”,所以要得到真正的善,只能通過自身的努力從惡中去挖掘。採擷惡之花就是在惡中挖掘希望,從惡中引出道德的教訓來。

波德萊爾的這一思想觀點與他所處的社會環境是密切相關的。他在生活中看到的滿是醜惡,他痛恨當局,與傳統的道德觀念格格不入,支持一向被認為是“惡”之化身的撒旦,為該隱及其後裔的遭遇鳴冤叫屈,對貧窮潦倒的沉淪者和不幸者表示同情,並致力於從他們身上發掘出美來。

《惡之花》系統而有序地刻畫了一個詩人探索人生的心理歷程。詩中的主人公是個生活無著落的青年。他孤傲而清高,不願意同這個骯髒的社會同流合污,所以在這個社會裡處處受到排擠和打擊。他宛如一個被貶下凡的天使,在塵世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本是搏擊長空的信天翁,卻落在船上任人欺凌;他本是“美麗的湖上”一隻天鵝,卻被關在狹小的樊籠里失去了自由;他追求美,可美卻遠離他;他追求愛情,卻被愛情傷透了心。厭倦和憂鬱死死地糾纏著這個騷動不安的靈魂。他被一股力量所壓倒,他想反抗,卻又力不從心;順從這個社會他又於心不甘。現實對他充滿了敵意,未來又是虛無縹緲。他只能沉浸在對往昔的回憶之中。醜惡的現實、陌生的未來和輝煌的往昔同時在折磨著詩人。他不知如何擺脫。他感到深深的悲哀。

《惡之花》是一部具有歷史性和時代性的作品,它反映了複雜的人生和紛繁的世事。社會的動亂、政權的更迭、財富的增長、人民的苦難以及社會風氣、城市文明都在詩中得到了反映。但是詩人並不是客觀、機械地反映現實,而是用象徵、隱喻的手法,通過自己的主觀想像和幻化,把它們折射出來。波德萊爾超越了巴爾扎克的時代性,致力於追求一種現代性。這種現代性是區別於現實性和時代性的東西,帶有史詩的性質。

作為一個詩人,波德萊爾真實地度過了他充滿矛盾和鬥爭的一生。幸福與悲哀、成功與失敗、熱情與冷漠、強大與軟弱在他身上匯成了一部交響曲,使其遍嘗了人生的五味,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諦。他對家庭對社會的仇恨,他在生活中的孤獨,他在情感上的不幸和肉體上的痛苦使他消沉和墮落。然而,波德萊爾具有非凡的意志,驚人的洞察力和判斷力,他集人類的智慧和超凡的靈光於一體,頑強而勇敢地面對命運的挑戰,並把內心的這種善與惡、美與醜的大搏鬥、大較量用完美的形式表達出來,開闢了一條屬於他自己的獨特道路,揭開了一個新的文學時代。他既是古典主義的最後一位詩人,又是現代主義的第一位詩人。正因為如此,蘭波稱波德萊爾是“第一個慧眼者,是詩人之王,一個真正的上帝”。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
1842年,波德萊爾在前往印度的旅程中途落船返回法國巴黎,之後的四年中,他創作了大量的詩歌,其中有一部分後來收錄進他最著名的詩集《惡之花》中。這個時期詩人的創作仍不穩定,太多的幻象在他的腦海中閃現,像四處滾落的水珠仍未匯聚成流。1848年至1851年,詩人投入了巨大的熱情在革命與起義中,從現有的資料記載中不難看出,波德萊爾在政治方面十分稚嫩。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
1847年,波德萊爾初識愛倫·坡的作品,坡的一些創作理念對於他的影響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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