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台背景
伍廷芳和妻兒在舊金山鴉片戰爭以後，近代中國被西方列強強行拖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漩渦之中。外國資本主義廣泛深入中國市場，即使中國的民族經濟遇到了巨大的壓力，但同時，新的經濟運作方式也對中國工商業起到了刺
激作用。近代中國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產生和經濟結構的變化，客觀上要求一定的商事法律制度與之相適應。
在內外壓力下，清朝統治者也從歐美列強以工商立國而臻於富強的事實中獲得啟示，大力推行振興工商業的政策。其實際措施是下諭設立商部 ，並特別提出要率先擬出商律以儘快頒布施行。
張之洞一些督撫大臣，除前述
劉坤一、張之洞等上奏要求仿照歐美等國制定商律外，李鴻章也指出：“泰西各邦，皆有商律專以保護商人，蓋 國用出於稅，稅出於商，必應盡力維持，以為立國之本。”雖然李鴻章提議制定商律的立足 點是為了向商人收稅，以作為立國之本，但其提出的仿行西法制定商律的要求也是非常清楚 的。（註：參見朱英：《論清末的經濟法規》，《歷史研究》1993年第5期。）
商約大臣、工部尚書呂海寰也提出：“誠以修訂全國律例，乃更定商律之提綱，更定商律為收回治外法權之要領。然非參考各國通律，斟酌盡善，恐外人不能遵守。擬請飭下外 務部刑部商部博採歐美律例，從速酌擬條款並通。”（註：參見《商約大臣工部尚書呂奏請速訂東西通行律例以保主權而開商埠片》，《東方雜誌 》第2年（1905年）第6期。）
這一要求儘快仿照西法制定商律的奏摺的出發點，也不是要實行商法的近代化，而是更多地立足於使外人能夠遵守以達到收回治外法權的目的，但同樣包含了制定商律的呼聲。
商法體系
一般認為，近代商法起源於中世紀的商人法。中世紀末期，歐洲大陸國家相繼制定商法典 ，其中，法國的1673年《陸上商事條例》和1681年《海事條例》的影響最大。19世紀初期，法國繼實施民法典後，1807年又在繼承、吸收前述兩個條例的基礎上，制定了統一的商法典 。它是近現代各國商法的源泉。此後，歐美國家紛紛效仿，從而形成了關於商事立法的不同體系。
法國為代表的商法體系
法國商法典它以1807年《法國商法典》為代表，該法典分為4編，即商 事總則、海商、破產、商事法院。它是大陸法系國家第一部正規的近代商法典，其主要特徵 是以商人與商行為兩者為中心點而劃定商事之範圍，即以折衷主義（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為 制定法典的基礎，否定了中世紀以來商法只適用於商人階層的傳統。歐洲大陸許多國家，如 荷蘭、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時等國商法典的制定均受到法國的影響。此外，西亞、北非及 中南美洲許多國家的商法也受到法國商法的影響。
德國為代表的商法體系
德國商法典它以1897年制定、1900年實施的《德國商法典》為代表。該法典是德意志帝國統一之後，在吸收以前的德國商事法規及借鑑《法國商法典》的基 礎上制定的。法典分為商人、商事公司及隱名合夥、商行為及海商法四編。法典對破產法、 保險法和票據法等均未作規定，這些領域由單行法規調整。《德國商法典》的主要特徵是以 商 人為立法基礎（主觀主義），把商人解釋為經營商業事務的人，並對商業事務的範圍作了劃分 。這被稱為商人本位制。受《德國商法典》影響較大的歐洲國家有奧地利、匈牙利、瑞典、 挪威、丹麥等國家。
日本為代表的商法體系
日本明治維新之後，也很快著手商法典的制定工作。1890年，邀請外國專家幫助起草的舊 商法頒布。該法典分總則、海商法、破產法三編，公布以後，因其脫離日本國情和傳統的商 事習慣而遭到激烈的批評。1899年由日本專家制定的明治商法得到通過，代替舊商法而開始 施行。明治商法分為總則、公司、商行為、票據、海商五編，它主要效仿的是1897年制定的 《德國商法典》的體例。但它與《德國商法典》的最大區別是把票據的有關內容規定於商法 典中，並作為獨立的一編。《日本商法典》原則上為客觀主義，但其第265條“凡商人為營 業而為之行為，皆謂之商行為”的規定則實際上摻雜了主觀主義的觀念。因此，從這一方面 看，《日本商法典》採用的是與法國相似的折衷主義。
與法、德、日等國不同的是，英美等國的商法發端雖然也比較早，但並沒有走上編纂商法典的道路。
清政府的效法
20世紀初清政府的《欽定大清商律》被認為具有“模範列強”的特點。雖然它只有“商人 通例”與“公司律”兩部分，但其效法大陸法系編纂商法典的形式已經顯露無疑。而從內容上看，《欽定大清商律》也是效法了外國商法典，尤其是《日本商法典》的規定。
主要內容
商人通例
《欽定大清商律》 章節“商人通例”主要對商人的涵義、商業能力、商號、商業帳簿等作了規定。其第1條規定，凡經營商
務、貿易、買賣、販運貨物者，均為商人；第2條規定，滿16歲以上之男子得營商 業 ；第3條規定，女子於法定之場合，得營商業，但必須呈報商部；第4條規定，妻得夫之許可 書 ，且呈報商部，得營商業，但夫於妻之債務，不能辭其責；第5條規定，凡商人營業或用本 人真名號或另立店號；第6條規定，商人貿易，無論大小，必須立有流水帳簿，凡銀錢 貨物出入以及日用等項均宜逐日登記；第7條規定，商人每年須將本年貨物產業器具等盤查 一次，並造冊備存；第8條規定，凡商業帳簿及關於營業之信書，要保存10年，若於10年內 有喪失，要呈報商部；第9條規定，無論是商人、公司，還是店鋪，都必須遵守上述第6、7 、8條的規定。
以上規定表明，《欽定大清商律》以法律形式確認了商業活動以營利為目的，確認了商人 的合法地位，而一反中國以往重本抑末、重義輕利的傳統，這實際上是西法東漸的結果。“ 商人通例”的具體規定雖然不如《日本商法典》第一編的有關規定那么詳盡，但仍可從中 找出兩者某些相似的內容。如關於商號，《日本商法典》第16條規定：“商人得以其姓，或 姓名，及其他之名稱為商號”；關於商業帳簿，其第25條規定：“商人須備帳簿，每日之交 易，及其他有影響於財產之一切事項，悉當整齊明白配載之”；第28條規定：“凡商人10年 內之商業帳簿，及與營業有關係之書信，須保存之。”“商人通例”的相關內容與《日本商 法典》的這些規定比較相似。
公司律
“公司律”的規定較為詳盡，具體規定了公司的組織形式、創辦呈報方法、經營管理方式 和股東權利等內容，它將公司分為合資公司、合資有限公司、股份公司、股份有限公司4種 ，這也是近代大陸法系國家商法典所通常規定的公司種類。從“公司律”的規定看，也主要是繼受外國的公司立法。
有學者認為，在其131條的內容中，“約五分之三內容仿自師法德國制度的日本，五分之二內容則仿自英國，使晚清公司律同時混合了英美法和大陸法的立法 精神。因為主要是翻譯搬抄外國的法令，公司律中也存在許多規定模糊的地方；同時，公司 律 中較少對中國傳統商業行為進行規範和保護，本國商人從而難以有效配合，清政府初次進 行的經濟立法工作因為‘移植性’太強而難以順利植入中國社會。”（註：參見邱澎生：《禁止把持與保護專利——試析清末商事立法中的蘇州金箔業訟案》，《 中外法學》2000年第3期。）而在《商部擬定商律 折》中，也清楚地表明了起草法案借鑑外國商律的過程，即“先將各國商律擇要譯錄以被參 考之資”。（註：《東方雜誌》第1年（1904年）第1期。）
社會評價
《欽定大清商律》以法律形式確認了商業活動以營利為目的，確認了商人的合法地位，而一反中國以往重本抑末、重義輕利的傳統，這實際上是西法東漸的結果。
《欽定大清商律》“脫離了中國固有的國情商情，從而使中國第一部商法出現後，便遭致社會各界的非議，其實際作用亦大打折扣”。
同時，也有學者認為，民法與商法有密切的關係，而且有先後之次序，在當時的中國還沒有制定民律，卻先制定商律，“不免有倒置之誚矣！”（註：陳武、劉澤熙編：《商法》，東京並木活版所1905年發行，第9頁。）但是，從民商立法移植外國法的角度看，《欽定大清商律》作為清末效法西方、改革傳統法律的第一個成果的事實不能被否認。
《欽定大清商律》
傳統官商一體的政治經濟結構，是清末商律修訂的現實基礎。早在1872年，李鴻章便從傳統王朝社會“榷鹽”的制度中，引入了一個“官督商辦”的概念，給官商二者的結合提供了一個新的渠道。在不足10年的期間中，產生了一個典型的代表人物——盛宣懷，其後是以張之洞為代表的“官商合辦”近代工礦企業的發展。直到20世紀初，最終孕育出了地處沿海省份的一些民族工商業。
一、商律修訂的背景及醞釀過程
隨著近代工商業的發展，民族工商業與列強的所謂“商戰”一度促成了“同治中興”的假象，隨之而來產生了對商法的迫切需求，清廷的傳統工商政策也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重農抑商”逐漸變為“農商並重”，商人的社會政治地位有所提高。
商律修訂的醞釀過程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個階段：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1901年3月），出使俄、奧兩國的大臣楊儒在給朝廷的奏章中提出制訂商律的建議，同年六月，劉坤一和張之洞在第三次會奏變法事宜中也提出同樣的主張。他們認為：“歐美商律最為詳明，其國家又多方護持，是以商務日興。中國素輕商賈，不講商律，於是市井之徒苟圖私利，彼此相欺，巧者虧逃，拙者受累，以故視集股為畏途，遂不能與洋商爭衡……必中國定有商律，則華商有恃無恐，販運之大公司可成，製造之大工廠可設……華商情形較熟，工價較低，費用較省。十年以後，華商即可自立，駸駸乎並可與洋商相角矣”。光緒二十八年三月（1903年3月），清廷發布的上諭稱：“近來地利日興，商務日廣，如礦律、路律、商律等類，皆應妥議專條”，商事立法遂作為法律改革的一項任務被列入日程。
光緒二十九年三月（1904年4月）在宣布成立商部的上諭中再次強調：“自積習相沿，視工商為末務。國計民生日益貧弱……總期掃除官習，聯絡一氣，不得有絲毫隔閡”“倘有不肖官吏仍前需索刁難，著即隨時嚴查參辦，勿稍徇縱”。
光緒三十三年五月（1908年6月），時任大理院正卿的張仁黼在其“修訂法律請派大臣會訂折”中，進一步指出了修訂商律的方法，奏稱：“他如商律，雖有端倪，然法人之制，殊未能備，而海商之法，更待補葺。凡民法商法修訂之始，皆當廣為調查各省民情風俗所習為故常，而於法律不相違悖，且為法律所許者，即前條所謂不成文法，用為根據，加以制裁，而後能便民。此則編纂法典之要義也”。
二、商律修訂的過程及其結構
清末的商事立法，按其前後修訂過程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
光緒二十九年（1904年）到光緒三十三年（1908年）為第一階段。光緒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清廷指派載振、伍廷芳和時任北洋大臣與直隸總督的袁世凱擬定商律，根據當時的需要，由商部負責制定和頒布了一些應急的法律、法規。
《欽定大清商律》由商部制定，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五日（1904年1月21日）奏準頒行。該律由《商人通例》和《公司律》組成，內容較為簡略，但它畢竟是中國第一部獨立的商法，頒布後一直使用到民國三年（1914年），民國北京政府頒布新的《商人通例》和《公司條例》後，方告失效，在中國商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由於時間倉促，這一時期所訂商法大都比較簡單，而且門類不全，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
光緒三十三年至宣統三年為第二階段。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官制改革，商事立法改由修訂法律館負責。由於有了幾年的立法經驗，因而所訂法律趨向成熟，但由於清室復亡，大都未能頒行。
《大清商律草案》亦稱《志田案》，光緒三十四年八月（1909年9月）修訂法律館聘日本法學博士志田鉀太郎起草，自宣統元年起陸續脫稿。共分五編：
第一編總則，下分法例、商業、商業登記、商號、營業所、商業賬簿、商業所用人、商業學徒、代辦商，共9章103條。
第二編商行為，下分通則、買賣、行鋪營業、承攬運送業、運送營業、倉庫營業、損害保險營業、生命保險營業，共8章236條。
第三編公司律，分6編16章。第1編總則，下設法例、通則2章；第2編合名公司，下設設立、內部之關係、外部之關係、股東之入股及退股、解散5章；第3編合資公司；第4編股分公司，下分設立、股分、股東總會、董事、監查員、會計、公司債、定章之變更、解散9章；第5編股分合資公司；第6編罰則，共312條。
第四編票據法，分3編15章。第1編總則，下設法例、通則2章；第2編匯票，下設匯票之發行及款式、票背簽名、承諾及代人承諾、保證、滿期日、付款、拒絕承諾及拒絕付款之場合、執票人之請求償還權、代人付款、副票及草票、匯票之偽造變造及遺失、時效12章；第3編期票，下設期票1章，共94條。
第五編海船律，分6編11章。第1編總則，下設法例、通則2章；第2編海船關係人，分所有者、海員2章；第3編海船契約，分運送物品契約、運送旅客契約、保險契約3章；第4編海損，分共同海損、海船之衝突2章；第5編海難之救助；第6編海船債權之擔保，分法定債權、抵當權2章；共263條。
全律合計1008條，體例嚴謹，內容周詳，但有不少脫離中國實際之處。由於該律是按照商法典的規模和要求來編纂的，因而起草的過程較長，至辛亥革命爆發，尚未全部定稿。已完成者中有些也未經修訂法律館審核，因而均未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