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聖俞詩集序

全文四段,第一段是從理論上闡發“窮而後工”的文學創作理論。第二段寫梅堯臣其人、其詩。第三段和第四段是交待梅堯臣詩集的蒐集、整理、編次、作序過程。

一、原文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嘆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嘆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
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以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
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並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雲。
廬陵歐陽修序。

二、譯文

我聽到世人常說:詩人仕途暢達的少,困厄的多。難道真是這樣嗎?大概是由於世上所流傳的詩歌,多出於古代困厄之士的筆下吧。大凡胸藏才智而又不能充分施展於世的士人,大都喜愛到山頭水邊去放浪形骸,看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等事物,往往探究它們的奇特怪異之處,內心有著憂愁感慨憤激的鬱積,這些情感化為詩興,即寄托在怨恨諷刺之中,道出了逐臣寡婦的慨嘆,而寫出了人所難於言傳的感受來。大概越困厄就越能寫得工巧。如此說來,並非寫詩使人窮困潦倒,大概是窮困潦倒後才能寫出好詩來。
我的朋友梅聖俞,年輕時由於蔭襲補為下級官吏,屢次被推薦去考進士,總是遭到主考部門的壓制,在地方上困厄了十多年。年已五十了,還要靠別人下聘書,去當人家的辦事員。鬱積著自己的才能智慧,不能在事業上充分地表現出來。他家鄉在宛陵,幼年時就學習詩歌,從他還是個孩童時起,寫出詩句來就已使得父老長輩驚異了。等到長大,學習了六經仁義的學問,他寫出的文章簡古純正,不希求苟且取悅於世人,因此世人只知道他會寫詩罷了。然而當時人不論賢愚,談論詩歌必然會向聖俞請教。聖俞也把自己不得志的地方,喜歡通過詩歌來發泄,因此他平時所寫的東西,其中詩歌就特別多。社會上已經知道他了,卻沒有人向朝廷推薦他。從前王文康公曾看到他的詩作,慨嘆地說:“二百年沒有這樣的作品了!”雖然對他了解很深,可還是沒有加以推薦。假使他有幸得到朝廷的任用,寫出如《詩經》中雅、頌那樣的作品,來歌頌大宋的功業恩德,獻給宗廟,使他類似於商頌、周頌、魯頌等作者,難道不是很壯偉的嗎?可惜他到老也不得志,只能寫困厄者的詩歌,白白地在蟲魚之類上抒發窮苦愁悶的感嘆。社會上只喜愛他詩歌的工巧,卻不知道他困厄已久將要老死了,這難道不值得嘆息嗎?
聖俞的詩很多,自己卻不收拾整理。他的內侄謝景初擔心它太多容易散失,選取他從洛陽到吳興這段時間的作品,編為十卷。我曾經酷愛聖俞的詩作,擔心不能全部得到它,十分高興謝氏能為它分類編排,就為之作序並保存起來。
從那以後過了十五年,聖俞因病在京師去世,我已痛哭著為他寫好了墓志銘,便向他家索求,得到他的遺稿一千多篇,連同先前所保存的,選取其中特別好的共六百七十七篇,分為十五卷。啊,我對聖俞的詩歌已經評論得很多了,所以不再重複。
廬陵歐陽修序。

三、簡介歐陽修的生平與文學主張

1.歐陽修的生平與文學主張:歐陽修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主張文章應“明道”、“致用”、“事信”、“言文”。
2.本文寫作背景:北宋詩人梅堯臣(字聖俞)一生頗不得意。詩作多反映社會矛盾和民生疾苦,風格平淡樸實,有矯正宋初靡麗傾向之意,對宋代詩風的轉變有倡導和力行之功,甚受陸游等人的推重。在理論上,他注重詩的政治內容,並認為寫詩須“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這一審美創造思想對後世影響頗大。他為梅堯臣的詩集作序,一方面是肯定梅堯臣在矯正宋初浮艷詩風方面的功績,另一方面也是藉以宣揚自己“窮而後工”的文學主張。

四、全文層次結構

全文四段,第一段是從理論上闡發“窮而後工”的文學創作理論。先從辨析“詩人少達而多窮”的世俗觀點人手;接著闡明:凡“傳世”之詩,皆仕途窮困者長期積優感憤、然後興於怨刺的產物;最後順勢得出結論;窮而後工。
第二段寫梅堯臣其人、其詩。分三層:首層述其生平,突出一個“窮”字;第二層評其詩文,突出一個“工”字;第三層感嘆其懷才而不得用於世,將老,可悲,這悲的底蘊還是“窮”和“工”。可以說,這第二段是以梅堯臣為例,用事實證明了“窮而後工”的道理。
第三段和第四段是交待梅堯臣詩集的蒐集、整理、編次、作序過程。這是‘“序”應有的內容。從中亦可看出歐陽修對梅堯臣其人、其詩的愛重,從側面烘托梅詩之工。
作為一本詩集的序言。本文體現了“序”這一文體的應有內容要素:一是應交待成書的基本情況。文章的三、四段完成了這一任務。二是介紹作者及該書有關的思想、創作情況,述評其著作的主要特點。這是作序的主要內容和任務,故而本文的第二段用了較多的筆墨。三是要有作序者的主導思想,而且這主導思想要與該書及其作者密切相關,從而形成融貫全序乃至全書的靈魂。本文一開頭就闡發的“窮而後工”思想,就起到了這一靈魂的作用。

五、“窮而後工”的文學觀念

歐陽修這篇序文之所以歷來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於作者提出了“窮而後工”的創作思想。吳楚材等在《古文觀止》中說:“‘窮而後工’四字,是歐公獨創之言,實為千古不易之論。”歐陽修的“窮而後工”說,與司馬遷的“發憤而作”說和韓愈的“不平則鳴”說,一脈相承,共同發揮著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學創作本原論。
“發憤而作”之語,源於司馬遷的《史記·太史公自序》,他認為《周易》、《春秋》、《離騷》、《國語》、《孫子兵法》、《呂覽》、《詩經》等,“大抵賢聖發憤而所為作也”,這是對《屈原·抽思》中“發憤以抒情”的繼承和發展。李贄在《忠義水滸傳序》中,對這一思想闡發得較簡明:“古之聖賢,不憤則不作矣。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吟也,雖作何觀乎!《水滸傳》者,發憤之所作也。”蒲松齡也稱自己的作品《聊齋志異》為“孤憤之書”。由此可見,“發憤而作”是中國文論的一個傳統思想。
“不平則鳴”之說,語出韓愈《送孟東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韓愈的這一“不得其平則鳴”,是對司馬遷“發憤之所為作”的進一步發揮,對後世影響頗大。賀貽孫在《水田居遺書》文集卷三《詩餘自序》中說:“風雅諸什,自今誦之以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諷誡何由生,而興、觀、群、怨何由起哉?”王國維《人間詞話》亦云:“古詩云:‘誰能思不歌,誰能飢不食?’詩詞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鳴者也。故‘歡愉之辭難工,愁苦之言易巧’。”由此可見,“不平則鳴”也是中國傳統文論的一個重要思想。
歐陽修的《梅聖俞詩集序》第一段,主要從三個層面闡發了“窮而後工”的創作思想:一是認為“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這裡的“窮”,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坎坷出詩人,困厄出詩人,從機率上看確實如此。二是強調“內有優思感憤之鬱積”方能發而為詩。因為“窮”,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這是文學創作必備的動力和源泉。三是肯定“愈窮則愈工”。工者,好也,美也。這讓人想起了孟子的話:“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將以上三個層面聯繫起來看,那就是“窮”則“鬱積”深厚、“優憤”強烈,故發而多能成為“愈工”的好詩。這是符合認識論、實踐論、創作論的基本原理的。
從側重點上看,“發憤而作”說強調創作需有一種強烈的激情,“不平則鳴”說強調這激情來之於心中的不平之氣,而“窮而後工”說則強調這激情、這不平是源之於人生的窮困鬱積。其實這三說在精神實質上是一致的,它們相互補充,相互發揮,共同建構了一個關於文學創作本源論的系統學說。文學創作,特別是詩歌創作的動力和源泉是什麼?這三說都是聚焦於創作主體的內在積累和情感。胸中有,筆下才能有,這是必然。但這三者也沒有排斥客觀現實的本源意義:“憤”何以生?“不平”從何而來?特別是歐陽修強調“窮”,就把“憤”、“不平”與社會人生現實緊密聯繫在一起了。所以說,以“發憤而作”、“不平則鳴”、“窮而後工”三說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學創作本源論,是一個既抓住要領、又相當全面的學說,應當給予充分的肯定和發揚。

六、本文的藝術特色

1.以“窮而後工”旨意統領全文。文章一開頭就從理論上闡發“窮而後工”的創作思想,從而形成一個高屋建瓴的主旨,並始終扣住“窮”、“工”二字,將序中應有的其他內容都貫穿起來,這是頗具匠心的。第二段寫梅聖俞的生平和創作,寫生平著眼“窮”,寫創作著眼“工”,因窮而後工,可謂首段說理的實例演繹。第三、四段雖然是寫詩集的成書過程,但其間處處流露著作者對梅聖俞其人其詩的愛重,可以看作是對梅詩之工的側面襯托。其中有讚美,有喟嘆:讚美的指向還是其詩之“工”,喟嘆的指向還是其人之“窮”。而且作者行文的好處在於:雖欲緊扣“窮工”,卻並不急切、黏滯;雖是寫成書過程,卻又總是不忘記“窮工”。這就是不即不離、從容不迫的大家手筆。
2.行文起伏跌宕,長於變化。這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一是說理先設對立面。作者本可一上來就正面展開對“窮而後工”的論說,但那樣就會過於平板。於是作者第一句就揭出“詩人少達而多窮”的世俗流行觀點,然後通過辨析這一觀點的不確切,順勢展開論說,從而很自然地得出“窮而後工”、“愈窮愈工”的結論。二是多角度多手法地證明論點。為了突出梅詩之“工”,作者先說他自幼出語驚人,這是鋪墊手法;次說他的文章“簡古純粹”,但人們卻只知其詩,這是以文之美來襯托詩之工;再說“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這是借公眾的推崇來讚揚梅詩之工;接著又寫到王文康公對梅詩的讚嘆,這是借名人名言來旁證;最後還通過作者自己對梅詩的熱愛來側面烘托梅詩之工。三是虛實並舉,大起大落寫感慨。文章在寫完梅詩之工後,有感而發,順勢而帶出感慨。為了充分表達這感慨,作者先通過虛設,寫其若能“幸得用於朝廷”,則必將功德宏偉,這是大起大揚;後文突轉,通過實寫,嘆其終不得志,久而將老,令人悲從中來,這是大抑大落。一虛一實,一起一落,不僅正反對舉,事理昭彰,而且情致跌宕,感人備至。

人物簡介

歐陽修出生於四川綿州(今四川綿陽),北宋時期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和詩人。字永叔,諡號文忠,號醉翁,晚年又號六一居士。與(唐朝)韓愈、柳宗元、(宋朝)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曾鞏合稱“唐宋八大家”。千古文章四大家:韓,柳,歐,蘇。(唐代韓愈、柳宗元和北宋歐陽修、蘇軾)仁宗時,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英宗,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神宗朝,遷兵部尚書,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諡文忠。其於政治和文學方面都主張革新,既是范仲淹慶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導者。又喜獎掖後進,蘇軾、蘇轍二兄弟、蘇洵及曾鞏、王安石皆出其門下。創作實績亦燦爛可觀,詩、詞、散文均為一時之冠。散文說理暢達,抒情委婉;詩風與散文近似,重氣勢而能流暢自然;其詞深婉清麗,承襲南唐餘風。歐陽修死後葬於開封新鄭(今河南新鄭),新鄭市辛店鎮歐陽寺村現有歐陽修陵園,是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另今綿陽南郊亦有其祠堂,名曰六一堂。在滁州時,自號醉翁。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為六一。歐公一代儒宗,風流自命。詞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艷曲,謬為公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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