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柏後凋

松柏後凋,成語,比喻有志之士在艱險的環境中奮鬥到最後。出自《論語·子罕》:“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基本信息

名詞

詞 目 松柏後凋
發 音sōng bǎi hòu diāo
釋 義 寒冬臘月方知松柏常青。比喻有志之士在艱險的環境中奮鬥到最後。
出 處 《論語·子罕》:“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論語

(Analects (of Confucius))
《論語》首創語錄之體。漢語文章的典範性也發源於此。《論語》一書比較忠實地記述了孔子的言行,也比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今本《論語》共二十篇。儒家創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禮”、“義”。
作為一部優秀的語錄體散文集,它以言簡意賅、含蓄雋永的語言,記述了孔子的言論。《論語》中所記孔子循循善誘的教誨之言,或簡單應答,點到即止;或啟發論辯,侃侃而談;富於變化,娓娓動人。
《論語》又善於通過神情語態的描寫,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論語》描述的中心,“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文心雕龍·徵聖》);書中不僅有關於他的儀態舉止的靜態描寫,而且有關於他的個性氣質的傳神刻畫。此外,圍繞孔子這一中心,《論語》還成功地刻畫了一些孔門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魯莽,顏淵的溫雅賢良,子貢的聰穎善辯,曾皙的瀟灑脫俗等等,都稱得上個性鮮明,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對於不同的對象,考慮其不同的素質、優點和缺點、進德修業的具體情況,給予不同的教誨。表現了誨人不倦的可貴精神。據《顏淵》載,同是弟子問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顏淵“克己復禮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務施於人”,答司馬中“仁者其言也訒”。顏淵學養高深,故答以“仁”學綱領,對仲弓和司馬中則答以細目。又如,同是問“聞斯行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因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聞斯行之。”因為“求也退,故進之。”這不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問題,其中還飽含孔子對弟子的高度的責任心。
《論語》是名列世界十大歷史名人之首的中國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門人記錄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書於戰國初期。因秦始皇-焚書坑儒,到西漢時期僅有口頭傳授及從孔子住宅夾壁中所得的本子,計有:魯人口頭傳授的《魯論語》20篇,齊人口頭傳授的《齊論語》22篇,從孔子住宅夾壁中發現的《古論語》21篇。西漢末年,帝師張禹精治《論語》,並根據《魯論語》,參照《齊論語》,另成一論,稱為《張侯論》。東漢末年,鄭玄以《張侯論》為依據,參考《齊論語》、《古論語》,作《論語注》,是為今本《論語》。《齊論語》、《古論語》不久亡佚。現存《論語》共20篇,492章,其中記錄孔子與弟子及時人談論之語約444章,記孔門弟子相互談論之語48章。
《論語》作為孔子及門人的言行集,內容十分廣泛,多半涉及人類社會生活問題,對中華民族的心理素質及道德行為起到過重大影響。直到近代新文化運動之前,約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一直是中國人的初學必讀之書。
五四運動以後,《論語》作為封建文化的象徵被列為批判否定的對象,爾後雖有新儒學的研究與萌生,但在中國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在中國並未形成新的氣候。時代的發展,社會的前進,不能不使人們重新選擇新生的思想文化,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以及社會主義新文化的誕生與發展。
然而,嚴峻的事實是,一個新型的社會,特別是當它步入正常發展軌道的時候,不能不對自己的民族精神及傳統文化進行重新反思,這是任何一個社會在其自身發展過程中所不能忽視的重要環節。特別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們重新認識,重新探索。這使我想到人類的共性與個性,文化的共性與個性,民族文化的辯證否定本性。同時,也使我感到毛澤東“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思想的價值之所在。
事實上,當我們擺脫了形上學的思維方式,真正確立唯物辯證的思維方法,並用它剖析中國傳統文化的時候,就會發現其中的精華,《論語》便是其中之一。不可否認,《論語》有自己的糟粕或消極之處,但它所反映出來的兩千多年前的社會人生精論,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華民族文明程度的歷史展示。即使今天處在改革開放、經濟騰飛、文化發展的時代大潮中,《論語》中的許多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借鑑意義和時代價值。
一、《論語》書中的“鬼神”思想
鬼神思想是人類對自然現象神秘恐懼心理的表現,也是人類對人生命運的一種虛幻寄託。就是在科學發展的今天,當代人的鬼神思想也時有所現,甚至人造神的現象也屢有發生。那么,鬼神現象是否存在?科學的結論是否定的。那么當代人為什麼還有鬼神觀念,甚至有的人深信不疑呢?這是社會存在與人心理的複雜性以及人的素質的缺陷性所致。然而作為兩千多年前的古人,在巫鬼勢力旺盛、自然科學極不發達的時代,孔子是怎樣看待鬼神的呢?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主張“敬鬼神而遠之”(《雍也》)。表明孔子對鬼神採取了非常慎重的態度。鬼神是否存在,孔子並未多加評說,也不反對別人對鬼神的信奉,而是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同時,孔子平時也不談論怪異、暴力、叛亂、鬼神,他認為這些都是對人無益的事情。有一次,孔子生病,子路請求代老師禱告。孔子說:“有這回事嗎?”子路回答道:“有的。《誄》文上說:‘為你向天神地祗禱告’。”孔子說:“如果是這樣,我早就禱告過了,可為什麼還會生病?”還有一次,季路請教怎樣事奉鬼神,孔子說:“活人我還不能事奉,怎么能去事奉鬼神?”孔子雖然不反對別人信奉鬼神,但作為他自己對鬼神是抱有懷疑態度的,雖然他不能證明鬼神是否存在,但他自己是不相信鬼神的。這說明孔子已具有無神論的思想萌芽,體現了樸素唯物主義的思想。這作為孔子的世界觀,對其思想具有重要影響。
二、關於如何做人的思想及其價值
《論語》作為一部涉及人類生活諸多方面的儒家經典著作,許多篇章談到做人的問題,這對當代人具有借鑑意義。
其一,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認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來,一個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們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僥倖而避免了災禍。按事物發展的邏輯推理,這種靠僥倖避免災禍的人遲早要跌跟斗。
其二,做人要重視“仁德”。這是孔子在做人問題上強調最多的問題之一。在孔子看來,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處於第一位的。孔子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這說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礎上做學問、學禮樂才有意義。孔子還認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無私地對待別人,才能得到人們的稱頌。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里仁》)“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季氏》)充分說明仁德的價值和力量。
那么怎樣才能算仁呢?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顏淵》)也就是說,只有克制自己,讓言行符合禮就是仁德了。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禮,天下的人就會讚許你為仁人了。可見“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後天“修身”、“克己”的結果。當然孔子還提出仁德的外在標準,這就是“剛、毅、木、訥近仁。”(《子路》)即剛強、果斷、質樸、語言謙虛的人接近於仁德。同時他還提出實踐仁德的五項標準,即:“恭、寬、信、敏、惠”(《陽貨》)。即恭謹、寬厚、信實、勤敏、慈惠。他說,對人恭謹就不會招致侮辱,待人寬厚就會得到大家擁護,交往信實別人就會信任,做事勤敏就會取得成功,給人慈惠就能夠很好使喚民眾。孔子說能實行這五種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當然,在孔子看來要想完全達到仁是極不容易的。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那就是“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即廣泛地學習文化典籍,用禮約束自己的行為,這樣就可以不背離正道了。同時也要重視向仁德的人學習,用仁德的人來幫助培養仁德。而仁德的人應該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別人站得住,自己希望達到也幫助別人達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
其三,做人要重視修養的全面發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學而》)即: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幫助別人辦事是否盡心竭力了呢?與朋友交往是否講信用了?老師傳授的學業是否溫習了呢?強調從自身出發修養品德的重要性。在此基礎上,孔子強調做人還要重視全面發展。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述而》)即:志向在於道,根據在於德,憑籍在於仁,活動在於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做人。那么孔子為什麼強調做人要全面發展呢?這裡體現了孔子對人的社會性的認識,以及個人修養的相互制約作用,他說:“舉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即:詩歌可以振奮人的精神,禮節可以堅定人的情操,音樂可以促進人們事業的成功。所以,對於個人修養來說,全面發展顯得極為重要。
三、關於君子人格的塑造
《論語》許多篇幅談及君子,但這裡的君子是一個廣義概念,重在強調一種人格的追求,教人做一個不同於平凡的人。為實現這一目的,《論語》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標準及道德修養要求。
其一,“君子不器”。孔子認為作為君子必須具備多種才能,不能只像器具一樣,而應“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衛靈公》)也就是說,君子應以道義作為做人的根本,按禮儀來實行,用謙遜來表達它,用忠誠來完成它,否則就談不上君子。
其二,君子要重視自我修養。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里仁》)在孔子看來,作為君子就必須重視仁德修養,不論在任何條件下,都不能離開仁德。同時曾子認為,君子重視仁德修養還必須注意三個方面的規範:一是“動容貌,斯遠暴慢矣”;二是“正顏色,斯近信矣”;三是,“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泰伯》)。也就是說,君子要嚴肅自己的容貌,端正自己的臉色,注意自己的言辭。只有這樣才能使人對你尊敬,信任,溫和。同時,孔子還認為“君子泰而不驕”(《子路》);“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衛靈公》);“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亡不已知也。”“君子疾得世而名不稱焉。”“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衛靈公》)即作為君子應心境安寧而不傲慢,態度莊重而不與人爭吵,能合群而不結黨營私;君子要重視提高自己,在有生之年對社會多做貢獻。只有這樣才能稱得上君子的修養。
其三,君子要處處嚴格要求自己。孔子認為,君子除了自我修養,還要重視用“戒、畏、思”幾項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季氏》)這些思想從不同角度提出了對君子的要求,概括起來有三點:一是要隨時注意戒除個人的慾念;二是處事中要有敬畏之心,防止肆無忌憚;三是認真處理,隨時嚴格要求自己。
其四,君子要重義避利,追求道義。孔子認為,君子和小人之間的差別還在於具有不同的生活態度和不同的人生追求。他認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里仁》)“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衛靈公》)“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里仁》)也就是說,作為君子只有重視道義,追求道義,才能與小人區別,才能真正體現君子的精神。同時,孔子還認為,君子必須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即所謂:“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里仁)“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為政》)
四、關於學習的態度、方法和目的
《論語》中關於學習的思想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值得今人借鑑。這些思想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其一,關於學習的態度。孔子認為,追求學問首先在於愛學、樂學,這是關鍵。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雍也》)即真正愛好它的人,為它而快樂的人才能真正學好它。孔子讚揚的顏淵就有這種發憤好學的樂觀精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雍也》)其次,要“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述而》)即學習要有踏踏實實的精神,默默地記住學到的知識,努力學習而不滿足。第三,專心致志,知難而進。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里仁》)讀書的人要立志於追求道義、真理,要專心致志,不要為 世俗所累。同時,他還認為追求學問是一個艱難的過程,要敢於知難而進,“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雍也》)針對冉求在學習問題上認為自己能力不夠的思想,孔子認為所謂能力不夠的人,是走在中途就停止下來,你現在以能力不夠劃地自限,實際上是沒有堅持到底的緣故。在這裡孔子勉勵冉求要知難而進,只有這樣才能得道。事實上孔子自己就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人(《述而》)。第四,要虛心求教,不恥下問。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這說明學無常師,作為人應隨時隨地注意向他人學習,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同時,孔子提倡和讚揚“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的學習精神,“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里仁》)體現了孔子嚴謹的治學態度。
其二,關於學習的方法。孔子在和弟子的交談中多處提及學習方法問題,最著名的莫過於“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而》)“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為政》)與此同時,孔子還特彆強調學思結合,勇於實踐。他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唯讀書而不思考就會感到迷惑,只是空想而不讀書就會精神疲殆。要求人們把學習積累和鑽研思考相結合,不能偏廢。另外,孔子還非常重視精益求精,“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對一知半解,淺嘗輒止。
其三,關於學習的內容。孔子主張學習要博,要廣,不能偏頗、單一。他提出要用四種東西作為自己的學習綱要,這就是“文,行,忠,信”(《述而》)。即文化知識,品德修養,忠誠篤厚,堅守信約。這四項內容對於自己和別人都具有重要意義。孔子在重視博學的同時,也強調學習要抓根本的東西,孔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這裡孔子在回答子貢的問題時,說明自己的“多學”是相對的,在多學的基礎上,我是用一個道理來貫穿自己的學說的,這個道理就是學習的根本,學習重在抓住根本。這裡孔子間接地說明了博與精的關係,值得借鑑。
其四,關於學習的目的。孔子認為,學習必須有明確的目的,但重點在於“學以致用”。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子路》)也就是說,熟讀《詩經》三百篇,交給他政治任務,卻辦不成;派他出使到外國,又不能獨立作主應對;這樣,雖然書讀得很多,又有什麼用處呢?又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述而》)也就是說,品德不去修養,學問不去講習,聽到正義的事不能去做,有錯誤不能改正,也就是理論和實際不能結合,這才是我們憂慮的。由此可見,讀書的目的,不在於死記書本,而在於套用,在於實踐,在於“舉一反三”地靈活運用知識。關於這一思想,在孔子的學生子夏的思想中也表現出來。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子路》)也就是說當官時有餘力就應該學習,學習後有餘力就可以做官。這一思想實質上也體現了學與用的關係,要想當好官必須學習,學習的目的應是更好地當官,體現了學習與套用的關係,也體現了孔子辦私學的目的,即通過教育培養德才兼備的人才,讓他們直接登上政治舞台或作教師培養政治人才,當然在孔子看來,學習的目的也在於對道義、真理的追求,“士志於道”,“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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