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總師一肩挑
2004年中國航天共發射八箭十星，都取得了圓滿成功，這是中國航天有史以來發射衛星最多的一年。其中，三箭五星的工程總師同為曾慶來一人，這在我國航天發射任務中頗為罕見。2004年，他大半年時間都待在衛星發射基地。作為總工程師，要協調衛星系統、火箭系統、發射場系統、測控系、地面套用系統之間的有關問題，對於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專家來說，任務的繁重和艱巨可想而知。
2004年航天發射的開篇之作即是曾慶來作為工程總師的試驗衛星一號的發射。4月18日，長征二號丙火箭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騰空而起，成功地將試驗衛星一號和搭載的清華大學納星一號科學實驗衛星送入太空。試驗衛星一號是我國第一顆傳輸型立體測繪小衛星，由哈爾濱工業大學聯合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中國科學院長春光機所和西安測繪研究所共同研製。接到任務之初，曾慶來就根據用戶的要求，組織有關專家，會同型號技術人員，研究討論了衛星的技術狀態問題。這顆衛星利用了三線陣CCD航天攝影測量技術，一改過去的平面成像技術，通過衛星傳輸的數據可形成三維立體影。同時衛星還套用了基於磁控和反作用飛輪控制的姿態捕獲、衛星自主運行管理等多項小衛星前沿技術，沒有採用通常的液體或氣體調姿系統，實現了對地拍照指向精度較高的要求，探索了我國小衛星技術發展的新途徑。
此次發射，在參試各方的共同努力下，還開闢了從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發射小衛星的新航道，這一開拓性舉措提高了我國運載火箭對小型衛星發射的適應性。但是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發射火箭首次往北飛也碰到了諸多問題，如運載火箭一二級落點問題、衛星入軌點參數測量問題等。曾慶來與型號“兩總”等一起，對這些問題一一進行了分析研究，決定測控系統臨時增加阿爾泰測控站，成功地解決了新射向的測控問題，為後繼衛星的發射奠定了基礎。
試驗衛星一號由多家單位共同研製，牽涉到航天系統外的單位。有的單位還是第一次研製星上產，在質量管理方面存在差距。因此，工程總師協調衛星研製自然也頗費心思。2004年春節剛過，曾慶來就和有關專家一起來到哈爾濱工業大學，對試驗一號衛星在研製中出現的問題的歸零情況及軟體工程化的情況進行了一次審查，在衛星出廠前把好質量關。他主持了會議，專家們經過認真討論，對有關問題的解決提出了明確的意見和措施。
9月9日，太原衛星發射中心一聲巨響，長征四號乙火箭成功地將實踐六號A、B兩顆星送入太空。這兩顆星的工程總師，依然是曾慶來。實踐六號A星是上海航天技術研究院的首顆環境監測和新技術試驗衛星。雖然繼承已有型號的平台，但是在研製過程中的技術創新達到了70%，其有效載荷也都是全新的。從立項到發射，用戶給上海航天技術研究院的時間是40個月。40個月研製出一個高難度的新型衛星，意味著研製周期比以往縮短一半。特別是要在直徑2.1米對地面板上安裝數傳、測控等29副天線，還要解決相互干擾問題，這在以前是從未遇到過的。但是曾慶來帶領科研人員齊心協力，“啃”下了這塊“硬骨頭”。實踐六號B星也採用了以軟體手段排除衛星故障等新技術。
又由於兩顆衛星是完成相同的任務，為使地面測控站和數傳站能夠對兩顆衛星進行分時測控和分時數據接受，要求B星進行變軌，使之與A星拉開相隔距離大於27分鐘的相位差，從而增加了B星的變軌難度。後來B星成功變軌，這是我國首次實現這種技術。同時，此次發射是長征四號乙02批運載火箭首次執行發射任務。為了適應任務需要，02批與01批相比，有55項技術更改，其中有多項屬於重大更改。
這一年，曾慶來馬不停蹄。上半年從西昌轉戰太原，年底二度來到西昌。11月18日，金牌火箭長征二號丙將我國新技術演示驗證衛星，也是當年航天發射任務的最後一顆星——試驗衛星二號成功送入預定軌道，為2004年航天發射任務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試驗衛星二號由航天東方紅衛星公司負責研製，採用了記憶合金解鎖器、光碟機等新技術，是一顆技術新、難度高的小衛星，具有高控制精度、快速測擺和偏航機動能力。親自參與組織了該衛星的研製與發射，曾慶來欣慰地指出，該顆衛星的發射成功，對我國研製和掌握小衛星前沿技術，探索小衛星發展的新途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由於試驗衛星二號比試驗衛星一號的軌道要高100公里左右，而運載火箭都是長征二號丙，測控系統臨時增加的阿爾泰測控站的位置沒有變。在衛星發射的前一天，有人提出臨時測控站能否準確捕獲衛星信號的問題。為了確保萬無一失，工程總師曾慶來立即決定，在現場召開有衛星、運載火箭、測控協調的主要技術人員參加的緊急會議。通過分析計算，大家認為只有各系統同時處於極限工作狀態時，才有可能出現測控站捕獲不到衛星信號的問題。但是各系統都同時處於極限工作狀態的情況是不可能發生的，何況還有GPS系統作為輔助的軌道測控手段，大家認為測控方面應該沒有問題。至此，大家懸著的心才踏實下來。
小組長的大作用
1989年，曾慶來出任航空航天工業部航天系統工程司司長。從那一年開始直到進入新的世紀，中國航天的每次重要進展：長征系列火箭進入國際商業發射服務市場、中國與巴西合作研製資源衛星、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幾乎都留下了他作為重要組織者的身影。
20世紀80年代，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為航天事業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契機。曾慶來認為要加快航天事業的發展，就必須抓住這個機遇，儘快地將我國航天技術推向國際市場。為了實現這一宏偉目標，作為航空航天工業部對外發射服務小組組長，他多次赴美國、俄羅斯、巴西等國進行有關技術合作和對外發射服務等方面的談判。
對外發射服務小組既要和外方談判協調，又要在國防科工委、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長城公司等多個部門和單位之間進行協調，工作繁雜而艱巨，對此曾慶來每時每刻都不敢掉以輕心。當時提供對外發射服務的運載火箭“長二捆”，按照用戶的要求，必須在18個月的時間內研製出來，這在中國航天30多年的發展中是從未有過的。在“長二捆”緊張的研製中，曾慶來多次深入到有關部門和試驗現場協調處理問題，幫助落實保障條件，為研製任務的按時完成作出了重要貢獻。
為了保證對外發射契約順利完成，在組織“長二捆”發射澳大利亞衛星B1、B2任務中，他多次擔任航空航天工業部駐現場工作組組長，親自指揮、調度，工作中認真執行部黨組和部領導的指示，認真抓質量、抓進度。他經常深入現場，協調了大量的國外商務談判中有關契約和技術的問題，事無巨細，他都事必躬親。
“長二捆”發射第一顆“澳星”，因故中止發射後，為了儘快查清原因，他臨危“受命”，親自抓故障分析，並組織力量攻關。他充分發揮總師和有關人員的積極性，虛心聽取各方意見，認真組織分析試驗。由於工作抓得認真，很快查清了原因，研製單位用3個月的時間就“搶制”出了一枚新的運載火箭，保障了任務的進度。
從1992年開始，在中巴聯合研製資源衛星過程中，曾慶來先後11次赴巴西談判和研究工作，解決中巴資源衛星在聯合研製中出現的問題。在許多人眼中，出國是個美差，其實不然。從北京到巴西，單程在飛機上和轉機需耗時近30個小時，對於年過半百的曾慶來來說，長途“跋涉”是對身體和意志的考驗；而每次身負重任，又是對他心理和能力的考驗。雖如此，但他每次都不辱使命。由於工作出色，1993年他當之無愧地成為首屆“航天獎”的獲得者之一，贏得了中國航天的最高榮譽。
20世紀80年代末，航空航天工業部為了加速外貿工作，組建了外貿協調小組，曾慶來出任組長。最繁忙的時候，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他主持召開了20多次外貿協調小組會，協調處理了大量有關外貿談判預案、契約簽訂和執行中的重大問題，保證了外貿工作的順利開展。外貿工作取得了經濟效益，提高了職工生活水平，穩定了職工隊伍，更新了部分研製、生產、測試設備，促進了航天事業的進一步發展。
在抓國內新型衛星的研製方面，他也傾注了大量的心血。1991年，美國宣布制裁航空航天工業部所屬的精密、長城兩個外貿公司，停止發放從美國引進東方紅三號通信衛星所需的固態放大器的許可證。為了打破美國的制裁，航空航天工業部成立固態放大器引進小組，組長的重任又落到曾慶來的肩上。他也深知這副擔子的分量，他抓緊時間，與全組人員團結協作，不失時機地與其他國家的有關公司聯繫。經過認真分析，最後確定與兩家公司簽訂了契約。1992年4月產品交付，保證了東方紅三號通信衛星的研製進度。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小組長的官不大，但對小組承擔的任務稍加分析就能發現，小組長所擔負的責任不可小覷。上文提到的幾個小組，承擔的都是突發性、階段性的重要工作，同時也是極具挑戰性的工作，因為之前沒有遇到過，屬於新問題。因而，多次被委以小組長重任，也正體現出曾慶來處理突發事件的能力和極強的應變能力。
傾心竭力好“管家”
1960年，曾慶來從北京航空學院提前畢業，被分配到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第一設計部工作，開始了航天生涯。他參加工作初期，我國的航天事業也剛剛起步。在我國第一代飛彈的總體方案論證中，他提出的總體布局、推進劑、彈體直徑和控制系統執行機構等的選擇方案均被採納。由於預研中解決了許多技術問題且方案合理，該型號從研製到發射用了不到3年的時間，試驗證明性能優良。
正當他在航天高科技前沿不斷開拓前進時，1964年，一紙調令使他走上了第七機械工業部機關管理的崗位。在計畫、規劃管理工作崗位上，他一乾就是20多年。在這20多年裡，他參與制定了我國“三五”至“七五”期間航天發展規劃，多次組織編制了航天的型號研製、生產年度綜合計畫。在編制規劃和計畫的過程中，他提出了許多頗具見解的建議。1988年，在航空航天工業部召開的具有戰略決策意義的“西山會議”上，曾慶來根據航天科研生產的需要和生產試驗、測試手段陳舊老化的現實，提出了加快技術改造步伐的建議，得到了與會代表的贊同和部領導的採納。隨後，他主持撰寫報告，向國家申請每年增加一部分技術改造經費，得到批准。
好鋼要用在刀刃上，曾慶來深深地認同這個道理。在技術改造方面，他積極主張集中有限資金辦幾件大事。北京仿真中心、航天通信工程、航天信息工程等都是在資金十分困難的情況下籌建的。北京仿真中心，當時投資總額近一億元人民幣，作為航空航天工業部計畫司負責人，他首先從總體計畫上給予預算保證，同時想辦法多渠道籌措資金，保證了工程進展的需要，並主持協調了工程建設中的大量問題。該工程建成後，滿足了航天事業發展的需要，受到了多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好評。
20世紀90年代以前，在我國通信設施還很落後的情況下，航天通信系統在保證完成型號研製、飛行試驗任務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曾慶來的支持下，有關部門投資對航天通信中心進行了改。改用光纜後，徹底解決了北京地區航天系統通信問題，不僅對科研生產任務的完成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還給廣大航天職工的生活提供了方便。
在我國信息化建設“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時候，曾慶來就意識到信息化建設將對航天事業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當時，航空航天工業部副部長劉紀原擔任航天信息工程總指揮，曾慶來為副總指揮。他協助劉紀原副部長在理順業務關係，加強信息統計業務建設，組織財務、物資管理軟體的編制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協調工作。
1990年，曾慶來擔起了科研生產部部長的重任，主管型號工作。1993年，他又被任命為中國航天工業總公司總工程師。作為總工程師和科研生產部的主要領導，差不多每次飛行試驗他都要到現場。在發射場，他發現許多低層次的質量問題總是反覆出現。於是注重積累的他就將帶有共性的質量問題一一記下來。在接受採訪時，他翻開一個筆記本，上邊記載了1994年8月他歸納的15個質量問題。質量問題與科研生產管理有著直接的關係，於是他向中國航天工業總公司的領導建議，制定強化科研生產管理的有關規章制度。這一建議很快得到了總公司領導的採納。
1995年5月，中國航天工業總公司總經理劉紀原親自布置了《強化航天科研生產管理若干意見》，即後來大家所熟知的“72條”的編制工作，曾慶來組織參與了編寫工作。1997年3月18日，“72條”正式實施，並很快成為航天型號研製管理的法規性檔案。“72條”是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在航天科技工業的發展處於新的歷史時期，從科研生產中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中總結出來的，對於減少科研生產中的差錯，提高航天產品質量，促進航天科技工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由於“72”作用明顯，上級領導部門已將其推廣到國防科技工業的其他單位。
2005年2月，曾慶來卸任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科技委副主任，至此，他在航天戰線奮鬥了整整45。無論在什麼工作崗位上，他都兢兢業業，嚴於律己，給同事留下了“工作嚴謹、作風樸實、待人誠懇、謙虛謹慎”的好印象。他先後獲得過航空航天工業部有突出貢獻的專家稱號、中國航天基金、國防科工委獻身國防科技工業榮譽證章、國防科技系統勞動模範稱號、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突出貢獻獎。提到這些榮譽，他都是輕描淡寫。如今雖然是退休在家，但是為航天事業忙碌了近半個世紀的他，依然關心著航天的發展，還在為航天事業的發展出謀劃策，貢獻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