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10 世紀敦煌歷史上的曹元忠時代
曹元忠 1900 年從敦煌藏經洞中發現的世俗文書，主要是屬於 7 ～ 10 世紀的官府和私人檔案，從敦煌的歷史來說，就是分別屬於唐朝 (618 ～ 786) 、吐蕃 (786 ～ 848) 、歸義軍 (848 ～ 1036) 統治時期的材料，從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敦煌當地官員的日常生活狀況。敦煌作為一個行政地理單元，大體上是唐朝一個州的大小，它在唐朝三百多個州里，屬於較小的一個，但由於敦煌文書的發現，有關敦煌地方官員生活如此豐富的材料，可以說是其他州都不具備的。所以，我們就以唐朝五代。特別是保存材料最多的歸義軍時期為主，用同時代的文書，來展示敦煌地方官員的生活場景。唐代的敦煌屬於大唐帝國的一個州，即沙州，沙州下轄敦煌、壽昌二縣 ( 壽昌有時廢置 ) ，共 13 鄉。 755 年。安祿山叛亂爆發，駐守河西的唐軍勁旅都前往中原靖難，吐蕃乘機北上， 786 年占領敦煌。由節兒統治，屬於瓜州大軍鎮 (Khrom) 下的一級行政組織。吐蕃按照其本身的制度，把沙州百姓按職業編成若干部落，如 “ 絲綿部落 ” 、 “ 行人部落 ” 、 “ 僧尼部落 ” 等，以後又增置軍事系統的阿骨薩、悉董薩部落。 848 年，沙州土豪張議潮率眾起義，趕走吐蕃守將節兒，奪取沙、瓜二州。 851 年，敦煌使者抵達長安，唐朝設立歸義軍，以張議潮為節度使，兼沙、瓜、甘、肅、伊、西、鄯、河、蘭、岷、廓等十一州觀察使。歸義軍是唐朝設立的軍鎮，最高統帥是歸義軍節度使，其最盛時據有河西走廊和伊州 ( 今哈密 ) ，後轄境縮小，統沙州、瓜州，下有若干縣和鎮。歸義軍前期 (848 ～ 914) 由張氏家族任節度使，雖然是唐朝的一個軍鎮，但獨立性十分強；歸義軍後期 (914 ～ 1036) ，則由曹氏家族掌握政權，由於與中原王朝之間有許多民族政權阻隔，實際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統治敦煌時間 (944 ～ 974) 最長，也最能反映敦煌地方官員生活性格，以下主要以曹元忠 ( 圖 1) 為例，來說明敦煌地方官員的生活情態。 “ 若不遠仗天威力，河湟必恐陷戎夷 ”
曹元忠雖然說 10 世紀的歸義軍基本上是個獨立的地方王國，但它卻一直遵守中原王朝的正朔，歸義軍節度使並以自己是中原皇帝在西北地區的代表自居。因為此時的河西 ( 今甘肅 ) 以及西域 ( 今新疆 ) 地區，從蒙古高原西遷的回鶻人建立了甘州回鶻和西州回鶻政權，涼州有吐蕃，朔方一帶有党項，樓蘭地區有眾雲，更西則是獨立的于闐王國，歸義軍要在這些強悍的遊牧民族政權中間生存，正像標題所示的敦煌曲子詞所唱頌的那樣：如果不依賴中原王朝的天威，歸義軍所轄河西一隅之地必定會被其他民族占領。 作為敦煌地方長官的節度使曹元忠，首要的事情是與中原王朝保持聯絡，他所能做的，主要是用朝貢的方式來維持這種聯絡。 949 年，他派遣步軍教練使梁再通入貢於後漢，獻硇砂壹拾斤 (S ． 4398 ，圖 2) 。 961 年末，大概是聽到宋朝建立的訊息，曹元忠與子瓜州刺史曹延敬一同遣使入貢於宋。結果第二年年初，就得到宋朝下達的敕書，重新確認曹元忠的歸義軍節度使等官銜，並且賜曹延敬改名為延恭。從中原來頒敕書的天使在敦煌會受到曹元忠的特別款待，而天使的到來，必然加強了曹元忠在地方上的統治，並樹立了在西北各民族政權中的威信。 編纂曆日 敬授民時
對於 10 世紀的敦煌來說，與中原的交通畢竟不像盛唐時那么往來通暢，所以也就無法按時獲得中原王朝頒布的曆日。儘管歸義軍節度使極力想奉中原王朝的正朔，但每年的曆日不得不自己來編纂。好在敦煌擁有一個出身潯陽的曆法專家翟奉達，在相當一段時間裡，敦煌的曆日都出自他之手。英國圖書館收藏有登仕郎守州學博士翟奉達纂《顯德三年丙辰歲具注曆日》 (S ． 95 ，圖 3) ，由其子弟翟文進繕寫勘校後進給曹元忠。我們從中不僅可以看到節度使用以敬授民時的日曆原本，而且通過曆日中逐日吉凶的具注內容，看到敦煌民間社會的宗教信仰 —— 這種信仰通過敦煌地方官而灌輸給民間社會各階層的百姓。
設立軍鎮 還授土地
曹元忠所面對的更繁雜的事情，是處理內部的一些行政事務。
他一方面要鞏固邊防，使歸義軍的境土不受侵犯。我們有幸看到一件 953 年節度使曹元忠張貼的榜文 (S ． 8516 A+C ，圖 4) ，昭示管內三軍百姓，要在歸義軍東部邊境設定新鄉鎮，徵求樂意去者前往鎮守，官府可以代還債務，讓願意者在榜尾標上自己的名字。在這件榜文的後面，還有當年一些人的題名，榜文背後張貼的糨糊仍然殘留其上，清楚地展現了當年行政運作的實況。
另一方面，曹元忠每年都要統計人口，編造戶籍，合理地處理土地的分配，因為敦煌是靠雪水融化，通過河流、渠水來灌溉的綠洲，可耕地十分有限，所以經常引起土地糾紛。巴黎所藏《開運二年 (945) 十二月歸義軍左馬步都押衙王文通勘尋寡婦阿龍告人侵奪口分田陳狀牒》 (P ． 3257) ，就是曹元忠處理寡婦阿龍土地訴訟案的文書原件，最後有曹元忠的判詞： “ 其地便任阿龍及義成男女為主者 ” ，把土地判給了寡婦阿龍。聖彼得堡則收藏有《廣順二年 (952) 正月一日沙州受田簿》 (дx ． 2954a) ，是敦煌官府重新還授土地之後，編制的百姓戶口田籍。
保障絲路暢通 促進文化交往
敦煌從漢代以來一直是中原王朝經營西域的基地， 640 年唐太宗出兵滅高昌時，沙州刺史就領兵前往。 9 世紀中葉以降，張議潮曾為創立歸義軍而東征西討，他的繼承者張淮深、張承奉都曾為保住歸義軍的轄境而與甘州回鶻、西州回鶻及周邊各民族征戰。到了 10 世紀，由於曹氏首任節度使曹議金採取結好外邦的方針，大概也可能曹氏本來就是敦煌粟特人的後裔，所以和甘州回鶻及于闐王國聯姻，開創了曹氏歸義軍與周邊民族政權保持友好的關係史，雖然其間也有小的征戰。 我們在曹元忠時期官府文書中，可以看到歸義軍招待各國使者的記錄，如 947 年，于闐使、于闐宰相、速丁公主等至沙州。歸義軍官府在大廳等處設宴款待；又如 964 年，也有甘州使、于闐使來沙州，歸義軍官府宴請不下十餘次之多，在敦煌官府各部門的一些帳目中有許多記載。同時，曹元忠對於西行以及回來的赴印度求法的佛教僧侶，都給予特別的關照，僅曹元忠時期在敦煌文書里留下名字的求法僧就有：法宗 ( 北京圖書館藏冬字 62) 、道圓 (S ． 6264) 、繼從 ( 北圖新 0002 、 P ． 2023) 、法堅 (P ． 2726) 等。此外，敦煌文書中還保存有從印度來的西天大師 (P ． 2703) 經過敦煌回國時，曹元忠寫給於闐王的介紹信。 在曹元忠的努力下， 10 世紀中葉經過敦煌的絲綢之路是暢通無阻的，敦煌由此獲得了物質和精神的財富，也把自己的產品和書籍送到其他地方。 966 年，曹元忠就曾在莫高窟的大王窟 ( 第 98 窟 ) 內，僱人抄寫《大佛名經》文，除了給沙州十七寺每寺各施一部外，還另外多寫一部，派人送至西州，以補西州佛藏的缺失 (Ch ． 00207) 。這是曹元忠作為敦煌地方政權首腦促進各民族間文化交往的一個佳例。
開窟造像 雕版印經
曹元忠除了內政、外交，地方官必然要注意地方的文教事業。敦煌寫本《沙州圖經》 (P ． 2005) 記載開元四年 (716) 敦煌縣令趙智本曾修葺張芝墨池，即是一例。對於境內古蹟的修復是地方官利用文教進行統治的手段之一，曹元忠當然也明白這一點，他更多地是修建莫高窟的造像。 966 年，已經號稱大王的曹元忠與夫人一起巡禮莫高窟，見北大像彌勒 ( 今第 96 窟 ) 年深頹毀，於是誘諭僧俗、官吏，興功重修。由沙州應管內外都僧統鋼惠、釋門僧正願啟、釋門僧正信力、都頭知子弟虞候李幸思等負責，十二僧寺每寺出僧 12 人，動用木匠 56 人，泥匠 10 人，規模相當宏大，曹元忠夫人翟氏還親手造食，供工人食用 (Ch ． 00207) 。現在我們可以透過華爾納留下的一張照片，見到這尊優美造像的姿容。 另外，曹元忠也和前代的節度使一樣，在莫高窟修建了一些石窟，其中以文殊堂 ( 第 61 窟 ) 最有特色。此窟以文殊菩薩為主尊，在整個後壁上繪製了一幅精美絕倫的巨幅五台山圖，讓敦煌的民眾一入此窟，就猶如置身於五台山一樣。因為自 10 世紀初葉敦煌與中原重新溝通後，《五台山曲子》、《禮五台山偈》及各式各樣的《五台山贊文》和圖像，紛紛湧入敦煌，瞬即在這座佛教聖地傳誦流布，至曹元忠時期，文殊信仰達登峰造極的境地，曹元忠順應民意，建造了這座文殊堂。 曹元忠還以刻板印刷的方式，宣揚佛教。 949 年，曹元忠命雕版押衙雷延美刻印《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流通，以為功德 (S ． P ． 10 ， S ． P ． 11 ， P ． 4515 ， P ． 4516) 。 947 年盂蘭盆節時，曹元忠命雷延美印行《觀世音像》、《毗沙門天王像》等佛像，廣為流通，祈願 “ 城隍安泰，合郡康寧，東西之道路開通，南北之凶渠順化，癘疾消散，刁斗藏音，社稷恆昌，普天安樂 ”(S ． P ． 8 ， S ． P ． 9 ， P ． 4514 等 ) 。這批奉曹元忠之命雕刻的佛經佛像，可能是第一批真正的敦煌印刷品，它們既是敦煌文化向民間普及的印證，也是敦煌技術進步的表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