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力發展

智力發展

人類個體出生後的一段時期內智力的發展變化狀況及其規律。

智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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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個體出生後的一段時期內智力的發展變化狀況及其規律。它是兒童心理學的重要研究課題。一般從兩方面進行探討:一是智力隨年齡而發生的變化;二是影響智力發展變化的因素。20世紀以來,隨著智力測驗的流行,探討智力發展多以智力測驗的數量化結果為指標,至於智力測驗所測的智力究竟是什麼,自20世紀初葉比奈-西蒙量表問世以來,就一直眾說紛紜。一般認為:智力是指一種認知方面的能力,而不是情意的特性,是指一般的能力,而不是特殊能力;是指潛在的能力,而不是已獲得的知識技能
智力成長曲線及成熟期、衰退期 這些方面的研究通常有隨年齡成長追蹤的縱向研究和同時考查不同年齡階段的橫向研究,尤以前者為主。較著名的有M.P.杭齊克領導的“伯克萊指導研究”和N.貝莉領導的“伯克萊成長研究”。被研究的對象往往是從嬰兒期開始進行智力測量,一直追蹤到成年。這些研究結果表明:智力的絕對水平在兒童的成長過程中隨年齡的增長而增長,但它的增長與年齡的增長不是線性的關係,從總體上說,是前快後慢,到一定年齡則停止增長,並隨著衰老而下降。至於何時開始減慢,何時到達高原期,不同的智力量表可以得到不盡相同的結果。貝莉的一個研究資料(見圖)智力發展表明,智力測驗分數約在14歲以前是直線上升的,此後開始逐漸緩慢,約在26歲左右停止增長,26~36歲間基本上保持不變,稱為智力的高原期。從智力測驗的角度說,測驗分數不再隨年齡增長的時期則為智力發展的成熟期。但是由於採用的量表不同以及測驗的時代變化等因素,成熟期的年齡也往往有所不同。此外橫向研究與縱向研究的結果也有出入。根據一些橫向研究資料,通常在16~18歲後平均智齡分數不再增加(如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韋克斯勒成人智力量表(WAIS)的高原期則為20~34歲的年齡組,此後就逐漸下降,60歲後有較大幅度的下降。而一些縱向研究資料則認為智力(WAIS的全量表分數)直至50~60歲尚未開始下降。一項關於縱、橫研究的對照資料表明,在言語、空間、推理及數的測驗上都顯示縱向研究的高原期與下降期比橫向研究為遲,而且下降幅度也小。縱、橫研究結果的不一致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橫向研究所採用的相繼年齡階段是由同時的不同年齡組構成,由於被試是不同年代出生,成長於不同世代,因而智力的發展難免受“世代變遷”因素的影響。例如,一定時期的老一輩往往比新一輩在受教育的平均年限上較少。這樣,老年組所表現的智力下降可能正是這種“世代變遷”因素的反映,而不是真實的年齡變化;而縱向研究則來自同一群個體的自然的年齡更替,因而比前者較為真實地反映年齡變化。另外,一些研究者認為,以生物學的神經生理的生長為基礎的"流體智力"隨年齡下降開始得較早,一般在20~30歲的年齡階段;而以文化知識的獲得為基礎的“晶體智力”則增長期較長,幾乎延長到整個健康的生命時期。
智商的穩定性與可變性 按照1916年L.M.特曼早期在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上使用智商(IQ)時的估計,在相隔一年左右再測驗IQ的變動一般不超過5分,從而得出“IQ相對穩定”的結論(1916)。此後,半個多世紀以來,許多研究者對此作了長期的追蹤探索,多數認為個體的IQ並非自始至終是恆定不變的,或只有一些偶然的變動。在再測驗IQ相關相當高的6~18歲期間,仍有約60%人IQ變動在15分或15分以上。
一些縱向研究證明:從嬰兒期所得認知測驗分數與後期IQ分數之間的相關甚微,隨著年齡的增大智力測驗分數與再測驗(在同等的相隔年數下)的相關逐漸增大(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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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Y為加利福尼亞1歲嬰兒量表;CP為加利福尼亞學前期量表;S-B為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W-B為韋克斯勒-拜勒沃成人智力量表。
這些資料說明,嬰兒早期的智力尚不穩定,對後期智力很少或缺乏預測價值;2~6歲間智力發展漸趨穩定,靠近6 歲測驗分數與後期有相當可靠的相關。這可能由於6歲左右的學前期正是言語功能充分發展的時期,而一般智力測驗的項目中語言因素有著較高的負荷。
除了從群體的總趨勢來分析外,還要注意到智力成長模式的多樣性與個別差異。一些個案的追蹤資料表明,智力的成長有以下幾種模式,即①聚合式:早期智力一個高於平均值,一個低於平均值的兩人,後來發展是高者下降,低者升高,至成年期二者處於同一水平;②發散式:某二人早期智力起點相近,後期卻分道揚鑣,一高一低;③交叉式:一個人從早期的高於平均值發展到後期的低於平均值,另一人則相反,形成交叉式發展。另外一些研究指出,IQ在中等水平以上的人約45%在2.5~17歲期間很少波動,約55%的人IQ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但這些變化也不是無規律的。其中有兩個轉折點發生在6歲和10歲,那些在學前期趨於下降的兒童在靠近6歲時停止下降,有的轉為上升,有的則維持在一定水平上,那些IQ向140~160高度上升的個體,通常在10歲左右就達到頂點。這兩個轉折點似乎與兒童文化知識的獲得方式的轉變(如開始入學)以及認知運算圖式的轉換是一致的。總之,個體IQ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變動都與個體生活歷程中內外因素的較大轉變聯繫著,如家庭的變遷、健康的變化以及教育條件的較大改變等等。
影響智力發展變化的因素 遺傳、環境、性別以及產序等對智力的發展都有影響。
遺傳F.高爾頓在1869年發表了關於天才的研究,從大量名人傳記和家譜調查中得出名人家族出名人的機率較大的結論。與此相對的是關於智力落後的一些早期研究,如H.H.戈達德於1912年關於卡利卡克家族的調查,他從卡氏與一個正常女子合法婚姻所繁衍的後代和卡氏後來又與一個酒巴間的低能女人不正當關係所繁衍的後代的比較調查中得出後者智力落後和道德敗壞的比例大大超過前者。早期的這些研究由於缺乏客觀的準則和科學研究的嚴密控制,受到了批評。
在這方面的研究中,較有說服力的是從人們血緣的親疏關係來分析智力的相關程度。一個關於“不同血緣關係的親屬間的IQ相關”的綜合資料表明,人們的血緣關係越密切,則IQ分數越接近。反之則越不接近。如血緣關係最密切的同卵雙生子r中數為.87,一層親關係的為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包括異卵雙生子)r中數為.56、.55;二層關係的為祖-孫、姨-侄r中數為.27、.34;而無血親關係的養父母-養子女r中數為.20,一起撫養的無血緣關係的兒童r中數為.24。另外一些關於雙親-子女智力類似性的研究,說明從小就被寄養的兒童(4~14歲)的IQ與不生活在一起的養父母的教育程度卻沒有什麼相關。這些研究都可用以證明智力發展中遺傳因素的效應。
探討遺傳在智力上的效應的一個較理想的方法是兩類雙生子──同雙生子(MZ)與異卵雙生子(DZ)的對比研究。根據一些研究的綜合資料,同卵雙生子的智力一致性程度(r=.87)顯著地高於異卵雙生子的智力相關(同性別r=.63),以及普通同胞間的智力相關(r=.53)和雙親子女的智力相關(r=.50),這些相關上的差異可以歸因於這些對偶間在遺傳上的一致程度的不同。因為這裡各類對偶間的環境差異程度可以被假設為基本相同。
一些比較一致的研究結果反映在下表的綜合資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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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資料表示:①基因完全相同的同卵雙生子無論合養或分養都比基因不完全相同的異卵雙生子或同胞在智力上更相似,由此可說明遺傳因子在智力上的效應;②無論同卵或異卵雙生子在環境差異擴大的分養條件下,對內的相關下降,這說明環境因子在智力上的效應;③遺傳上接近的同卵雙生子即使在分開撫養條件下,對內相關也比在同一環境條件下撫養的遺傳上有差別的異卵雙生子大。所以兩類雙生子的對比研究更多地支持遺傳對智力的制約作用的觀點。
1972年,智力遺傳論的積極支持者A.R.詹森等人從英國美國丹麥的四個有代表性的雙生子智力相關的研究資料中分析得出結論,認為遺傳對智力所起的作用占遺傳和環境總的作用的80%,或者說遺傳對智力的作用4倍於環境。這是從兩類雙生子對比研究中推導出來的所謂“遺傳指數”的估計。
遺傳指數或稱遺傳力,是指在一定條件下一定群體中某一特性的總變數中歸於遺傳因素的變異所占比例。常用的推導公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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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為雙生子對內相關係數;b嵣為雙生子對內變差。
根據多數國家的兩類雙生子對比研究的資料,所得遺傳指數有很大差別。最高的達.93,最低的只有.41。中國新近的一次有關雙生子智力相關研究得到的遺傳指數為.61。智力的遺傳指數如此不同,說明遺傳在智力上的作用大小不是一個固定的常數,而是因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年齡時期、不同的測驗項目(反映不同方面的能力)等而有所不同。
環境 研究環境對智力的作用的實驗范型是使環境成為獨立變數,而將遺傳加以控制。在人類智力研究上一般採取下述兩種途徑:一是前面所提到的分析同卵雙生子在分養條件下(一出生或出生不久就被領養)智力分數的差異程度。不過這方面的研究大多是否定環境差異在智力上的效應。如一個資料表明分養的同卵雙生子IQ平均差異6.6分,與那些未分養的同卵雙生子的平均差異3~4分沒有實質上的區別。當然,也有一些調查說明一對同卵雙生子由於分養環境的差別較大而造成智力上的懸殊。另一種途徑是對同一組群的個體自身前後對照,比如一些孩子被安置到不同環境中生活一定時期,然後比較安置前後智力的變化。例如在美國愛荷華州的一些研究中,一些來自條件較差孤兒院IQ處於低分的孩子,後被安置到較好的機構或家庭,結果他們的IQ都有顯著的提高。一個報告說平均提高IQ31.6分,另一個報告說這些兒童的IQ比其生母(平均IQ86分)提高20分。在另一項研究中,兒童隨機分配在貧窮、一般、富裕3種等級的寄養家庭。結果於 4歲左右測量IQ分別為91、103、111,差別是顯著的。
社會經濟地位通常作為智力的環境因素而加以研究,這方面的研究所使用的程式是根據父母的教育、職業、收入、社會地位,或把這些方面綜合起來將家庭加以分類,然後考查不同家庭類別的兒童的IQ差別。根據用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韋克斯勒兒童智力量表兩種標準化智力量表測驗結果,都表明來自較高經濟地位(如父職為專業人員或半專業工人)家庭的兒童得到較高的IQ分數。一般說來,專業人員和無技術的普通工人家庭的子弟之間IQ的差別達15分左右。不過一些研究者發現,這種經濟地位與IQ間的關係在2歲之前並不顯著,從2歲開始則越來越明顯。其原因尚待分析,可能由於2歲前測驗的項目與2歲後測驗的項目在性質上有較大的不同,前者較多受生理成熟因素所制約,後者較多受社會文化因素所制約。
環境的概念不限於家庭或社會的經濟狀況,兒童的營養條件(包括胎兒期),親子關係等都是影響智力發展的重要環境因素。有一項研究是在一個不發達地區的營養不良的孕婦中進行的,其中一半給以飲食補充,另一半作為控制組只給以安慰劑,此後,在孩子3~4歲時測定智商,結果發現孕期中接受飲食補充的孩子平均IQ顯著地高於控制組的孩子。
親子關係是目前研究得較多的課題,如分析雙親的態度(如溫暖、關注等),教育水平與兒童IQ的相關。一些研究發現:從母親那裡得到較多刺激的嬰兒,在智力上有所增進,這些資料說明兒童的IQ與母親對兒童的相互交流的時間有一定的關係(r=.65)。有的研究表明,這種早期開始的相互作用與後期的智力測驗分數有密切相關,在智力上的受益是長期的。杭齊克1967年的一項縱向研究“兒童21個月時的雙親態度與兒童18歲時的智力測驗分數的相關”表明,母親在孩子早期生活中的親密感情與男孩18歲時的IQ有正相關,但與女孩沒有什麼關聯。而女孩18歲時的言語分數(WAIS量表分數)則與父母之間感情是否融洽有關。
關於遺傳和環境對智力發展影響的研究資料是大量的,但分歧也很大。如父母的教育水平與兒童IQ的相關究竟是說明遺傳因素的效應還是環境因素。總的說來,兩方面的研究都存在同樣的不足之處,即難以嚴格控制另一變數的干擾。根本原因在於在智力發展中遺傳和環境的作用往往糾纏在一起,難解難分。因此,一個較完善的論點應該是:遺傳與環境動態地相互作用、相互制約著智力的發展。只是這方面的研究尚多屬推論假設,缺乏實驗論證。如假設有3種不同潛能的基因型在3種不同環境(受抑、一般、良好)下所表現出來的IQ分數和不同的反應範圍,其情形為:①三種基因型隨環境有利性的增加IQ分數也隨之相加;②在同一環境下不同基因型表現出來的IQ分數有所不同;③不同的基因型在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中所表現出來的反應範圍大小有不同。
性別差異 一些研究者發現,隨著年齡的增長,男孩的IQ多趨於上升,女孩多趨於下降。有人認為IQ的增長與某些個性特徵有聯繫,如一個研究報告IQ升高組的兒童個性多進取心,競爭性等;下降組則多依賴性、被動等。一般認為,進取心、好勝、獨立主動性、克服困難的堅韌性特別是渴望成就的動機等特性,是男性特徵,而與女性特點似乎不大相關。因而,當青春發育期到來,男女性別特徵表現較顯著的差異時,男女在智力發展上的差異也就隨之產生。
另外一些有關雙親行為與兒童智力成長模式關係的研究也表明性別上的差異。 1歲以內受到父母撫愛的男孩表現出加速的智力成長模式,女孩則不顯著;21個月與母親關係親密的男孩在童年期得到智力高分,但與女孩的智力分數無關聯。婚姻融洽的家庭與女孩的智力高分有關聯,與男孩則無關。這些微妙的性別差異究竟如何分析,尚待進一步探討。
產序與智力 早期關於產序與智力關係的研究,由於樣組較小而所得結果多數是模稜兩可的。直至20世紀70年代,一些研究者通過30萬入伍人員的分析(包括獨生到有9個孩子的家庭),發現聰明的孩子來自最小的家庭和多子女家庭的第1胎,而且智力分數依產序下降而降低,通常是最後一胎分數最低。如果按家庭經濟地位分為3組,而產序作為獨立變數,那么各組的智力最高分都在第1胎,其次第2胎,依次類推。解釋這個結果的論點有兩種:一是認為頭生或獨生得到雙親的較多的關注;二是從生物學的事實出發,強調每次妊娠都會引起下一次妊娠的宮內環境的惡化。
另一個類似的研究是分析單生,雙生與三生兒童的IQ差異,三者的平均IQ分別100、95.7、91.6。當然以上關於產序與智力的關係不過是一種總體的估計,所以必須考慮到少數例外情況。
參考書目
 R.M.利伯特等著,劉范等譯:《發展心理學》,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1983。(R.M.Liebert,Developmental Psychology,Prentice-Hall, Englewood Cliffs,New Jersey,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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