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萬曆
萬曆（1573年 - 1620年）是明神宗朱翊鈞的年號，明朝使用萬曆這個年號一共48年，是明朝使用時間最長的年號。歷史學家黃仁宇用“大歷史觀”的角度，寫了《萬曆十五年》這本研究明史的專著。
明神宗朱翊鈞（1563年-1620年）是明朝第十三個皇帝。穆宗朱載垕第三子，隆慶二年（1568年)被冊立為太子。隆慶六年(1572年)，穆宗病死，朱翊鈞繼位，第二年改年號為萬曆。任賢有道親政無方的明神宗朱翊鈞.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朱翊鈞簡介
明萬曆朱翊鈞即位時年僅10歲，由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輔政。張居正接任首輔後，在李太后的支持下，於萬曆元年(1573年)進行政治經濟改革。在政治上整頓吏治，實行考成法，對各級官吏進行考察，作為升遷、黜陟的依據。在軍事上整飭軍備，加強邊防，選用能征善戰、帶兵嚴格的將領，對蒙古採取安撫睦鄰政策。在經濟上清丈全國田地，推行一條鞭法，基本內容是賦役合併，化繁為簡；統一役法，攤丁入地；田租征銀：官收官解。這稱得上是我國賦稅制度的一次大變革，促進了貨幣經濟的發展。張居正還治理黃河，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這些措施使社會矛盾有所緩和，國勢漸見中興。當時太倉的積糧可支用10年，國庫錢財多達400餘萬，處於統治危機之中的朱明王朝出現了短暫的復甦和繁榮。
可惜好景不長，萬曆十年(1582年)張居正死後，反對改革的官僚紛紛起來攻擊、誣陷張居正。朱翊鈞下詔追奪張居正的封號和諡號，還查抄張家。改革被廢止，朝廷又一天天地走向沒落。朱翊鈞是一個盡情享樂的皇帝。他成年親政後，卻不常視朝，深居內宮。不僅在世時要享受，還想到死後的安樂，早早籌劃自己陵寢，建造定陵耗時達6年之久。他還有一個不擇手段親自斂聚錢財的惡習，提倡官吏向他進奉，把進奉財物的多少作為衡量官吏是否效忠皇上的標準。為了在全國范由內聚斂民財，他派出大批宦官，分赴各地充當礦監、稅使，肆意搜括民脂民膏。這使得人心洶洶，民變紛起，社會越發動盪不安。
統治階級內部更加矛盾重重。由於他不理朝政，大臣的奏章，他的諭旨，全靠內侍傳達。冊立太子的大事久拖不決，導致官僚集團各派之間互相火併，黨爭也愈演愈烈。東林黨人與邪黨的鬥爭水火不容，持續了很久，明王朝到了崩潰的邊緣。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朱翊鈞在內外交困、風雨飄搖中死去，終年58歲。葬於定陵，諡號范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為神宗。
萬曆皇帝朱翊鈞生於1563年，是明朝的第十三位皇帝，也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1573年明穆宗駕崩時，年僅十歲的朱翊鈞以皇太子身份繼位，這就是歷史上的明神宗。1620年，58歲的朱翊鈞因病去世，長達48年的萬曆時代也就隨之劃上了休止符。因為明神宗在位的48年只用了“萬曆”一個年號，故人們通常也稱其為萬曆皇帝。
萬曆中興
明萬曆萬曆中興乃明朝中葉時出現的短暫中興局面。其中興之勢主要歸功於張居正在朝政上的政績。
整個萬曆，即明神宗朱翊鈞（1563年-1620年；在位1572年-1620年）之在位年，凡四十八年之久，是明朝在位最久的皇帝。惟有前十五年治政稍有起色，萬曆初年，張居正便任首輔從旁協助，而明神宗年幼，又對張居正極為信賴，故張居正能一心一意推行政令。
在經濟上行“一條鞭法”，在政治上則整飭吏治，任用賢臣，在防守方面則任用名將戚繼光抵禦沿海為患的倭寇。在水患上有潘季馴四次治河，成效顯著。神宗在位頭十五年，國家收入大增，加上能夠解決國防邊患的問題，後世稱該時期為“萬曆中興”。
然而，當張居正於萬曆十年逝世後五年，萬曆帝開始酗酒不理國政（一說是開始抽鴉片煙），三十年不上朝，只在1615年勉強到金鑾殿上亮了一次相，許多朝臣都沒見過皇帝一面，導致國力衰退。 短暫的“萬曆中興”結束。
明隆慶六年（1572年），穆宗駕崩，年僅9歲的神宗即位，是為萬曆皇帝。年幼的皇帝正在處於遊玩嬉耍的年齡，高拱、張居正等大臣輔政。工於心計、藏而不露的張居正在宦官馮保策應下，將高拱逐出朝廷，並成為首輔。
神宗即位僅一個月，王國光得到參與張居正改革的“入場券”，60歲的他出任戶部尚書後，立即對全國糧食進行巨觀控制。
當時，明朝人口不斷增長，邊疆戰事不斷，內地也時有農民起義爆發，因此管好糧倉具有相當重大的意義。
為緩解矛盾，王國光對糧食精打細算、全面控制。他推行“天下撫按官”的辦法，對各個糧食渠道統籌安排，將糧食出入大權牢牢地掌握在國家手中，對緩解糧食緊張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作用。
王國光也對一系列不合時宜的舊制度、舊秩序進行改革。
其時簿牒等公文十分繁雜、冗濫，從州縣到部，無論是各部門，還是具體的承辦人，都有難言之苦。他便大刀闊斧地進行裁撤合併，去掉了近半數的繁文，使得事情方便易行；戶部十三司因公署狹小，官員們便不來上班，導致弊病越來越重，他便雷厲風行，一改前弊，令所有官員均入署辦公，各司其職，使工作效率大大提高；邊關軍餉告匱，而支出及收項無案可查，他令當地的邊臣核實各項收支，並且籌劃出長遠計策上報，使消耗、浪費銳減。
王國光還設“坐糧廳”，專門負責軍糧的督辦，大大方便了諸軍，又將散隸諸司的全國錢穀歸併，減少不必要的浪費。
這些改革措施行之有效，立竿見影，受到朝廷的稱讚，後形成定製。萬曆四年，王國光將在實際工作中總結出來的各條輯成《萬曆會計錄》。這部被神宗讚許為“留心國計”的專集，後來成為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改革賦稅制度的理論依據，乃至成為明清兩代田賦的準則。
神宗對這段時期改革非常滿意，設宴時還專門手書，誇獎王國光是“正己率屬”的典範。
萬曆五年，張居正也許是念及舊情，在吏部尚書張瀚被罷官後，讓已回鄉養老的王國光復出，擔任了此職，再次成張居正改革的得力助手。他提出“采實政”、“別繁簡”、“責守令”等8條有關國家大計的建議，均被採納，為張居正改革推薦和選拔了不少將帥之才。
在張居正領導下的改革，使明朝軍事振興，國家用度充裕。萬曆初期，太倉藏粟達1300萬石，國庫積銀六七百萬兩，每下愈況的明王朝日見轉機，是明朝中葉以來最好的時期，史稱“萬曆中興”。
萬曆怠政
明萬曆但張居正死後，萬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鈞開始沉湎於酒色之中（一說是染上鴉片菸癮）。後因立太子之事與內閣爭執長達十餘年，最後索性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1589年，朱翊鈞不再出現，內閣出現了“人滯於官”、“曹署多空”的現象；以至於朱翊鈞在位中期以後方入中樞的廷臣不知皇帝長相如何，萬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虛，諸務廢墮，上深居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天下將有陸沉之憂。”。首輔葉向高卻說皇帝一日可接見福王兩次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風憲重地空署數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囚犯們關在監獄裡，有長達二十年之久還沒有問過一句話的，他們在獄中用磚頭砸自己，輾轉在血泊中呼冤。臨江知府錢若賡被朱翊鈞投入詔獄達三十七年之久，終不得釋，其子錢敬忠上疏：“臣父三十七年之中……氣血盡衰……膿血淋漓，四肢臃腫，瘡毒滿身，更患腳瘤，步立俱廢。耳既無聞，目既無見，手不能運，足不能行，喉中尚稍有氣，謂之未死，實與死一間耳”。宰相李廷機有病，連續上了一百二十次辭呈，都得不到訊息，最後他不辭而去。萬曆四十年（1612年），吏部尚書孫丕揚，“拜疏自去”。四十一年（1613年），吏部尚書趙煥也“拜疏自去”。萬曆中後期長達30年不上朝，有非常有名的六準和六不準。
萬曆不上朝主要原因是皇權與文官制度發生了劇烈衝突，皇權受到壓抑，萬曆用消極方式對抗。但是有兩點萬曆仍然值得肯定，其一萬曆皇帝並沒有因大臣與之作對甚至漫罵皇帝貴妃而殺掉一人，是相當寬仁的。其二不上朝並不是不辦公，萬曆年間的國家大事小情都是萬曆處理的，大的比如萬曆三大征，特別是明、日的壬辰戰爭一直在萬曆指導下進行。小的比如利瑪竇進京傳教，建立教堂，月供乃至墓地都是在萬曆過問下得以順利進行的。西方傳教士對萬曆充滿敬意好感，東西方文明得以交流，萬曆是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的。
其二，派太監設立礦監、稅監斂財肯定是不好的一面，但是我們應該具體分析，礦監的出現是萬曆下旨從此天下可以開礦了，初衷並非與民爭利，由此礦監才派出。太監把經念歪了，鬧得烏煙瘴氣。這段弊政大概有四年。四年後萬曆終止太監出宮斂財，但是礦禁卻取消了。無疑從此促進資本主義經濟萌芽的發展。各國歷史上封建國家都對工商業攫取的過多利潤加以剝奪。明王朝所為只是巧立名目，加大徵稅比率。沒有出現漢武帝時期命令商人拿出一半家產以佐官府導致“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但是明代工商業者已經成為相當強大的社會力量，對於這種加稅也不能忍受。出現大規模的反對礦監，稅使的民變不斷發生。（參見《儒家文明》）從新事物的成長角度來看，有適當的衝突和矛盾是有利於其成長壯大的。
統治階級內部更加矛盾重重。由於他不理朝政，大臣的奏章，他的諭旨，全靠內侍傳達。冊立太子的大事久拖不決，導致官僚集團各派之間互相火併，黨爭也愈演愈烈。東林黨人與邪黨的鬥爭水火不容，持續了很久，明王朝到了崩潰的邊緣。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朱翊鈞在內外交困、風雨飄搖中死去，終年58歲。葬於定陵，諡號范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為神宗。
礦稅之害
明萬曆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明神宗派出宦官充任礦監稅使，掠奪商民，一旦被認為地下有礦苗，房屋就要全部拆除，以便開礦，開礦時挖掘不到時，附近的商家會被指控“盜礦”，必須繳出全部“盜礦”的賠款。礦監所到之處，民窮財盡，“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其黨直入民家，姦淫婦女，或掠入稅監署中，士民公憤”，而“帝不問”，成為明代一大惡政。首輔朱賡沉痛地說：“今日政權不由內閣，盡移於司禮。”大學士沈鯉在《請罷礦稅疏》中，亦指出礦稅“皆有司加派於民，以包賠之也”。戶科給事中田大益曾忍無可忍地批評他：“以金錢珠玉為命脈。”萬曆二十五（1597年）至三十三年（1605年）礦稅使進內庫銀將近三百萬兩，“半以助浮費，半以市珠寶”，更多的財物流入了宦官的腰包。
萬曆三大征
指明神宗萬曆帝朱翊鈞（1573～1619）年間平息叛亂的寧夏之役、播州之役和支援朝鮮抗擊日本侵略的朝鮮之役。三戰皆捷，但明朝人力物力也遭受到巨大損失。
寧夏之役 即鎮壓哱拜之亂。拜原為蒙古族人，嘉靖中降明，積功升都指揮。萬曆初為游擊將軍，統標兵家丁千余，專制寧夏，多蓄之命。萬曆十七年，以副總兵致仕，子哱承恩襲職。十九年，火落赤等部犯洮河告急，拜自請率所部三千人往援，至金城，見各鎮兵皆出其下，歸途取路塞外，戎兵亦遠避之，因益驕橫，有輕中外之心。巡撫黨馨每抑裁之，並核其冒餉罪，哱拜因於二十年二月十八日，糾合其子承恩、義子哱雲及土文秀等，嗾使軍鋒劉東暘叛亂，殺黨馨及副使石繼芳，縱火焚公署，收符印，發帑釋囚。脅迫總兵官張惟忠以黨馨“扣餉激變”奏報，並索取敕印，惟忠自縊死。此後東暘自稱總兵，以拜為謀主，以承恩、許朝為左右副總兵，土文秀、哱云為左右參將，占據寧夏鎮，刑牲而盟。出兵連下中衛、廣武、玉泉營、靈州（今寧夏靈武）等城，惟平虜堅守不下。叛軍又以許花馬池一帶聽其住牧為誘餌，得套部蒙古首領著力兔等相助，勢力越加強大，全陝震動。三月四日，副總兵李昫奉總督魏學曾檄，攝總兵事進剿，但叛軍恃套部蒙古支持，勢甚強。此後，明朝特調副麻貴馳援，貴率蒼頭軍在攻城同時，阻擊套部蒙古，斬獲甚多。四月，又調李如松為寧夏總兵，以浙江道御史梅國楨監軍，統遼東、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等進行圍剿。七月，麻貴等搗毀套部大營，追奔至賀蘭山，將其盡逐出塞。各路援軍在代學曾為總督的葉夢熊的統帥下，將寧夏城團團包圍，並決水灌城。叛軍失去外援，城內彈盡糧絕，同時內部發生火併，九月十六日劉東暘殺土文秀，承恩殺許朝，後周國柱又殺劉東暘。軍心渙散。李如松攻破大城後又圍哱拜家，拜闔門自盡，承恩等被擒，至此，哱拜之亂全部平息。
明萬曆播州之役 播州位於四川、貴州、湖北間，山川險要，廣袤千里。自唐楊端之後，楊氏世代統治此地，接受中央皇朝任命。明初，楊鏗內附，明任命其為播州宣慰司使。萬曆初為播州宣慰司使，驕橫跋扈，作惡多端，並於萬曆十七年公開作亂。明廷對楊應龍之亂舉棋不定，未採取有力對策。因此應龍本人一面向明朝佯稱出人出錢以抵罪贖罪，一面又引苗兵攻入四川、貴州、湖廣的數十個屯堡與城鎮，搜戮居民，奸淫擄掠。二十六年，四川巡撫譚希思於綦江、合江（今四川瀘州東）設防。次年，貴州巡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率軍三千進剿，失利，楊國柱被殺。明廷罷江東之，以郭子章代之。又起用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並調劉綎及麻貴、陳璘、董一元等南征。二十八年，徵兵大集，二月，在總督李化龍指揮下，明軍分兵八路進發，每路約三萬人。劉綎進兵綦江，連破楠木山、羊簡台、三峒天險。又敗應龍之子朝棟所統苗軍。巾幗英雄秦良玉與其丈夫馬千乘亦率兵攻下金築等七寨，並偕同酉陽等土司軍一起攻下桑木關為南川路戰功第一。其他幾路明軍也取得勝利。三月底，劉綎攻占婁山關，四月，楊應龍率諸苗決死戰，又敗。綎進占楊應龍所依天險之地龍爪、海雲，至海龍囤（今遵義西北），與諸路軍合圍之。六月，劉綎又破大城。應龍知大勢已去，與二妾自縊，子朝棟等被執，明軍入城，播州平。後分其地為遵義、平越二府，分屬四川、貴州。
朝鮮之役 即援朝逐倭（日本）之戰。萬曆二十年，掌握日本大權的豐臣秀吉命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率軍從對馬攻占朝鮮釜山，又渡臨津江，進逼王京（今漢城）。朝鮮國王李昖沉湎酒色、弛於武備，軍隊望風而潰。李昖逃奔平壤、後又奔義州（今新義州東北）。日軍進占王京後，毀墳墓，劫王子、陪臣，剽掠府庫。又攻入開城、平壤。朝鮮八道幾乎全部淪陷。在這種形勢下，明朝應朝鮮之請，出兵援朝。但援軍因兵少力弱，地理不熟，游擊史儒戰死，副總兵祖承訓僅以身免。明廷得敗訊後，以宋應昌為經略、李如松為東征提督，集四萬兵馬赴朝。次年正月進攻平壤，擊敗小西行長部，獲平壤大捷，此後又復開城，扭轉戰局。後又進逼王京，但在距王京三十里的碧蹄館因輕敵中伏，損失慘重。三月，劉綎、陳璘率軍抵朝。明軍扼臨津、寶山等處，並斷日軍糧道，日軍缺糧，不得不放棄王京，退縮至釜山等地，開始與明軍談判。明兵部尚書石星力主和議。但因日本提出以大同江為界等無理要求，談判破裂。二十五年日軍再次發動進攻，明神宗朱翊鈞下石星等於獄，以邢玠為薊遼總督，麻貴為備倭大將軍，調薊遼、宣府、大同、山西、陝西兵及福建、吳淞水兵援朝，又募川、漢兵等往援。次年二月，明軍兵分四路，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陳璘，分道向釜山挺進，陳璘與朝鮮水軍將領李舜臣緊密配合，在海上打敗敵人最精銳的小西行長所部，八月，豐臣秀吉死，日軍撤兵，中朝聯軍乘勢進擊，日軍大敗。但李舜臣和明軍老將鄧子龍也在與日軍的海上會戰中犧牲。十一月，戰爭基本結束。
三次戰役雖取得勝利，但也使明朝的人力物力遭受巨大損失。史載：“二十年，寧夏用兵，費帑金二百餘萬。其冬，朝鮮用兵，首尾八年，費帑金七百餘萬。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費帑金二三百萬。三大征踵接，國用大匱。”經此三次戰役後，明朝元氣大傷，成為導致明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萬曆三個疑案
明萬曆明朝到萬曆皇帝的時候,在北京後宮內圍繞著皇帝寶座的爭奪發生了三個疑案。這三個案子分別發生在三個皇帝在位期間，萬曆皇帝和兒子光宗朱常洛以及他的孫子熹宗朱由校，這三個疑案就是“梃擊案”、“紅丸案”和“移宮案”。
先說“梃擊案”，“梃”就是棍棒的意思，這是怎么回事呢？原來萬曆皇帝一共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所有皇帝中在位時間最長的一個。他的正宮娘娘是王皇后，十分賢惠，但一直沒有生育。他的長子朱常洛是他和一個姓王的宮女生的，後來把這個王宮女封為宮妃，但萬曆皇帝不喜歡王宮妃，當然也就連帶不喜歡大兒子朱常洛了。他最喜歡鄭妃，鄭妃妖媚動人而且善解人意，鄭妃生的三兒子朱常洵也因此受到他的寵愛。
每個皇帝死前都要立太子，以便將來繼承皇位，但立太子自古以來就有“立長不立幼”的規矩，要立最大的兒子為太子。但現在萬曆皇帝不喜歡大兒子，卻喜歡三兒子，於是他將立太子的事先拖著，反正自己年輕，以後再說。
但滿朝大臣都坐不住了，不立太子怎么能行？萬一皇帝有個三長兩短，豈不天下大亂。於是大臣們紛紛上書要求立朱常洛為東宮太子，以防出現幾個皇子爭位的局面。但萬曆皇帝對這些奏章毫不在意，統統“留中”。奏章進了宮就石沉大海，立太子的事依然拖著。時間一年年過去，萬曆皇帝眼看四十歲了，眾臣勸立太子的奏章更多了，萬曆皇帝看也拖不下去了，只得立朱常洛為東宮太子，這時朱常洛已經二十歲了。
萬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發生了一件怪事。一個中年漢子手拿一根木棍跌跌撞撞的打入太子朱常洛的慈慶宮，門衛也沒有攔住他。這個漢子見人就打，一直往裡闖，眼看就要進太子房間，幸虧門衛報警及時，大批衛士將這箇中年漢子捆綁起來，押在牢里。
闖太子宮還了得，而且手還拿兇器。萬曆皇帝十分重視，立刻命令刑部官員嚴刑拷問，定要問個水落石出。
一開始這個漢子只承認自己叫張差，別的也不說，審判官員可急了，用酷刑拷打，這個漢子堅持不住只得招供實情。他供道：我真名叫張五兒，是無業游民，這次闖慈慶宮不是我自己要乾，是龐保、劉成兩位公公讓我乾的，並說事後給我重賞。
張五兒的供詞送到萬曆皇帝那兒可把他氣壞了，他知道龐保和劉成都是鄭妃宮裡的太監，顯然這事和鄭妃有關了。看來鄭妃想謀害太子。萬曆皇帝立刻帶隨從來到鄭妃宮中，氣呼呼地讓她看供詞。鄭妃一看陰謀敗露可慌了神，連忙跪地磕頭，淚水早就流下來了。
“皇上饒命，這是臣妾的過錯，望皇上開恩，我以後再也不敢了。”
萬曆皇帝看自己的愛妃，本來就不忍心處分她，這次也就算了。但他知道這件事，朱常洵不可能再成為太子。
第二天上朝，萬曆皇帝在百官面前說：“我立長子常洛是古今公理，現在卻有人想謀害太子，我堅決不能允許。”接著他把張五兒、龐保、劉成都殺了，“梃擊案”也就不了了之。
明光宗朱常洛繼位也快四十歲了，他只當了一個月的皇帝就死了，他這么早就死還得從“紅丸案”這個謎案說起。朱常洛身體虛弱，但他卻不顧身體依然花天酒地縱慾享樂。他的正妃郭氏病死後，還有四個選侍，選侍是一種品級較低的妃子，除他們外還有無數美女陪伴在光宗身邊，光宗只知享樂，身體卻越來越遭糟。
這年九月，也就是朱常洛當皇帝一個月後的一天晚上，他忽然肚子疼拉稀，而且頭痛。連忙叫太醫進宮，過了一會兒一個叫李可灼的官員手捧紅丸進獻皇帝，稱這是祖傳秘方所制，百病皆除。朱常洛看這個紅通通的丸藥，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吃下去再說。也別說，吃下這顆紅丸後，光宗果然精神倍增，紅光滿面，他十分高興，不僅大大稱讚了李可灼的忠心而且讓他再獻一顆。當朱光洛吃完第二顆紅丸以後，卻疼痛難忍，一命嗚呼了。誰也搞不清皇帝怎么會突然暴病死去，這個神秘的“紅丸案”也就成了一個千古之謎。
光宗一死，他十六歲的皇子朱由校登上了皇位，這就是明熹宗。他登基不久就發生了“移宮案”。
這個“移宮案”是由光宗原來四個選侍之一李選侍引起的，前文提到光宗正妃郭妃病死，沒有正宮皇后。現在朱由校登基，這個李選侍就想當太后，他在乾清宮中哭哭啼啼拖著小皇帝，一定要小皇帝封她為太后。
乾清宮是皇帝才能居住的地方，現在李選侍卻依仗是先帝的妃子呆在乾清宮中不走。小皇帝才十六歲也沒有什麼主意，他不想封李選侍，但又下不了決心。但李選侍總賴在乾清宮裡也不成體統，該怎么辦呢？
小皇帝身邊有個太監叫王安，這時他躬身跪倒說道：“皇上，可不能再這樣下去，陛下可立即下詔逼迫李娘娘搬出乾清宮。”
小皇帝沉思了一陣，說：“好，朕馬上下詔書。這樣就由你去辦，辦好了朕有重賞。”
聖旨的權利果然巨大，李選侍再有怨言也只好灰溜溜地搬出了乾清宮，搬到宮女住的宮裡，再也沒出頭之日了。這就是明史上的“移宮案”。
女真堀起
明萬曆此時東北女真族努爾哈赤興起，成為日後明帝國的隱患。
1619年，遼東軍區司令官楊鎬四路進攻後金，在薩爾滸大敗，死四萬餘人，開原、鐵嶺淪陷，北京震動。朱翊鈞用熊廷弼守遼東，屯兵築城，才將遼東局勢扭轉。不過朱翊鈞的三十年“斷頭政治”，連“票擬”、“朱批”都已經完全停止，即使軍事科技領先當代、農業技術明顯優於前朝，但是明朝行政已長年陷於癱瘓。
朱翊鈞在薩爾滸之戰的次年（1620年）逝世，葬於定陵。《明朝帝王陵》提到：萬曆的定陵1958年發掘，萬曆帝屍骨復原，“生前體形上部為駝背”。
萬曆大事記
明萬曆紅薯傳入中國。
萬曆六年——李時珍撰寫《本草綱目》。
萬曆十二年——利瑪竇繪製第一張中文世界地圖《山海輿地圖》。
萬曆十二年——朱載出版《律呂精義》。
萬曆十二年——定陵開建。
萬曆二十九年——利瑪竇將油畫引入中國。
萬曆二十九年——楊繼洲撰寫《針灸大成》。
萬曆三十三年7月13日——海南瓊州發生7.5級地震。
萬曆三十六年——天主教傳入上海。
出生
萬曆六年——沈德符，文學家
萬曆十二年——胡正言，鐫刻家
萬曆三十九年1月——朱由檢，明思宗
逝世
萬曆二十二年——梁辰魚，劇作家
萬曆三十三年——田義，太監
評價
《明史·神宗本紀》：“故論考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趙翼《廿二史札記·萬曆中礦稅之害》：“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清高宗乾隆在《明長陵神功聖德碑》中則道：“明之亡非亡於流寇，而亡於神宗之荒唐，及天啟時閹宦之專橫，大臣志在祿位金錢，百官專務鑽營阿諛。及思宗即位，逆閹雖誅，而天下之勢，已如河決不可復塞，魚爛不可復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懷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無告，故相聚為盜，闖賊乘之，而明社遂屋。嗚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懼哉？”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一書將萬曆皇帝的荒怠，聯繫到萬曆皇帝與文官群體在“立儲之爭”觀念上的對抗。怠政則是萬曆皇帝對文官集團的一種報復。黃仁宇說：“他（即萬曆皇帝）身上的巨大變化發生在什麼時候，沒有人可以做出確切的答覆。但是追溯皇位繼承問題的發生，以及一連串使皇帝感到大為不快的問題的出現，那么1587年丁亥，即萬曆十五年，可以作為一條界線。這一年表面上並無重大的動盪，但是對本朝的歷史卻有它特別重要之處。”
但若站在心理學的角度，朱翊鈞的這種怠政也可以被理解為習得性失助或憂鬱症的臨床表現。
在《萬曆十五年》文末總結，“1587年，是為萬曆15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晏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裡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曆丁亥年的年鑑，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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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皇帝：http://baike.baidu.com/view/880827.htm
礦稅剝奪：http://bbs.tiexue.net/post_1521497_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