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渡戶稻造

新渡戶稻造

新渡戶稻造(1862年9月1日 - 1933年10月15日),出生於日本岩手縣盛岡市,父親是南部藩士。國際政治活動家,農學家,教育家。札幌農學校(今北海道大學)畢業。曾擔任國際聯盟副事務長,也是東京女子大學的創立者。他是從1984年到2004年間流通使用的日本銀行券5,000日元的幣面人物。

基本信息

童年

生於岩手縣盛岡市的新渡戶,9歲便來到東京,13歲就進了東京英語學校。其後聽說北海道成立了農學校,便和後來出名的基督教大人物內村鑒三一起作為2期生進入該校。當時,正是農學校創立者克拉克博士向學生們提出了“Boys,be ambitious!”(青年們,你們要立大志啊!)後離開學校不久,克拉克的號召不僅感化了1期生,對2期生的新渡戶、內村們也影響頗大。故而,升入2年級後,新渡戶就成了基督徒。然而,不久他就對基督教產生了懷疑。據說一天夜裡他在祈禱時,體驗到被“天光”普照的感受,靈魂深處充滿了愉悅,於是,回心轉意加固了自己的信仰。他在從農學校畢業報考東京帝大面試時對主考官說:“老師,我是要當太平洋之橋的。”“我要將西洋思想傳到東洋,將東洋思想傳到西洋!”他將此視為自己的天職,為此奉獻了一生。

立志

在全盤西化、甚至有人主張廢除日本語的當時,新渡戶作為留美、留德的留學生則認為: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國際人,首先要把握好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學好日本語。否則,你外語說得再流利,如失去了自身主體性,也不能在國際社會發揮好的作用。因此,儘管他富於外向性,但並沒失去對日本傳統歷史文化的熱愛,並通過和異文化的碰撞,試圖以冷眼重新審視日本,來發現日本的閃光之處。

成長

1919年,新渡戶被推薦為國際聯盟事務局次長,在7年任期里被稱為“國際聯盟的明星”。即使在日本退出國聯、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的緊張的國際形勢下,作為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新渡戶為促進世界和平貢獻了自己的力量。這是因為新渡戶活躍的時代正是日本積極擴軍備戰的時代,當時的軍部並不喜歡活躍於國際舞台的人物。新渡戶的晚年,世界的方向和他所希望的和平背道而馳,隨著帝國主義的強大,列強相互虎視、弱肉強食;日本在擴軍備戰的道路上迅跑,時代早已和交流和平思想文化藝術風馬牛不相及了。而被稱為“和平大洋”的太平洋也戰雲密布。新渡戶曾為消除日美間的芥蒂而奔走呼號。可惜卻落得個豬八戒照鏡子——里外不是人,最終美國人、日本人對他都不理解。

無奈

1932年10月2日,李頓調查團報告公布:不承認“柳條湖事件”“九·一八事變”是關東軍的自衛行動,也不承認滿洲國是滿洲住民的自發行動;但又確認支持日本在東北的既得權益,認為中國人爭取國權復歸和抵制日貨不合法,建議“將滿洲置於國際管理之下”。這個各打50大板的報告,日本也不接受。翌年2月,國際聯盟(簡稱國聯)表決要日本撤回到滿鐵屬地的勸告案時,42票對1票通過,日本代表松岡退出會場。常任理事國日本遂於3月通告退出國聯,加緊了侵略的步伐。當時,為日本前途憂慮的新渡戶在報紙上發表“滅亡我國的將是共產黨和軍閥”。將軍閥和共產黨等同視之。然而,就是這句話,竟然引起了軍部和右翼的激烈反駁,使他幾次遭到生命危險。昔日對新渡戶的禮讚之詞都變為譴責,眾多的朋友弟子離他而去。新渡戶也曾幾次被天皇召入皇宮,詢問美國形勢;新渡戶也為避免日美開戰,出使過美國。但美國朋友把他當成軍部的說客,對其極為冷淡。1933年,新渡戶在去加拿大開太平洋會議歸途中病倒,於溫哥華附近的維多利亞醫院,在其美國人妻子瑪麗的守護下病逝,終年71歲。1941年12月,日本偷襲了珍珠港,拉開了日美開戰的序幕——他的“太平洋之橋”的理想,在8年之後被徹底粉碎。

其他經歷

新渡戶還是一位教育家,他曾經擔任過東京大學預備校“一高”的校長、東京女大的首任校長、東京女子經濟專科學校(即如今文化女子大學的母體“文化學園”)校長,為明治至大正時期教育特別是女子教育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著作

熱愛和平、熱衷教育的新渡戶的思想,也難免受局限。他的思想內里,仍然不能擺脫軍國思想。在提到新渡戶這位人物時,無論如何也不能無視的一個事情就是,新渡戶用英語寫的出名著作——《武士道》。該書是他於1899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養病時,有感於外國人對日本的傳統武士道所知甚少,為向國外介紹而用英文寫成的。作者本人在幼年時親受過武士道傳統教育,行文中大量引用了西方的歷史和文學典故進行比較,便於外國讀者閱讀和理解。本書一出版就引起了外國讀者的極大興趣。其日本版從1900年到1905年6年間就再版了10次,還被譯成了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的日本研究書目中占有顯著地位。

《武士道-日本人的精神》

新渡戶稻造 新渡戶稻造

又譯《武士道》。新渡戶所作的“出色”辯護。他向世界解釋:“武士道類似西方的騎士道,是高尚的道德,切腹與復仇並非野蠻,武士參透死亡,先能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因此,滅亡朝鮮打敗中、俄便成了尚武的日本祖先精神在兒孫輩身上的開花結果。該書是日本人自己對武士道精神的全面詮釋,真實地反映了武士道的本質和內涵,他說:武士道完成了日本道德精神之建立,形成了日本的整體精神。該書實際上是一篇為日本民族之魂-武士道、為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出色辯護詞。

作者在書中寫道:"武士道正如它的象徵櫻花一樣,是日本固有的東西。"儘管他在書中對武士道精神極盡美化之能事,為日本當時軍國主義思潮辯護,但從他的描述中依然可以看出武士道精神虛偽、偏執、殘忍的實質。他不得不承認“看來武士道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了”“社會狀況已變化到反對甚至敵視武士道的今天,我們應為武士道準備好榮耀的葬禮--男子漢與英雄的舊時代結束了,詭辯家和政客的新時代開始了”。《武士道》出版時,日本正處於上升期,新渡戶做夢也想不到武士道會衍生出把“國家”變成了一個國家要聽命軍隊的怪胎。武士道吸收了某些儒教精神,但其內涵也是不斷變化的,恰恰是這種"日本固有的精神",在二戰中被軍國主義分子利用,墮落為軍國主義的殺人工具。以至於受害人民聽見這個名詞,簡直就像吞了個蒼蠅一樣感到噁心和心有餘悸。從這個角度來看,雖然新渡戶受到歐美的先進思想的影響為和平奔走呼號過,而且在教育方面也有過功勞,但在引導日本人走正路問題上,起的是負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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