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分析

敘事分析一詞最早是由托多羅夫提出的。實際在此之前,敘事學的研究構想和理論輪廓已經相當完整。敘事學的產生是結構主義和俄國形式主義雙重影響的結果。

敘事分析提出者:

“敘事學”

敘事內容:

不同類型的敘事,其實含有不同的敘事結構。根據瑞斯曼的意見,起碼可以區分出三種敘事的結構,即拉勃夫的結構取向(structural approach)、博克的擬劇結構(dramatism)和基(Gee,1986)的詩意結構(poetic structural approach)。拉勃夫的結構包括摘要(敘事的主要內容)、狀況(包括時間、地點、情境和參與者)、繁雜的行動(事件的順序)、評價(包括行動的重要性和意義,敘事者的態度)、結果(最後發生了什麼)和尾聲(將視角拉回現在)。博克的結構包含五個要素,即行動(act)、場景(scene)、行動者(agent)、能動性(agency)和目的(purpose),這些要素分別回答這樣的問題,即“做了什麼”、“什麼時間和什麼地點做的”、“誰做的”、“如何做的”,以及“為什麼”。基(1986)則把敘事結構拉回到社會語言學中,注重文本的口語特徵——經驗是怎么被說出來的。因此,語調的轉變、停頓,語言的韻律等特徵,都被他用詩的單位——詩段和詩節整理出來,從而理解敘事者是如何詮釋其行動的。

敘事的方式:

如果在敘事分析中不僅僅關注敘事的內容,而把注意力放在敘事方式上,則會關註:第一,敘事者在何種脈絡中——與什麼人互動中說出自己的故事;同時,也關注敘事的歷史脈絡——特定的歷史脈絡如何影響了敘事的意義。第二,關注敘事者針對不同的互動對象(傾聽者,也就是研究人員)在言辭上的變化,關注這些言辭所指涉的意義; 第三,關注敘事時語言風格如何影響到敘事的輪廓和意義;同時也關注語言的結構如何與敘事的主題結構相互聯繫。所有的這些方面,構成了敘事分析中極為重要的方面——敘事者是如何訴說故事的。

影響和評價:

敘事分析是社會研究的一種方法,而社會研究從敘事分析角度看,就是一種如同敘事者所做的經驗的再呈現。正如在前面所說的那樣,任何再呈現都是策略性的,都是有所選擇的——這是因為人們總是從某個角度、觀點出發進行敘事,通過敘事建構自己的身份,並說服他人接受自己的身份宣稱;這樣,在基本經驗中,敘事者只會有選擇地挑選某些內容,以某種特定的方式進行敘事;其次,任何敘事都是在特定的脈絡中進行的,不管是微觀互動脈絡的還是巨觀的社會歷史脈絡;而任何一種脈絡,對基本經驗的整體表達來說,都是一種限制;更進一步地,任何再呈現都是通過語言落實的,而語言本身在呈現上總是有限制的。這些限制,表現在敘事者的敘事中,同樣也表現在社會研究上,如果社會研究本身也是一種再呈現的話。因此,無論是作為敘事的經驗再現,還是作為敘事分析/社會研究的再現,敘事因此總是有限制的。

套用:

在敘事分析這個方法中,似乎還存在著某些模糊的東西。首先,瑞斯曼介紹了不同的敘事結構,但比較含糊的是,這個所謂的敘事結構,是敘事者在敘事的時候所採用的結構,還是敘事分析者的分析結構?似乎在這裡存在著一種脫節。當敘事分析強調重視敘事的方式的時候,很多時候都是在強調重視敘事的結構,而瑞斯曼介紹三種結構,明顯地是在分析的角度上提出來的,而並不是在說敘事的結構。當然,任何的分析本身也是敘事,理論家也是在說故事,說故事的時候也在使用不同的結構,以便與作為被研究者的敘事者一樣,說服聽眾和讀者。但在敘事分析方法中,作為敘事/故事的結構,似乎應與分析敘事的結構有所區別。其次,瑞斯曼本人批評了分析者在建立了自己的理論框架之後,將敘事者的故事進行人為分割的做法,認為這將整體的敘事片段化了,實際上將質性研究做了量化研究的處理。但很難說清楚的是,她自己發展起來的詩意結構取向就不是一種理論框架/分析工具;可能的情況是,她受到自己理論的影響,即基(Gee)的社會語言學影響,而將自己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向了詩意的發現上,並用這個詩意結構,將敘事者的敘事結構化——詩意結構地處理轉錄,並在此基礎進行詩意結構的分析。果真如此,她自己也就陷入了她所批評的那種理論中去了,即把敘事者的敘事拉進自己的敘事中,形成一個經過了轉譯的文本,一個介於中間的文本。果真如此的話,不管分析者採用何種分析結構,或多或少地,他/她都會用自己的理論框架,形成自己的分析結構,碎片化地處理經驗的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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