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魂謠言

攝魂謠言

所謂“攝魂”,即“術士們通過作法於受害者的名字、毛髮或衣物,便可使他發病,甚至死去,並偷取他的靈魂精氣,使之為己服務”的一種行為。嚴格地說謠言則是蓄意製造的。一般來說,謠言製造者都為匿名,我們很難查找謠言確切的信息源,也難以判斷其動機。

簡介

民國“妖婦攝魂”真相民國“妖婦攝魂”真相

一樁發生在南京的攝魂謠言,引發了市民持續近兩個月的大恐慌。而此時,正值國民政府興師北伐的敏感之際,作為新首都重要政治象徵的中山陵,卻被捲入了妖術風波。
1928年3月,江南剛剛進入煦暖的早春。國民政府的新首都南京城裡,突然颳起了一陣風:許多十歲上下的小孩胸前都懸掛上了一個紅布條,上面寫著一些奇怪的歌訣。譬如“石叫石和尚,自叫自承當;快快回家轉,自己背石板”;“你造中山墓,與我不相干,一叫你魂去,再叫你去當”。

市民們傳言,有人正在收攝孩童的靈魂。在孩子們身上佩戴這種被稱作“石和尚”的符咒紅布,就是為了避免他們的魂魄被攝走。

1928年4月20日的《中央日報》刊登了一則新聞:《庸人自擾的妖婦攝魂風潮》,內容如下:“近來,新都發生妖婦攝魂之謠,捕風捉影,轟動全城,而尤以城東城西兩隅為甚,以致相約禁止孩提單獨外出,恐被妖人所創。”而公安局經過縝密調查之後,才發現,“妖婦攝魂”純屬謠傳,為此,4月19日公安局特地召開“新聞發布會”並將真相刊登在報紙上。這則新聞在今天看起來十分吸引人眼球,但警察的結論對於當時的市民而言,無疑是一劑定心針、強心劑,讓他們惶惶不可終日的心終於平定下來。

國民黨政府在處理攝魂恐慌這一社會危機時,與社會各領域在動態的配合過程中,重構公民和社會的理念,政府威信亦得以在更大範圍內確立起來。這可是尋常政治運作都難以實現的深入人心的效果。

而就在南京市民的恐慌漸漸趨於平緩的時候,攝魂謠言卻在上海、鎮江、揚州、無錫、常熟等地再度復生,尤以鄉村為盛。謠言說中山陵即將竣工,需要1500名陰兵把守。甚至安徽無為縣的父母也給自家小孩掛上了紅布條。

相關事件

民國“妖婦攝魂”真相民國“妖婦攝魂”真相

妖婦攝魂
自從上年蔣介石“四·一二”清黨,建立新的國民黨政府,南京作為首都已近一年。南京特別市宣傳科在報紙上刊發標語,號召市民們幫助市政府建立“藝術化”、“科學化”、“平民化”的新南京。

三月底的一天,住在下關一帶的姚張氏帶著一歲多的兒子坐馬車去了城東,轉了一圈之後回到了城西北的家中。當晚,孩子開始發燒。姚張氏以為早春料峭,小孩子受了寒氣,便請大夫抓了驅寒的藥。然而,第二天小孩高燒不退,開始嘔吐,身上還出現了類似淤青的斑點。姚家人開始驚慌。姚張氏原本是姚家女傭,因少奶奶沒有生育,做了姚家少爺的二房,這才為姚家添了一個男丁。當他們得知姚張氏頭天帶小孩去了城東,頓時感到大禍臨頭。一向很少出門的姚張氏,不曉得南京城裡,正在流傳著一個駭人聽聞的事件。

據說,從1925年開始修建的孫中山的陵墓即將完工,石匠需要160個童男和160個童女的生魂以合上龍口。為了得到這些童男女的靈魂,市政府正在進行戶口和學齡前兒童調查,要把小孩的生日時辰報上去。南京東門一帶,已經有好幾個孩童被攝走靈魂而夭亡。姚張氏的兒子三天后也死了。姚家人悲痛欲絕。街坊鄰居對此更為恐慌,中山陵攝魂的謠言逐漸在全城蔓延。
此時,南京國民政府正在進行二次北伐,翻看這段時期南京的報刊,充斥著政府的北伐宣傳,頭版社論,宣言標語,以及軍事勝利的訊息。北伐軍總司令蔣中正頻頻受到國府嘉勉,3月23日,他寫下《北伐與民眾》呼籲民眾支持北伐,這場戰爭“不特本黨的成敗所關,實為我國的興亡所系”。

4月初,南京城裡的攝魂謠言有了新內容:前方需要陰靈助陣,所以政府派了許多妖婦出來施行妖術,攝人靈魂。那些看上去毫不起眼的神秘妖婦,身邊攜帶著藥瓶、符籙、小針等攝魂工具,出沒於南京的大街小巷,隨時準備走向無辜的受害者。

4月13日傍晚,南區剪子巷育嬰堂的姚屠氏行走在街巷之中,被一個婦人用手一指,她覺得頭暈,至今臥床不起。這個名叫倪王氏的婦女當場被巡邏的警察帶走。這一天,南京市公安局還接收了一起攝魂作案人。“妖姑”董李氏被皮殷氏扭送到了警署,後者指責她使用邪術,摸了她兒子的頭部之後,她的兒子就開始發熱。

兩天后的一出攝魂事件讓謠言變得愈發可信,在市民間引發了更大的恐慌。
白蘭花家住閘口,她八歲的兒子在街口與夥伴們玩耍。有一個婦女走到他身旁,摸他的頭,問他叫什麼名字,還給了他三塊麵包。然後,這個婦女轉身離去。孩子的臉色立刻變成了紫色,四肢不再動彈,身體僵直。憤怒的路人追趕這個邪惡的婦人,終於在擺渡口追上了她,扭送到警局。警察從她身上搜出了兩個玻璃瓶,裡面分別藏著紅色和綠色的絲線、紙人。這個婦女身上,再沒有別的東西。這位婦女說,她收一個人的魂,要花費50元,如今她所收靈魂已經收支平衡,即便因此死去,也沒有什麼遺憾了。

謠言四起
南京的空氣中都是謠言的味道。
市民們把自己的孩子藏在家裡,自己也儘量減少外出。小些的學校,兒童自動退學,市立國小一度也要到了停課的地步。事實上,這類事件並非首次發生。在1916年,浙江杭州也因為普查學齡前兒童而引致一場謠言。在那場攝魂風波里,風傳7至14歲的兒童,會被招去魂靈定木樁,鎮壓錢塘江水,以便鋪設鐵路。謠言激起了市民的憤怒,他們鳴鑼聚眾搗毀學校,打傷教師,直至官兵出面彈壓,局勢才穩定下來。與引起1916年杭州攝魂謠言的原因相似,此次南京攝魂恐慌最早亦是與市政府調查學齡兒童有關。這兩起攝魂恐慌中,那些害怕政府建設新學校而丟掉飯碗的私塾先生,不僅僅牢騷滿腹,甚至散布和助長攝魂謠言。
南京市政府的處理如今看來富有理性和建設性。當謠言剛開始傳播之際,南京市社會調查處馬上報告教育局,請教育局通令各國小,細緻耐心地向學生家長解釋調查學齡兒童的意義,打消他們的疑慮,以此闢謠。4月2日,南京特別市教育局召開了擴大會議,會上提議印發廣告,解釋調查戶口和學齡兒童,純是為了市民利益,辦理市政,興辦教育,以此消除市民的誤會。很快,教育局就發了一張白話布告,解釋中山陵需要小孩靈魂之事純是謠言惑眾。
教育局長陳劍翛也親自上陣,為該局做調查的良好動機“鳴冤”:“如果我們不曉得學齡兒童是多少,我們如何知道要辦多少學校,要請多少教師,以及要需要多少經費等……不料正在實施當中,竟發生許多笑話出來”。他還反駁那些攝魂與學齡兒童調查聯繫起來的謠言:“如果世界上,是真有妖邪惡劣的當道,要著你們的小孩子的命或靈魂,還來公開地調查么,早就秘密的捉將去了。”

特別市市長何民魂在教育局布告發表後,親自到南門外詢問佩戴紅布條的孩童,查問謠言所自何來。4月9日,市政府特地發布第881條政府令,要求教育局勸止孩童們胸前懸掛紅布。

事實上,中國人歷來認為,人之生,是為魂魄的相合;而人之死,則意味著魂與魄的相分。民間百姓最恐怖的莫過於“勾魂鬼”,因為靈魂一旦離去,人便要死了。吳越之地,尤其信鬼神,重淫祀。兼之從南北朝以來佛教文化興盛,轉世、輪迴等靈魂觀念早已深植人心。是以每逢歲時節慶和神靈誕日,吳地的民眾就要到廟宇中去叩頭祭拜,或抬著神靈偶像四處巡遊,驅除邪祟。占卜、看相、算命、求籤、扶鸞、講僮更是日常生活的重要成分。1909年,作為預備立憲的一項基礎工作,官府開始戶口調查工作。結果,江蘇許多地方流傳官府調查戶口,是要查清每個人的生辰八字,是要把被調查者的靈魂賣給洋人修建鐵橋。謠言廣泛流傳,激起了慌恐不安的鄉民們和官府的對抗。鄉民群毆調查員、搗毀調查員住宅、撕毀調查冊、拒釘門牌、毀壞自治局所和學堂,甚至與官兵發生武裝衝突,民變覆蓋了江蘇絕大部分地區。(因反對調查戶口的民變遍及全國10個省區,總計69次,其中江蘇居首位,占37起。)

如今,南京特別市政府與之對抗的是民眾內心深處的觀念。那些歌謠和神秘讖語,喚醒了民眾心理上的狂熱激情。群體的一個普遍特徵就是極易受人暗示,正如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一書中所說,“群體通常總是處在一種期待注意的狀態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提示,通過相互傳染的過程,會很快進入群體中所有人的頭腦,群體感情的一致傾向會立刻變成一個既成事實。”

妖術恐慌
教育局完全合乎邏輯的解釋所起的作用看來頗為有限。4月中旬以後,妖婦攝魂大有愈演愈烈之勢。由於此時攝魂謠言中的受害者不再限於孩童,南京城裡的成人也紛紛在身上掛一個紅布口袋,裡面裝上茶葉、桃樹葉、生米和七小塊婦女月經布,以此來辟邪。
南京市民陷入集體性的幻覺之中。
4月16日,李高氏經過馬巷口一家燒餅店,她發覺自己迷路了,於是向店主問路。燒餅店主卻突然全身打起了寒噤,身體麻木僵硬。一個賣油條的婦女正好經過,也猶如魔怔了一般,昏迷了過去。
像李高氏這樣的普通南京婦女,在1928年4月,突然成了眾矢之的。和1768年妖術大恐慌下的民眾反應一樣,南京市民的矛頭指向了社會底層的流動人口。那些平日裡走街串巷的三姑六婆,儘管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卻一貫是受歧視的角色。她們過分熱情的言辭和誇張的表現,看上去和攝魂妖婦有天然的聯繫。
於是,民眾見到這樣的婦女,開始是扭送到公安局;到後來發展到群情洶洶,南京街頭,行人動輒被飽以老拳。一個女人僅僅因為看到一個拉黃包車的,因有一面之緣,便對他微笑致意,就被路人誤以為是攝魂妖婦,於是眾人一擁上前,扭打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婦女。
社會秩序如此混亂,人們心理緊張到沒有基本的辨析能力,想像力卻前所未有得活躍。一個玻璃瓶、幾張紙、一個微笑,或一句言語,都會引發他們的敏感情緒,進而導致暴力行為。
自然少不了有人乘亂謀利。市民鄧榮福經過馬馬氏家門前,向她問路。孰料,馬馬氏高聲喊叫,說他為攝魂者。路人立即上前圍住鄧榮福毆打,他的衣服被撕破,身上攜帶的三十元票洋也被乘亂搶走。紗帽巷一家女塾的教讀成文玉,到城南書店買書,用手巾包好。回家路上,走到二道高井,也許是她買到了想要的書籍,臉上掛著高興的神情。於是,有一個婦女突然指她是攝魂的。可憐的女先生,衣服和手包都被搶走了。
一向循規蹈矩的底層民眾突然發現自己也有了生殺予奪的權力。指責別人是攝魂者,成了最有效的報復手段。麵店老闆娘發現自己的幼女被吃麵的算命先生逗哭了,便大聲喊叫,說他是攝魂人,於是不用親自動手,其他顧客便蜂擁而上,為她出了一口惡氣。
媒體為此憂心忡忡。4月20日《京報》發表了署名“怎不愁”的文章《攝魂把戲》。這位怎不愁氏描繪了南京可能出現的可怕局面:“商旅裹足、家家閉戶,柴米油鹽,無人挑賣,幾十萬市民坐而待死而已。”幾天前,《京報》就發出“妖婦攝取魂魄耶,流行病之傳染耶”這樣的質問。《京報》記者說,如今春氣和暖兒,南京人一向不講求衛生,可能是一種傳染病流行。
教育局的第二次布告證實了《京報》記者的猜測。教育局長陳劍翛發布了七字韻語布告,解釋妖婦攝魂純是荒誕不經的謠言,它的流傳,實際上是由於“反動分子”的“亂湊趣”和“時疫”流行,他呼籲市民不要輕信,要注意自家孩童的衛生健康。

首都衛戍司令部也發出闢謠報告,指謠言是潛伏的敵探、共黨和地痞流氓等人編造的,目的是擾亂後方秩序。從1927年以來,時局動盪,南京始終是一個漩渦中心。所以,才會出現陰兵助陣這樣的謠言。毫無疑問,國民政府也正好藉此清查南京城裡的敵對勢力,樹立政府的威信,增強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感。
多管齊下
4月17日下午兩點,南京市公安局局長孫伯文召開了一次研討會。
當天上午,公安局已經發出了闢謠警示,針對連日來民眾“聚毆六婆,時傷行旅”的混亂秩序,指出一切要依照法律來辦,“民眾非裁判之官,街衢非審判之地”。對於那些已經被扭送警局的疑犯,要訊取供詞,轉送地方法院依法訊辦。同時,也通令各區警署嚴密查拿在案的逃犯等。
下午的研討會可謂是謠言傳播以來最有效的一次行動。農、工、商、婦女團體,公安局各區官佐、新聞媒體,共50多人,從生理學、心理學的維度探討防治謠言之法。根據醫生診斷,孩童和市民死亡的原因,實際上是一種傳染病“拉麻症”(可能是腦腹炎一類的流行病)。正是在修建中山陵這個背景下,東門一帶孩童染病死亡這一偶然巧合,配合學齡兒童調查這一契機,謠言得以訛傳蔓延。

整個南京被動員起來了。各界自發組織廢除迷信宣傳隊,公開闢謠,以正視聽。市長何民魂也於次日下午向公安局職員訓話,要求擴大民眾的知情權,把涉及謠言的幾十起案件審訊詳情公開。19日下午,他又在第一通俗圖書館召集南京64個團體談話。詳細解說攝魂謠言的種種,請各團體向親朋好友宣傳,詳為解釋。自然,他也痛詆“地痞流氓、孫傳芳黨羽、共產黨徒”從中鼓弄。當天,南京市市政府也發布了政府布告,解釋攝魂謠言,公布了對市民扭送公安局的“妖婦”的審訊結果,證明所謂攝魂之事皆為子虛烏有。若市民私自毆打行人,也將受到懲罰。

很快,就有人充當了政府的“宣傳工具”。20日下午,一個叫康泉生的人到下關永寧街一家肉檔買肉,被陳姓屠戶指認為攝魂人。結果,康泉生被毆打致傷。崗警把兩人帶到下關區第二分署。署員的處理結果是,罰陳屠戶賠償康泉生被撕破的衣服和醫藥費,原本要嚴辦他,後經下關總工會辦事處主任出面說項,這才作罷。最後,陳屠戶被要求雇了一輛馬車送康泉生回家。他還要披紅插花,沿途燃放爆竹。
一直處於風口浪尖的教育局長陳劍翛乘機擬定了五條闢謠標語,廣為宣揚:(一)莫信妖人攝魂的謠言;(二)嚴防反動分子鼓動邪說;(三)邪說是煽惑人心的;(四)只有疾病能死人,邪術是不能死人的;(五)破除迷信,消滅邪說。

於是,在各職能部門的努力下,一場鬧得沸沸揚揚的妖術恐慌漸漸平息下來。

這起攝魂事件無意中也推動著政府建設新南京的步子。4月24日內政部長薛篤弼根據各國成例,擬定了《掃除法》草案十條,保持南京市的衛生清潔和市容整潔。南京市特別市政府也推動發起了5月1日至3日連續三天的“衛生運動”,鼓勵市民自發打掃街道,對公共廁所進行消毒,參觀衛生陳列等。衛生被推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衛生程度之高下,一國強弱可推知之。
國民黨政府在處理攝魂恐慌這一社會危機時,與社會各領域在動態的配合過程中,重構公民和社會的理念,政府威信亦得以在更大範圍內確立起來。這可是尋常政治運作都難以實現的深入人心的效果。

而就在南京市民的恐慌漸漸趨於平緩的時候,攝魂謠言卻在上海、鎮江、揚州、無錫、常熟等地再度復生,尤以鄉村為盛。謠言說中山陵即將竣工,需要1500名陰兵把守。甚至安徽無為縣的父母也給自家小孩掛上了紅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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