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乩

扶乩

扶乩,是中國道教的一種占卜方法,又稱扶箕、抬箕、扶鸞、揮鸞、降筆、請仙、卜紫姑、架乩等等。在扶乩中,需要有人扮演被神明附身的角色,這種人被為鸞生或乩身。神明會附身在鸞生身上,寫出一些字跡,以傳達神明的想法。信徒通過這種方式,與神靈溝通,以了解神靈的意思。扶乩,乃靈鬼作用,其言某佛、某菩薩、某仙,皆假冒其名。扶乩也有預言國家大事的,例如光緒三十年正月初七,在燕京西山碧雲寺旁高靜涵居士家中,天台步虛祖師(隋代高僧)的飛鸞訓文,預言中國的百年大事,從光緒帝的死期(雲暗暗,霧愁愁,龍歸泥土塑獼猴),宣統帝的三歲即位(三歲孩童三載福),大清的滅亡(月中無主水空流,萬頃煙波一旦收),以及孫文,袁世凱,蔣中正,毛澤東,朱德等等的相繼登上中國歷史舞台,一直到近代(四海水中皆赤色,白骨如丘滿崗陵,相將玉兔漸東升),並且預言未來的中國將會有聖君出現,首都將會在南京(南朝金粉太平春,萬里山河處處青)。

詞語由來

扶乩,是中國道教的一種占卜方法,又稱扶箕、抬箕、扶鸞、揮鸞、降筆、請仙、卜紫姑、架乩等等,扶,指扶架子;乩,謂卜以問疑。在扶乩中,需要有人扮演被神明附身的角色,這種人被為鸞生或乩身。神明會附身在鸞生身上,寫出一些字跡,以傳達神明的想法。信徒通過這種方式,與神靈溝通,以了解神靈的意思。

操作方法

道具

扶乩,其實是扶褉。扶乩要準備帶有細沙的木盤,沒有細沙,可用灰土代替。乩筆插在一個筲箕上,有的地區是用一個竹圈或鐵圈,圈上固定一支乩筆。扶乩時乩人拿著乩筆不停地在沙盤上寫字,口中念某某神靈附降在身。術士制丁字形木架,其直端頂部懸錐下垂。架放在沙盤上,由兩人各以食指分扶橫木兩端,依法請神,木架的下垂部分即在沙上畫成文字,作為神的啟示,或與人唱和,或示人吉凶,或與人處方。舊時民間常於農曆正月十五夜迎紫姑扶乩。

人員

扶乩扶乩

扶鸞時必須有正鸞、副鸞各一人,另需唱生二人及記錄二人,合稱為六部(三才)人員。運用一Y字型桃木和柳木合成的木筆,而在默認的沙盤上,由鸞生執筆揮動成字,並經唱生依字跡唱出來,經記錄生抄錄成為文章詩詞,最後對該訊息作出解釋。

所寫文字,由旁邊的人記錄下來,據說這就是神靈的指示 ,整理成文字後,就成了有靈驗的經文了。扶乩來源於古代占卜問神術。人們有了疑難,就通過龜卜、蓍筮向神祈禱,請求神靈指示,預測吉凶,再根據神的指示去辦事。

結果

結果通常扶鸞得到結果,都是極為古典的詩詞或文章,占卜者聲稱那些訊息由神靈發出。一般來說,道經的撰寫,或與神仙的問答都常採取此法,《地獄遊記》一書就是扶乩所撰寫的一個例子。

印光大師開示

扶乩,乃靈鬼作用,其言某佛、某菩薩、某仙,皆假冒其名。真仙,或偶爾應機,恐千百不得其一,況佛菩薩乎?以乩提倡佛法,雖有小益,根本已錯,真學佛者,決不仗此以提倡佛法。何以故?以是鬼神作用。或有通明之靈鬼,尚可不致誤事。若或來一糊塗鬼,必致誤大事矣。人以其乩誤大事,遂謂佛法所誤,則此種提倡,即伏滅法之機。汝以為失利益,而問有罪無罪,是知汝完全不知佛法真義,可嘆孰甚?(復江景春居士書二)

可嘆孰甚:有什麼比這更可嘆的。

扶乩一事,皆靈鬼依託扶者之智識而為。亦或多由扶者自行造作而成者。且非全無真仙,殆百千次偶一臨壇耳。至言佛菩薩則全是假冒。但扶乩者多是勸人為善,縱不真實,因其已掛為善之名,較之公然為惡者,當勝一籌。又可證明有鬼神禍福等事,令人有所畏懼。所以吾人亦不便故意攻擊。奈因其所說,不拘與佛法合不合(稍知佛法之人扶之,即能常說淺近相似之佛法。不知佛法之人扶之,則全是胡說巴道),終多是以魚目為明珠,壞亂佛法,其害甚大(真知佛法之人,決不附和扶乩。佛制三皈,即已分明詳切告誡,何況深義)。故凡真佛弟子,切不可隨便贊同。(復李慰農居士書一)

不拘:不論,不管。

摘自印光大師《佛法修行止偏法要》

文獻記載

1、《異苑》:“世有紫姑女,古來相傳是人妾,為大家(曹夫人)所嫉,每以穢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氣憤而死)。”

2、《夢溪筆談》中說:“舊俗,正月望夜迎廁姑,謂之紫姑。亦不必正月,常時皆可召。予少時見小兒輩等閒則召之以為嬉笑……”“近歲迎紫姑仙者極多,大率多能文章歌詩,有極工者,予屢見之。”

3、明末《帝京景物略》卷二記載:“望前後夜,婦女束草人,紙粉面,首帕衫裙,號稱姑娘。兩童女掖之,祀以馬糞,打鼓,歌馬糞鄉歌。三祝,神則躍躍,拜不已者,休;倒不起,乃咎也。男子沖而仆。”

4、葉紹袁《續窈聞》

5、《列朝詩集小傳·葉小鸞》

6、紀昀,《閱微草堂筆記》:

宋按察蒙泉言:某公在明為諫官,嘗扶乩問壽數。仙判某年某月某日當死。計期不遠,恆悒悒。屆期乃無恙。後入本朝,至九列。適同僚家扶乩,前仙又降。某公叩以所判無驗。又判曰:“君不死,我奈何?”某公府仰沉思,忽命駕去。蓋所判正甲申三月十九日也。

按察宋蒙泉說:某公在明朝時做諫官,曾經舉行“扶乩”向神仙求問自己的壽命,神仙判斷他當死於某年某月某日。某公計算日期,已經不遠了,因此常鬱鬱不樂。可是,到了他當死的那個日子,卻安然無恙。後來進入本朝,官至九卿。一次遇上同僚家舉行“扶乩”,當年在明朝告訴他壽數的那個神仙又降臨下來。他乘此機遇,叩問當年判斷沒有應驗的原因。神仙給他的判語說:“你不去死,我有什麼辦法?”某公仰首沉思,恍然大悟,急命備車告退。原來,神仙所判的某公死期是甲申年三月十九日,這天正是明朝復亡,崇禎皇帝自縊煤山,明朝百官從主赴難的日子,某公沒赴難才存活下來。《閱微草堂筆記》

7、子不語“關神下乩”:明季,關神下乩壇,批某士人終身云:‘官至都堂,壽止六十。’後士人登第,官果至中丞。國朝定鼎後,某人乞降,官不加遷,而壽已八十矣。偶至壇所,適關帝復降,某人自以為必有陰德,故能延壽。跪而請曰:‘弟子官爵驗矣,今壽乃過之,豈修壽在人,雖神明亦有所不知耶﹖’關公大書曰:‘某生平以忠孝待人,甲申之變,汝自不死,與我何與﹖’屈指計之,崇禎殉難時,正公之六十時也。

8、宋劉斧《青瑣高議》載:杭州知府遇一對“雪消獅子瘦”對不出,遍請飽學之士也無對,於是請教扶乩大師沈延年,須臾,沈延年對出下聯“月滿兔兒肥”,對仗工整,令人嘆服。

9、《紅樓夢》第九四回:“我在南邊聞妙玉能扶乩,何不煩他問一問?” 清 昭連 《嘯亭續錄·彭氏科目之盛》:“余素惡扶乩之事,以為假鬼神以惑眾。”

10、魯迅 《花邊文學·偶感》:“五四時代,陳大齊先生曾作論揭發過扶乩的騙人,隔了十六年, 白同先生卻用碟子證明了扶乩的合理,這真叫人從那裡說起。”

歷史發展

西漢

我國歷史上,民間扶乩多在正月15日夜裡,迎請紫姑神,並卜問來年農耕、桑織、功名之事。

西漢以後,產生了大量的讖緯書,道教法師們承襲其技,扶乩降筆,依託神靈造作的道教經書,在魏晉時期開始大量湧現。宋、元、明、清,占卜扶乩之風愈盛,偽托古人之作,在現存道經中占有相當一部分。紀曉嵐在其所著的《閱微草堂筆記》中,記述了數十例扶乩事例。紀以為:"大抵幻術多手法捷巧,惟扶乩一事,則確有所憑附。然皆靈鬼之能文者耳。所稱某神某仙,固屬假託",但他也不否認有扶乩者系"煉二話手法而為之"。

東晉

東晉哀帝年間(公元362至365年),江東一帶天師道(道教早期的分支)盛行,時任護軍長史的許謐舉薦能夠通神的楊羲,到會稽王司馬昱(後為晉文帝)府上做事,許氏世代信封天師道,他們在京都建業(今南京)設立乩壇,許謐為壇主,楊羲為乩手兼紀錄人,最初的道教《上清真經》31卷,就這樣出自他們扶乩之手,但後世多疑他們假託神明自己造作。至北周武帝天和年間(公元五六六至五六九年)時,有一位叫王靈期的道徒通過扶乩,增修《上清經》達到186卷,其中127卷已經印行,成為道教上清派的基本教義,可見道教歷史上扶乩活動之盛。

在1700年前的東晉年間,扶乩就已經進入了非常成熟的套用階段,這樣看來,扶乩存在於我國民間,應該有2000年的歷史了。兩千年來,扶乩的用具幾乎沒有變化,一般有專用的木製沙盤和三角形、丁字形乩架,或笸籮、篩、籮等,而降臨乩壇的角色卻隨著時代變遷,有與時俱進的特點,據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江曉原○4考證:降臨乩壇的一般為鬼、神、仙等角色。

隋唐

上清派到隋唐時期曾盛極一時,後來,天師道和上清派逐漸演變融合,在明朝早期發展成為正一道。正一道目前是我國道教的兩大主要派別之一。唐代李商隱就有"羞逐鄉人賽紫姑"的描述。

宋朝

宋代民間流行扶乩,以文為盛。陸游在《箕卜》詩描述說:"孟春百草靈,古俗迎紫姑。廚中取竹箕,冒以婦裙襦。豎子夾相持,插筆祝其書。俄若有物評,對不順臾,豈必考中否,一笑聊相娛。"陸游以扶乩作為娛樂,一笑了之。扶乩的興起與科舉有關,讀書人臨考前心中空虛,就以扶乩祈求神示,陸游在詩中說的"豈必考中否"就是預測科舉事 。宋代沈括《夢溪筆談》中也有"近歲迎紫姑仙者極多"的詩句,而宋代洪邁《夷堅志》則詳細描述了扶箕的情形。南宋大詩人陸游在《箕卜》詩中也有對"扶乩迎請紫姑神"境況的描述。

明末

從明末開始,扶乩對我國佛教的發展開始產生重大影響。清朝中葉時扶乩對佛教的影響,出現又一個鼎盛期,各地紛紛設立乩壇。到民國初年,北京城裡乩壇林立,甚至出現了專門刊載扶乩訊息和乩文的期刊,當時的佛教淨土宗著名高僧印光法師,和天台宗著名高僧諦閒法師、倓虛法師等,都曾經涉足扶乩。扶乩產生了大量的經卷,大致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對佛法的注釋和批註形式,另一種是依託經名著述而實際上內容並不完全相符的。民國初年湖南邵陽縣世代信佛的雷應期居士,拜讀佛教乩文之後,感嘆地說"不諦如來耳提面命",強調扶乩有闡釋佛法的卓越功效。扶乩對佛教的影響,一是表現在形式上,通過扶乩諸佛降臨"親宣"佛法和闡釋教義,對佛教教義產生很大影響;二是佛教和扶乩出現了互相滲透、相互促進的局面。

清朝

與紀昀同時的江南才子袁枚,其書《子不語》中亦不乏扶乩事,如其中名篇"關神下乩",記敘了關帝君藉由乩筆,以幽默的口吻,責備士人不夠盡忠的故事。

清末民初,"在'同善社'降壇的有孔子、老子、釋迦牟尼、穆罕默德、耶穌、拿破崙、華盛頓、托爾斯泰等等"。人們對扶乩的真假與否,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待扶乩的態度長期莫衷一是。

民國

說起民國初年的扶乩,不能不提到一件趣事。民國七年(1918年),諦閒法師應北京徐蔚如居士之邀,到北京講經說法,當時北京乩壇很盛,曾經有白城隍(舊時城市的守護神叫城隍)降鸞自稱要去聽諦閒法師講經,如果有不懂之處,還要請諦閒法師解說。後來,諦閒法師應邀而至,白城隍和關聖帝君相約如期降鸞,並對諦閒法師大加稱讚,當時這件事在北京社會引起很大反響。

早在1934年上海灘就曾經流行過碟仙,近年來,在一些大學校園裡,流傳著碟仙、筆仙、銀仙、筷仙等,也是扶乩的不同表現形式。

1945年夏初,重慶成立了國際宗教研究會,發起人為了撰寫宣言,便組織扶乩,請濟公降臨乩壇為研究會題寫宣言,曾經出任中國駐印度等國外交使節、信奉基督教的盧春芳先生,親眼目睹並記錄下濟公降臨乩壇題寫的乩文,濟公以"鍾靈毓秀"為韻,題寫了中英文對照的《國際宗教研究會宣言》 。

扶乩地點

扶箕的地點可以是廟宇,也可以是家中,清中葉名臣葉名琛之父葉志詵篤信道教,愛好扶乩,葉名琛特建長春仙館(今廣州應元路市二中附近),供奉著呂洞賓、李太白二仙,事無大小都要問於乩手。第一次英法聯軍之役葉名琛親自扶乩,得呂洞賓語“十五日後便無事”,因此既不與聯軍交涉,也不防守,最後戰敗被俘,時人譏之“六不總督”。箕仙不單預告事情,更能與文人對唱。近代文學家巴金在《家》《春》《秋》中寫道:“覺新由於思念亡妻作扶乩,所思之事得以慰借。如今扶乩已近失傳。”

扶乩也有預言國家大事的,例如光緒三十年正月初七,在燕京西山碧雲寺旁高靜涵居士家中,天台步虛祖師(隋代高僧)的飛鸞訓文,預言中國的百年大事,從光緒帝的死期(雲暗暗,霧愁愁,龍歸泥土塑獼猴),宣統帝的三歲即位(三歲孩童三載福),大清的滅亡(月中無主水空流,萬頃煙波一旦收),以及孫文,袁世凱,蔣中正,毛澤東,朱德等等的相繼登上中國歷史舞台,一直到近代(四海水中皆赤色,白骨如丘滿崗陵,相將玉兔漸東升),並且預言未來的中國將會有聖君出現,首都將會在南京(南朝金粉太平春,萬里山河處處青)。

扶箕形式分為兩種,分別是單人箕及雙人箕。扶乩盛行於現代某些民間道教與一貫道團體。扶乩目前主要在台灣、香港等地的道觀中仍舊存在和活動。

研究書目

1.許地山:《扶箕迷信底研究》(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

神話傳說

清順治辛卯年(1651年)時,有個雲間(今上海松江)男子扶乩。“乩仙”降臨後,該男子問:仙從哪裡來?乩書曰:“兒家原住古錢塘,曾有詩篇號斷腸。”該男子又問:仙是何姓氏?乩書曰:“猶傳小字在詞場。”因為該男子不知道有《斷腸集》,看見乩文有“兒家”兩字,知道“乩仙”肯定是女子,便猜測道:“仙莫非是蘇小小嗎?”乩書曰:“漫把若蘭方淑士,”該男子還是不解又問:“莫非是李清照嗎?”乩書又曰:“須知清照易貞娘,朱顏說與任君詳。”該男子這才恍然大悟,知道是朱淑真降壇,於是一問一答,“乩仙”寫成《浣溪紗》等詞後離去。因為該男子不通詩文,不知道朱淑真的詩作《斷腸集》,所以這裡“乩仙”的文采,明顯高於該扶乩者,乩文由扶乩者造作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曾有人扶乩,迎來呂洞賓降乩作詩云:“此間雞犬亦神仙,信是桃源別有天。覺得春風都著意,綠楊如畫柳如煙。”似乎仙界也一樣的擁有雞犬、春風、楊柳等人情風物,炫耀之色溢於言表。另外還有人在扶乩時,遇到譚嗣同降壇作詩:“亞陸已無華世界,輪迴尚有淚汍瀾。這回莫問人間世,渺渺天風送玉鸞。”譚嗣同參與戊戌變法失敗遇害,死後似乎也陷入悲苦無奈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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