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內容
成本學派修正後的ＭＭ理論對稅的考慮過於簡化，這方面的深入研究導致了稅差學派的形成。Farrar和Selwyn（1967）根據美國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和資本利得稅三個因素組合的四種情形，分析了稅收制度的影響。Stapleton（1972）認為，正是由於稅收差異，才最有可能使得資本成本成為財務政策的函式。Miller（1977）系統地闡述了納入個人所得稅的資本結構模型，DeAngelo和Masulis（1980）重新對Miller模型給出了證明。
成本學派主要從利用財務槓桿所導致的破產成本出發研究資本結構問題，該學派按研究內容的著重點劃分為“學院派”和“經驗派”。Baxter（1976）指出，財務槓桿的提高會加大破產的可能性，而破產成本的存在又會減少企業的總價值。而“經驗派”的Warner（1977）通過經驗研究指出，鐵路企業破產過程中有1%左右的直接破產成本發生；破產的預期成本對確定資本結構具有重要意義。Altman（1984）致力於破產成本的估計與衡量，分析了非直接破產成本的計量。
權衡理論綜合了稅差學派和破產成本學派的觀點，認為企業最優資本結構就是在債務的納稅優勢和破產成本現值之間的權衡。Robichek和Myers（1966）清楚地表述了權衡理論的思想；Scott（1976）更簡潔地證明了在兩個充分必要條件下，企業存在“一個惟一最優的資本結構”。
成本學派財務契約理論的主要代表Smith和Warner（1977）認為，通過財務契約來控制債權人與股東之間的衝突，能夠提高企業的總價值。Townsend（1978）運用“成本狀態驗證法”(CSV)推出了一個綜合的契約理論，Diamond（1984）認為債務是企業家與放款人之間的最優契約，Gale和Hellwing（1985）論證了一個最優的激勵相容的債務契約就是標準的債務契約。
信號顯示(signaling)模型探討在不對稱信息下企業如何通過適當的方法向市場傳遞有關企業價值的信號，以此來影響投資者的決策。Ross（1977）提出了“激勵—信號顯示”模型。Leland和Pyle（1977）指出：在存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企業家進行投資的意願本身就可以作為表示一個投資項目質量的信號。
啄食順序(peckingorder)是指企業在利用不同籌資渠道時的傾向性優先順序。Myers(1984)引入了不對稱信息的分析框架，從理論上解釋了企業“偏好內部籌資，如果需要外部籌資則偏好債務籌資”的問題。Myers＆Majluf（1984）運用一個模型說明關於企業價值的不對稱信息比關於風險的不對稱信息更重要地決定了企業的資本結構。
理論分支
成本學派破產成本學派主要從利用財務槓桿所導致的破產成本出發研究資本結構問題，該學派按研究內容的著重點劃分為“學院派”和“經驗派”。Baxter（1976）指出，財務槓桿的提高會加大破產的可能性，而破產成本的存在又會減少企業的總價值。而“經驗派”的Warner（1977）通過經驗研究指出，鐵路企業破產過程中有1%左右的直接破產成本發生；破產的預期成本對確定資本結構具有重要意義。Altman（1984）致力於破產成本的估計與衡量，分析了非直接破產成本的計量。
權衡理論綜合了稅差學派和破產成本學派的觀點，認為企業最優資本結構就是在債務的納稅優勢和破產成本現值之間的權衡。Robichek和Myers（1966）清楚地表述了權衡理論的思想；Scott（1976）更簡潔地證明了在兩個充分必要條件下，企業存在“一個惟一最優的資本結構”。
2、交易成本學派
古典經濟學認為在完全競爭市場下，價格機能可使資源達到最適配置。新古典經濟學則將廠商視為一生產函式。交易成本理論屬於新制度經濟學，其基本觀念來自Coase(1937)所寫的"TheNatureoftheFirm"，他不同於過去經濟學家以生產函式來解釋廠商(firm)的行為，而是認為廠商與市場是兩種相對的治理方式，採取不同治理方式的原因取決於哪一種方式的交易成本相對較低。Coase認交易成本理論之回顧與前瞻為在一個專業分工與交換的經濟體制下，價格運作會產生事前成本(如搜尋資訊，契約協商和簽訂之成本)和事後成本(監督契約執行之成本)，這些統稱為交易成本。
成本學派屬性，交易頻率)與行為假設(有限理性，投機主義，風險中立)所造成。
理論核心
成本學派理論核心是根據企業生產的最低成本，確立企業的最優區位。
理論特點
第一，企業區位選擇的動機是追求最小費用，即最小費用點就是最佳區位點；
第二，假設在某特定地點需求給定，且它對企業區位選擇無影響，即不考慮需求因子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