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戈帕爾·克里什納·戈卡爾戈帕爾·克里什納·戈卡爾(Gopal Krishna Gokh-ale,1866—1915)，二十世紀初印度國民大會黨主要領導人之一，長期擔任國大黨秘書。他是聖雄甘地最崇拜的人，甘地從南非回印度後選擇的政治導師就是他。
戈卡爾生在孟買管區的柯哈浦爾，屬婆羅門種姓。在大學學習時，他就受達達拜·瑙羅吉和拉納德的思想影響。畢業後參加了蒂拉克、阿格爾卡在拉納德等人贊助下創辦的“德乾教育社”，在它所屬的一個學校中任教。後該校發展成為“費爾蓋遜學院”，他任教授、院長。
“德乾教育社”是一個民族主義教育團體，是為了用愛國主義精神教育青年而建立的。參加這個團體的人無論職務高低都只拿僅夠維持生活的微薄工資。他們大都是具有愛國主義理想和自我犧牲精神的人。在“德乾教育社”時，戈卡爾和有“浦那無冕王”之稱的拉納德直接接觸，完全接受他的政治、經濟觀點。拉納德對他也很器重，不久就吸收他參加了浦那的主要政治組織“全民大會”，並讓他擔任秘書。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浦那地區民族解放運動的內部正經歷著分化的過程。以蒂拉克為代表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開始出現，並且在1896年獲得了“浦那全民大會”的領導權。“浦那全民大會”在印度國民大會黨成立後即參加了國大黨。當時國大黨的第一任主席是英國人艾倫·屋大維·休姆，由於當時國大黨並沒有設立各級地方組織，所以在浦那，它仍然是最主要的政治組織。它的領導權掌握在拉納德、戈卡爾手裡，其政治主張也就是國大黨政治主張的翻版。巴爾·甘加達爾·蒂拉克為首的一批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也是這個組織的成員，但對這個組織以及國大黨的溫和路線漸漸感到不滿。
1895年蒂拉克提出斯瓦拉吉綱領並主張發動民眾參加政治鬥爭。他的主張在“全民大會”內得到越來越多人擁護。戈卡爾這時還沒有要求自治的想法，只希望用立憲鼓動方式爭取局部改革。在社會改革問題上他和蒂拉克也有分歧。他追隨拉納德，認為印度的復興應當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宗教等各方面同時並進，並希望在各個領域都得到殖民當局的合作。蒂拉克則認為社會改革應當放在斯瓦拉吉實現之後去做，並特別反對殖民當局插手。
1896年當蒂拉克取得了“全民大會”領導權後，戈卡爾就和拉納德一同退出，另外建立了“德乾協會”。
戈卡爾所以不同意蒂拉克的政治主張，是因為他認為國大黨創建者們所規劃的憲政鼓動和憲政改革道路最適合於印度國情，是唯一切實可行的道路。他看不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印度的政治形勢已經發生變化。在新形勢下仍然堅持舊的道路，這使他從一開始就處於比較保守的地位。但是他對英國殖民政策的揭露、批評，他利用各種機會提出印度資產階級的要求，他主張改革印度社會弊端，都還是有進步意義的。
戈帕爾·克里什納·戈卡爾1897年，他受“德乾協會”委派去英國，在一個調查印度狀況的皇家委員會面前作證。他強烈譴責英國貪婪地榨取印度財富。他說，印度像一座屋子，裡面有很多珠寶，但主人是個殘廢。外人闖了進來，拋給主人少量食物，卻弄走了所有珠寶。當委員會成員反駁說，英國在印度蓋了工廠、修了鐵路時，戈卡爾答道：“這都是我們的資源，為什麼只由英國投資？國家資源是我們的，土地是我們的，每樣東西都是我們的。”他強烈要求給印度民族工業以發展機會，要求降低行政和軍事花費，指出這樣龐大的不合理的開支加在印度頭上是毀滅印度的經濟。他對當局為了擴大稅收而不斷提高土地稅和鹽稅提出激烈批評。這些揭露和批評大大提高了他在國大黨中的聲望。他成了國大黨孟買地區的新領導人，並成為全國主要領導人之一。
1899年戈卡爾被任命為省立法會議成員。
1902年起又任帝國立法會議成員。他在立法會議上經常批評當局的各項政策，更常常在民眾集會上發表抨擊時政的演講。他揭露英國殖民剝削對印度造成的巨大損害，指出英國已把印度變成了它的農業原料附庸，用各種形式從印度榨取財富，印度每年要喪失3—4億盧比。他說:“這種不斷的抽血過程是我們現在必然遇到的經濟病症的根源”，“如果這部分資金作為工業資本留在我國”，印度的面貌就會截然不同。他強烈要求給印度人民以監督財政的權利，要求擴大立法會議印度人的名額，並賦予立法會議以財政監督權。
1905年，戈卡爾對英國殖民政策的抨擊達到最高潮。因為喬治·寇松總督的一系列反動政策使他感到非常失望，而極端派提出的激進綱領得到越來越多民眾的支持，使他認識到，必須強烈批判寇松的政策，否則便不能繼續掌握民眾和保持溫和派對國大黨的領導權。
1905年在孟加拉人民開始掀起反分割鬥爭的時候，戈卡爾受國大黨委託，和拉·拉伊一起來英國活動。在這裡，他向英國公眾輿論呼籲，特別是向自由黨呼籲，要求他們支持印度人民的反分割要求。在一系列會議上，他對英屬印度殖民當局提出了比以往更為激烈的譴責。他指出，寇松實行的限制報刊、閹割地方自治等措施是“倒撥時針”的“反動政策”。這些政策再加上分割孟加拉就構成印度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他進一步說，儘管寇松個人對這些措施要負責，但“畢竟是你們在印度的統治制度使他能夠實行這些鎮壓措施”。因此，問題的癥結就在於“外國官僚統治制度”。他進而提出，要拯救印度，只有一個辦法，就是“逐步實行自治，以印度人代替英國官吏，擴大和改革立法會議，使之事實上成為監督機構，並讓人民管理他們自己的事務”。這是戈卡爾第一次明確提出在英帝國範圍內實現印度自治的要求，表明他考慮形勢的發展，把自己的立腳點向前挪動了一步。
戈帕爾·克里什納·戈卡爾戈卡爾的英國之行沒有什麼結果，分割孟加拉的法令還是如期正式生效。孟加拉人民群情激憤，反分割鬥爭蓬勃展開。這年年底，國大黨舉行年會，戈卡爾被選為年會主席。這時，他的思想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剛從英國失望而歸，對英國當局的專橫態度極為不滿；另方面。他又不同意蒂拉克為首的極端派的政治主張，很害怕國大黨領導權轉到極端派手裡。所以他在整個大會期間的行動充滿了矛盾。
在主席致詞中，他鄭重提出印度人民的鬥爭目標是實現英帝國範圍內的自治，但又強調這個目標“只能逐步地”實現。他把寇松的統治比作奧朗則布的黑暗統治，但又說對英國還不能完全失去信任。他贊成開展斯瓦德西和抵制運動，說斯瓦德西是“服務於祖國的福音”，應當廣泛宣傳，但又把抵制英貨說成是“只能在特殊情況下使用的手段”，不適用於孟加拉以外，更不能轉變成普遍抵制。他號召人民抓緊有利形勢，積極爭取印度的自由和權利，但又強調只能採取憲政鼓動方式，堅決反對暴力革命和大規模民眾政治鬥爭方式。在他領導下這次大會所通過的主要決議也都帶有這樣前後矛盾的性質。
這次年會後，運動在深入發展，他卻不願再前進。他反對極端派中部分人提出的爭取獨立的口號，認為脫離和英國的聯繫就是自殺，也反對極端派提出的消極抵抗策略，認為這根本不可能實現，只能助長無政府主義，損害民族利益。對秘密革命組織的湧現他更是感到不安。所以，在1906年年會上，他和溫和派其他領導人一起，用折衷辦法約束極端派，不使過分越軌。
而到1907年他主要考慮的就是如何來收縮運動了。這年2月，他在阿拉哈巴德作了一次演講，反對消極抵抗策略，強調遵循憲政鼓動方法。他給憲政鼓動下了個定義，說憲政鼓動就是用合法的方法提出要求，這些要求要由憲政的合法權威來實現。這就是說，不應採取促使殖民統治垮台的方針，而可爭取當局合作來實現改革。蒂拉克當時曾一連寫了三篇文章反駁他的觀點，指出憲政鼓動要有憲法作根據，“而印度的唯一憲法是刑法典”。 戈卡爾還提出了“政治精神化”的觀點，即主張政治鬥爭從目的到手段都要符合道德原則，說消極抵抗是“憎恨行動”，不符合這個原則。這是拿道德信條來反對人們接受消極抵抗策略。戈卡爾是印度近代政治家中第一個提出這類觀點的人，和當時在南非的甘地的思想正相吻合，這也就是他特別吸引甘地的地方。
1906年後，英國殖民當局越來越用殘酷手段鎮壓運動。戈卡爾對此是反對的，但他對英國當局打算用改革立法會議的辦法來阻止運動的發展卻樂於接受。
1906年他在英國晉見印度事務國務秘書摩萊，要求他停止鎮壓，實行改革。摩萊要求戈卡爾幫助創造一個適合於實行改革的氣氛，挑動溫和派對極端派採取行動。戈卡爾對他的意思是很了解的。
1907年在國大黨舉行年會之前，他和其他溫和派領導人一起千方百計阻止極端派領袖蒂拉克被提名為年會主席候選人。在年會上因選舉問題發生裂痕後，他不是積極斡旋、解決衝突，而是和其他溫和派領導人一起單獨召開溫和派的會議，制定國大黨新章程，把極端派排除於國大黨之外，造成了國大黨的分裂，從而給運動的發展帶來嚴重後果。戈卡爾對國大黨的分裂是負有一份責任的。
在把極端派排除之後，國大黨失去活力，變成了一潭死水。這以後戈卡爾的活動，主要是在會議廳發表演說，要求政府合作實現改革。這段時間他所作的比較有意義的事是1912年去南非支持甘地領導的反種族歧視鬥爭。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國大黨採取支持英國作戰的政策。戈卡爾也認為這是爭取實現國大黨要求的好機會。他按照孟買總督的要求著手草擬一份對戰後實行改革的意見書。這個檔案沒有寫成他就去世了。在他去世後，他的同僚、帝國立法會議成員阿加汗公布了他的初步構想。其中心內容是要求逐步實現印度的自治，首先實現省自治。這代表了他晚年的政治態度。 戈卡爾去世前處理的最後一件大事，是蒂拉克為首的極端派重新進入國大黨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他的態度是不積極的。他不希望極端派回來，害怕他們會取得國大黨領導權，從而把運動引向激進道路。最後是英國人安妮·貝贊特夫人成為國大黨主席。
評價
總起來看，戈卡爾是一位愛國主義者,始終堅持了民族主義立場。但他的思想是比較保守的。二十世紀初客觀形勢已經發生變化，而他仍然堅持印度早期活動家所制定的鬥爭策略和目標，這就使他在印度政治舞台上不可能有很大作為。戈卡爾的觀點代表了當時整個資產階級的態度。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他們並不希望國大黨越出憲政鼓動的範圍。
戈帕爾·克里什納·戈卡爾戈卡爾在培養愛國主義工作者方面，在組織青年多方面為祖國服務方面是有獨特貢獻的。1905年，他建立了一個叫“印度之仆社”的組織。這是一個在政治、經濟、教育、社會改革等多種領域為印度復興服務的組織。參加這個組織的人必須貢獻自己的全部力量、為祖國服務而不計較報酬。他們必須把所有印度人看作兄弟，為所有人工作而不分信仰和種姓。這個組織後來發展了很多成員。他們分散於各條戰線，默默無聞地工作，在發展民族工業、振興民族教育，倡導社會改革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起了良好作用。
戈卡爾在社會改革方面的貢獻也比較突出。他的看法和做法也很有可取之處。固然,他主張政治鬥爭、社會改革同時並進，但他是有重點的，他自己就主要從事政治鬥爭。在社會改革的方法上，他希望得到當局合作，這固不可取，但實際上，他採用的主要方法是組織先進青年，到民眾中宣傳倡導，示範帶頭，啟發民眾覺悟。他認為，改革印度社會的弊端是印度復興的一個重要部分，對政治鬥爭也有好處。他說：“如果我們允許我們同胞的很大部分繼續停留在無知、野蠻和退化狀態，怎么能實現我們的民族期望？我們的國家怎么能自立於世界之林？如果這些同胞不能在道德上、知識上逐步得到提高，他們怎么能了解我們的思想，怎么能和我們想在一處，共同努力來實現我們的目標？”這種看法是正確的。不足的是，由於他政治上的保守態度，政治鬥爭這個重點並未能真正突出出來，“實現民族期望”云云也只是一句空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