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生活了10多年，佳傑思（Adrian Geiges）很少感受到過去那種
德國憤青在中國的朝聖與艷遇“革命的感覺”，僅存的印象是一些革命歌曲和國小生脖子上的紅領巾。
朝聖
在北京生活了10多年，佳傑思（Adrian Geiges）很少感受到過去那種“革命的感覺”，僅存的印象是一些革命歌曲和國小生脖子上的紅領巾。
偶爾，他會參加一些聚會。穿過狹窄充滿老北京味道的鼓樓東大街，在MAO Live House這樣有鮮明“毛時代”特色的酒吧里，跟朋友一起唱起《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這時候，身著紅色唐裝的他，會藉機問座上的中國年輕朋友：現在的年輕人，跟你們父母那一代，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有人認真地對他說：老百姓不大關心政治，缺乏信仰。也有人指著眼前的酒杯回答：起碼，那時候喝不到青島啤酒。
12歲的時候，佳傑思看了父親書架上德文版的《毛澤東語錄》，那本小冊子就成為他的“毛聖經”。之後，在親友的眼裡，佳傑思逐漸成了一位桀驁不馴的憤青——16歲的時候，他參加了西德的共產黨，然後一路向東：18歲從西德去了東德，然後是蘇聯——他親身經歷了俄羅斯的解體，“我到的時候，那裡是蘇聯，等我離開的時候，那裡是俄羅斯。”
再後來，他來到中國。
1986年，佳傑思第一次來中國，騎著租來的飛鴿腳踏車，興奮地穿梭在大街小巷。那次，他在中國待了一個半月，次年，他在德國出版了《甦醒的中國——我的旅行印象》一書。
1997年後，他因工作關係開始居住在北京，一住就是12年。作為德國《明星》周刊駐亞洲的首席記者，他能用比較純熟的中文跟人交流，甚至可以發中文簡訊，但很難表達很細緻的感覺。“好”和“不好”是他用得最多的兩個詞，用來表達對某種事物的評價，他聽不懂“原型”、“含蓄”這樣高難度的語詞，卻又煞有興趣地讓我解釋這兩個詞的意思。
一路向東，這酷似一個當代的馬可·波羅的故事。像馬可·波羅一樣，佳傑思也把自己的故事寫成了書，書名是《從黑森林通往世界的革命之路——在毛澤東、切·格瓦拉和其他領袖時代的生活》，中文翻譯為《我的憤青歲月》，裡面記述了他“一路向東”的朝聖歷程。
艷遇
在佳傑思的自述中，性成為一條與革命平行的線索。比如《我的憤青歲月》最後一部分關於中國的敘述，他與辛迪的艷遇故事就是最濃墨重彩的一筆。
如果把佳傑思的故事看做一部3D電影，那辛迪，也許是看這部電影必須戴的那副特製眼鏡。佳傑思把辛迪作為中國當代小資的代表。“我們小資看最新潮的電影，吃最時髦的菜。”辛迪曾經這樣告訴他。
初識辛迪就為她深深著迷，佳傑思開始了他的狂熱追求，鮮花、約會、郵件…… “我好想給你快樂，吻遍你美妙的身體。”如此熱辣的簡訊發過去，長時間內得不到辛迪的回覆——這種狂風驟雨式的行動沒有預想的效果。一切似乎都付之東流。
在這之前，佳傑思生命中有多個女人，但辛迪讓他覺得跟之前交往的女孩子不一樣。辛迪對他來說，還是箇中國式的謎：性感，獨立，前衛，小資，曖昧，又有著傳統式的含蓄。在《我的憤青歲月》中，佳傑思用了兩章的篇幅記述了他們的交往過程，卻沒有泄露他們是否有了一夜情緣，在訴說了兩人激吻等經歷後，他給了讀者一個開放式的結尾，暗示說：“這不是她最後的訊息。”即使跟我談到辛迪，佳傑思還是不願意把謎底全盤給我。
在北京，他也遇到了另外一種女孩。一個女孩叫三三，他們在酒吧一曲熱舞后，“嘴唇不由自主地吻到了一起”。認識沒幾天，三三開始給他發簡訊：“你想我嗎？”接著就要求佳傑思替她租房子，為她買汽車。他比較辛迪和三三：“我跟辛迪除了性，還有很多有趣的共同話題，三三則代表了交往中更低的部分，她想從我這裡得到好處。辛迪喜歡做愛，三三則帶著目的而來。”
不過，他也肯定地說，這種性觀念的差異性變化是個進步。“不光在性方面，在社會其他方面也是。人們很不一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這是中國這些年的進步。”
對他來說，性是他觀察社會變遷與現狀的一個截面，就像顯微鏡下的一個切片。也如同他喜歡的小說家米蘭·昆德拉筆下的性愛：某個場景也能燭照被歷史化了的人性，即使那是個體體驗。
性與革命
在早年，他的革命引路人卡勒曾莊重地問佳傑思：“我今天要問你一個問題——你做好走上職業革命家這條道路的準備了嗎？”年輕的佳傑思用尖尖的嗓音回答：“我已經準備好了。”就這樣，西德人佳傑思被秘密送到東德，接受革命培訓。
在接受培訓的過程中，佳傑思認識了一個影響他一生的東德女團員桑迪，也經歷了心痛的噩夢：目睹了桑迪和卡勒在自己對面的一張床上忘情歡謔。他的書中披露了這個情節， 《明鏡》周刊為此刊發的評論就以《當男同志和女同志在一起》為題，評論說：“東德對西德陣營的人有著怎樣的誘惑，即使在臥室里他們也遵循著革命使命……”
秘密培訓後，佳傑思被安排到西德的《活力》雜誌，為革命做宣傳，他負責的兩個欄目一個名為“世界大團結”，一個名為“情感與性愛”。就如同冥冥中注定，這兩個欄目的名字概括了這名老憤青的前半生路徑。
《活力》的“情感與性愛”欄目，讓佳傑思逐漸成為一位小有名氣的性愛專家。“性方面的報導，很重要。”他說，“我們有政治目的，也是年輕人的雜誌，而愛和性是年輕人很重要的方面。”
後來，“性”其實也成了他重新理解革命時代的線索。“東德人（性生活）比西德更厲害，因為他們不能隨便購物，不能旅遊，沒有多少好玩的事情，而做愛這個事情沒有什麼成本。”
他也感嘆：蘇聯的性觀念為什麼比德國還保守？通過大量採訪很多年輕人、大夫、妓女等各個階層，他得出結論：性自由跟社會自由有關係，比如史達林時代想控制每個人的生活，也想控制性方面，這個時期就特別保守。
“我年輕時玩得少，覺得重要的是幹革命。後來我生活得更隨便些，覺得這樣更好。”佳傑思用磕磕絆絆的漢語，表達自己半生漂泊得來的樸素見解。
顯然與自己上半生的“革命經歷”有關，佳傑思很喜歡“憤青”這個詞，佳傑思對“憤青”的漢語解釋是三個字：很生氣。“我年輕時候的想法就是那樣，我那時候很憤怒，我反對美國，我反對資本家。我不想慢慢來，想馬上要一個美好的世界。”
“中國也有很多憤青，他們也對很多東西很生氣，比如他們對西方媒體關於西藏的報導。我理解他們的生氣，理解抵制家樂福。但不能就此覺得所有西方媒體不好，連中國做的東西都抵制。”儘管和很多來中國居住多年的老外一樣，佳傑思對中國的某些方面仍有微詞，但看到日新月異的中國，他覺得中國的方向是正確的。
現在佳傑思也很喜歡中國的小資群體。“我年輕的時候小資是不好的人，現在小資成了很好的詞語，他們吃最好的飯館，穿最好的衣服，他們不會傷害別人。有人說他們不好，他們不關心政治，但是我覺得不對——你看在四川地震中幫助受災同胞的年輕人，他們有行動能力。我喜歡中國的小資。”
回家
佳傑思《我的憤青歲月》對革命時代的描寫充滿了黑色幽默，但佳傑思內心沒有諷刺，更沒有褻瀆。“我不遺憾我之前的生活，那時候我是一個有意思的青年。那時候很多想法不對，但並不遺憾。”他說，自己走過很多國家，目睹了很多匪夷所思的變化，如果沒有那段革命經歷，他也許就是德國的一位老師，終老於此，世界與他無關。
他用索忍尼辛《古拉格群島》中的那段話，來表達自己“一直向東”後的此刻心境：“我逐漸發現善與惡的界線並不在國家與國家之間、階級與階級之間、政黨與政黨之間——而是在每一個人的心中穿過，在一切人的心中穿過。”
“我這輩子只做過兩種職業，一是從事革命，二是做記者。而現在革命者顯然已經無人問津了。我是不是該收拾行李回德國去呢？”在俄羅斯居住的後期，他難以忍受供職的《鏗鏘時評》越來越嚴重的獵奇新聞傾向，突然想回家。那次，他沒回到德國，而是來到中國——但這一次，他真的要回到德國了。
從宜必思酒店的高層向窗外望去，璀璨的煙花漫天綻放，已經49歲的佳傑思情緒複雜。這是他離開北京前的最後一個夜晚，也是中國傳統的元宵節——他決定跟他的中國朋友們分開一段時間了，包括他深愛的辛迪們。
臨走前，他依然不諱於和我談論自己喜歡的女孩子。“我不喜歡一定要高的，或者漂亮的，或者披髮的，或者大眼睛的，或者奶大的……”他喜歡獨立的，有積極想法的女孩，“那種有點過分的，我不喜歡害羞的女孩子。”
不過，他不願意多談自己的中國妻子，他很坦誠地告訴我：她知道自己丈夫的過去，知道所有他年輕時的故事。
這位老憤青要回德國了，他學瑜伽的妻子和兩個可愛的孩子已經在那裡等他。他曾經那么喜歡變化，喜歡漂泊，把自己當成世界公民，而不僅僅是個德國人。但年過半百，經歷世事變幻的他突然覺得，世界的差異性正在急劇縮小，週遊的樂趣正在消逝。
“再也不會有那樣極端的變革，國家之間都是一個樣子。不像過去那時候，從西德到東德差別就那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