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SARS到甲型H1N1
六年大考：從SARS到甲型H1N1
從SARS到甲型H1N1中國首位甲型流感患者確診記
2009年5月11日中午12時，中國衛生部確認：包某某感染了甲型H1N1病毒。6年前的SARS，讓毫無準備的中國付出了慘痛代價。
2009年，面對同樣是發於春夏之交的疫情威脅，我們能否交出一份滿意的考卷？
引起全球恐慌的甲型H1N1病毒，終於侵入中國內地
它附著在中國籍乘客“包某某”體內，搭載從東京飛來的航班，來到了北京。此後，川航3U8882又將其帶到1700公里之外的成都。
2009年5月11日中午12時，中國衛生部確認：包某某感染了甲型H1N1病毒。
預演變成了現實。此前，在北京地壇醫院、佑安醫院，以及諸多醫療單位如臨大敵，針對處理此次流感疫情的演習頻繁進行。這是繼SARS之後，中國衛生體系面臨的最大考驗——包括防、控，以及敏感的信息公開。
6年前的SARS，讓毫無準備的中國付出了慘痛代價。2009年，面對同樣是發於春夏之交的疫情威脅，我們能否交出一份滿意的考卷？
中國內地初疫
在H1N1病毒抵達成都的48個小時裡，因為病毒而隔離的人群已經從航班人員蔓延到了計程車司機和醫護人員，而接下來，還將擴散向何處？
5月10日13：17分，川航3U8882航班在得到塔樓的確認後，緩緩靠向舷橋。這架從北京駛來的航班，剛剛完成了2小時27分鐘的空中飛行。
坐在20D座位的乘客包曉同(化名)，已經按捺不住了，他盼望著快點見到已經在機場等候多時的未婚妻。包是密蘇里大學地質系的在讀博士，這次回國準備結婚。
對於這位5月7日起就從美國聖路易斯機場出發、經過3次轉機終於返回家鄉的旅客來說，回家的路從來沒這么長過。
他已經在空中輾轉了38個小時。
但情況有些不對勁，除了咳嗽和咽痛，包曉同還感覺到一陣陣發熱。48小時後，他被確診為中國內地第一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於是，這個留學生回家的路越發顯得漫長和不確定，在和女友短暫的見面後，他們又不得不再度分開——分別接受甲型H1N1流感的醫學觀察。
一時間，和包曉同一同乘坐這架空客A320的150名乘客和10位機組人員，成了全國關注的焦點。
截至目前，飛機上除有2人聯繫不上外，其餘人員已經實施了醫學觀察，而病毒下一步可能的擴散尚不確定。
疑似，體溫38度
包曉同是自己打車去的醫院。在成都的醫院就診後被隔離觀察。他事後透露，在從美國飛日本的航班上，他已經出現咽痛；從北京到成都時已經“自覺發熱，體溫不確定，伴有咽痛、輕微頭痛、咳嗽、鼻塞和極少量流涕”。
下飛機時，包曉同終於決定：去醫院，目的地是四川省人民醫院急救中心。
雖然身體有些不適，但回家的心情還是不錯。當天成都市計程車行業展開汶川地震一周年愛心募捐活動，包曉同在計程車上還特意捐獻了一塊錢。
之後，正是依據募捐的小票，疾控部門才找到了這輛計程車的司機，並將其隔離。
下午3時許，包曉同在父親、女友的陪同下來到省醫院急救中心，第一個和他接觸的醫護人員是分診台值班護士王林。
包曉同自述有發熱、咳嗽等症狀，一聽是從美國回來的，護士王林立刻警惕起來，她馬上向值班護士長做了匯報，“他一開始說從北京回來，最後一問才說從美國回來。”
體溫測量為38℃。
包曉同給護士解釋，在美國的室友就有發燒的症狀，但後來確診，已經排除了感染甲型H1N1流感的可能。
醫院方卻不這么看，四川省人民醫院經過會診，診斷包曉同“感染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緊接著，包曉同的病樣被分別送到成都市疾控中心和省疾控中心，經過兩次覆核檢測，結果均為弱陽性。
晚上8點，醫院突然召集住在三病區5樓的病人召開緊急會議，動員病人搬到其他住院樓，為的就是給甲型H1N1流感患者騰出床位。不到一小時，整個樓層的病人已經全部搬離，院方再次對病區進行了消毒。期間，與包曉同接觸的15名醫務人員也得到隔離。
11日凌晨2點左右，四川省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包曉同為中國內地第一例疑似病例。
到了中午，包曉同被最終確診。
感染了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包曉同就像一粒石子，攪動了全國各級疾控體系。10日晚，突發預案中編配好的應急小分隊都在自己的轄區行動起來；北京市的手機用戶陸續收到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群發的簡訊，而北京電視台的衛視、財經、影視、青少、科教和文藝等頻道則全天候滾動字幕⋯⋯凡此種種，目的都指向一個：尋找NW029和3U8882航班上的483個旅客。
從SARS到甲型H1N1中國首例甲型H1N1病毒感染者包某某
隔離，一個人的住院部
臨近5月12日，整個四川都傾注於大地震的祭奠。但包曉同的到來，似乎某種程度上改變了這一切。
一時間，全國的感染病專家匯集成都。北京地壇醫院感染科主任李興旺便是其中之一。
李興旺承認，即使在患者還沒有表現出症狀的時候，他身上所攜帶的病毒也已經具備了傳播的可能性。這就意味著，即使包曉同在東京飛北京的航班上沒有明顯的流感症狀，但情況仍然不容樂觀：“整個航程都具備傳染的可能性，所以都要隔離、觀察，如果沒有，當然最好。”
目前，還沒有相應的數據能夠給人們最焦慮的問題一個解答：與包曉同在同飛機這樣一個密閉空間裡一同待了兩三個小時乃至更長時間的乘客們，到底有多大可能性被傳染？
在國內轉機時填寫的健康申明卡上，包曉同並沒有留下任何引起檢疫工作人員注意的信息。根據航行記錄，飛行過程中，未發現嘔吐、腹瀉、發熱、寒戰症狀的旅客。與此相匹配的，包曉同在兩次通過機場的檢疫通道時，體溫檢測的報警聲音也沒有響起。人們事後翻看當時的監控錄像，發現他“步伐敏捷，精神狀態正常，沒有咳嗽、呼吸困難等症狀”。
“飯卡”是包曉同在聖路易斯居住地的室友。他對於包曉同這次的經歷很關心，因為就在包曉同回國前，“飯卡”曾出現過感冒發燒的症狀，那時他就擔心自己患了甲型H1N1流感。
不過，讓他寬慰的是，驗血結果證明是普通感冒。
5天后，“飯卡”的症狀完全消失，而辦法僅僅是休息，以及護士給的一片退燒藥。“飯卡”也想不明白，自己的“感冒”跟包曉同的甲型H1N1病毒，到底有沒有關係。
在包曉同確診當天，在衛生部的新聞發布會上，北京大學第一醫院感染疾病科副主任徐小元表示，包曉同患病的原因，尚還無法斷定：“他和這個室友(非居住在同一個房間)在感冒期間有過近距離的接觸，比如近距離談話，沒有採取過防護措施。他在這段時間也去過當地的超市等地方。”
而來自外界的擔心卻越來越多
那架空客A320共有30排，每排有6個座位。病毒攜帶者位於飛機的中後部，究竟哪些人最具危險？就在包曉同被確認之後的12小時，已經有傳言說，包曉同的前排乘客也已經成為疑似病人。
這個訊息如今尚未得到疾控部門的確認，但它在民間已經插上了擴散的翅膀。
成都人向來遇事不在乎，但這一次市民們都不約而同地有了些防範意識。毗鄰四川省人民醫院的是省博物館新址，5月9日這裡正式開放以來，一直有很多參觀者，沒有受到省醫院和甲型流感患者來襲的影響。但有些人還是比較防範，他們並不直接在省醫院下車，而是故意多坐一站地，然後再往回走一段才到博物館。
與患者包曉同先後同乘兩個航班的密切接觸者，總計383人，已進入北京、四川等21個省市。11日，北京147名密切接觸者已找到121人；四川150名密切接觸者已隔離114人；遼寧11名密切接觸者中已有10人進行醫學觀察；廣西1名密切接觸者已追蹤到位；河南11名密切接觸者已全部找到並隔離觀察⋯⋯其他省份也在緊急聯繫同機乘客。
“我們到現在也很難回答到底有多少人會被感染。有幾方面的原因：一是取決於在飛行過程中，他(患者)排的病毒的量；第二取決於他是否加強自我保護了，比如他打噴嚏了，捂住鼻子了，把垃圾紙也放到袋子裡了，相對來說這就可以減少在密閉空間裡病毒的數量；還有就是每一個跟他在一塊兒的人，自身的抵抗力怎么樣。”北京佑安醫院感染科主任醫師金榮華說。
機場的體溫檢測和健康申報卡的填寫，是目前我國防控甲型H1N1流感的第一道關卡，對於輸入型傳染病而言，尤其要仰仗這首道關卡。然而，病毒的潛伏期使得包曉同並沒有在這道關鍵的程式中被篩查出來，因此防控手段的多樣化也成為包曉同這個確診案例引發的思考。
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在接受央視採訪時提出：現在的問題就在於，體溫是不是唯一的考慮，是否還有其他可以用於早期檢測的方法。
“我們研製了一個檢測上呼吸道炎症的紅外儀器，只需幾秒鐘就能夠發現上呼吸道的炎症。在發燒之前，這個辦法可以發現早期的病情。”鍾南山透露。
5月10日晚，為了避免交叉感染，醫院又擴大了隔離的範圍，緊急騰空了包曉同所在的整個住院樓。200多名住院患者被轉移到其他病區，整個5層住院樓，僅剩下包曉同一個人。
自從隔離之初，包曉同就不止一次提出過回家的要求，急救中心甚至為此專門派出護衛堅守在發熱病房門口。
直到後來，病情有所好轉，包的情緒也逐漸平復下來，並與外界有了通話。他還向媒體透露“計畫結婚後去青海”。
但誰也說不清，他身上攜帶的病毒會給中國帶來什麼。
大敵當前
北京地壇醫院“演習”全記錄
地壇醫院——中國醫療設施最先進的傳染病醫院之一，一場收治甲型H1N1流感確診病人的演練正在進行。分診台的醫生用小密封塑膠袋裝著手機接聽電話；清潔工們把平時的一次性口罩換成了專業防護口罩；熟人見面，握手前先噴上乾洗手液……
刺耳的笛聲越來越大，一輛載有甲型H1N1流感疑似患者的120救護車，駛進了北京市地壇醫院南門。
時間，2009年5月7日下午4點30。兩名“全副武裝”的醫護人員迅速上前，和120上的大夫進行交接。不到一分鐘，“北京市急救中心與醫院交接記錄單(試用)”填寫完畢。隨後，病人被領入住院部大廳，由同樣身著全套防護服的醫生引入“流感專用電梯”，直達六樓。
被電梯甩在身後的，是眾多媒體記者和衛生部門的官員們。一切流程幾乎不用語言交流——醫護人員們帶著口罩發出的聲音，幾乎被淹沒在嘈雜的環境裡。
這一幕並不是真實的病例處理，而是一次演練。此時，中國大陸還沒有發現甲型H1N1流感的疑似感染者。
為流感的大面積爆發做準備，中國內地已確定定點醫院545家，急救中心(站)207家。不僅是北京，包括四川、山西、雲南、江西、廣西、重慶、青海在內的多個省區都已進行了針對此次甲型H1N1流感的應急演練。
打一場有準備的戰鬥，中國拉開了和病毒抗爭的架勢。
從“遭遇戰”到“阻擊戰”
時間，5月7日下午2：00。來地壇醫院探視患者的人都能發現空氣中的異樣。住院部門口的保全開始攔截並詢問每一個進大樓的人，南口的電梯兩邊多了全身裹著防護服的醫務人員。兩部電梯已經掛上了“流感專用電梯”的牌子，亮著燈、開著門一直等候在一層。
分診台的醫生用小密封塑膠袋裝著手機接聽電話；清潔工們把平時的一次性口罩換成了專業防護口罩；發熱篩查門診透明的玻璃房子里，一個女孩戴著口罩背著大大小小3個行李包，跟著一位穿防護服的醫務人員走了出來。外面等候的人遠遠地遞上一個透明塑膠袋，裡面裝著女孩的病歷。
時間接近下午4點，住院部南口處開始聚集起了媒體和衛生部門的工作人員——他們在為這次演習做準備。熟人見面，握手前先噴上乾洗手液。
緊張的氣氛對人們來說並不陌生。6年前也是這個春夏交接的季節，SARS的肆虐讓人至今仍心有餘悸。
作為一家有60年歷史的傳染病醫院，地壇醫院是抗擊SARS的主力軍，從2003年3月26日開始，歷時143天，共收治非典患者(包括疑似患者)329人。
“2003年是打了一個無思想準備、無物質準備的遭遇戰，在整個診斷治療上是一邊做一邊摸索。”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地壇醫院院長毛羽回憶道。
地壇醫院轉移出了全院的病人，騰出了所有的病房迎戰SARS。在那段時間裡，地壇醫院成為了SARS的最親密接觸者，有些市民不願意讓在地壇醫院工作的鄰居回家，有些幼稚園不讓在地壇醫院工作的家長接送，甚至相鄰的地壇公園都少有遊客——好像醫院周圍的空氣都漂浮著致命病毒。
這一次同樣。雖然是演習，人們仍然心存芥蒂。電梯裡，幾個扛攝像機的記者下意識地和穿隔離服的醫務人員和“病人”保持著距離。
遷址應對輸入型傳染
“病人到了，開門。”接診護士通過門進系統對講後，把“病人”帶進了感染二科的第二病區。經過一條灑滿陽光的外走廊，進入一間單人隔離病房。
“這是單人隔離負壓病房，迴風比送風大，造成負壓環境。”副院長李秀蘭介紹。這種負壓不會造成病毒向外擴散。
這樣一間單人病房的造價約30萬，6年前的地壇醫院還沒有這樣消毒條件的病房。現在呼吸病房樓可以開放的298張床位都是負壓病房，如果流感擴散嚴重，還可以將另外300張床變為隔離病房，總共開放救治能力是600張床。
目前開通的感染二科94張床，分三個病區，最受關注的收治醫學觀察病例的是第一病區。
“這些病床是在5月2日凌晨接到通知後兩個小時內準備完畢的。”感染二科主治醫師徐艷麗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當時我們病房是滿床，需要儘快把現有病人轉移到別的病區。”
這種速度非常必要——當天凌晨3點多，已經有墨西哥AM098航班的第一批需要進行醫學隔離觀察的病例入住地壇醫院。
當然，快速也並非偶然。地壇醫院在今年4月28日正式成為收治甲型H1N1流感的定點醫院，“實際上4月26日就開始準備了，我們一直注意國際上的疾病傳播的趨勢和流行態勢，一旦有，自己先做起來。”院長毛羽說。這也是SARS後地壇醫院吸取的經驗。
甲型H1N1流感病毒對中國來講，其特點是輸入型傳染。因此演練中的“病人”扮演的也是一名韓國人，名叫朴英健，5月2日由韓國飛抵北京，7日因發燒就診民航醫院，確診為H1N1核酸陽性後(醫生解釋：考慮到患者雖然初步診斷是H1N1核酸陽性，根據臨床表現，不能除外患者有化膿性扁桃體炎)，轉到了地壇醫院。
“下飛機就來了的(病例)，我們這裡屢見不鮮。”毛羽說。只要檢驗檢疫局發現發燒超過37.5℃，就送到地壇醫院進行篩查。
巧合的是，2008年9月地壇醫院搬遷到機場高速邊的新址，縮短了從機場到醫院之間的距離，正好適合防治輸入型傳染病。
六年後的“鳳凰涅”
時間，下午4點38。演練的病人朴英健在護士的幫助下脫掉了隔離服，接診他的醫生李鑫從另一扇門進了病房。醫生進門前經過了一個小的獨立消毒的空間，這對於保障醫務人員不被感染至關重要，因為外面就是他們活動的內走廊。不同於病人經過的外走廊，內走廊是乾淨的、清潔的。
和5月2日以來他收治的所有病例程式一樣，李鑫開始在病床前問診。為了和病人溝通，裹在嚴實的口罩後面的他盡力咬字吐聲，粗粗的喘氣的聲音很沉悶，嘴裡的熱氣模糊了護目鏡。
穿著一身白色的防護服和隔離衣，李鑫的形象和無數影像中展現出的SARS醫生形象一模一樣。
2003年，李鑫剛從醫學院畢業兩年。現在他還記得，那年4月30日，他給父母打的一個電話，聽到父母的聲音他眼淚就流了下來。次日，李鑫進入SARS病房，一直堅持到8月19日。
“流眼淚並不代表我害怕。我只是覺得父母供了我這么多年書，還沒來得及盡孝，萬一感染就可能離開他們了。只是這么一點傷心。”李鑫說。在他之前，地壇醫院已經有4位護士感染了非典病毒。
這次作為第一批進入病房治療流感病例的醫生，李鑫覺得心態成熟了很多，“SARS很突然，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但這次我們有了準備。”
醫學界普遍認為：SARS的防控難根源就在於最初對於病原體是什麼都弄不清。而此次流感病毒不同，“我們對季節性流感的防控是有經驗的，所以我們對它的防控顯得比在SARS初期的時候要清楚得多。”北京另一家傳染病醫院——佑安醫院院長助理金榮華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表示。
雖然甲型H1N1病毒是有其特殊性的，“但基本規律我們是掌握的。這次是在充分準備的情況下迎接的一次突發事件。”地壇醫院院長毛羽稱。
2003年之前，曾經盛傳地壇醫院將與佑安醫院合併。但如今地壇醫院不僅搬遷新址，在硬體、軟體方面都有發展。有人說是SARS救了地壇醫院。毛羽則將之戲稱為鳳凰涅。
同為傳染病醫院的佑安醫院也在2003年之後獲得了發展的機會，擴建門診大樓和呼吸病房大樓的資金投入就有約4億元。
演練結束後的第二天，中國第一例確診病例包某某從美國飛抵北京機場，這位患者攜帶著甲型H1N1病毒，與機場一名檢查護照的工作人員接觸約30秒鐘。11日凌晨1點50，這名工作人員因為“有低熱，一些輕微的上感症狀”被送往地壇醫院，截至本文發稿時，尚未確診。
逃離疫城
一個身處風暴眼的國度，一架執行特殊使命的客機，決定了一群乘機人的不平凡命運。
當中國在神秘病毒面前不再手足無措，取而代之的是拒敵於國門之外的緊張。不管是否情願，身處前沿的人們必須被這種強大的緊張氛圍驅使，並過上一段迥異於常的生活
不以為意的重災區和一架高度警戒的B-777
5月1日這天，魏晨曦和宋毅聊天——她們都是復旦大學派到墨西哥的2006級交流生——沮喪地說著自己買的回國航班被取消了。在此之前兩天，各學校突然宣布停課，包括魏晨曦在內的許多中國留學生打算提前回國——不是擔心流感肆虐，而是覺得呆著無聊。
宋毅並不急著回去，她很早就預訂了6月8日回國的機票，並計畫先到首都墨西哥城去遊玩幾天，領略一下這座超大城市的特有風情。
流感病毒剛開始蔓延的日子，宋毅上網聊天，國內朋友紛紛提醒她：“在墨西哥要當心。”她感到莫名其妙，問自己的墨西哥籍室友：“我的中國朋友說這裡在流行‘豬流感’，很嚴重么？”室友輕描淡寫地說，最近確實有流感，但沒什麼。
宋毅自己也沒太在意，倒是遠隔重洋的家人急得要命，不斷打電話催促她回國。
4月26日，墨西哥衛生部公布，全國已有103人死於確診或疑似“豬流感”(後被世衛組織更名為甲型H1N1流感)。正是在這一天，成都海外旅遊公司的導遊王帥帶著22箇中國旅客進入墨西哥城，開始為期十天的墨西哥古巴之旅。在機場，王帥發現身邊的外國人全都戴著口罩，他們也從旅行包里翻出備用的口罩——這是出發前的唯一準備；進到市區，商店大多正常營業，只是馬路上車輛稀少，顯得很冷清。這一天，墨西哥政府宣布全國進入“衛生緊急狀態”。
一天以後，墨西哥衛生部發布的死亡數字升為152人，當日，該國還發生了芮氏5.6級地震，宋毅家人的擔憂迅速加劇。
宋毅所在的瓜達拉哈拉是墨西哥第二大城市，四季如春，到了4月底，街道上戴口罩的人依然不是很多。
5月4日，宋毅從魏晨曦那得知，中國馬上要派來一架包機。她意識到，這也許是回到中國的唯一機會，她決定改簽機票，在蒂華納與魏晨曦一起搭乘包機。出發前，墨西哥朋友還勸她：“別回去，沒什麼大不了的。”
離開蒙特雷理工學院的時候，宋毅感覺校園裡跟往常一樣平靜，各國學生們坐在學校草地上看書，或曬著太陽。
此刻的萬里高空上，一架南航波音777-200客機正飛往墨西哥，走過學校草地的宋毅當然還無法知曉，客機上有著怎樣的類似臨戰的緊張氣氛。
客機上的機組是個臨時團隊，但陣容堪稱豪華。首席機長由南航飛行部副總經理王世山擔任，而南航客艙部副總經理徐娟娟“親自掛帥”，擔任乘務長，4名機長，3名副駕駛，一名機械師，以及12名乘務人員，王世山說這個屬於“2套加強機組”。機組人員的選拔標準首先是政治素質過硬，徐娟娟更是把自己的團隊稱為“黨員乘務組”。
隨機人員還包括了上海臨床中心副主任盧洪洲教授和一名航醫。盧洪洲對寬敞的機艙進行了劃分，頭等艙為清潔區，經濟艙為緩衝區，經濟艙最後三排為相對隔離區。
機組不準備在墨西哥進行航油之外的任何補給，配備了充足的餐食和飲用水，以及達菲膠囊、N95口罩、一次性標準外科口罩、連體防護服、防護眼罩、免洗手消毒液、一次性醫療污物袋、含氯泡騰片、水銀溫度計、紅外體溫計……
機組人員也有一些有趣的自帶品——王世山帶了一公斤新鮮大蒜，他說這是多年的習慣；劉建機長帶的是板藍根；副駕駛麥仲霖帶的是妻子自製的兩大瓶中藥。
王世山坦言，儘管準備還算充分，啟程前後依舊內心忐忑，他擔心疫情的傳播，相比之下“責任考慮得更多一些”，這方面的壓力也更大。對於這個臨時團隊而言，全然陌生的航程和高原機場，也是一個挑戰。
2000年6月至今，南航四次派出波音777包機執行特殊任務，前往索羅門群島(先後兩次)、赤道幾內亞和泰國，接回安全受到威脅的中國公民或僑民。但這一次的任務，無疑更加艱難而特殊。
被不斷改變的行程
4月28日，王帥帶著旅遊團按原定行程飛往梅里達。那裡尚未發現確診病例，情況比墨西哥城好許多，街上戴口罩的人也非常少。當時尚無一例疑似病例的中國，對甲型H1N1流感的恐慌卻已爆發，公司副總王濤不斷打電話“騷擾”王帥：“遊客情緒怎樣？”
雖遠在異國，遊客們還是從國內各種渠道了解了疫情的嚴重，情緒倒真的波動起來。有8位遊客希望馬上回國，其他人則要求繼續旅行。這讓王帥很為難：按規定，這樣的組團出境游必須團進團出，不許分團。
好在他們也沒僵持太久，4月29日，王帥接到通知：國家旅遊局要求他們整團撤離墨西哥。於是全團23人的機票改簽到5月1日，直飛上海。
還沒來得及飛往墨西哥城等候回國的航班，又一個通知就潑下了冷水：中國民航總局取消了墨航飛上海的航班。
5月1日，魏晨曦拿著登機牌過安檢的時候，才被工作人員告知航班取消。留在機場等訊息期間，她上網搜尋甲型H1N1流感，才知道4月28日一班飛往上海的航班上，有一名確診患者。隨後她獲悉，中國會派包機接回在墨華人。
魏晨曦聯繫駐墨大使館，包機的訊息被確認，但沒有具體時刻表。
墨西哥城這座2000多萬人口的城市變得人心惶惶，魏晨曦也有點害怕，轉飛到較為安全的蒂華納繼續等訊息。
王帥的團隊被迫在墨西哥城留宿一夜，遊客們漸漸焦躁起來，在他們的要求下，王帥帶著大家趕到200公里外的銀城，這裡的疫情較輕，為避免被傳染，23人主要在室外逗留。
關於包機的訊息幾經反覆，先是說要安排東航包機，後來改為南航，接著說是要晚一天到，隨後又有過“南航包機也取消了”的說法。對所有輾轉數日等候包機的人來說，這無疑是最大的打擊。
就在王濤在國內為23人團隊辦好了轉飛東京的一切手續後，他又得到了南航包機即將出發的訊息。經與旅客們協商，他們願意改簽，只希望更簡單地回到國內。
此時的他們並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將是24小時的機上時間，以及168小時的醫學隔離。
CZ0998接近墨西哥城的時候，徐娟娟要求在每個座椅後放置好特製的垃圾袋，連耳機都預先插好，為的是儘量減少與旅客的接觸機會。她們還把許多小國旗插在客艙里。
“長長鬆了一口氣”
5月4日，宋毅趕到蒂華納機場和魏晨曦匯合。候機室里有20多個等候中國包機的華人，個個神情嚴肅。
候機室里沒有人戴口罩。在這裡，讓人焦慮的並不是病毒的傳播，而是飛機何時到達。因為蒂華納的大霧天氣，包機不得不降落在就近的洛杉磯。真是一段一波三折的航程。
終於等到包機了。宋毅聽領事館官員的要求，戴上口罩。每個人在登機前簽署了一份《告知書》，上面寫明搭乘包機的旅客到達上海應當配合接受七天的醫學觀察。
通過紅外測溫儀的第一道關口，遇到的是機艙門口迎接的空姐，她們戴著口罩和手套，努力在眼角流露出笑意。宋毅收到一盒“達菲”、一面小國旗、一個N95口罩和一瓶免洗洗手液，換上新口罩才能登機。
與以往的任何一次登機經歷完全不同，這一次，宋毅感覺自己像是在進入一個無菌實驗室。
機艙很大，乘客並不多，他們被安排間隔著就坐，每一排只坐三個人。
“有點著急，但並不恐慌。”這是王世山對他的這批特殊乘客的第一印象。懷有4個多月身孕的董女士倒是比較緊張，一直擔心孩子會受到病毒的感染。
坐定之後，包機並不忙著起飛，盧洪洲教授又向在蒂華納登機的旅客簡單介紹了防護知識，播放了隨機攜帶的防疫宣傳片。
宋毅聽得並不仔細，她在機場熬了一天，已經昏昏欲睡。醒來的時候，看見桌上多了一個蘋果。
客艙內人員需要全程戴口罩。當然，絕對的隔絕難以實現，畢竟人們要摘下口罩吃東西。機組吃完飯，徐娟娟就會提醒：“快快快，把口罩戴上，有傳染病！”
13小時的飛行，兩餐都是廣式點心，戴著口罩、手套的空姐每隔一個人分發一份，宋毅吃飯時，邊上的兩人不能解開口罩，就這樣輪流進餐。
幾天的折騰讓人心力交瘁，機艙內交談的人很少，許多人一路睡到了上海。偶爾有人睡覺時覺得憋悶，把鼻孔露在口罩外面，乘務員趕緊過去糾正。“乘客們都很配合，這讓我很欣慰。”徐娟娟說，去程的時候，她還在擔心會有乘客拒絕全程戴口罩。
航程中一共測了四次體溫，這不包括下飛機前的那一次。台北時間5月6日16時32分，南航包機停在了上海浦東機場的遠機位。飛機停穩後，上海衛生局的工作人員穿著雪白的聯體隔離衣出現在機艙里，他們拿著紅外測溫儀給每個旅客量體溫，收回了他們在機上填寫的《健康申報卡》。
一切檢查完畢，旅客每8人一組下飛機。第一個離開飛機的男乘客戴著口罩，墨西哥草帽上插著一面五星紅旗，一出機艙就張開雙臂，蹦跳著走下舷梯。
被問及抵達上海的感受，王世山和徐娟娟的回答非常一致：長長鬆了一口氣。
來接機的王濤被隔在警戒線外，只能與王帥電話問候。宋毅坐上大巴，隔著車窗看著遠處迎接他們的人群。離得很遠的地方，有人在攝影，一個扛攝像機的人站在了警戒線以內，穿著連體防護服。
這種被關注的場面是宋毅沒有想到的，魏晨曦甚至覺得“有點小題大做了”。大巴在浦東機場邊上的三甲港一家酒店停下，三層樓高的酒店門口大橫幅張貼著“歡迎您回到祖國懷抱”。
“宅男宅女”
在那間與世隔絕的賓館裡，包機乘客成了一群標準的“宅男宅女”，一天測兩次體溫，還會見到送餐和打掃衛生的人，都是全副武裝，相互並無交流。
王帥住在三樓，她顯得比帶團旅遊時還要忙，每天要在QQ上接受紙媒記者採訪，每隔幾小時就有廣播電視記者打電話來連線，回國之後，她被媒體評為“史上最美導遊”，連自己在四川龍泉驛的母親也有記者登門採訪。
每天早上8點鐘，宋毅收下早飯，量完體溫，然後回到床上繼續睡覺，直到中午的兩葷兩素送來。
她醒來拉開窗簾，窗外是一片湖。她並不太願意靠近窗台，因為每天有各種扛著攝像機的人對著探出腦袋的窗戶拍攝。
他們被隔離在遠郊區，卻成了這段日子上海新聞的主角。關於南航包機的“傳奇”經歷，許多細節宋毅還是在網上得知。
煩悶時，宋毅會打開電視，幾天的隔離，她說自己幾乎成了廣播電視報，知道每個台每個時段在演什麼節目。“苦娘，奶娘，電視裡的片子都和娘有關。”
情緒不佳時，她就給國內的朋友打電話，也會和住在隔壁的魏晨曦煲電話粥。每天必須給遠在山東的父母報平安，母親還是像之前哄著她回國一樣告訴她，家裡準備了許多好吃的。她覺得母親把事情想得太過嚴重了，畢竟“重災區”墨西哥都沒那么恐慌。
朋友、記者的電話也不斷打進來，宋毅的手機被打到了停機。到了5月11日，連一向自認為很“宅”的宋毅也有些耐不住了，她說很想出去走走，回到正常生活。打開電視，一條新聞正被滾動播出：一名四川籍的中國留學生由美國經東京回國，目前已被確診為中國首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
5月6日傍晚，王世山帶著他的豪華機組離開上海，飛回了廣州南航總部。那裡的歡迎場面比浦東機場隆重得多。領導向機組人員發放了慰問品——由他們所在部門的同事代領了。王世山說自己得到一個禮品袋，裡面裝了七本書，其中有一本叫《明朝那些事兒》，一個MP4，身為飛行部副總經理的他，還有三本有關“科學發展觀”的書籍。
機組成員被安排住進一個度假酒店，接受7天的醫學觀察。一路上警車開道。
乘務長王蓬講述了大巴開動前的趣事——一名工作人員上車，非常嚴肅地宣讀了醫學觀察紀律和注意事項，汽車上氣氛頓時緊張起來，這時眼尖的機長突然笑起來：“您好面熟啊！是不是負責我們空勤人員醫護室的L醫生啊？”大家仔細一看，在厚厚的口罩後面辨認出“一個熟悉的額頭”，頓時感覺親切了許多。
在度假村里，機組人員生活安逸舒適，不過與那些被隔離的乘客並無本質區別，每天面對的只是電話、電腦、電視。唯一能見到的是送物品、測體溫的工作人員，衣服厚重，只能隱約看到一雙眼睛。
徐娟娟說，自己以前沒這么被隔離過，但她願意配合。人們在房裡通常不戴口罩，但只要出房門，就要戴上。徐娟娟和王世山的陽台相隔十多米，“我們還是會戴著口罩打招呼。每天悶了，就喊一聲，然後聊一聊。”
王世山說，最初要接受很多採訪，隨後有漸漸產生寂寞的情緒，但是“要對自己負責對大家負責，所以(隔離)也可以理解的”。生活用品都有人送貨上門，穿著防護服，戴著口罩、手套，王世山說，經歷過SARS了，也沒覺得太新鮮。
那架編號為CZ999的波音777客機，完成了飛行距離28498公里(接近於繞赤道一周)的特殊航程，在上海浦東機場降落後接受過一次消毒，到達廣州後，飛機維修公司的機務人員身著隔離服進入機艙，又進行了全面徹底的清潔和消毒，還對空調系統進行了清潔通風測試。
它也要接受“隔離”，度過至少一周的假期。這架機長和翼展都超過60米的龐大飛機，安靜地停在廣州新白雲機場遠離停機坪的一個特定區域，面對著飛行生涯里少有的大段落寞時光。
3名墨西哥人在東莞被隔離內幕：疫情背後的外交斡鏇
中國：希望墨方充分理解中方今次所採取的必要措施，客觀冷靜處理，中方亦高度重視與墨方的友好合作關係
當地時間5月6日晨，一架包機降落在墨西哥城國際機場的總統停機坪。Oscar與其他137位來自中國的墨西哥人一樣，戴著口罩走出了機艙。
Oscar本是前往中國參加“廣交會”的鞋商。但在他乘坐的墨西哥航空公司AM098航班上，一名墨西哥乘客被確診感染了甲型H1N1流感病毒。這種病毒可以通過飛沫和空氣傳播，於是成為“親密接觸者”的Oscar與他的兩名同伴一起，在中國廣東省東莞市被隔離了4天。
走下飛機的墨西哥人受到了總統夫人薩瓦拉的歡迎。儘管墨城被認為是此次疫情的發源地，並有53人死於甲型H1N1病毒，但迎接者顯得很輕鬆，有的甚至沒戴口罩。
此前的5月2日，墨西哥外長埃斯皮諾薩(Patricia Espinosa)曾表示，“由於有墨西哥國民在中國受到歧視性對待，建議國民不要前往中國，直到這些措施得到改變。”
墨西哥外長發表言論的當晚，Oscar和他的兩個同伴被東莞衛生部門從入住的五星級酒店，請到了一所依山傍水的豪華別墅中。
此前一天，他們在網上預訂好入住的酒店，然後從福建飛到了廣州。一輛商務車把他們從白雲機場直接拉到了酒店——那裡已經隔離出一層客房，並安排了當地醫院防保科兩名醫生待命。
Oscar一行得到了這樣的解釋——3個小時前，香港政府宣布確診首例甲型H1N1流感病人。而Oscar等人因與該患病男子乘坐了同一趟航班，屬於“密切基礎者”。
此前，中國衛生部已將甲型H1N1流感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的乙類傳染病，並採取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與6年前的SARS規格相同。而根據衛生部《人感染豬流感預防控制技術指南(試行)》規定，“密切接觸者”將進行為期7天的醫學觀察。
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表示，其實不想看到這個情況，但面對一種了解不多的病毒，為了防止擴散，港府迫不得已要在出現首宗個案時，採取嚴格的措施，這不但是要保護旅客及香港市民的健康，也是對國際社會應盡的責任。
“3名墨西哥客商比較友善，對我們做的醫學觀察也表示理解。”5月7日，東莞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張巧利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根據SARS期間的經驗，被告知為何需要隔離時，多數人都會理解。
SARS期間，隔離成為切斷疫情繼續蔓延的重要手段。僅在北京一地，來自該市防控非典督查辦公室的統計，截至當年6月21日——那時“非典”已經接近尾聲，18個區縣累計隔離醫學觀察人數為30173人。
但這次隔離的對象是外國人。5月2日，東莞市委常委、副市長江凌指示：外事部門要全力配合做好有關工作。
Oscar等人在2日被連夜轉移到一個位於半山腰的別墅。東莞市外事局國際交流科劉科長回憶，20分鐘車程里，“因為天黑，看不清周圍環境”，3名墨西哥人最初有些焦慮，曾致電墨西哥駐廣州領事館。在中方的解釋下，問題暫時得到了解決。
“風險評估”
事實上，4月30日晚上11點左右，東莞市疾控中心就開始協助上海市疾控中心，查找Oscar三人的去向。
此時的全球對甲型H1N1病毒異常緊張。4月28日，世界衛生組織將警戒級別提到4級；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就防範工作的指示也已發出。而在墨西哥直飛上海的AM098航班4月30日抵達上海前，針對這個航班的風險評估工作，早已在上海多個部門和國家多個部委之間展開。
上海市衛生局在接受採訪時曾表示，曾經有專家建議對所有來自疫區的旅客立即進行至少7天的隔離，但最終被否決。因為如果不是有人出現問題，強行隔離難以被接受，“目前還沒一個國家敢這么做”。
但是，當香港發現一例確診病例之後，Oscar這樣的親密接觸者最終被中國衛生部門鎖定——這也是為什麼，酒店能在第一時間派車接回Oscar的原因。
接到Oscar一行電話的第二天，墨西哥駐廣州總領事——盛佩德·厄內斯托(Ernesto Cespedes)，親自看望了被隔離的墨西哥公民。在書面答覆中，這位總領事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市衛生部門的高層人士到場，同時出現的也有廣州疾病控制中心的相關人員。以上提到的人員解釋了實行隔離的原因……總領事和受隔離的墨西哥公民進行了單獨談話，並且外事辦公室不得公布其談話內容。在省級政府的幫助下，溝通問題得到了解決。我們可以說，這些墨西哥人所遷移到的居所的條件是比較好的。”
“那是一棟2層半的別墅，400多平米，每個人1個房間，樓下還有獨立的花園可以散步。別墅間距非常大，正是獨立醫學觀察的最佳場所。”張巧利介紹。房間裡有電視機，包括專門的英語頻道。
東莞外事局劉科長則稱：酒店還為隔離者每天送去英文報紙，並配備了可以無線上網的筆記本，以及充好話費的手機。“這樣便於他們及時了解外界的信息，與家人聯繫，更容易理解我們的工作”。
外面的世界
Oscar們在別墅里開始了隔離生活。中國各地對外籍密切接觸者的隔離場所不盡相同——到義烏進貨的兩名墨西哥婦女住進了一家衛生院；杭州一對墨西哥夫婦被隔離在當地一家省級醫院；北京專門為一個墨西哥的5口之家調換了套房。截至5月5日，包括Oscar和2名同伴在內，在國內被隔離的墨西哥人有60名，主要是AM098航班的機組和乘客。此外，加拿大蒙特婁大學20多名學生在乘飛機抵達長春後不久被隔離；美國人尼爾·懷特黑德夫婦和兩個孩子，也在上海的家中被隔離。
但良好的條件並不能平息墨西哥方面的抱怨。墨西哥駐廣州總領事目睹了Oscar的隔離生活後對《中國新聞周刊》書面表示：“中國所採取的措施是對墨西哥人的歧視，雖然墨西哥並不是唯一有甲型H1N1病毒的國家……但被隔離的墨西哥人達到40多名。另一方面，僅僅因為是墨西哥國籍，就要接受醫療檢查。”
Oscar一行被隔離在別墅期間，每天下午6點左右，3人都會坐到電腦前，通過網路和遠在萬里的家人聊天。看到網上墨西哥國內質疑中國隔離做法的聲音，專職醫生曾經問過Oscar，有沒有覺得自己被關起來，“他們說‘沒有’。” 這位醫生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
也並非所有來到中國的墨西哥人都要接受醫學觀察。就在總領事慰問Oscar的同一天——5月3日，一名與Oscar一樣前來參加廣交會的墨西哥籍男子，在廣州白雲機場初步檢查確認身體健康後，順利過關。
這名墨西哥男子是在洛杉磯轉機前往廣州的。因為在5月2日，中國政府決定暫停接受墨西哥的航班入境——這是中墨之間唯一的航班。中國內地航空公司沒有飛往墨西哥的航班，只有墨西哥航空公司每周一、周五各有一個航班從墨西哥城經過蒂華納飛往上海。同時，中國政府還決定包機飛往墨西哥接回本國公民。
此前，已經有阿根廷、秘魯、厄瓜多及古巴等拉美國家取消了墨西哥的航班。法國也想取消，但最終被歐盟阻止。最後，法國開闢了戴高樂機場的專用停機坪給墨西哥航班使用。但中國對墨西哥的意義，遠比這些國家深遠。
墨西哥駐廣州總領事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墨西哥和中國之間的戰略關係是最首要的，經濟、政治、教育活動等各方面的合作給兩國人民都帶來了收益。然而，在全中國採取的這種過分的醫療措施，暫時性地損害了這種戰略合作關係。”
但這種觀點遭到中方學者的反駁——中國外交學院國際法系教授劉文宗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說：“當疫情有很大可能進一步擴大的情況下，中國依法做出的行為，應該受到國際上的尊重。”
《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對法定傳染病病人和病原攜帶者，予以隔離治療；對疑似傳染病病人，在明確診斷前，在指定場所進行醫學觀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衛生檢疫法》第九條有關於在國內或者國外檢疫傳染病大流行的時候，下令封鎖陸地邊境、國界江河有關區域的規定。
“這也是一個國家主權管轄範圍以內的事情。”劉文宗進一步表示。
互派包機
在隔離問題上，中墨雙方並沒有達成一致見解。
5月3日，面對中國接回本國公民的要求，墨西哥以航道不適為理由，拒絕中國飛機包機進入墨西哥。同時稱要派包機到中國，接走在中國被隔離的墨西哥國民。
中國官員否認墨西哥人被不公平地鎖定為隔離目標。北京市衛生局宣傳處處長張建樞說，根本不存在歧視誰的問題，我們對所有人一視同仁。他還說也有許多中國人被隔離。中國衛生部發言人毛群安表示同情這些墨西哥人，“我完全了解他們的感受”，但隔離不是歧視。
5月4日，中國外交部聲明，“有關措施並非針對墨西哥公民，沒有歧視性。”並“希望墨方從共同應對疫情的大局出發，充分理解中方今次所采的必要措施，客觀冷靜處理，中方亦高度重視與墨方的友好合作關係。”
同樣在這一天，世衛組織駐華代表韓卓升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中國在北京採取的隔離墨西哥遊客的措施是恰當的，並沒有違反相關規定。
很快峰迴路轉。
5月4日傍晚，第二批抗擊甲型H1N1流感人道主義醫療物資，從曾經遭遇SARS的中國空運過來，抵達墨西哥城總統專用機場。此前5月1日，對如此大規模疫情感同身受的中國，就向墨西哥政府提供了100萬美元現匯和價值400萬美元的包括口罩、手套、隔離服、消毒用品和紅外測溫計在內的應急物資。這是第一個派遣包機向墨西哥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物資的國家。
“前線在墨西哥，我們從戰壕里不僅守衛著墨西哥，也守衛著全人類……各國與我們協作得越多，我們就能越出色地打好這場仗。”墨西哥總統費利佩·卡爾德龍在5月4日的電視講話中表示。
此後，中墨雙方達成了協定互派包機，接回滯留在對方國家的本國公民。
5月5日上午11點，東莞市衛生和外事部門一行人戴著口罩來到別墅時，Oscar和兩個同伴剛吃完午飯，桌上還有吃剩的薯條。張巧利告訴Oscar，墨西哥政府派包機接在中國醫學觀察的墨西哥人回國，3個人是否同意搭乘墨西哥包機離開。如果不願意，仍可繼續留東莞做完7天醫學觀察。
“他們很高興，問什麼時候可以出發，我們告訴他們要等省那邊統一時間才能定。他們說沒問題。”東莞外事局翻譯劉威恆回憶。
回家
送Oscar一行去廣州白雲機場的商務車共有6個座位，翻譯劉威恆和3名墨西哥客商坐后座，一路閒聊到機場。“3名墨西哥客商說，他們這次最遺憾的是，沒有見到廣交會的供應商。” 劉威恆說。對於這些商人來說，這是一筆不小的經濟損失。
世界銀行2008年曾預測，若出現流感大流行，全球可能要付出3萬億美元成本，隨之而來的是所有國家國內生產總值(GDP)之和近5%的萎縮。而墨西哥財政部5日表示，受甲型H1N1流感影響，2009年墨政府財稅收入可能減少20多億美元。
“6年前，SARS蔓延以後，當時全球的恐怖加上對中國的歧視，不少國家藉此機會來禁止中國產品的進入和市場準入，也不來中國做生意。所以2003年的廣交會，我們辦得冷冷清清。那種狀況，今天想起來記憶猶新。”商務部研究員何茂春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說，“疫情對中國的貿易、經濟，好多動植物的生產和出口，帶來了很大影響。當年上半年的貿易損失，遠遠超出預料。”
在SARS時期，最多時有127個國家對中國往訪團組和人員不同程度地採取停發籤證、不準入境、關閉口岸、入境隔離、跟蹤觀察等限制措施。
“SARS期間，其他國家實際上也就是處於我們現在的位置。我們現在看待墨西哥人的憤怒，想想當時別人對待我們的心情，就可以理解了。”清華大學從事墨西哥研究的專家吳洪英說。
上飛機前，Oscar和張巧利又一次通了電話。張巧利稱，電話中，Oscar感謝對他們的照顧和關心，同時承諾，“10月份的廣交會，我們會再來。”
在張巧利的表述中，這已經不是墨西哥人第一次道謝了
從SARS到甲型H1N1中國疾控體系升級
中國人“重治療、輕防疫”的觀念6年中被改變，數百億資金投入到疫情防控體系中，疫情信息在CDC、傳染病醫院、
綜合醫院之間共享
6年前的那場疫情至今讓人心有餘悸。源於中國的SARS病毒感染了世界，5327人被確定為非典或疑似患者，349人因此死亡。
當時中國混亂的疾控體系，被認為是致使疫情失控的主要原因。在北京市人民醫院—— 一家三級甲等醫院，由於沒有設立專門的發熱門診，感染者和健康人被圈在了一起。“我就是在那裡被傳上SARS的，”一位叫做羅行的非典患者說。當他因高燒不退被轉移到某醫院時，處於慌亂中的醫生根本來不及顧及這個患者，被燒得幾乎昏迷的他“在自己的排泄物中躺了好幾個小時”。
當時中國的某些官員則在花大力氣隱瞞疫情。當SARS病毒在北京蔓延時，時任市長的孟學農仍宣稱“可以放心來京旅遊”。這名本有著大好前途的部級官員與時任衛生部部長的張文康，之後因此去職。
“這些教訓，促進了中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醫療救治體系和疾病預防控制體系的升級。”一位醫學專家表示。
中國衛生管理體制曾長期沿用前蘇聯模式。這是建立在計畫經濟體制之上的，政府大包大攬，國家和國有、集體醫院承擔完全責任。1998年，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模式被引入中國，上海市率先成立了CDC——1988年，A肝大流行感染了30萬上海人。而2003年，上海的SARS感染者只有幾例。
2000年，衛生部肯定了這個模式，並從省到縣先後成立CDC。這個機構的主要職能包括：制定全國疾病控制和預防戰略、公共衛生檢測和預警、突發事件應對，還包括公共衛生專業人員培養。
但中國人“重治療、輕防疫”的觀念在SARS之前，從未得到改變。衛生部副部長王隴德曾對媒體表示：“一個省長跟我說，SARS以前我們就不知道CDC是個什麼單位，之後才知道這個單位是乾什麼的，是值得重視的。”
國家發展改革委有關負責人表示，從2003年底開始，突發公共衛生醫療救治體系建設正式啟動。大量資金被投入到中心城市之外，重點是改造中西部省市縣三級傳染病醫院和緊急救援中心。這次總投資達到了114億元，共支持2306個項目建設，3年完成。
2003～2005年，中央財政又安排了公共衛生專項資金92億元，用於支持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醫療救治體系、疾病信息網路體系、衛生執法監督體系、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建設和重大疾病預防控制工作。2006年，公共衛生體系建設的投入被進一步加大，中央財政安排公共衛生專項資金51億元。
在巨資的保障下，2006年底，衛生部宣布中國疾病防控體系“基本建成”，疫情信息報告系統更是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中國的傳染病疫情直報系統，目前已覆蓋全國95%的縣和70%的鄉鎮醫療機構，報告速度由過去的近1周提高到現在的0.8天。”日前，全國政協委員、CDC首席專家邵一鳴說，“可以有把握地說，中國已經建成了領先世界的疫情直報系統。”
這套系統保證了傳染病信息的快速傳遞，包括狂犬病、麻疹、破傷風、A肝等37種法定傳染病。
中國疫情報告的傳統模式是： 醫生診斷傳染病例後，填寫紙質的傳染病報告卡片，交醫院保健科。保健科通過郵局郵寄到所在區縣衛生防疫站。區縣衛生防疫站審核匯總，上報到地市衛生防疫站。地市衛生防疫站統計匯總，每旬一次上報到省級衛生防疫站。省級衛生防疫站再統計匯總，每月一次上報到衛生部——從醫院發現傳染病例，到縣衛生防疫站收到疫情報告，平均就要5天時間。
2002年，國家曾投入兩億元建設疫情信息報告系統，建設起了疾控系統疫情傳遞計算機網路。但系統傳遞的，仍只是病例數字。應對SARS時，衛生部緊急啟動醫院直接上網報告SARS病例及其疑似病例機制，在第一時間就看到了具體病人的完整情況，並指導其密切接觸者的追訪工作。SARS過後，衛生部快速規劃建設全國“網路直報系統”，2004年1月投入運行。
中國官方也正在努力把通報的結果及時向民眾公布。2003年5月9日——SARS恐慌達到頂點時，《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頒布。其中第二十一條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對突發事件，不得隱瞞、緩報、謊報。2009年滿一歲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則規定：公開範圍的包括：突發公共事件的應急預案、預警信息及應對情況。
“信息及時的公開對全社會來防控疾病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北京佑安醫院院長助理、新聞發言人金榮華說，“首先，把你知道的東西科學地客觀地公開地告訴大家，大家不會因為謠言和其他的誤傳而恐慌到極點；第二，把這些告訴大家，有風險溝通的味道。”
事實也證明，此次雖然在五一期間公布了甲型H1N1疫情，但並未造成民眾生活的異常。
作為北京最大的傳染病醫院的有關負責人，金榮華直觀地感受到了國家對傳染病醫院投入的增加。這個醫院的門診大樓和呼吸科大樓——包括設備，總投資超過了4億。同樣，10個億的資金，被用於北京另一家傳染病醫院——地壇醫院的建設，在這個醫院裡，常備2萬套防護服、2萬副口罩。
理想的模式是，疫情信息在CDC、傳染病醫院、綜合醫院之間充分共享——前者是預防，後兩者是救治。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台州醫院院長陳海嘯說，應該在三者之間建立一個行動指南，面對重大疫情和公共衛生突發事件，“以最快速度作出反應”。他還表示：“在這個整體的防控網路里，前期的預防和快速反應以CDC為主，後期的治療由綜合醫院和傳染病醫院主要承擔。”
要建立三位一體的防控網路，中國疾控中心愛滋病首席專家邵一鳴認為：人才缺失是目前的最大問題——一線人員技術能力弱，中樞機構領軍人才儲備不足。此前邵一鳴曾指出，經費不足也是問題之一，全國疾控體系人員工資的1/2、工作經費的1/3，都要靠做與公共衛生無關的服務來彌補。即便是國家疾控中心也存在這個問題。截至2008年年底，擁有近2000名職工的國家CDC的人員經費赤字已達9900多萬元。
而資金問題或許在最近會有所好轉——國家總理溫家寶在有關會議上部署，中央財政將安排50億元專項資金用於疫情的保障防控工作。
目前，中國疾控體系的進步已經被國際初步認可。2009年5月4日，世界衛生組織駐華代表韓卓升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稱，“總體來說，我們認為中國政府在應對甲型H1N1流感方面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具備了從SARS和禽流感這些病毒爆發當中取得的既往經驗，中國在很多方面都做出了正確的選擇。”
預防缺乏科學依據
“我是不相信中藥能夠預防甲型H1N1流感的，”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採訪時，著名學者方舟子直言，甲型流感是一種新型流感，憑什麼說中醫就能防治呢？中醫躲在中國，遙對著墨西哥，說有什麼中藥的方子能夠治療H1N1流感，“我覺得這個有點好笑，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
方舟子認為，實際上現代醫學對病毒性疾病仍缺乏特效藥。因為碰巧用“病毒”來翻譯virus，帶了個“毒”字，於是“清熱解毒”的中藥就被中醫用來治療各種病毒性疾病，似乎“解毒”就是用來解決病毒的，其實不過是望文生義，中醫所說的“毒”泛指各種致病因素，與病毒原本不是一回事。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中醫科教授告訴時代周報記者，雖然板藍根在非典、禽流感中可以起到預防治療效果，但目前並沒有任何資料研究表明，板藍根對甲型H1N1有明顯的治療或對抗作用。
“板藍根屬抗病毒清熱解毒藥，毒副作用很小，服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強自身的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但並不代表多多益善，吃多了也會積“藥”成疾。”這位教授說道。
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溫病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導師鍾嘉熙教授則指出，甲型H1N1流感病例有腹瀉等胃腸道的症狀，中醫認為苦寒傷胃，並不主張使用偏苦的板藍根。
“ 一個藥物有沒有作用和療效，是要通過臨床驗證的，你不能通過一些理論上的推導或者是根據以前治療某一些病有效，然後就認為會有效。”方舟子說道，“即使板藍根真的能夠預防非典，也不等於它就能夠預防甲型H1N1流感。兩種病是不一樣的，這完全是兩回事。”
自稱可以預防甲型H1N1流感的小柴胡顆粒同樣遭受質疑。醫學專業人士指出，雖然小柴胡疏風消熱、抗病毒的功效，但還缺乏科學依據，目前臨床實驗並未證明小柴胡顆粒能夠預防流感。
事實上，國家衛生部於4月29日發布的《人感染豬流感診療方案》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於5月8日發布的《甲型H1N1流感中醫藥預防方案(2009版)》的兩份方案中，有提及中醫藥物預防的參考方藥。但除清開靈是被明確列入在治療藥方中，並沒有指出具體哪種中成藥能對甲型流感起到預防作用，包括被廣泛認可抗病毒的板藍根、小柴胡、夏桑菊等。
從1918到2009：悲劇不再
即使出現具有1918年那次流感同樣傳播能力和致死率的病毒，人類今天也應有足夠的能力應付，而將死亡數字控制在一個相對很小的範圍內
甲型H1N1流感確診病例已超過4000例，波及的國家和地區接近30個。病毒學家卻認為，儘管目前疫情還沒有得到控制，但出現1918年疫災的可能幾乎沒有。
爆發於1918年的流感疫情，曾造成世界性的流感大流行，至少有2000萬人死於那場災難，比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戰亡的總人數還多。有人說，如果那樣的病毒現在再次流行，那么全球將有超過3.5億人口病死。
但事實上，90年後的今天，醫學水平和醫療條件都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1918年的悲劇肯定不會回來了。”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甲型H1N1流感防控專家組成員、中國國家流感中心原主任郭元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沒有抗生素，普通的感染都可能致人死亡；也沒有抗病毒藥物，甚至不知道引起流感的原因是什麼。
“而今天，科學家不僅認識了流感病毒，而且可以很快地破譯其基因組序列。特別是，監控系統、檢測技術和公眾的意識有了很大的提高，這些都是1918年時所無法比擬的。”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研究員、中國工程院院士洪濤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香港大學醫學院副教授金冬雁也認為，目前沒有跡象表明將發生可與1918年等量齊觀的流感大流行。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從現有證據看，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毒力及傳播能力並不比普通的季節性流感病毒更強。
“即使與1918年大流感期間相似的兇惡毒株再現，我們也不必過慮。”他說，“因為與那時相比，我們現在可以迅速製備疫苗，也有對付繼發細菌感染的抗生素，人群也普遍存在對人H1N1流感病毒的免疫力。”
鎖定“元兇”：從15年到一個月
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院長張大慶告訴《中國新聞周刊》，1918年大流感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傳染病。
美國作家約翰·巴里在其講述1918年流感的著作《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詩》中寫道：大流感一年內致死的人比中世紀黑死病一個世紀致死的人還多，24周內奪去的生命比愛滋病24年奪去的還多。
感染者常常是死得又快又慘烈。巴里描寫道，他們中很多人渾身是血，有的鼻子出血，有的耳朵出血，更多的是咳血。劇烈的咳嗽，甚至導致腹肌和肋軟骨撕裂。一些人受劇痛折磨而發燒、說胡話，抱怨好像有人在他們眼睛後方拚命將一根楔子敲進腦袋。由於肺功能不足造成肌體缺氧，感染者嘴唇、指尖發青，嚴重的渾身發黑，以至於根本無法分辨出患者到底是白人還是黑人。
1918年大流感最早發生在美國中部堪薩斯州的兵營中。張大慶說，當時正值一戰末期，病毒被美軍士兵帶到歐洲戰場。但交戰雙方出於作戰需要，沒有公開疫情，直到擴散到中立國西班牙，才被世人所知。因此，這次大流感也被稱為“西班牙流感”。
這場災難的具體死亡人數今天已不得而知。最保守的估計是2000萬，不過多數流行病學家認為，這個數字不準確，全球大約有5000萬人在那場大流感中喪生。
那個年代，沒人知道到底是什麼引起了疾病，也不知道是否能夠預防或治癒這種病。當時，醫生一度以為病原是一種桿菌。直到15年後的1933年，才找到真正的禍首——H1N1流感病毒。
但這次，病原的“身份”很快就被查明。在墨西哥有人患病僅一個月後，專家們就鑑定出了致病元兇是一種新型H1N1流感病毒。
接下來在不到一周的時間內，4月26日，美國疾控中心就已公布新病毒的全序列(由於沒有廣泛報導，一些媒體誤認為是加拿大溫尼伯微生物實驗室最先破譯了新病毒的基因組序列)。這意味著全球各地的科學家可以利用這些信息研製出抗擊病毒的新方法，例如快速診斷試劑盒和疫苗。
洪濤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現在診斷試劑盒所用的“聚合酶鏈式反應法(PCR)”技術，可以迅速鑑定出病人身上是否帶有甲型H1N1流感病毒。香港發現的首例來自墨西哥的傳入性個案，早上就診而晚間就得到確診公布，並在短期內測定其基因序列及培養出病毒。而在1918年，從病人唾液里培養出可能致病的病原，就需要好幾個星期——何況當時連病原是什麼都不知道。
全球控制：從“放任流行”到“圍追堵截”
1918年疫情爆發後，很快席捲了全球。流行病學家估計，當時全世界患病人數可能在5億以上，發病率約為20%～40%。
郭元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那次大流行也波及到中國。從1918年3月開始，南北向自廣州直達東北，東西向由上海到四川，蔓延很廣。當時中國報界稱此疫為“骨痛病”“五日瘟”“時疫”，甚是猖獗，北京警察中患病者過半數；遼寧撫順約有7000患者，產煤能力下降到1/4左右；浙江溫州附近地區約有10%居民死於流感。
疫情之所以迅速蔓延，與一戰有很大的關係，張大慶說，1918年一戰尚未結束，美國政府為了打贏戰爭，幾乎未做任何事情來阻止疫情的蔓延，甚至加劇了流感的禍害。
美國軍方不顧流行病專家的警告，將大量的士兵塞在船上，像裝罐頭似地將他們運往歐洲。有記載說，出海僅兩三天，流感就在船上爆發。一批批屍體被拋入大海，活著到達歐洲戰場的士兵，則成為飄洋過海的傳播源。
而現在有可能危害人類的傳染病，均被世界衛生組織和各個國家的疾控機構納入監測範圍。一旦發現，就會互相通報，共同採取措施進行干預。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國際合作處處長強正富介紹，這次在美國發現的第一例甲型H1N1流感，正是通過正常的監測系統發現的。
“現在防護體系的建設跟1918年完全是兩回事，1918年沒有各國之間的聯動方式，而現在在世衛組織的參與下，各國政府都有防控機制。防控技術和防控能力和90年前比完全不一樣了。”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科技處處長董小平5月8日在該中心組織的一次集體採訪中做了上述表述。
“人類不大可能會再出現1918年那種噩夢般的流感大爆發。”他說。
董小平還表示，從目前的情況看，疫情的高峰出現在4月27日左右，現在已在往下走，說明病毒的傳播能力不是非常強。病毒導致的嚴重疾病和死亡人數在墨西哥以外的國家非常低。所以從傳染源本身來看，還不能造成前三次流感大流行的局面。
除1918年大流行外，1957年和1968年還爆發過兩次流感大流行，分別被認為是首發於中國貴州西部和香港。而據金冬雁介紹，後一次流行並不是首發於香港而是由香港首先報告。當時中國正處於文革時期，疾病監測受到極大的破壞，紅衛兵串連及大規模民眾聚集也加快了流感的傳播。
在董小平看來，與1918年相比，現在防控也有不利的一面：當前全球一體化，再加上交通工具的發展，使得呼吸道傳染病的傳播速度跟90年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洪濤院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次全世界對甲型H1N1流感進行“圍追堵截”，就是怕它引發全球性的大流行。他說，流感病毒是一種非常狡猾的物種，很容易發生變異。如果傳播能力和毒力通過變異得到增強，將很難控制，儘管它們現在看起來很溫和。
事實上，引發幾次大流行的病毒一開始都表現得很溫和，但它們很快就“凶相畢露”。郭元吉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三次流感大流行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第二波疫情更致命。“1918年春天第一波病死率僅為0.12%，等到秋季第二波時就猛增到7.7%。”
甲型H1N1流感毒力會不會增強，或是“秋後”捲土重來？金冬雁說，病毒的傳播能力和毒性可能會增強也可能會減弱，或者傳播能力增強但毒力減弱。“實際上毒力減弱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而且也許比毒力增強更大一些”。
從抗病毒藥、抗生素到激素療法
如果甲型H1N1流感真的演變成與1918年大流感相似的兇惡毒株，那么人類手裡還有幾樣武器——抗病毒藥物、對付繼發細菌感染的抗生素以及疫苗。
不過，世界各國在這方面存在很大的差異。以達菲等抗病毒藥的儲存量這一重要指標來衡量，英國屬於準備最充分的國家，該國儲存的抗病毒藥夠3300萬人使用，這相當於英國54%的人口，而印度目前儲存的達菲只夠治療100萬人之用。
美國儲存的抗病毒藥足夠5000萬人使用，約為美國人口的16%。自2001年“9·11”恐怖攻擊事件以及SARS、禽流感疫情先後發生以來，美國已斥資約70億美元來強化自身的公共衛生設施。
儲存量最少的是非洲，只有世界衛生組織非洲辦事處存有可供100萬人使用的抗病毒藥。一旦甲型H1N1流感在非洲大陸蔓延，非洲國家的應對能力將會比較薄弱。
不過據金冬雁介紹，儲備達菲是否能夠有效對付流感，學術界有不同意見。中國學者就不主張過度儲備達菲，理由是大量使用達菲後病毒可能很快出現抗藥性。因此僅僅依靠抗病毒藥物難以有效遏制流感傳播，最多只能減慢傳播及降低危害，以便為研製疫苗贏得一點時間。
與尚未研發出抗生素的1918年相比，今天的人類對付繼發細菌感染的手段進步了太多。很多人感染上病毒之後，並不是直接死於病毒，而是身體免疫系統對付不了繼發的細菌感染而死，所以在感染SARS、禽流感等病毒之後，醫生給予的是“輔助治療”，即儘可能避免人體再次感染上其他細菌。
另外，與1918年相比，今天還擁有避免人體免疫過度而死(這是SARS致死的主要方式)所採用的激素療法，這是又一種巨大進步。
疫苗：要不要生產是個問題
應對流感蔓延的另一個重要武器是疫苗。疫苗是戰勝流感的關鍵所在。“藥物治標，疫苗治本。”金冬雁說。
據董小平透露，中國可以在較短時間內研製出針對甲型H1N1流感的疫苗。他說，自2004年禽流感暴發以後，科技部就組織開展疫苗研發的項目。通過這幾年的努力，已經具備了一定的研製和生產能力。
但他同時強調，疫苗的研製過程非常複雜，需要時間，“包括實驗的時間，以及必要的臨床和動物學實驗。”
根據金冬雁的介紹，現在已知此病毒可以在雞胚及其他疫苗生產細胞中大量繁殖，也知道哪些病毒蛋白可刺激保護性免疫反應。也就是說，疫苗製備的技術問題已解決。“關鍵問題是毒株是否發生重大改變使疫苗失效及有無必要大量生產。”金冬雁說。
疫苗生產商在一段時間內只能生產一種疫苗，以往這時生產的都是季節性流感疫苗。如果轉產甲型H1N1流感疫苗，那么就意味著要停掉季節性流感疫苗的生產。而每年，全球因季節性流感死亡的人數多達25萬～50萬人。
“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我們不會貿然停掉季節性流感疫苗，而是要看流感毒株流行強度的監測結果。”董小平說。
“在歷史上，就曾發生過因盲目接種新病毒疫苗導致的事故。”郭元吉說。那是1976年，美國新澤西州新兵營中爆發了豬流感疫情，200多人患病。於是，福特總統在醫學專家的建議下，下令全民接種豬流感病毒疫苗，理由是存在大規模流行的風險。
然而，結果是當年豬流感在美國並沒有流行，反倒是季節性流感如期而至，福特總統又被迫下令改種季節性流感疫苗。
福特總統的這次決策失誤，不僅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由於疫苗接種不當導致550多人出現一種神經系統疾病，其中30多人死亡。福特因此備受指責。
